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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小说反映社会生活极为广阔，既有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有对历史的回顾，还有对未来的虚幻的向往。明代小说重在暴露社会黑暗，作者痛恨之余，又往往对某些黑暗腐败现象流露出津津乐道的态度。清代一些著名小说的作者思虑深沉，勇于探索，但是明清时代的作家，都只是感到社会矛盾，而还不可能找到克服这种矛盾的社会力量，不得不寄托于善良的虚想。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名本，元末明初人，太原籍（另有山东东原、江西庐陵、浙江杭州籍数说），相传还作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书。三国故事，隋唐以来就有流传，宋代有《说三分》的讲史，元代出现了《三国志平话》和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多种杂剧。罗氏利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的史料，汲取“平话”、杂剧等创作，写作出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我国文学史上，创造了历史小说的长篇。《三国演义》的故事自黄巾起义开始，运用一个个艺术形象的活动，表现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使人物刻画与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结合。小说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曹操、诸葛亮、周瑜等人物栩栩如生，成为民间熟知的形象。《三国演义》中的许多动人故事，也长期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三国演义》的最早印本是明嘉靖壬午（一五二二年）刊刻本，题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清康熙间毛伦、毛宗岗父子予以修订，成为近世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
《水游传》——北宋未宋江起义，宋江、李逵等英雄故事，早在南宋就有流传，龚圣与著《宋江三十六人赞》，《宣和遗事》已有水游故事梗概，元杂剧也有不少水游戏。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在前人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写成长篇小说《水浒传》。施氏，生平不详，传说参加过元末吴王张士诚的起义，对农民造反有亲身的感受。有的研究者根据嘉靖本《水浒传》题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等资料，认为《水浒传》是罗贯中据施耐庵的话本写成。《水浒》写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反对官府的故事，其内容因版本的不同而有差异。今存传世最早的本子是嘉靖间梓刻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回，万历间出版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袁无涯刊本。最多的内容包括梁山聚义、受招安、征方腊、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金圣叹删去受招安以后情节，加写卢俊义“惊恶梦”，令梁山好汉被官军剿杀以作结束，这就是七十回的本子。一九五四年印行的七十一回本，是将金本的楔子改订为第一回，并删削“惊恶梦”的情节，保持了梁山聚义的完整内容。
《西游记》——共一百回。作者吴承恩，号射阳，明淮安人，曾任长兴县丞，著有《射阳先生存稿》。他在《西游记》中铺衍唐玄奘故事，写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去西天取佛经，历经艰险，变化离奇。唐玄奘原著有《大唐西域记》，宋代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话本，金、元有西天取经的院本、杂剧。吴承恩吸收了这些创作成就，《西游记》的产生，也和《三国演义》、《水浒》一样，是几代众多的说书人、戏剧演员和作者长期创作的结晶。吴氏通过唐僧取经路上兴风作浪、无恶不作的妖魔鬼怪的描写，曲折地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精心塑造的孙悟空，则是人类智慧与反抗精神的结合。吴氏在所作《禹鼎志》序言小说：“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射阳先生存稿》卷二）这多少表明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深意。
《金瓶梅》——一百回。题署兰陵笑笑生作。作者身世不详，研究者说法不一。从书中大量运用山东方言来看，作者当是山东或其附近的文人。现存最早的本子是万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年）的《金瓶梅词话》。本书铺衍《水浒》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书名是由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人名字合成，她们都是富商西门庆的宠妾和侍婢。全书由西门庆奸占潘金莲开始，叙说西门一家的腐朽生活和兴衰。《金瓶梅》创造了以社会生活为体裁的所谓“言情小说”的长篇，口语艺术的运用也达到很高的境地。书中描写的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富商状况是当时实际生活的反映，坦露的色情描写则是从又一个侧面表现了理学的说教已不再能控制文化思想。
