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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够巧妙地借助民间说唱艺术的表述方式和丰富语汇，张鸣搞笑的另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会冷不丁地蹦出一些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汇和革命口号。比如泗水亭长出生的汉高祖刘邦，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当过几天‘大队干部’”；清代吴县一批秀才举人借顺治皇帝驾崩之机，以“哭庙”方式谴责县官的贪鄙，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一场“恶毒攻击领导”的“小小的‘学生运动’”；雍正年间发生的曾静谋反案件被他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而雍正皇帝处理这个案件的方式则被他冠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名；就连当下最时髦的语汇——“愤青”——也被他恰如其分地赠与了《苏报》案时期的章士钊……
书中有那么多有趣的小故事，加上张鸣如此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一旦上手，想叫人不读下去都难。
然而，如果仅仅将张鸣看成一个“侃大山”的好手，将他的那些故事当成一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显然是对张鸣的误读。虽然他一直提倡史学著述的通俗化，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专门从事通俗故事写作的作家。他对历史的“另类观察”，与那些受到商业化媒体操纵、专为迎合小市民病态欣赏趣味的“戏说历史”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在该书的前言中一再强调，当他面对那些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时候，更在意的往往是这些故事背后的东西。如果不能从这些故事中发掘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东西，那他百分之百是不会动笔的。因此，那些看似信手拈来、零散杂乱的故事，其实都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故事只是文章的佐料和引人入胜的策略，而贯穿于这些故事背后的潜在思想主题，则是以一种现代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劣根性进行批判与反思。那些有趣的故事当然不可放过，但是作者对那些故事的精彩点评和学理性分析才是本书的真正亮点。
大体说来，《历史的坏脾气》一书中的文字贯穿着以下几条主线：
第一部分的军阀系列和散见于第二、三、四部分的帝王（后）系列，是为历代（主要是近代）专制统治者所做的漫画肖像。在这部分文字中，作者对封建君主和新旧军阀的愚昧颟顸、刚愎自用、贪财好色、附庸风雅极尽嘲讽与批判之能事。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些掌握着国家政治命脉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成天琢磨的都是一些什么事，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在那些故事的结尾，作者并没有忘记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病象，其实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都是所谓“现代性”惹的祸。因为近代中国的政治资源其实并不尽是西方的，还有不少是本土的；而那些本土的政治资源也不尽是来源于典籍和先贤，神话传说、邪教方术、“猛人”故事和民间说唱艺术所包含的庞杂内容也参与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共建。不但一般老百姓，就连大权在握的西太后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其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受到传统戏剧和通俗小说的显著影响。这些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本土资源中所包含的神秘主义、权威崇拜、空想主义、狭隘的畛域观念和个人恩仇意识，在张鸣先生看来都是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下三滥”货色。
在《“官屠”刀钝》和《可人张之洞》等文章中，作者集中讨论了与“清官”问题相关的一些话题，比较全面的揭示了封建时代的为官之道和封建官僚双重人格的形成、表现及其政治影响。他指出：“清官”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蒙昧政治意识的产物。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符合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压抑的心境。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老百姓的上述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张鸣先生并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在更多的情况下，“清流”姿态只是官僚政客猎取政治名声的一种手段，“清官”直言进谏的表象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话语伪装下的官僚集团内部争斗。关于张之洞的故事是上述观点的最好说明。晚清权臣张之洞早年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清流的领袖），按照一般看法当然应该算是一位“清官”。但是只要看看书中给出的事例，我们便不难发现，因他“直言进谏”而倒霉的，不过是一些低级官员和没有实权的维新派人士。张之洞一方面背负“牛角”盛名，一方面官运亨通，关键在于他审时度势的眼力和谋而后动的精细，在于他不仅了解西太后的脾气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理路和要害，所以“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牴痛，有时还正好搔到痒处”。这与其说是刚正不阿，不如说是世故圆滑。所以张鸣先生赠给他一顶“可人”（招人喜欢的人）的帽子，真可谓一针见血。而“官屠”岑春煊的故事则表明，封建时代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是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要想真正肃清贪污，整顿吏治，如果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将是无效的。在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的情况下，两广总督岑春煊基于唐·吉珂德式的理想主义激情而发起的那场反贪运动，无疑是一个人对一个体制的战争，这场战争是注定要失败的。张鸣先生还指出：岑春煊在反贪问题上之所以那么硬气，乃是靠着“老佛爷”的宠幸。但当他的行为触怒了整个官僚阶层之后，“老佛爷”也帮不了他的忙（或者根本不愿意帮忙），“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因而在故事的结尾，他“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他发动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
