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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徐正之带着写好的文章来到北京王府井，走访《人民日报》社。一位老编辑接待了他。当接待者知道徐正之来访的意图后，阅读了他的文章，并提出了三条处理文章的建议，请他选择。其三点建议是：一、将文章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街头；二、在群众办的小报上发表；三、由《人民日报》社代为转交郭沫若处理。徐正之采纳了第三种办法，当即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要求郭沫若阅后对文章提出意见，并用〃挂号退还〃作者。
八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读了徐正之的信稿后，还写了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大作拜读了，谢谢您的指教。谨如嘱〃挂号退还〃。我自己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彻底的'辨证'唯物主义者。〃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看来，郭沫若〃烧掉〃的意思，就是〃凤凰再生〃、〃新生〃的意思。
余英时先生其人其事
？ 林 康
本刊特辑
余英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负有盛名，近年在中国某些文化人中间也颇有名声，这名声主要来自他评介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尤其是批评郭沫若（指出郭沫若曾〃抄袭〃钱穆及其他）使某些中国文人有顿受〃启蒙〃因而豁然醒悟之感，并作为〃创见〃代为传播。余英时先生究竟是何等样学者专家？笔者有幸读到香港出版的《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九月号刊登的有关余英时一文，题为《评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求商于余英时先生》，此文评介余氏的经历及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很值得注意。
这篇文章披露，余氏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史学家，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的高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失国〃时随同由大陆迁港台，在港台和美国求学，后来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鞭（是否已称〃华裔〃不详），同时又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此人一个特点是，身居美国，有联络中国学人的嗜好，且时有资助中国出访美国的学人的〃义〃举。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他对〃中国〃所采取的态度。
这几年，在台港刮起一阵风，批判所谓〃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李登辉在当选为台湾〃总统〃后，接受美国CNN记者的访问，直说：〃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比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还强……用来对付台湾，对付美国，对付日本。〃（见《镜报》1996年7月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余英时先生写《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一文，载台北《中国时报》（3月29日），此文将李登辉的重新当选说成是〃台湾的民主制度〃战胜了〃大陆的民族主义〃，将中国人反对台湾的分裂活动说成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公然挑战〃。令人惊讶的是，他还将中国的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说成是在制造一个〃纳粹式的民族主义运动〃。李登辉五月二十日上任前夕，余英时又发表《海外危机今昔谈——一个民族主义的解读》一文（同上，5月9日至15日），说〃中共用尽一切心机，极力把这种民族情结导入'反台独'、'反西方'的轨道〃（以上见香港《文汇报》1996年7月10日报道）。一九九六年六月香港《明报》又在卷首刊出余英时的大作《提防〃文革〃借民族主义还魂》，此文竟牵强附会地将〃文革〃归因于民族主义，并警告说：〃广义的文革在中国大陆并未结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中心的中国式的纳粹主义也许会在未来出现〃。
以上摘自《镜报》文章，文章对于余氏上述观点用了相当的篇幅予以分析批判。我想关于这些我们在这里可以从略，因为对余氏的这些观点及其立场，只要稍有政治常识的国人都不难自己作出判断。更令人惊讶的是以研究中国历史成名并在其著作中连篇累牍地明确指认中国的余英时先生，如今忽然对于〃中国〃的概念表示模糊弄不清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透了，这件事也源自李登辉的〃台独〃理念。这几年李登辉在各种谈话中，包括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那次最引人注目的谈话，竭力渲染〃中国〃概念的模糊性，他说他弄不清〃中国〃究竟何所指。殊不料，专写中国历史的余英时先生也竟于此时说出下面这样的话来：〃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此话亦引自香港《文汇报》报道）笔者读《镜报》文后一直纳闷：那么余英时先生究竟是怎样看〃中国这两个字〃的内容的呢？
事有凑巧，今年一月间偶然在国内一张报纸上读到余英时先生所写《〈论士衡史〉序》一文；上述的谜底总算在这里找到了。就在这篇〃序〃中，余英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注意：〃中国人〃是被打上引号的），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哦，原来余英时认为〃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否〃自始便是〃呢？倒不见得。例如（这里也是引《镜报》文）纪念抗日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余英时也写一文，内称：〃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但在朝鲜取代了中国的地位，而且还夺去了台湾，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大战略演出的序幕。〃如果按照余先生后来对我们的〃解惑〃，指明〃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那么，他这里所谓的〃日本夺去了台湾〃，不就变成了日本并非夺去了作为中国领土主权一部分的台湾，而只是夺去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吗？请问史家余先生：这说得通吗？由此可见，所谓〃自始〃者，诳也；后来终于变卦倒是真的。李登辉口口声声称〃台湾的中华民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中国〃概念则具有〃模糊性〃。余英时先生在这方面不表现出一点〃趋时性〃行吗？至于李登辉只泛言〃中国〃概念的〃模糊性〃；而余英时先生却明确指出〃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趋时性〃而外又具〃创见性〃，此余英时先生之所以〃卓〃也。
