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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岸先生是一位在根源上和民间、和大地建立了一种血脉交融、不分轩轾的亲密联系的原创性作家，他的写作母题基本上是一些有着元素意义的意象：空气、阳光、水、月亮、星星、草木、田野、庄稼、虫蚁、鸟禽等，以及与此相连的原初语境：农事、物候、星象、季节、劳作、繁衍……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记忆，也可以使我们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他笔下的世界和他的人格是合二为一的和谐之美，从而迥异于某些人格和作品分裂的作家。这是因为他是从心灵的道路上通往文学之旅的，他的脉管里流淌着文学殉道者罕见的真挚、沉着、纯粹。在现实生活中，苇岸先生是一个温良谦恭、简单平易的公民，内心是那么虔诚、谦和、宁静；他也是一个乐善好施、富于感召力的公民，他认为在给予别人帮助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心灵的洁净。他对诚实、坚卓的写作者都抱有一种博爱、宽厚、援助的崇高情愫，在他身上闪耀着圣子圣徒铺路石般珍贵精神的光芒。他这样阐扬他的向善行为：“即使今天，如果我为诗人或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他与已故诗人顾城、海子过从甚密，交谊深厚，并有多篇文字献给了他们，这些文字独具某种情感的深度和宿命的哀伤，为其他时文所不及。当下诗坛活跃的诗人王家新、一平、黑大春、树才、林莽、田晓青、唐晓渡、孙文波、高兴、郑单衣等均与他有着亲密无间的交往。《太阳石》的作者帕斯说过：“诗把一切诗人变成了兄弟。”这句话成了他们之间往来的最好注脚。他也曾跟我谈起过想写一篇题为《诗人皆兄弟》的文章，来讲述他与诗人们心灵的交流与美好的友谊。他对传奇诗人食指和未名诗人葛筱强的帮助最能反映这种常人难以理喻的情操。朦胧诗先驱食指患病后，一直住在北京沙河第三福利院，苇岸先生的居住地昌平距沙河只有几站路远，苇岸先生认为他负有照料食指的当然的责任和义务。他定期去探望食指，与他聊天，并给他带去食品和书报。食指写出新作来，他读到后比自己写出作品还高兴。他曾经将食指的诗作《中国这地方》、《茶》、《我写歌》、《当你老了……》等寄给我，经我手在《武汉晚报》文学版《白云阁》上揭载后，他又将剪报和稿酬送到食指手上。苇岸先生知道我写诗，也喜爱食指的作品，在1998年6月郭沫若故居的诗歌朗诵会上，他将食指从福利院接出来，代我请食指和《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的编者林莽、刘福春，画像作者杨益平一一签名，然后寄赠给我留作纪念。苇岸先生对另一位素不相识的未名诗人葛筱强的帮助、扶掖与引领，尤其令人感动。居住在科尔沁草原边上小镇的葛筱强，在《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这本书上读到苇岸先生的作品后，按照上面的地址写了感想给他。苇岸先生对待陌生的文学爱好者来信，不像有些作家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他总是一一回复并能满足读者的愿望。苇岸先生从葛筱强良好的文字素养里，发现了他是一个很有潜质的未名诗人，就写信鼓励他并寄赠了自己的散文集。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这是个体之间通过文字产生的一种呼应，我珍视和尊重每一颗这样的心灵。……作品所呈现的也不再是‘开端’，而是已在‘路上’。我觉得它只是需要继续完成某一‘作家必备的过程’。我想你会理解我说的这几句的意思。有一本《外国名诗人传》，它的原序中有这样一句‘爱好真正的诗歌（文学）的人——每一代人中都有很多——是世界上智力方面最最优等的人’。我将这句话视作对我们的最好的酬劳。”此后，他频繁地与葛筱强通信，先后给他写了八封信。在信中他推荐葛筱强读《瓦尔登湖》，并将葛筱强的诗作《黑夜之歌》推荐给我在《武汉晚报》文学版上发表。然后又将他介绍给诗人黑大春，使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苇岸先生患病后，还一直惦记着出路费让葛筱强去北京一趟……苇岸先生之于葛筱强，一如当年赵一凡之于一平，周？英之于黑大春。这中间，文学引路人的劳绩功不可没。在这个诗意贫乏、诗心已渺的实用主义时代，诗人受大众和传媒的漠视和诋毁已属正常现象，但这么多诗人与苇岸先生缔交并受苇岸先生的青睐则颇为难得。在不足四十个年头的一生中，苇岸先生注定与诗人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事实上苇岸先生自己骨子里便是个真正的诗人，他的人品与作品堪当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大地上的诗人”的美誉。
苇岸先生一直在燕山脚下的出生地——天明地静的昌平执教、定居，曾经有好心的朋友想帮他调入北京市区工作，但被他谢绝了。他忠实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也乐于悉心观察大自然的细微变化和静心倾听自然本身的丰富蕴含。他常常利用假期独自一人乘火车或汽车自费旅行，深入到风景名胜的腹地和偏僻村落的心脏，借此来亲近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到1990年，他已经游历遍了黄河以北几乎全部省区。1996年8月，苇岸先生和诗人黑大春一道到了山东东明县，沿着黄河大堤从山东东明向河南开封徒步行走，一共步行了三四天。此后近两年里，他一直计划着写一篇散文《徒步旅行》，涉及人类与必要的徒步、二十世纪之前作家与徒步旅行以及他几次短程徒步旅行的经历，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写出。