上述两个故事充分说明，在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之下，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是一个必然现象，唯一的区别是“大贪”或“小贪”。因此期盼通过“清官”带来政治清明，舒解老百姓的困顿，多半是要落空的。
除了无情撕破封建君主、新旧军阀和官僚政客的种种画皮，作者还在《关于三个“猛人”的神话》、《做皇帝的故事》、《尊严与权力》、《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等文章中，对一般民众思想意识中普遍存在着的“权威崇拜”、“皇权意识”和“暴君心理”作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造神”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劣根性的一种表现，只要有人“猛”起来，就会有神话搭配给他，猛的时间越长，程度越烈，神话就越多，神得越邪乎。他还指出：“皇权意识”是汉人文化的一个核心要素，这种意识不仅表现为人们在皇帝（或者大人物）面前膝盖都有点软，碰到稍微像样一点的君主就会自动将权力交出，一任人家摆布，而且表现为凡是有点权力就想像皇帝那样行使，霸气冲天。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组合，使得人们在摊上恶主的时候，固然会对当权者发出种种抱怨，但是在批判当权者荒淫的时候，心理其实酸酸的。一旦自己掌握了权力，那么脸变得比谁都快，享受起来比谁都毫不逊色，恨不得一天享尽天下美味和美色。所以历代各类草头皇帝登基之后的第一要务，并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大封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以便尽快享受美女环绕的艳福。这些幽暗的社会意识，实际上包含了对封建主义政治权威的默认、欣赏和纵容。这正是当年君主专制和军阀政治生成的社会土壤。现在的世界，虽然君主制基本上消亡了，皇帝也早就不存在了，但暴君的心理却依然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一代代遗传着。由此可见，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任重而道远。
在《西太后、义和团和外国公使夫人》、《“胭脂虎”和夫人路线》、《太政治的“花业”》等文章中，作者以漫画的笔调，对自古以来“女子干政”现象作出评述，并探讨了“女权问题”和“政治参与”的应然关系。他严肃地指出：人们要解决的是制度上对女性的不公正的排斥，而不是提倡或默许女人的非制度的干政。“夫人路线”从来就是制度之外的一条终南捷径，只要走起来就难免跟行贿受贿、买官鬻爵纠缠不清。他还指出：只要制度有空子可钻，就会有人去钻，除了所谓“夫人路线”之外，还有“亲友路线”、“娈童路线”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摒弃的政治陋习。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张鸣先生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在本书收录的《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农民“失语症”的病史考察》等文章中，作者深入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特别对乡村教育的衰败和农民政治参与的缺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晚清以来的教育现代化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的代价是乡土文化的破败。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投资导向，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传统教育的逐步式微和现代教育的姗姗来迟，使得广大乡村的教育事业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层，其结果不仅是乡村教育本身的严重滞后，而且造成乡村社会的意识形态真空和社区组织的涣散。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下，乡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最终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而广大乡村的持续动荡，又不能不反过来影响到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他还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失控和农民的失语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因果关系。在传统时代，农民一直都是有话语权的，虽然这种话语权并不充分。私塾教育不仅给了农民识字的能力，还教会了农民礼仪和说事的道理。乡绅在乡村的自治作用，很大程度上基于农民对他们的拥戴，这种拥戴跟乡里道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乡绅在行为上有失检点，那么他在农民中的威望也就丧失了。然而进入近代以后，政治动荡、经济破产和传统礼俗的紊乱，使得农民的政治表达能力大幅度退化。中共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人们开始学会用新的话语，掺和一点过去乡村道理的残余，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也曾经有相当的作用。值得忧虑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在抛弃政治性话语束缚的同时，将一些必要的道德约束也一并丢弃。人们对从前深恶痛绝的腐败丑行，不仅内心的道德谴责不如从前，而且已经丧失了语言上的批判能力。更可悲的是，很多人事实上选择了武力解决。这极大地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此社会大转型之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农民走出失语状态，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组织自己的自治，或者帮助他们以他们熟悉的形式掌握现代话语。
在我看来，以上这些内容，以及散见于其他文章中的分析和点评，充分体现出作者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朴素的济世情怀。如果我们对他的创作理念和写作手法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那么完全可以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概括他的作品。
