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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 1999年第五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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笱С霭嫔�1956年版)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第125页)两位学者的私下议论竟然可以用来代表学术界的评价,也是一奇。查《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不过是杨树达在日记中记了陈寅恪私下赞扬《系年》,而所赞的也不过是以《竹书纪年》校《史记》这一条:〃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很多,至可佩服。〃(第26页)而根据白先生的揭发,这是抄袭来的,果真如此,陈之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根据余氏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想我毋需为《十批判书》辩护。该书在抗战期间发表时就轰动学界,公开的、私下的好评如潮。至于今天海内外学术界对《十批判书》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不少提法,仍然被普遍接受。〃其实,《系年》纵有剽窃《竹书纪年义证》等书处,并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批判》纵有抄袭《系年》处,也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但余氏是根本不懂得这点逻辑的。他在三十七年间所徒劳地从事的,就是想据此全盘否认《批判》的价值,再全盘抹煞郭沫若的一切学术成果。
  五现在国内知识界提倡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郭沫若是被当做反面的典型来批判的,而鲁迅则是做为正面的形象来颂扬的。但郭沫若在建国前还可算是特立独行之人,而鲁迅先生有幸未能活到建国之后,将二人比较,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先生若得长寿,依我看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像梁漱溟那样闭门谢客,如果能得毛的容忍的话)。在近代学者中,鲁迅的人格固然是最近乎完美的,但也不必想当然地美化,以之为圣人似的参照系。比如前引丁东所言:〃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这种比较就属于想当然。前面提到的鲁迅〃抄袭〃案,鲁迅自己曾经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9页)。但我们查看《中国小说史略》本文,却并未提及盐谷氏,自然也是属于丁东所说的失误,又怎能说〃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其实这是当时文坛的风气,不独鲁、郭二人如此。社会科学成果的独创性,本来就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意无意之间,也就会漏掉了提及出处,古今中外都如此。几年前因为马丁·路德·金的博士论文被发现用了别人的成果而未注明,美国学界也有人说他剽窃。我们不应该对郭沫若就特别地求全责备。
  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生前声势显赫,却大概过于相信〃党和人民〃的结论,没有替自己身后的名声谋划,既不屑于编写《国史大纲》之类的官定教科书让自己桃李满天下(郭在1947年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的后记中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把社会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统包括在里面。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页),又没有开坛办学刻意培养抬轿的弟子门生,死后被人如此清算作贱,竟未见到多少替他说公道话的,世态之炎凉,真令人寒心。
  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有郭沫若那样的天才,都做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的,却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作文需要热烈的性情,治史需要冷静的品格,文史皆通者,也就难免要时时遭受双重人格的痛苦。郭沫若生前贵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大权在握,树大招风,但人们现在所清算的却不过是他的言论,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劣迹。他在文革期间痛失二子,也并不比别人幸运。他的那些令人不齿的言论,究竟有多少属于真心实意?多少属于逢场作戏?多少属于公事公办?又有多少属于违心被迫?他在六十年代初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运动,对陈寅恪何其霸道;但就在同时,一脱下官袍以史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对陈寅恪又何其尊崇:〃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使我感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而我们这些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却把《再生缘》这样一部书,完全忽视了。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写于1961年,《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920页),同一时间内如此相反的言论,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他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中如此写道:〃像这样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始终眷念着朝廷。