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江泽民于1988年1月率领一个由上海市领导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到广东省参观考察。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江泽民为理解广东这个富有活力的南方省份所作出的努力,本来可能被看作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求助,但实际上却是公关上的一大成功。通过积极向广东省学习,江塑造了自己思想开放、实事求是的领导人形象。
在返回上海之后,江召开了一个由万名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解放我们的思想,”江说,“广东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是改革、开放、明确的财政拨款、下放的责任制以及在所有企业、部门和管理部门中建立起来的奖励机制。”在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的话更为明确,要求上海工业部门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变。他说,权力必须下放给下级管理部门。他还敦促要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的较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剩余生产力。要有更多的企业向股份制转变。应集中精力创立名优品牌。就在当月,新的数据表明,从1985年到1987年底,上海的外商投资额增加了3倍。
数字的确不俗,但江知道还能够更好。江对当地的经理人与外国投者的谈判方式非常关心。他批评他们目光短浅,认为这样会影响长远发展。“上海人很精明,但不聪明,”江引用了一个外国投资者的话,“商业谈判十中有九以失败告终。”他指示工作人员对30次失败的商业谈判进行分析,并对主管人员的缺乏战略眼光提出了批评。他建议地方管理人员降低赢利期望,让外国企业得到更大份额,这样就可以开设更多的合资企业。
但与此同时,江一直在外人面前保护自己人。当他听说外国商人抱怨上海人在谈中表现出的“精明”时,他就说:“精明是件好事;我宁可和精明的人打交道。仓促达成的协议会给双方带来困难和不快。”
江泽民的态度给来访的政要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在访问北京后总是会来上海。此外,江还带领官方代表团到国外访问。
江泽民的两个孙子女的出生,给他在上海的那些岁月带来了喜悦。1986年绵恒生了一个儿子,叫志成;1988年绵康生了个女儿,叫志云。跟江泽民这一代一样,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也是同样的。“志”的意思是“志向”或“抱负”。“志成”的意思就是“有抱负就会成功”;志云的名字综合了抱负与云的意象(出典于一首唐朝的诗)。志成小时候头发很少,所以被昵称“毛头”,意思是“没有头发的小孩”(从字面上说,它的意思是“毛茸茸的头”,一个跟实际情况相反的滑稽名字);志云的昵称是“妹妹”。
他们的祖父一见他们就眉开眼笑。他常常见到他们,因为整个家庭就在一个大单元房里同吃同住。当他们的儿子带着妻儿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时,江和他的妻子就尤其感到难过——绵恒在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出国了。“三哥和他的妻子非常想念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江泽慧回忆道。
1988年2月大年夜,当邓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览中心的友谊厅时,人们都起立鼓掌。江泽民引人注目地站在邓的身边,表明了邓对这位热情的上海市委书记的信任。在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歌舞、传统京剧和杂技表演后,邓登上舞台向艺术家们致意,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这一场面的照片刊载在主要的报纸上。
12个月后的1989年2月初,江泽民又与邓小平一起庆祝了新年。这一年将以政治上的争论开始,而争论后来在天安门广场的动乱中终于大爆发。邓小平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为了能目睹中国的发展,他辛劳了一生。他已经来日无多,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泽民似乎正在实现他的梦想。
江泽民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注,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一次有关政治价值标准的会议上,江引入了进步的思想。在毛的理论的基础上,江对20世纪末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在理论研究上不应该有禁忌,应该允许研究者畅所欲言,”江对1000名听众说,“我们应该允许在理论研究中出现错误,就像在改革中会出现错误一样。”回顾了历史教训,他又说:“压制百家争鸣,搞一言堂的做法将会压制人民的意愿,窒息思想和导致对理论的破坏。”
在江泽民说“没有禁忌”的时候,他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是“在理论探讨仍处于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内的前提下”或是“在理论研究者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因此,江所说的“没有禁忌”,打个比方,跟一个精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正在打一场有关言论自由的官司的美国律师所说的同一词语,意思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江的表达方式似乎透露了他内心的斗争。江本身是个知识分子,真正爱好学问,他了解学术自由的条件与限制,即便他不能提供前者,也不能放松后者。江认为,学术自由是重要的,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么重要。
一个月后,在上海市人大会议上,副市长黄菊报告了上海接连发生的事故情况,这些事故给市领导造成了极大的压力。12月,在一起浓雾引起的轮渡事故中,有11人被踩死,76人受伤;下一个月由于毛蚶被污染引起的肝炎流行波及近30万人,造成数人死亡。
在会议上,几位副市长因失职而作了自我批评。渎职的责任人已受到记过、警告和降级的处分。江泽民感到自己也有责任,尤其是对肝炎流行事件,为此,他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对卫生工作不够重视,本来应该预测到随着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第一把手,”江说道,“我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那些关心贫困和医疗问题的人,对45万元的选美费用大为恼怒。他们向报社写信并提出正式批评,对“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冠军将得到5000元奖金表示了厌恶,这笔钱比当时大多数工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得多。此外,联想到过去堕落的做法,有些人怀疑这次选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为某些官员挑选美女”。
江不想给人留下守旧的强硬派的印象,那将有损上海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但他又不能忽视党员们的群起反对之声。经过3个星期的深思熟虑,江取消了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并谨慎地选择了他解释的措辞。他说,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换句话说,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选美比赛,只是上海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先予以解决。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飙升的通货膨胀率。政府采取的一项政策是通过放开物价管制来解决经济中价格严重扭曲的问题,但这项政策无济于事。人们开始疯狂采购。中国领导人被迫彻底改变他们的政策。
1988年下半年,李鹏总理决心冻结物价。新的楼房建设——特别是宾馆和写字楼——实际上被禁建。全国1万多个项目被中止。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并没有吸引力。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在内心里,江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出版著作令他感到自豪。他还准备在大学里进行一次题为《当前电力节约与能源开发趋势》的讲座,他将就这一课题撰写一篇技术论文。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说,“并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在一个月内就拿到了那本书,并寄给了沈。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
“我按照江的要求做了,”沈接着说道,“这项工作非常复杂而艰辛。所有内容——图示、草图以及翻译——都必须与原文匹配得天衣无缝。”