《历史的坏脾气》一书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章的通俗性是无庸置疑的。我想指出的是，作者在前言中说自己“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思想体系，也从不奢想用自己的所谓思想框架给历史以某种解释”，显然是一种自谦。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和完整的思想体系，就不可能厘清中国古代政治中“道”与“术”的复杂关系及其具体表现，也不可能透过历史的迷雾，洞悉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文治传统和分权制衡机制其实都是为了保障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与现代政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张鸣从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层面阐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威结构及其运行方式，揭露封建时代吏治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充分展示封建官僚的双重人格和“清官现象”的本质内容。张鸣觉察到人性深处所隐藏的种种幽暗意识，揭示专制政治传统的复杂社会成因以及农民式权力制约方案的虚幻空想性质。如果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他就不可能写出像《雍正的天真》、《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那样带有典型的史景迁式著述风格的史学杰作。
最后需要指出的，张鸣先生通俗写作路线的成功，与他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成就有着一种正向对应的关系。我们今天品味《直截了当的独白》和《历史的坏脾气》中的那些文字，之所以感觉味道特别醇厚，乃是因为这是经过张鸣先生精心勾兑的两瓶陈酿，而这些陈酿的酒曲是作者在过去二十年间陆续推出的那些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显示，他不但对历史上那些断烂朝报、官修正史、野史趣闻、笔记文集等基本史料烂熟于胸，而且还自觉地尝试借鉴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兄弟学科的理论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重新解读。这使他的研究带有显著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特色。这种个性化的学术训练，使他能够超越于一般传统正史或近代革命史的观察视角和叙述范式，更多地窥见历史真实的不同面相。尽管从表面看来，他所谈的不过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寻常话题，他所做的不过辑录一些旧闻新抄，但是他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些全新的认识。他依据野史素材讲述的那些历史故事也许并不都是真实的，但是那些故事所折射出的某些历史现象和社会心理却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当他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和十分浅显的语言对这些历史现象和社会心理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之后，呆板的历史画面似乎立刻变得生动起来，历史的某些瞬间似乎被赋予了永恒的生命，关于历史的言说也就因此具有了丰富而广泛的时代意义。
斗室里的巨眼
——读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
？ 朱 正
中国知识界提出学外国的问题，如果从甲午战败特别是戊戌维新算起，二十世纪足足谈了一百年。如果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算起，更要早了五六十年。这题目至今没有谈完，现在还有不少人在谈。资中筠新出的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大部分的篇幅也是在讨论这个题目。
资中筠说，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这样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央王国’的梦幻在眼看着自己的国力和地位一落千丈中破灭。这一过程极端屈辱而痛苦：中国最早派驻欧洲的大臣不但发现了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而且发现欧洲人看中国如古代中国人视‘夷狄’”。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这一点，承认了这差距，于是，学外国或者说“西化”的问题就提出来了。“百年来我们仁人志士在谋救国之道的过程中都不得不以西方为参照系。”
“西化”的“西”，不必把它看作一个地理概念。“西化”可以认为是“现代化”的另一表述方式。说“现代化”，大约反对者不多，说“西化”，反对者就会多一些，对于“全盘西化”这一说法，反对者就更多了。据我所知，最早使用“全盘西化”这个提法的，是陈序经和胡适。胡适曾经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为了消除对这一提法的误解和反对，胡适写了《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表示：“‘全盘西化’一个口号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恐怕还是因为这个名词的确不免有一点语病……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在这篇文章里，胡适指出：即使说“全盘西化”，也“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对于那些害怕“全盘西化”会要动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胡适劝他们不必多虑：“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这是确实的，比如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就中国化了，化为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就是通过毛泽东思想来认识、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在这一问题上，资中筠同样指出：“现在我们常常说怕全盘西化，其实想全盘都全盘不了，中国有这么深的传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绝对全盘化不了，问题在于你要学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几次现代化的过程中，晚清民初，从‘戊戌’诸君子到五四健将们，他们拿来的大多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