他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一开首就有这样的四句: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可以从这些话中一窥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即使众口一词认定郭沫若缺德无行,也不必一概否认其才其学其识,步海外别有用心者的后尘;怀疑、抹杀他的一切学术成果。尤其是宣扬独立人格者,更应该注意不要意气用事,人云亦云,不加辨析地相信人言。郭沫若在一九五○年为《十批判书》写的后记中,如此反击别人的批判道:〃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第506页)这话,简直就像是对现在的〃反思〃者说的。在反思、批判郭沫若之前,不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把郭沫若的著作先作了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郭沫若?还是只不过意气用事,〃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二日寄自美国

  关于郭沫若“抄袭”说与“焚书”说

  
  ? 翟清福
  本刊特辑
  关于郭沫若的学术著作,有两件事在学术界流传已久,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其一,有人指责郭沫若的学术,缺乏应有的道德。其理由是说他有抄袭行为。其证据是,郭沫若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十批判书》(以下简称《十批》),抄袭了钱穆于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以下简称《系年》);另一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自己还有要〃焚书〃之说。这两件事都是关系到人们对郭沫若著作的看法问题,因此,有必要弄清真相。
  一、郭沫若〃抄袭〃说
  这桩学术公案,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学术界,有不少人是深信不疑的,甚至认为,郭沫若的一切著作都应否定。
  一桩学术冤案说郭沫若〃抄袭〃者,只将《十批》和《系年》两书中,讨论同一问题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和论断进行简单的比较,加上有倾向性的按语,摆出了两书相同的文字,很能蒙蔽人。
  从表面看,两书都是研究先秦诸子的,郭书比钱书晚出十年,确有抄书之嫌。然而,人们只要跳出〃相同文字〃对比的圈子,就会豁然开朗,见到这桩学术公案的真相。
  两书性质不同。《十批》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是用年轮推算方法考证诸子年代之作。因此两书侧重点不同。
  〃抄袭〃说的真相任何一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郭沫若、钱穆也不例外。人们只要将《系年》出版以前的有关论著和《系年》做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与《十批》论断相同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是早于《系年》的学者讲过的。当代学者有之,清代著作有之,有的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宋代人。如列子与子产是同一时代人的问题,不是钱穆考证发现的。早在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一书,在讨论列子时就有。该书所征引的文献,被《系年》所采用,论断也用了。但是,《系年》在其《列御寇考》中,对《困学纪闻》及其作者只字未提。
  关于列子,《四库全书总目》论述列子所征引的古文献,如刘向《叙录》、柳宗元《列子辨》、高似孙《子略》诸书,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都引用了,先后顺序一样,论断也相似。所不同的是,《四库提要》所说〃刘向校上奏〃语,在梁书中称〃刘向《叙录》〃;《系年》呢?也用了,而且也称〃《叙录》〃。可见,钱穆用了梁氏的论著,但未注明出处。梁氏循《四库提要》的思路讨论《列子》,用了该书的观点,在文中提到《四库提要》;而《系年》虽然用了前人的著作,但在其文中我们既找不到梁氏之书名,也未见有《四库提要》的文字。
  《系年》受益于早于它的论著,是至为明显的,有的考证从材料到结论与早于它的有关论著的字句都一样。如《系年·吴起传左传》条与《四库提要·春秋左传正义》条,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然,钱穆也稍稍改动了一些文字。比如,某人的姓名被其字或号所代替,或者相反。例如〃王安石〃改为〃王荆公〃,前者为名,〃荆公〃即王安石的封爵〃荆国公〃的简称;〃叶梦得〃,钱穆改为〃叶石林〃,〃石林〃是叶梦得的号;〃朱子〃被改成〃朱晦庵〃;而〃左丘明〃的号,大概查不到,为了有所区别,将〃丘〃加了一个〃阝〃,成了〃邱〃。至于〃宋元诸儒〃,则被改成〃宋后诸儒〃。还有的字句被钱穆置于其双行小字的夹注内。可以肯定地说,《四库提要》的文字,钱穆用了,但在《系年·吴起传左传》考中未注明出处。
  《系年》得益于梁启超的论著不少。如有关孔子门人漆雕开的考证,梁氏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漆雕子》和《宓子》两条中的有关文字虽然不多,但使《系年》获益不浅,被吸收在其考辨二九和一六三之中。不过,梁误将《漆雕子》一书的篇数〃十三篇〃,说成了〃十二篇〃,也给《系年》制造了一个矛盾。《系年》对此产生了两说。一为考辨二九,与梁说同,此说我们仅见于梁氏之书;一为考辨一六三的〃十三篇〃说。再如,吴起为法家说钱氏受益于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又如,〃《商君书》非商鞅所著〃说,梁启超在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用了《四库提要·商子》条的材料,证明《商君书》为后人所作:1。该书第一篇即称孝公之谥;2。《徕民篇》、《弱民篇》为商鞅死后之作。梁氏注明了引自《四库提要》;《系年》却未说引自何书。因此,不查早于《系年》的梁氏等人之书,人们还以为,这是钱穆的一大发现呢!这样的例子还有,就不一一列举了。
  钱穆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的吸收;有的取折衷;有的持与前人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被化整为零,分别放进其数〃考〃之中,而且这类〃考〃多属细小问题。
  至此,真相大白,郭沫若〃抄袭〃说,是不能成立的,此说纯属无中生有,诟诬贤者!