但正当江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第二部分】 领导地位 1989…1996年
第9章 1989年1月-5月“准备作长期斗争”
1989年初,已经有许多事情造成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尖锐的政治分岐。事实上,没有一位重要人物从根本上反对进行改革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分歧涉及改革的速度与方式。尽管如此,这种分歧将会导致一场地震,震中很快就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对有些人来说,邓小平的激烈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分散中央权力和对外开放——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权力。许多人都惯于生活在政府控制、中央计划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中,他们宣扬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在仕途与生活上的利益。共产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其实在试图束缚变革的手脚。除此之外,老前辈的理想主义者们渴望回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群众运动搅乱全国之前),当时追求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同志式的平等和对党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团结了全国。
对江泽民来说,他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政治上的晋升。他已决定在上海退休后做教授。数十年来,他被频繁调动。现在他已经回到上海,他的妻子王冶坪想让他在这里呆下去。她热爱上海,上海话也比普通话说得好。上海市委书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这意味着再过2年多的时间,江就将退出政坛,他们夫妇可以在上海安度晚年了。
沈永言记得在1989年4月的一天,他给江的办公室打电话,是贾廷安接的电话。“贾告诉我,”沈回忆道,“江正在交通大学作讲座。”他正准备从一位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过渡到低调的学者。
震撼大地的剧变始于一场悲剧。4月8日,政治局例行的星期五会议按惯例于上午9时在中南海召开,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主持人,赵紫阳总书记坐在桌首,这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可以让20个人就座。他所取代的那个人,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
1988年胡耀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
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
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
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谁有药?”赵马上问道。这是指高级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一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
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
“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身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医生被喊了进来,随后胡被送入北京医院。第二周,胡似乎有所好转。但在4月15日,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10分钟后就去世了。
当天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小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捍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当北京开始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有鉴于1986年的教训,上海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以免运动失控。但是对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年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
尽管《导报》由上海市主管,但它享有非同一般的编辑独立性。《导报》成了报道党的改革和主张新的政治思想的先锋媒体。该报拥有30万高层次读者,在为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颇有影响力。
在胡去世后4天,《导报》的编辑们在北京的文化部举办了一个题为“胡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研讨会。他们决心对官方有关胡的生平的结论提出挑战,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发言。钦本立的指示是,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辞”。因此,与会者都畅所欲言,要求更多的民主和公开透明。
有些发言者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另一个人称胡的被迫辞职是“不合程序的”。许多人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谴责整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
钦本立计划在中国共产党举行正式悼念活动之后两天,在4月24日的《导报》上刊出一个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这位前总书记的肖像将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
江得知有关这一专版的消息后,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两人与钦本立见了面(4月21日),要求在出版前看文章校样。编辑同意在次日上午予以提供。
校样直到次日下午4点半才送到,但曾和陈还是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不可接受的内容。在当晚8点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曾庆红对《导报》编辑说专刊中某些带有煽动性的部分必须删掉。他说,这对于在敏感时期维护稳定非常驻机构重要。
“既然江泽民同志(上海市党的一把手)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钦本立劝诱着曾庆红,“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
“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曾反驳道,“这是保护社会!”
钦本立拒绝让步。
4月19日,就在《导报》研讨会召开当天,学生开始封锁长安街上的中南海正门新华门。长安街是北京的主干道,把北京一分为二。示威者要求为胡耀邦恢复名誉,并要求李鹏出来同他们对话。第二天,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仍滞留在那里。他们深感失望,与警察出现了冲突。政府宣布学生受到“一小撮人”的利用,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仍在上海应付不断恶化的局势,他送来了花圈以示悼念。
而在面积100公顷的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表示支持胡的思想并悼念这位受爱戴的领导人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将胡的巨大肖像竖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来自北京几十所学校的人群逐渐扩大到了10万人。在静坐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后,学生们提交了正式请愿书。当结果清楚地表明不可能恢复胡的名誉时,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呼吁全国罢工、罢课。他们越来越激动,沿着首都的街道游行,途中得到数千名旁观者的喝彩。
领导人们开始紧张起来,害怕发生暴力冲突。大约有1万名军人被召进城来控制人群。忧心忡忡的邓小平评论说,这次学生运动不像是一般的学潮。
《导报》的专刊将在两天内出版。当曾庆红向江泽民汇报钦本立拒绝删除煽动性章节时,他打电话给汪道涵,汪当时是《导报》的名誉董事长。
“江请求我的帮助,”多年后,汪回忆道, “我也认为维护稳定是重中之重。领导人必须阐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必要的安全措施。”
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