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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火——他唱的是“白脸”。他想阻止《导报》使党难堪，自毁前程。江批评钦无视党的纪律，尔后就走了，让汪道涵——他唱的是“红脸”——来说服钦作必要的删节。经过讨论，钦同意删除刺眼的段落，进行版面调整。修改过的版面将在次日下午完成，以便能按计划在4月24日早上印刷。
汪道涵一直待到凌晨1时，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但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天（4月23日）早上晚些时候送到他家的印刷的版本仍然是未经修改的原先的版本。很显然，16万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已经印刷，好几百份已送上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究竟是钦本立在同意进行修改时就口是心非，还是他在那帮年轻编辑们的压力力后来改变了主意，仍然是个谜。找不到钦本立让他作出解释，其办公室告诉打电话的人说他不在、休假或是生病了（说法显然在改变）。而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多地散发着那份原版报纸，希望其煽动性的内容能够点燃一场新闻自由的燎原大火。
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坚持要求钦本立以修改过的版本代替未删节的原版，并收回所有剩下的原版报纸。国外报纸报道《导报》已被“查封”和“关闭”，关于这一没有根据新闻，共产党将之归咎于《导报》驻京办事处。
钦本立同意对星期一早晨（4月24日）出版的报纸进行修改，因为他承认自己已经向江泽民和汪道涵作出了承诺。但在同一天晚上，钦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介绍了他与市委领导人的谈话情况，然后征求编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支持学生，”一人说，“我们就可能改变政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并出版最初未经修改的版本。”
“我认为我们没有错，”钦本立回答道，“他们想要删除的正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第二天早上，经过修改的《导报》没有面世。怒不可遏的江泽民只没收了2万份报纸。
江泽民打电话给《导报》报社，要求得到解释。他又一次得到保证：修改后的版本将会按计划印刷。然而，这又没有发生。汪道涵辞去了该报名誉董事长职务。而许诺出版新版的把戏第二天又续演了一次。
4月25日晚上，《导报》的编辑们终于抛弃了伪装，在一封口气生硬的“急信”中向市委摆明了他们大胆的立场。“告诉你们”，信的开头冷冰冰地说。他们称钦本立生病了，不能出版修改过的版本。编辑们以一个不合逻辑的理由辩称，他们决定出版未经修改过的最初版本，这样是为了不“加剧冲突”。这是公然的挑战之举。其实质是，大胆的编辑们表示党无权干涉他们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江泽民说：“对胡耀邦同志做最终结论的职责在党中央，而不在《世界经济导报》。”
“我当时在场！”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回忆道，“我是直接见证人！答应我们是一件事——几个刺眼的词句会被删除——而我们发现的是另一件事——报纸印刷出来了，刺眼的词句仍赫然在目。这不是失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要对上海的安全负责。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段时间，江泽民曾给时任安徽农业大学林学系主任的妹妹江泽慧打电话，以获得对学生运动的独立评估。“他问我安徽的情况，”江泽慧说，“那里的学生也跟其他城市的学生一样活跃。三哥和我联系比较密切。我很喜欢学生，并试图阻止他们变得过于情绪化。有些学生不能控制自己，没有礼貌。我告诉三哥校园里的情况，并把我的真实想法及时告诉他。作为一家人，他非常清楚他完全可以信赖我。”
即便北京的形势不断恶化，赵紫阳仍按计划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民共和国。他于4月23日离开北京。第二天，北京市委宣布，学生运动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并企图推翻共产党”。当天晚上，李鹏代替不在位的赵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北京市委（可能还有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局常委投票支持北京市委的结论。
4月23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墙报上登满了高级领导人亲属的姓名及其担任的职务。其中至少有一处错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不管江泽民、他的工作人员或他的亲属对此谣言否认了多少次，这谣言一直在反复地传播着，尤其是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
4月24日，北京38所高校的6万名学生开始罢课，声称他们将无限期地抵制上课，以求实行更大的民主，更多的新闻自由，尤其是针对《世界经济导报》危机。学生领袖们说，他们将派出代表团前往工厂，争取工人们的积极支持。
第二天早上，李鹏、杨尚昆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报告正在恶化的事态。在听取李鹏的报告之后，邓对这场学生运动的性质作了定性，将其称为“动乱”。这是他在仍然身受“文革”创伤的国家中所能使用的最严重的字眼。“动乱”这个词是一个触发器。它将这次游行的危害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相比较而言，1986年学潮一直被定为纯粹的“骚乱”。“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邓说，“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北京市委随即根据邓的判断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社论谴责学生的做法“扰乱了秩序”，把他们的行动定性为“非法”，呼吁制止动乱。社论以一句纲领性的话作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4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社论。第二天早上，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当时，江仍然在处理《导报》危机。《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导报》的编辑们公然挑战的信息在同一个晚上到达。这两份报纸并排摆在案头，好像是在相互宣战。江泽民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主编钦本立必须对此负责。从好的方面讲，他是无法约束住下属；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他是在阳奉阴违，恶意反抗。在4月25日半夜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上海市委决定，《导报》编辑及记者们将对一个5人编辑审查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由江任命。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坐满了干部的体育馆内，江泽民宣布解除钦本立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江以警告的口吻谈到了那些“想借国际批评来削弱我们决心”的人，表示此类伎俩是徒劳的。“他们决不会成功，”他宣布，“他们动摇不了我们维护稳定与团结的决心。”
