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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几次现代化的过程中，晚清民初，从‘戊戌’诸君子到五四健将们，他们拿来的大多是精华。其原因是作为载体的这些人，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自己原来的文化修养就比较高，对于传统文化的优良的部分他们继承了，而对于应该扬弃的、束缚中国现代化的部分他们体会非常深刻。”
即以五四运动而论，资中筠指出，当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这两样恰好就是西方文明的精华。有人说还应该加自由和个性解放，我认为民主的概念就包括自由在内，反正不管你说自由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所有这几样东西确实是精华”。对于五四运动的这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作者作了这样的解释：
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知的渴望，是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至于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贯穿于全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
这两者，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在发展到烂熟以后特别缺乏的部分”。在这本书里，作者对“西方文明的精华，或社会进步的要素”，作了这样的概括：
（1）科学和理性，导致怀疑和创新。
（2）人本主义，尊重人格的独立，使每个人能释放出最大的能量，追求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3）自由与平等，天赋人权的观念，发展为四大自由。罗斯福的“新四大自由”对我们特别有现实意义，因为他实际上是把旧的四大自由压缩为两项，又增添了“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前者略等于我们说的“生存权”，但是更进一步，发展出来一系列福利保障制度；后者是每个人的安全感，当时主要针对战争威胁，同时也针对人权的保障，对当时的美国黑人特别有意义。
（4）民主和法治，是保障以上三点的一整套制度，核心是对权力的制约，宪法高于一切，社会得以在“和而不同”中有序地发展。
（5）社会公益和志愿精神。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建立在每个公民的主人翁感和对社会的自发的责任感之上，也是制衡个人主义和过度商品化的重要因素。
这些，大约就是作者认为应该向外国借鉴和学习的内容吧。
那种从根本上反对学外国的抱残守阙的态度不去说它了。在能够接受西化或曰现代化这一口号的人们中间，却也有一个传统的偏向，就是太讲究实用这一方面。去今一百年以前，鲁迅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在留学生中间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文化偏至论》这篇文章里描写这些人说：“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眼中只有钩爪锯牙，也就是资中筠书中说的“只见器物，不见精神”。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规模和程度，是历史上空前的，出国留学的人数之多，也是历史上空前的，经济也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快速增长。这些当然都很好。对于这些好事，作者表示了她的隐忧：增长与“发展”还不能完全等同，发展就要涉及全面的体制和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国内大多论著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作比较时，只着眼于经济、军事、人均生活指数等，却很少考虑各种“软件”，也就是有些西方学者称之为“软实力”的因素，国民素质几乎不在考虑之列。但是二十一世纪国家之间的较量恰恰更多在于“软实力”。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只有物质层面，没有制度和精神层面。
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与政治、社会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其含义难以预测，充满变数，最令外界不放心。
像增强“软实力”、提高国民素质这些，都是极大的题目。在这样一本随笔集中，恐怕也只能指明一个方向，表示一下希望。书中有一篇《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的故事及其启示》，就让读者具体地看到“软实力”是什么意思。它告诉人们，是美国的教育制度及至社会政治制度，使这一个有天分的农家孩子成了一个对人类大有贡献的大发明家。假如他遇上了农村户口不能随意迁入城市的户籍制度，一些学校不在农村招生的教育制度，谁会想到在这些农家子弟中也有大可造就的人才呢。
具体说来，美国可供我们借鉴之处不少。在这本书里，作者着重讨论了舆论监督和公益基金会这两项。
关于舆论监督这个题目，作者说：“西方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的批判代表社会良心。刚才我说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期腐化情况相当严重，之所以没有腐化下去，靠新闻的监督、揭发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后来，比如尼克松下台就是两个记者锲而不舍地追究真相，把他给搞下了台。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所能用的手段他都用了，又销毁证据，又说谎，以及逼别人替他说谎等等，他都干了，但他没办法扼杀新闻自由。而且那时的新闻工作者有一批人有良心，有社会责任感，这是一种力量。”美国有尊重新闻自由的传统。书中不止一次引用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名言：“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实行舆论监督，结果就是报纸上丑闻不断。人们习惯于把“丑闻”看作一个词，没想到作者把这两个字拆开来讲：“任何一个社会‘丑事’是免不了的，丑事越能‘闻’于世，这个社会就越健康，如果把丑事都捂起来，不见天日，任其发酵，则社会总有一天溃烂不治。”