无独有偶。最近台湾又因李登辉提出〃新台湾人〃这个新概念，引出了〃新台湾人是不是中国人〃的争论。据中央社台北三月十二日电，台湾行政院的萧万长，在一个〃政党总质询会〃上，面对新党人士连番上阵的〃新台湾人是否为中国人〃相质询，萧或〃顾左右而言他〃，或避重就轻，答非所问，无非是为了讳言〃中国人〃。最后被逼得无路可走，作出了这样一个回答，他说：〃这里讲的'中国人'相当复杂，它有民族与国籍意义，在今天两岸分治的情况下，还有政治意义。如果问的是民族意义，新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但如果问的是国籍或政治意义，就不能这样简单回答。〃意思是：现在居住在台湾的人，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或政治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即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他〃在文化意识上〃是一个〃中国人〃；萧万长先生则说，〃中国〃只是一个〃民族概念〃，所谓〃新台湾人〃只是在〃民族意义上〃是中国人，在〃国籍意义上〃就不是中国人了。我们实在很难区分这两种说法在终极意义上有何不同。
话说到这里，余英时先生的情状大概可以想见了。最后还可以再抄录《镜报》文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段话说：
〃笔者注意到余英时说的一句话：'我从未崇拜过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很好很好！这是表明余先生乃特立独行之士。然而古今中外的文人难过'皇帝关'（引者按：大概与'政治关'相同），为学和从政总是纠缠不清，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样的史实很不少，虽然各人的情况和程度不同。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大概是不会不注意到古今中外的这种历史现象的吧！〃
五四之魂
？ 林贤治
学界新论
起来！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精神不是任何人的仆从。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从。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生存着是为了传播它的光明，捍卫它的光明，把人类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周围。
——罗曼·罗兰等《精神独立宣言》
没有暴风雨，将会是一个多么污浊的天空！
——齐美尔
重新发现历史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伟大的时代是具有历史感的。惟有平庸的时代，人们才会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想到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延绵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如果没有历史，我们在现实中将找不到判断事物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坐标；我们无法走动，更不会想到飞翔。如果没有历史，我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能力，也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是历史照亮了我们，驱赶着、鼓舞着我们；如果没有历史，我们的全部生活将失去意义。历史以其固有的〃相对论〃原理，通过现存，从另一维度接连人类的未来。
然而，历史的轮廓未必是清晰的。有时候，它显得异常神秘，恍如海市蜃楼；有时候很曲折，天梯石栈，云翳重重；有时候则为大手所倾覆，全然不见形迹，有如火山灰下深埋的庞贝城。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都期待着我们用实证的方法逐一加以钩稽。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历史是可分解的。它的任何局部，都存在着两大元素：现象和精神。现象是外在的，孤离的，纯粹属于过去的；精神则居于深部，具有历史的主体性，主动性，呈弥漫、流动的状态，而富于凝聚力，所以能够赋予诸多现象以整合的能力，并使之复活，带上各自的形象和意义，走出封闭的时间。
历史是精神的历史，是精神对于人类集体记忆的再发现。由于精神的介入，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精神的指向、质量、深入的程度不同，我们回顾时所目及的一切便有了不同的价值。可以肯定，那些不断地为人们提及的历史断片，都有着相当丰富的精神含量，闪耀着启示之光。即以〃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为例。〃焚书坑儒〃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典故，就因为事关知识和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并不局限于秦王朝，没有随同祖先之死而进入骊山墓。近世的〃太平天国〃，作为几千年中国农民造反的大结穴，其令人触目惊心之处在于：鼎盛的〃天朝〃毁于一旦，并非来自官方敌对势力的打击，而是因为内部的特权阶层的存在，大一统思想，控制欲，享受欲，以及与此相关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戏剧性事变，在七十年代末，同时成为多部长篇小说的题材。〃戊戌变法〃以血的事实，揭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命运，因此，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情决非出于偶然。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精神，贯通了如此众多的不相连属的人物故事，使之成为现存世界的组成部分。