江鼓励大家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指导方针”。他也重申，党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改善经济。接着，他赞扬了《导报》在宣传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4月27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率领“整顿小组”进驻《导报》报社，却发现冲突并未结束。根据程序，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在出版单上签字后报纸方能付印，但他们拒绝批准修改、删节过的版面。审查委员会找来了一位副发行人批准校样，修改版才最终得以付印。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赞扬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这立即引起了反响。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该信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销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并应对在纪念胡耀邦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进行“错误谴责”一事道歉。
北京的危机也在不断扩大。20万学生在北京举行大游行，谴责《人民日报》“诽谤”。游行持续了12个小时以上。到它结束时，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但持续了3个小时的对话毫无结果，罢课仍在继续。
第二天，赵紫阳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返回。他在得知《导报》受打压的情况后，勃然大怒。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他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它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事态的发展证明，整顿小组并不能对《导报》实施有效的新闻审查。在这张报纸上，抗议罢免钦本立的大标题仍然不断出现。来自上海不少报社的记者们沿着外滩联合举行了示威。要求钦本立复职和要求江泽民辞职的标语并排高举。
5月3日，示威人数进一步增加，大约7000名学生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员涌上街头，质疑罢免钦本立的合法性。第二天，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当年学生们首次为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而游行集会。这一天，走上街头的人猛增数千，挥舞着标语，并高呼口号。他们的要求包括：结束官倒，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法治，以及新闻自由。在北京，20万名学生重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来自北京大约50所高校的代表发布了《新五四宣言》。北京各家媒体的成员也走上街头，宣布他们支持被免职的《导报》编辑。
“我们曾估计过整顿（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江泽民承认，“但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钦本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作为回应，江泽民直率地说，“有些自由化分子跳了出来，在公众面前表演，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被卷了进来。‘鱼目混珠’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
“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他对政治局说，“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问题是新闻界夸大了这件事。党对学生运动的立场是绝对明确的：我们决不允许示威扰乱上海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决不允许非法组织的成立，我们将禁止所有非法的游行和示威，禁止任何形式的串联，并在学生和教师中认真进行思想工作和指导。我们尤其要争取中间的群众，避免冲突，尽快解决问题。”
江当时希望通过自己的解释能够稳稳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暴，并不是以此来谋取更高的职务。无论如何，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将被中国的元老们视为果断之举，而果断正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需要的。
会场之外，“动乱”的范围不断扩大。5月13日，500到600名学生（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政治局决定派党的一名高层官员——阎明复，与示威学生进行协商。阎恳求学生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并责备他们，要他们维护“国家的尊严”，但他的话没有任何作用，绝食者越来越多。
党内争论也在升级。5月14日，一份香港报纸引用一位高层内部人士的话称，在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这看起来是对江的公然批评。