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社会自我调节程度＝丑闻丑事×时间系数。作者解释说：“也就是社会黑暗面被揭露出来的比例越高，就越有助于解决和杜绝，社会就越有希望。当然时间系数很重要。前提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揭露。等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再曝光就是另一回事，只能起历史借鉴作用了。这就是舆论监督作用，所以称之为社会净化剂。”
我看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今后谁要写《新闻学教程》，应该把这个“资中筠公式”写进去。
这本书中另一个着重讨论的题目，就是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作用和经验。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我们都听得很熟了，但是对于它们的具体运作所起的作用等等，却所知不多。作者花大力气深入研究了这个专题，研究成果就是那本名著《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作者指出：“美国在贫富如此悬殊、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得以平衡发展而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规模巨大的社会公益事业，而现代基金会又是其中最科学、最有效、影响最大的。它是在敛财和散财之间起着稳定社会作用的很重要的杠杆。”
作者看到，近年来，中国也出现了财富大量向私人手中集中的现象，随着改革的深入，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势必不可能由政府全包。美国这种“散财有道”的经验，似乎也是一尊可供借鉴的“他山之石”，书中有好几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作者行文之际，充分考虑了两国之情的差异，自律甚严，例如在《扫清公益捐赠的法律障碍》一文中，声明：“本文着重要讨论的是私人性质的公益捐赠和公益组织。关于组织，只限于公益性质的，不涉及更广义的结社自由问题。”作者这样写，显然是为了消除她的建议被采纳的阻力。有关领导大约也确实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了吧。
这是一本内容很丰富的书，不是一篇短文能介绍得了的。这还是一本很风趣的书，好些篇，读来都令人忍不住要笑。重要的是，这是一本每个在关心和思考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人都应该一读的书。
（《斗室中的天下》，资中筠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30。0元）
黑暗的力量有多大
？ 松 涛
有一天，双胞胎兄弟与祖父外出。他们穿过树林，来到一间旧棚子，三人一起进入这间旧棚子。双胞胎哥哥突然抱怨说：“外公，我们出去吧，屋子里臭得要命，好像是堆马粪的地方。”他就站在门口，一副气恨恨的样子，因为新鞋沾上了马粪。祖父还未答腔，却看到另一个小孙子快乐地冲进去，沿着分隔的牲口间东张西望。“你在找什么？”祖父问：“为什么那么快乐？”双胞胎弟弟回过头说：“有马粪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可爱的小马。”
读黛比·福特（Debbie Ford）所写的《黑暗，也是一种力量》，我感触良多。我们为了活在众人认可的眼中，耗去了太多的能量，而自我就此变得支离破碎。黛比·福特曾经放纵自己，过着吸毒以及复杂的感情生活，原本很可能因此而早逝，或在戒毒所被强制解毒。但现在她是加州乔帕学院的讲师，并与独子居住在加州。一切的内在转变，都是因为黛比·福特认识并揭露了在黑暗处的个人阴影，更重要的是她勇敢坚强地拥抱了这些阴影，也因此成就了本书。追求完美其实就要追求完整拥抱自己的阴影是让自己更完整更有力量的方法你有多久不曾跟自己谈心了呢﹖
一般来说，我们都相信人有好和坏的特质。为了要被人认同、接纳、喜欢或成为好人，我们尽所能去除坏的特质，或者至少把它们隐藏起来。
小时候，我们体会到有哪些行为或任务若做得棒的话，就会被接纳或认同。因此，我们的自我认同就与好的特质或角色如善良、温驯、听话等联结。反而藏在里边的自私、残忍、叛逆等坏特质，则被视为阻碍我们成长的小恶魔。我们都很害怕去碰触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面，不断地想尽法子镇压这骚动不已的它。然而，无论我们如何地打压，这恶魔的爪牙始终无法化解。可怕的是，我们越抗拒，它越有形有状地透过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在生活情境中呈现。
许多人耗尽内部能量务求让自己做每一件事都很完美。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时常会听到内心的呼叫：“你做得不好！”“你不够格！”等杂音。当这些杂音越来越大声时，我们就更加谨慎不让自己犯任何差错。如此，我们的心灵都受到好恶辖制失去自由了。孰不知这些所谓好坏特质其实就是原本真实的自己。我们害怕在人群中标新立异，因为我们对被人隔离的恐惧太深刻了。因此，为了生存，我们变得擅长戴起“表现得体”的面具！长久以来疲于隐藏和逃避黑暗面，用面具继续掩饰自己，结果遗忘了粉饰底下真实的自己。
然而，成为“好”人意味着只活出一半真实的自己，而不是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成为整体就是正面或负面的特质都有，因为它们都是我们的人性成分。我们拥有的每一种特质，其实都在教导和帮助我们找回整合之路。即使最坏的特质也与好特质同等规定我们作为人的本质；无法拥抱黑暗面，就无法认识自己充满潜能，比如说自私具有爱自己的能力；叛逆具有创造的能力等。我们也可以从认识和面对自己的黑暗面学习接纳及宽恕自己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上天给予我们宝贵的人生礼物。所有黑暗面都是一个祝福，一份礼物，引导我们朝向更高层的自觉并与内心重建亲密联系。