他终身诗意的栖居地——昌平，是处于都市与乡村或者说文明与自然之间的一种过渡和纽带，对他来说，涉入旷野是容易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他总是徒步穿越田野（但决不践踏庄稼），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有时甚至背上望远镜到田野里长时间观看鸟类的栖息、飞翔、觅食。这种漫游和观察给他的创作带来扎实的第一手材料，也给他在阅读大地、书写大地的旅途中，获得一种精神家园的归宿感和满足感，由此他领悟到被誉为二十世纪的梭罗——利奥波德首倡的“土地道德”（它包括土壤、水、物种、生态系统、植物和动物，是道德向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延伸），简言之即“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苇岸先生认同的这种“土地道德”不同于一般的生态保护主义或环境保护主义（近年来在世界上发展最为迅猛的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ethics又可称生态伦理ecoethics，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环保运动。它主要研究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力图通过反思人类实践行为的负效应，确立起人类实践行为的伦理原则及其规范，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和谐而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它的实践性很强，同时又可构成为一种至高的精神信仰），而体现为一种更为内在的生命准则和精神向度，是一种与当代人灵魂处境息息相关的大地美学和存在哲学（即依据一种具有地域性、全球性和历史性的环境伦理，把地球视为充满生命的千年福地，一片由完整性、美丽、一连串伟绩和丰富的历史交织而成的大地）。苇岸先生在苍茫大地上行走、劳作、生息，他是大地神圣的最后一位守望者。他笔下的大地既连结着人类和自然界中渺小而可爱的生灵们的来路与去路，又负载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加里·斯奈德在《大地家族》中有这样的话：“最受无情剥削的阶级是：动物，树木，花草，水，空气。”大地上的万事万物，都有一种自由生长的内在秩序，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无限进步的盲目乐观主义的挤压下，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污染戕害，已使得人类将不得不面临自食恶果的境地。在苇岸先生大地上的写作中，他反复给人类发出这样的警示：“在背离自然、追求繁荣的路上，要想想自己的来历和出世的故乡。”在他寄赠给我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中，随处可见他的这种朴实洗练、澹然凝重的思想，细致入微、丰蕴厚实的描写。苇岸先生将“大地上的事情”作为他终生的写作题目，同他一贯身体力行的理想一样，这是一个大地赤子对于自然、生命和人类本身充满爱与尊重的表白，惜乎大地过快地收走了正值创作黄金年龄的他，许多明朗、坚实、清晰、质朴的优美散文也被他带走了。从1988年开始写作开放性系列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到他临终时他已完成了75节的长篇散文《大地上的事情》，《大地上的事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久已被我们熟视无睹甚至因审美知觉麻木钝化而遗忘了的大自然景观：蚂蚁营巢的三种方式；日出日落的时间和速度；田野上空徒劳盘旋的鹞子；彩色蜘蛛的罗网；季节的生命；迁徙的鸟群；原野上逆风而行的火首；整整齐齐摆在辽阔的大地上的麦田；赋予大地神性的雪；两种北方典型的留鸟王国：喜鹊是王，灰喜鹊是后；飞行迅疾，使人闻其声却难见其形的杜鹃；富于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以警觉和逃遁苛存于世的野兔……他写得那么平静而美好，那么挚爱而眷恋。在干净、整洁、有力、温暖的文字下面，流动着多么活泼新鲜的诗情画意和深邃精湛的大智大慧。他在回答《美文》杂志社“散文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时说：“我不大认同现代日益盛行的个体生活理性化，而对世界却采取非理性态度的做法（这种态度早已渗透到文学和艺术之中）。当人们每天对自己、亲人及朋友尽其应尽的责任时，世界也以同样的理由要求着它的每一个个体。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散文写作对我更多地意味着它是我对这个世界尽责的一种方式。”1998年初，他打电话跟我说，他现在准备实施一个为二十四节气拍照和记录的计划，在他居住的水关新村小区东部田野选了一个固定基点，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置，面对同一画面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观察到的节令运行的情景，形成一段当日所见、感受、联想及认识的文字。时间严格定在上午9点。我听后很感兴趣，就说这个计划很有创意，有点类似行为艺术，写下的散文小品肯定是另一种文字。当即我就约他为《武汉晚报》副刊文学版《白云阁》写个专栏，栏目名拟定为《大地上的事情》。听完我的设想，苇岸先生担忧地说：在你编的版面上出现频率太多怕不好。在我坚决请求下，他才答应下来。1998年底，他如约寄来了带有经典性质的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立春》、《雨水》、《惊蛰》等前三篇。文章通过观察节令细微的嬗递和农事疏缓的变更，来体贴大自然率真的表情和微妙的灵性，读后能使人领略到东方节气的准确、奇妙和神秘，并使人能想象到先民天才的智慧，农耕社会的有机以及季节的生命性和万象运行的秩序。