与此同时，《导报》的编辑们准备刊登一篇前所未有的横贯两页的文章批评江泽民。同时还将刊登国外的责难文章和支持钦的公告。意料之中的是，整顿小组不准该期报纸出版，理由是它没有赶上期限。而江在没有请示北京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推迟出版的做法。
江暂停《导报》的出版引起了骚动。国外记者纷纷指责这位上海市委书记，其激烈程度跟他们原来批评李鹏时相似。
公众的呼声只是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心。江坚持，只有当钦承认他在纪念胡耀邦的那期报纸上犯的错误时，他才能复职。钦本立也毫不让步。最终，双方都没有让步。钦再没有官复原职，报纸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现场直播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政府仍未采取行动，只是再次劝说学生们返回校园。
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一次早就计划好的访问。对中国政府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尴尬的时机了。对一个试图获取国际声望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示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机场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苏联领导人敬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也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目的是在中苏长达30年的敌对之后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数百名记者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但当他们看到大规模的示威人群，就知道他们有比两个共产党国家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要报道了。
在上海，4000名学生在市委门前聚集，以显示他们与北京示威者之间的团结一致。这是一个寒冷的雨天，到天黑的时候只有几百人还留在那里。在上海，第一次对话是5月17日。代表17所高校的30名学生受到了邀请，5位市政府高级官员参加。江泽民不在其中。
他的缺席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连续3天，1万名学生在上海游行。在党内，某些人也对江泽民施压，要求他处理他们所称的“学生的合法要求”。他们希望他与抗议者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但江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不想这样做。
示威游行的势头有增无减。超过10万名示威者出现在上海蜿蜒的街道上，阻塞交通并威胁到了即将到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在滨江的外滩，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工人举行的集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大约300名学生在市政府台阶上的绝食行动也进入了第二天。
在家中与7名元老、党的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开会时，邓小平说：“他们（我们的对手）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没有把握当前形势。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戒严了。”邓对“文革”时的混乱心有余悸，样补充说，“有人反对用这个词（动乱），但它切中了要害。”戒严令使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具有了法律基础。党内争议结束了。主张强硬者取得了胜利。
与在北京的尴尬情形相比，戈尔巴乔夫对上海进行的6小时访问非常成功。江对与苏联领导人会面感到很高兴，并泰然自若地应对了复杂的局面。当戈尔巴乔夫前去向江泽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一座纪念碑敬献花圈的时候，车队被示威者挡住了去路。江命令1000多名身穿绿色制服的武警封锁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从而使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能够将手中的康乃馨花束献到纪念碑前。访问期间江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的到来使上海的天气也变好了。苏联领导人回答：“我很高兴看到中苏间的气氛也变得更好了。”
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三天，媒体对此进行了密切报道。绝食人数已达450名左右，许多人已经开始昏倒。媒体播放了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学生实施急救的镜头。
江泽民一直密切关注着首都的局势发展，他打破自己的禁令与上海学生进行了对话，他走出来，彻夜不眠地劝说学生们停止抗议活动。凌晨，江作出了最勇敢的举动，他手拿扩音器走到在外滩的人群中间。
“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江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江向他们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们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到了凌晨2时45分，已经绝食5天的学生们停止了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江泽民看望了住院学生并希望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江以非暴力手段出色地结束了上海的示威游行。而与此同时，他又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实施戒严。
5月19日，赵紫阳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当天，随着政府的意图传到学生领袖那里，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晚上7时，他们决定停止绝食，但是仍然逗留在现场。晚上10点钟，表情严峻的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并号召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清晨，李鹏总理发布命令，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