“三言”、“二拍”——“三言”是指冯梦龙（一五七四——一六四六年）编《喻世明言》（初刻本题名《古今小说》）、《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每部四十卷，每卷一篇，合共一百二十篇。冯氏，吴县人，字犹龙，别号墨憨斋，曾任寿宁知县。博学能文，曾著《古今笑》（《古今谈概》），增补小说《平妖传》，改作《新列国志》，又编民歌集《挂枝儿》、《山歌》，散曲集《太霞新奏》，撰作传奇剧本《万事足》，并修订汤显祖等人作品，刊刻《墨憨斋定本传奇》。“三言”所收小说，多是宋、元、明人的作品，经冯氏润色，也有些是冯氏自撰。他取这样三个书名，是为劝谕、警诫、唤醒世人，正确对待生活。与冯氏同时的凌濛初（一五八○———六四四年）编《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各四十卷，俗称“二拍”。凌氏，乌程（今吴兴）人，做过县丞、通判。称赞“三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初刻序），所以仿做“三言”，编成“二拍”。“三言”、“二拍”所收的小说都是短篇语体，多以社会生活为内容，但出于不同的时代和作者，体制相同，而思想倾向各异。显著的特点是，晚明时期的作品集中表现了对商人骤富和生活侈靡的强烈不满，以多种形式予以揭露和鞭挞。这是曲折地反映了广大居民的情绪和文士的观点。
《聊斋志异》——清蒲松龄（一六四○———七一五年）撰。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平生教家馆，以老贡生告终，撰有《小学节要》、《日用俗字》、《农桑经》、《婚嫁全书》以及俚曲十四种，今人整理成《蒲松龄集》行世。蒲氏陆续写出近五百篇短篇小说，结集为《聊斋志异》。书中多写鬼狐与人交往的故事，以鬼狐的形象寄托作者的丰富的遐想。作者阅历甚广，思维敏捷，五百篇小说涉及官场、富商、文士以至公廷冤狱、民间婚姻等极其广泛的社会内容，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本质做了犀利的揭示。善恶昭彰，爱憎分明。作为编者自撰的短篇小说集，其广度、深度都超过“三言”、“二拍”而达到了新的水平。
《儒林外史》——五十五回。著者吴敬梓（一七○一——一七五四年），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因号秦淮寓客，又号文木老人，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鄙弃科举。《儒林外史》作为一部自撰短篇小说集，集中揭露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考场的腐败和仕途的险恶。辛辣地讽刺文士举子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一些小说抨击理学伦常说的虚伪和造成的危害，达到相当的深度。这些小说与当时思想界反理学的思潮相呼应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红楼梦》——著者曹雪芹（一七一五或一七二四——一七六三年），名霑，一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出生于内务府旗籍家庭，父祖三代四人为江宁织造。祖父曹寅，长于诗文，与名士交游，父辈也能文，可说是书香世家。但在雪芹童年，曹家获罪被抄，从此败落。雪芹不入仕途，有时靠卖画度日，晚年住在北京西郊，在那里创作了《红楼梦》。他从富贵之家沦于贫困，愤世嫉俗，用时十年，修改五次，完成了《红楼梦》巨著。原书又名《石头记》，早期的八十回抄本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通称脂批本，文字更接近于雪芹原著。雪芹原著不只八十回，但八十回以后的文字在友人借阅中遗失。以后由程伟元、高鹗补写四十回，就是《红楼梦》的程刻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史，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悲剧为中心，带出十二钗和婢女的婚姻不幸以及四大家族中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作者在开篇说本书不涉时事，只写“将真事隐去”的儿女之情，其实它隐去的真事就是雍正朝的时事。康熙末年，废立太子事演为反复的政治斗争，一直延续到雍正初年。雍正帝清查财政，整顿吏治，曹家在起伏的政治风波中，获罪抄家。小说描写贾家“六亲同运”，先后败亡，反映了当时官场的状况。曹家与书中的贾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只是作者从经历中选择素材，进行艺术创作，并不能视为作者的家史或自传。《红楼梦》贯串着反对理学伦常传统和科举八股文等内容，这也是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潮的反映。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正是乾隆“盛世”，但他依据特殊的世事经历和当时所能具备的认识能力，对贵族社会做了极其犀利的解剖，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广阔的领域。作者高超的语文修养和艺术才能，又使《红楼梦》的构思行文，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中国小说史和整个文学史上，《红楼梦》都不愧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
《镜花缘》——一百回。作者李汝珍（约一七六三———八三○年），顺天大兴人，做过县丞，著有《李氏音鉴》，约在嘉庆末年写出《镜花缘》，讲士人唐敖与海外贸易商人林之洋、水手多九公一起出洋，经历了一个虚构的海外世界。书中描写一百名才女，表现出同情、尊重妇女，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对理学家男尊女卑说教的抗议，也是《镜花缘》思想中的精华。书中还讽刺了读书人深受理学毒害，伪装道学，不学无术，并表示了“学以致用”的主张。但后半部写各种游艺和琴棋书画医卜知识，艺术性较差。总的说来，仍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小说。
明清两代是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以上所举，都是影响巨大、脍炙人口的佳作。他如历史小说中的《南北宋志传》、《杨家将世代忠义志传》、《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说唐演义》，神话小说中的《封神演义》、《济公传》等等，也都广泛流传在民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学者纪昀有《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其中包含着某些文学创作，以“述异”讥讽理学，也可纳入小说之林。
（二）诗文