  二、郭沫若的〃烧书〃说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突然宣布:
  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好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有时候阶级观点模糊。(《十批判书》手迹影印初版1945年重庆群益出版社)
  两个星期后,《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而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又过了一个星期,即五月五日才转载。这件爆炸性的新闻,在国内、国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和不理解,人们一时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郭沫若发出〃他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对象的信号,说明他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一些外国朋友,特别是日本朋友,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焚书〃说缘起早在〃文革〃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对明史专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就已经牵连到了不少历史学家,郭沫若当然也不能例外。他虽然已经预感到不妙,并且向他的秘书说了如下的话:
  我只是摆设嘛,我耳朵听不清,又不善于搞行政工作,让我挂那么多头衔,来了运动我就要检讨(王廷芳:《周总理和郭老的友谊》)。
  谈话充分表达了郭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但是,从谈话内容,人们不难看出,郭沫若对〃文革〃的破坏性,以及〃文革〃可能给他带来的灾难的估计是不足的。后来事态的发展,使得他开始清醒。虽然他早有辞去行政职务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文革〃使他下决心,于一九六六年初写信给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提出辞去自己所担任的院长职务。但未获准。尽管郭沫若仍然担任着许多要职,然而,在那个年代,他像很多人一样,已到了基本上无法工作的地步。
  第四届人大代表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他在听取了石西民代表文化部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后,讲出了要将自己以前的东西全部烧掉的意向。
  〃讲话〃记录发表的内幕郭沫若关于〃烧书〃的发言,引起了已经红极一时大权在握的〃中央文革筹备小组〃领导人之一康生的兴趣,他向人大常委会要这个发言记录。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连贯为慎重起见,拿着整理好的记录稿,亲自到郭沫若家中,请他斟酌一下。郭沫若做了一些修改,便交连贯带走了。
  康生拿到郭沫若的发言记录后,曾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不久,康生让《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发表了这个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才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是极为反常的事件。因为在过去,大多是别的报刊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所以反常,主要是由于〃中央文革筹备小组〃当时对《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态度冷淡之故,而《光明日报》的负责人穆欣此时又是〃中央文革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至于康生要讲话记录的事,郭沫若在当时是一无所知。
  郭沫若对〃烧书〃说的解释郭沫若对自己发言的解释,不只一次。最早的解释是〃讲话〃公开发表后不久。是年五月上旬,在他接待来访的外宾时,他深知由于国际友人的关心,这是接待交谈的必然话题,所以郭沫若有意识地把接待来访者的地点安排在自己的家里,以便让这些关心他的国际友人知道:郭沫若还是原来的郭沫若,郭沫若写的书还放在书橱里,并没有烧掉。他在回答朋友们的询问时,先让大家看看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告诉人们关于〃烧书〃不是真的要烧,本意是〃要像凤凰涅槃那样在自焚后从火中再生〃,来访的友人听了郭沫若的解释之后,放心了。
  除了多次口头解释〃焚书〃说之外,郭沫若还有一个书面的答疑。
  青年教师徐正之,正在撰写一篇有关郭沫若历史剧本《武则天》的文章,他读了郭沫若的〃烧书〃说后,认为郭沫若的发言是缺乏辩证观点的,片面的,也是偏激的。而这种过激的思想与言论,极易把运动引入歧途。于是徐正之就将自己对发言的看法增进自己正在撰写的文稿中。对〃烧书〃说进行了批判。他指出〃简单的烧掉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自己的错误〃,他还援引了毛泽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语录,〃希望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名勇敢斗士的郭沫若,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要建树新的功勋,努力过好社会主义革命关〃。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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