苇岸先生用简约、准确、生动、智性的文字为大自然画像，用心血去表现大地上内在而又丰沛的诗意，文章虽短小，却意味深长。这正如他在《太阳升起以后》一文中所说：“现代社会不依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演进方向，常常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它正在导致本质上也是一个物种的人类完全脱离星象、物候、季节与动植物环境，而进入灰色的‘数字化生存’世界。”在此后的通话中，苇岸先生很担心每周一篇稿子接不上，我就初步定在双周一篇，并安排在1999年二十四节气相对应的节气前后发出，其时他已患肝癌，病入膏肓，而我却浑然不觉。我因装修新居、搬迁到报社宿舍，报社统一安装电话，一直迟迟未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与外界隔绝的日子。而此时，为了排除外界干扰，集中精力写作，苇岸先生将家中的电话插头拔下，只是在中午1230～130固定时间才接上。1999年元旦过后，我收到了苇岸先生给我寄来祝福新年的贺年卡，上面是我熟悉的笔迹，字体稍稍左倾，像长短不一的柴棍拼成的篱笆，有筋有骨，与众不同。这张贺年卡不同于以往的明信片，它是用传奇诗人食指《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诗歌朗诵演唱会》的节目单作贺卡，苇岸先生在贺卡上写道：“‘四千张贺卡等于一棵大树’，北京的中学生已发出环保呼唤，这是我最后一年给朋友寄贺卡。谢谢你一年的劳动。”在读到“最后一年给朋友寄贺卡”这句话时，我心头涌过一阵热流，以为这是他响应中学生们关于环保的倡议的举动，和他钟爱农业文明、关注自然生态、不要过度砍伐森林植被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并没有在意，这句话里面似乎蕴含着别的什么内容。如今重读一遍，竟然发现在贺卡最末一段有这样令人伤心的文字：“脑力的不逮使我中止了一段时间写作。《惊蛰》刚刚写完，现附上。”现在回想起来，在这张特殊的贺卡背后，冥冥之中似乎预兆了一些什么事要发生。那时，我没有想到死神正向和蔼谦逊的苇岸先生一步一步逼近。
春节过后，好不容易跟苇岸先生联系上，我才得知他已经去北京地坛医院和肿瘤医院检查确诊为肝癌晚期，并且在协和医院化疗了一次，因为他供职的学校对口医院是昌平县医院，无法诊治他的病。他说：在县医院那只能等死！所以他只好到城里大医院自费看病，4月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介入化疗手术，住院仅八天就花费了一万多元。对于一位仅有七千元存款的清贫的教师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好在北京还有一帮文朋诗友如林莽、宁肯、冯秋子、周晓枫、杜丽、于君、王家新、田晓青、黑大春、树才、彭程、邹静之等人经常去看他，给了他精神上的许多慰藉和一些帮助。他谈到病情确诊后，他曾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四天，什么都想过了。他考虑过放弃治疗，不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家出走，到南方或到沙漠，走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或是在途中以其他方式告别人世；也曾考虑仿效诗人海子的做法，并同诗人林莽、王家新谈起过这些死法。王家新用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强力劝阻他：“自杀是肮脏的。”苇岸先生受到了震动，最终打消了这些念头，对生命的留恋、热爱等至高信念使他留了下来。5月3日，我跟他最后一次通话，他告诉我《谷雨》那篇文章，刚开了头，就生病了，化疗后吃了一段时间中药，练了一段时间气功，他感觉好多了，就强撑病体，又用一个星期将这篇840字左右的文章续写完成，这或许是他此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很怅惘地告诉我，二十四节气怕是完不成了，这是一生中的最大遗憾……我安慰他要静养身体，不要惦念文章。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我，春节的时候，他给我父母亲家里打过三次电话，想告诉我一些最后告别的话，但我搬到新居的电话没通，我父母亲问他要不要我的call机号码，他说我住的楼层太高，时间又太晚，怕我复机太麻烦，所以他只好作罢。他还说：上次你来我家晚饭没招待好，我一直很内疚，没法弥补了……听到这里，我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哽咽着不能言语，但我还是强忍悲痛，宽慰他要乐观，要战胜病魔，日子长着呢！他也高兴起来，他说他正在整理这一生的作品和手稿，大约十七万字，准备托付给友人林莽、冯秋子和宁肯，又说我现在可以下楼，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自己还可以做饭，不需要麻烦亲人。其实他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五楼两室一厅里，生活看病都不方便，但他仍不愿麻烦别人，那怕是自己的三位亲兄妹！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了一句：我不知道该不该问，您妻子李松来看过没有？他告诉我他前妻李松在他生病的时候来照看他几次，他说以前只顾自己写作和吃素食，没有给为他作出很大牺牲的妻子以更多的爱，他太自私了，协议离婚也是由他几年前主动提出来的。他觉得很对不起李松，现在李松要照料她患癌症的母亲，又要照顾他，还要担心来多了，怕苇岸家人以为她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想法。此时苇岸先生说话的声音气若游丝，停顿了一下说，现在说话很费劲……歇了好一会，然后叹了一口气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