在本世纪，具有重大开发和利用价值的历史事件，大约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了。
其实，说是事件并不十分确切。这是一个短时段，惟凭一群知识者的努力，累积了巨大的精神能源。在中国，从颟顸的官僚到中学生，从愚鲁的武人到遍身油污的工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这名词，可是对它的意义，则普遍缺乏了解的兴趣。他们也许会从因循的教科书或报刊那里得知游行示威的情节，把汹涌的人潮和赵家楼的火光，当做狂欢节的象征。实际上，这是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他们不知道，未曾经过充分的理性启蒙的革命，潜伏着怎样的危机；不知道现代知识分子出师未捷而中途败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他们不知道，目下匮乏的，正是当年的运动所竭力争取的；不知道八十年来，几代人的命运竟会如此交叠扭结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可是，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到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受障蔽。比如，作为运动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的自由集合体，自组织，自生长；在政治家的眼中，则明确地被置于党派的领导之下。生机勃勃的思想革命，完全成了政治经济的被动的反映，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国民党人或是前共产主义者，当时都不可能左右运动，相反只能服从运动自身的独立指向。而这，正是现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起源于中国民族文化深部的危机，新文化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次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叛逆性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反帝爱国运动。把它看作爱国主义运动，仅只符合后期政治性转向的表征，但它无视运动的全过程；完全抽掉了其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内容，抹杀了世界主义也即〃现代性〃这一根本特性，而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权威主义推到神圣的地位。启蒙运动的对象是广大国民，主要是劳工大众，结果启蒙主义者，知识分子成了革命改造的对象。当年的知识者高叫〃到民间去〃的口号，满怀热忱，到处播撒盗来的火种；到了后来，却带着洗刷不清的〃原罪〃，〃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职业特点的独立的阶级，被人为地削减为〃阶层〃，作为〃毛〃而依附在被指定的〃皮〃上面。由于启蒙的先驱者们立足于社会的改造，不曾为权力者准备种种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因此表面看起来，好像他们都是一群梦想家，并不存在确定的斗争目标。其实，他们把所有一切都写到旗帜上去了，那就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没有压迫和奴役的国度，真正的人的国度，并且为此奔走呼号；然而不出几年，竟意想不到地陷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黑暗王国里了。
关于五四，长期以来存在着两个阐释系统：一个是政治的，或者称作政治家的；一个是文化的，也可称作知识分子的自我阐释。在前一个系统里，五四知识分子的作用，明显地被缩小为〃先锋〃作用，而不是主体的作用；由此出发，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应担负，而实际上也完全有能力担负的启蒙批判文化建设的角色，就给否定掉了。至于后一个系统，知识分子往往过于自轻自贱；及至九十年代，有少数以权威自居的学者，相率发起对五四的启蒙性和战斗性的攻击。至此，两个系统便合而为一了。
五四表面上轰轰烈烈，纪念起来好像也颇热热闹闹，事实上运动早已经完结。说它完结，并非因为时过境迁，也并非因为政治势力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入侵，而在于知识分子或者被逼，或者主动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和责任。
历史的复活，有待精神的觉醒。这精神，不属于〃历史客体〃，它植根于当代人的每一个个体中间，且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所决定。不同时代的人们，如果都为同一种精神所唤醒，所激发，给历史划界将会变得多余，当代舞台会因此而获得大幅度的扩展，人类谋求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斗争，前前后后也就有了热烈而深长的呼应。
五四：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
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起始。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已经艰难地挪动它的脚步了。改革是被迫进行的。清政府官员在〃内乱〃面前，犹能做〃中华大帝国〃的酣梦，直到洋炮的轰鸣从南方海岸传来，震撼了宫廷的座椅，这才决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先是做军火买卖，接着开矿山，修铁路，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等等。马克思描述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解体太缓慢了。这种速度，不但不能满足少数先觉者的期待，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使中国免受挨打的耻辱与覆亡的危险，这样，政治体制的改革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然而，最高统治者对于死亡异常敏感。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百日维新〃的悲剧，堵死了和平改革的道路。所有曾经为改革的浪潮所感召的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依靠目前的政府，是不可能把改革有效地进行下去的。正是这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成了外国强权利益的保护者，民族独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