明清诗文的成就与唐宋相比，不免逊色，但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和独特的贡献。诗文形成多种流派，相互竞美，为前代所没有。诗歌理论中，也出现诸说争鸣。诗文作家之多，作品之丰富，则远远超过唐宋。诗、文学研究的深入，出现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四六话等专题研究著作，是文学史上的新创。
明朝初年，被誉为开国第一文臣的宋濂，著有《翰苑集》、《芝园集》、《朝京稿》等文集，并有寓言体散文集《燕书》、《龙门子凝道记》。传记文尤有特色。开国功臣刘基著有《诚意伯文集》、《郁离子》，文笔隽美，生动感人。翰林院史官高启，作诗讽刺时事，被明太祖杀死。他同杨基、张羽、徐贲合称为明初四杰，与唐初王、杨、卢、骆比美。张羽字来仪，著《张来仪集》、《静居集》，文章“精结有法，尤长于诗”（《明史》卷二八五）。
永乐之后，歌颂昇平的文风兴起。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台阁重臣的诗文多为应制、颂圣等酬应之作，讲究雍容典雅，内容却空虚平庸。一批追随者，模仿写作，称为台阁体，风靡一时。
弘治、正德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茶陵人李东阳，是杨士奇之后号为文章领袖的宰辅，起而反对台阁体。著《怀麓堂前后集》、《怀麓堂诗活》，为文典雅流丽，认为诗必须有声韵节奏，推崇唐诗，流于模拟，称为茶陵诗派。
继茶陵诗派，出现了前后七子提倡的拟古运动。前七子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及王廷相，后七子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他们受茶陵诗派的影响，进一步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明史》卷二八七），反对台阁体和八股文，企图以摹拟古人，改变衰朽的文风，并且确实冲击了台阁体，隆庆、万历间称霸文坛。但是他们的复古只是从格调、法度方面学古，以形式主义的摹拟代替对文学遗产内涵的继承，缺少应有的创造性。诗文古奥呆板，往往不堪卒读。此派统治文坛，诗文呈现停滞的状态。
这时，文坛又杀出了几个新流派。一是唐宋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为代表。这个学派主张古文学习唐宋，不必远师秦汉，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供人学习。在学习方法上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吸收神髓。唐顺之提出“本色论”，主张按自身的认识去写作，接近自然，不必因雕文琢字而害意。此派的诗文即事抒情，宛曲流畅，亲切动人，其中归有光的文章最为上乘。
思想家李贽提出“童心说”。他评点《水淋传》、《三国演义》、《琵琶记》等作品，认为文学创作不在于追求字句、结构，而在于内心有认识，即要有“童心”，有真实自然的感情。他的这一见解，影响了公安派。
公安派的主将是万历时期的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年）和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他们是公安人，流派因此而得名。公安派针对拟古派的主张，认为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时代特色，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语言、形式都要变化前进，学习古人也不能刻意摹仿，而要学其精神。他们发展童心说，提出性灵说，强调自由地抒写自己的真实感情和独创见解，以达到自然天真。袁宏道著《袁中郎全集》，散文自然地表现个性，文笔清新。这一派的创作，打破传统古文的格局，促进了文体的解放，他们的作品有的能关心人民的疾苦，抨击时政，并流露出对理学（道学）的不满。
钟惺（一五七二——一六二四年）著作《隐秀轩集》，谭元春（一五八六一——六三七年）撰著《谭友夏全集》，两人合选《诗归》（《古诗归》、《唐诗归》），风行一时，几乎家置一编。他们都是湖北竟陵人，因而称为竟陵派。他们与公安派一样，反对机械地摹仿古人，也主张性灵说，认为抒写“灵心”的诗才是真诗。和公安派不同的是“性灵”的内容狭隘，思想不如公安派活跃。
明末文人社团活动兴盛。复社的创始人张溥，主张复兴古学，与拟古派有相同处。但是他的复古是要为现实利用古学，思想性很强。他撰《五人墓碑记》，写天启间苏州民众反抗阉党的斗争，歌颂牺牲的平民颜佩韦等五人，指出匹夫重于社稷的观点，抨击了阉党的败政。
陈子龙（一六○八——一六四七）与徐孚远、夏允彝等编辑《皇明经世文编》，主张经世致用。在文学上也想用古学来为当世服务。陈子龙有《诗集》传世，七律沉雄瑰丽，有《小车行》描写饥民逃荒，所到之处人去屋空，道出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感情。夏允彝的儿子完淳（一六三一——一六四七年）抗清被害，年仅十六岁。他在家乡云间（今上海松江县）被俘，解往南京之际作《别云间》诗云：“毅魂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表现出宁死不屈的高尚民族气节。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能以诗文创作抒发切身感受，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沉雄悲壮的艺术风格，和他们约略同时的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年），一度号为文坛盟主，叛明降清。著《初学集》、《有学集》。乾隆时曾被禁毁著作的吴伟业（一六○九——一六七一年），著《梅村集》，号称文坛领袖，降清后遭人嘲讽，不能自安，于诗歌中时有流露，所作《圆圆曲》，堪称史诗。
继钱谦益、吴伟业而为文坛盟主的是王士祯（一六三四——一七一一年），山东新城（今桓台）人，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著作等身，有《带经堂全集》、《渔洋诗话》、《衍波词》。在诗文创作上，提倡神韵说，认为诗歌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最高境界，要含蓄、朦胧、超逸、空灵，令人可以体会到意境，而又说不出来，写作时要有灵感，要有冲动。王氏的诗作颇具神采，诗情画意，体现了他的神韵主张。但过分强调神韵，容易流于空疏，因而又出现了反对派。
赵执信（一六一二——一七四四年）著《谈龙录》，批评玉士祯的作品“诗中无人”，以风流相尚，缺乏内容，思想感情也不真实。他强调作诗应以意为主，文字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