奇怪的是，我们一直都无法回避黑暗面，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访我们，不管是透过何种方式。当我们指责或审视别人的错误时，其实我们内心也有相同分量的特质，否则我们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是自私、高傲等‘坏’特质。或许我们也很奇怪，为何时常会让拥有这些特质的人来挑战自己的接受程度，可怜的我们也一再地重复过去的行为来作回应，如此久久不能打破循环，一点都不自觉。若仔细地琢磨，不难发现我们难于接受的部分一直在提醒我们：人生功课还未完成。除非我们去拥抱它，并把这些特质转化为内在潜能，不然我们所抗拒的还会持续。
凡是人都有黑暗面。《黑暗，也是一种力量》这本书将引导我们去揭露、拥有及拥抱黑暗面。在碰触黑暗面的同时，我们将重新找到力量和智慧，并且在内在深处对自己的人类本性注入敬畏与欢庆之心。
“当我们拥有更多的自己，更多健康的人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正义与权利：如果帕斯格拉芙案发生在古希腊
？ 毕会成
1924年的某一天，帕斯格拉芙（Palsgraf）太太正站在纽约长岛火车站的站台上候车。当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帮一位旅客登上一列业已开动的火车时，不小心碰掉了旅客携带的一个包裹。孰料包裹内竟是危禁的烟花爆竹，掉在铁轨上发生爆炸。爆炸的冲击力将据称有数英尺远的一杆秤击倒，砸在了帕斯格拉芙头上。受到伤害和惊吓之后，帕斯格拉芙患上了严重的口吃症，而那位旅客去向不明，于是，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要求民事赔偿。不幸的是，纽约上诉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作出的有利于帕斯格拉芙的判决，不仅认为她无权从铁路公司获得赔偿，而且裁定她承担与铁路公司的诉讼费用。
这是阎天怀在《法律救济的界限》（《读书》2005年第9期）一文中介绍的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road）一案的案情。作出如上判决的是著名的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法官，在判决意见中，卡多佐写道：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正常感知的危险的界限决定应承担责任的界限（The
orbit of the danger as disclosed to the eye of reasonable vigilance would be
the orbit of the duty）。在此案中，以当时的情形，谁也不会预料到这样一个包裹的掉落会潜伏着对远在站台另一端的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如果被告的工作人员存在过失的话，该过失也是指向那位携带包裹的旅客，而不是原告。卡氏的判决为过失侵权行为的认定确立了新标准，即被告只对可预见的原告（foreseeable
plaintiff）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正常的人（reasonable person）处在被告的位置，按当时的情形，能够预见到对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这时，原告就是可预见的，被告对原告负有谨慎从事的义务（duty
of care）。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被告的疏忽违反对原告的这一义务，从而造成对原告的伤害，被告才对原告承担责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对其引起的所有伤害都承担法律责任，也并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获得法律救济。作者阎天怀特别强调，这不是逻辑，而是一种公共政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正，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一种现实的选择。
于是，在这种不是逻辑的逻辑中，帕斯格拉芙成了“两害相权”的牺牲品。卡多佐的判决奠定了该案在美国侵权法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该案的当事人帕斯格拉芙却无辜经受着口吃、眩晕、头疼和愤怒的折磨而无人过问。《纽约时报》在六十五年后的1998年6月16日仍难以释怀：可怜的帕斯格拉芙由于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了错误的地方而在美国法学院的教科书中赢得了有限的不朽名声，但她所受的伤害将被遗忘。
卡多佐的同行安德鲁斯法官不容许存在这种无人负责的悬案，他为该案所写的反对意见坚持认为，只要被告的疏忽大意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被告就应当为原告所受伤害承担责任。安德鲁斯拒绝在法律救济的适用范围上划一条明确的界限，或者说，让这条界限的划定更多地参照当下的情形、更多地关照情理相容以及司法正义与社会正义的对接。在该案中，客观的施害方或许是无辜的，但受害方更无辜——伤害行为的施行者与承受者之间的无辜是不能划等号的，即便是让当事双方共同承担伤害的后果，也已经是对受害方的不公平了；而单以解脱无辜的施害方为考虑，却让更无辜的受害方独自承担伤害的全部后果，则是不公平的二次方，是伤害之外又加侮辱！何况，作为企业的施害方与作为个人的受害方之间还横亘着社会地位与能量的巨大差别，适当的赔偿既能稍稍平复帕斯格拉芙的无辜伤痛，又几乎无损于作为一家有实力公司的被告的利益，何以要把有着正当利益诉求的帕斯格拉芙献祭于一种要为后世立判例的个人冲动呢？
法学家沃伦·谢威（Warren A。 Seavey）在一篇研究帕斯格拉芙案的文章中写道，尽管卡多佐从私人感情上对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心存挂念，但他并未因被告财大气粗有能力赔偿损失而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保护人。他的天平衡量的是法律正义，而不是情感公正。他的判决不是依据内心无法解释的正义感，而是考虑由判例演绎而成的原则的适用性。对此，一个生活于公元前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