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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体验是翠姨对于传统文化的叛逆从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亦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过对自由恋爱的初步追求和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只能给相信宿命论的她带来“不从心”的深重痛苦。她好比一只羸弱的蚕蛹，始终无力咬破命运的蚕茧，最终被传统文化的精神丝缕捆绑而死。
可以认为，萧红的基本性格特征和写作特征显现出她总体上是一位感性作家，而非理性作家。因此，在分析她的作品内涵及创作动机时，便要格外留意萧红笔墨背后隐藏着的某种特殊情绪的流动，而这种情绪的流动便是导致萧红一生苦乐与忧患甚至最终绝望而死的根源。在萧红的作品中，既有坚决的、果断的反传统意识，又有对生命意义本身所产生的朦胧的怀疑。这种思维倾向不单为萧红所独有，中外知名的作家、思想家中此种现象亦很常见，如萨特、尼采、鲁迅等皆是如此。比如对新文化运动产生过积极推动作用的李叔同，早年是一位“仗剑去国”的近代文坛英豪，但最终遁入空门，出家为僧。这当然有一些个人因素，但由传统与现实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世界的痛苦与矛盾，应当是导致李叔同回避现实社会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诱因。与他们从理性的高度探求生存意义的努力相比较，萧红显现得更质朴一些、更感性一些、更原始一些，但这感悟却是在萧红的思维脉络上真真切切地存在着。这里萧红亦受着古今中外多重思维方式的影响——既有佛学思维对人生持“四大皆空”论点投影，亦有西方现代哲学中对人生虚无感慨的因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萧红后期小说中传统与反传统的纠葛，并不单纯是文化观念的冲突，同时也是她对坎坷生涯的不甘与无奈在创作中的艺术投影。她永久的憧憬是“温暖”与“爱”，但结果却被她厌恶的人欺骗，与她挚爱的人分手，最终爱上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她也没有感受到她需求的温暖，而是孤寂忧郁以至早逝。她青少年时代曾以反叛传统而被开除族籍，而临终前却宣布“现在就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了”。她曾历尽千辛万苦冲出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和被封建传统和魔爪控制的封闭的东北小城，而临终前的决定却是“我要回到伪满去”。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段话实际上是萧红对自身境遇的形象描绘。在经历多年外在与内在的思想的演变冲突中，萧红被几重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矛盾所困惑。她承受的负累之一，就是传统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她的单薄的羽翼，终究没有冲出传统的阴霾，飞向温暖与爱的天国。所以萧红后期笔下人物命运的轮回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迷惘、苦闷、彷徨。
欺人与自欺——太平杂说
？ 潘旭澜
《李秀成供辞》，屡屡说到洪秀全“一味靠天”，对此十分反感，认为是“失国丧邦”的重要原因。
李秀成的体察很真切。洪秀全毕生一大特点就是“一味靠天”。
有想像力是洪秀全的重要本钱。他将《劝世良言》中某些宗教知识加以利用，同落榜后“魂游高天”的幻觉和狂想结合，按需不断生发修补，编造出一套神话，写了一些诗文，借上帝名义鼓动造反，说上帝派他到世间来作天王。这些宣传虽然不三不四、非驴非马，却自有一些独到之处。一是，用自创的新迷信以求达到政治目的。二是，自己占居了教主和天王的双重领袖地位。三是，可以欺骗没有文化的山区百姓。
同样因为一再落榜而对清朝不满的冯云山，认定洪秀全有天子之相，甘愿辅佐他打天下。冯云山帮助他充实、丰富了那些迷信宣传材料，而且，一门心思在广西桂平进行宣传和发动。当生活上发生困难，而且两人意见不同时，洪秀全不顾冯云山的苦劝，回广东花县老家。冯云山一个人留下来，历尽艰辛地做了三年的“地下工作”，争取到了一批信徒。当洪秀全受冯云山之请，再来桂平时，看到有一批骨干和几千信徒，就耐不住寂寞，执意将“地下工作”转为公开斗争。制造了一个轰动效应之后，马上引起官府的注意。他知道官府要抓人了，就独自溜之大吉，冯云山和另一个骨干卢六则被捕了。后来，冯云山被营救出狱，形势再趋好转，回广东将洪秀全接去桂平，以示洪亲自领导造反。所以，李秀成在供辞中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以将这话作另一种表述：如果没有冯云山，洪秀全的那些大胆想像，只能在广东花县成为逐渐被遗忘的疯话。不可能有“出游天下”，不可能有紫荆山根据地，不可能有拜上帝会。
还有一个杨秀清。作为桂平的当地人，凭仗他的人际关系和熟悉社会情况，尤其是出色而实用的谋略，不但能争取到更多的人参加，而且在拜上帝会濒于瓦解之际稳住众人，救出冯云山，将斗争由低潮推向高潮。他是一个组织、指挥能力很强的铁腕人物，能随心所欲地将拜上帝会的一套邪教迷信用于对内对外。于是，他便成为太平军的实际上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则基本上作为一个偶像和木头图章而存在。如果没有杨秀清，太平军的造反便难以发动起来；即使被迫勉强发动，也会很快就失败消亡。
不甘于作木头图章的洪秀全，有时也要乱出主意瞎指挥。结果，由于他的瞎指挥，冯云山被清军炮击而死于全州蓑衣渡。这一来，使洪秀全在军事上不再随心所欲乱拿主意，杨秀清也因少了冯、洪干预而权力更加集中。
没有军事指挥、行政领导能力的洪秀全，到南京之后，干脆退出一线，尽情享福。在豪华无比的天王府里，由一千多人直接服侍着，周旋于几十个女人堆中，过“地上天堂”的日子。宫门不出，臣下难得见到。杨秀清送上来的官员们奏章，一概盖上“旨准”的图章。越是不管事，便越是缺乏管事能力。
内讧的动荡，石达开出走的风波，使他不得不站到第一线。随即，又让总管宫廷事务的蒙得恩主持日常工作，弄得人心涣散。正在此时，来了个洪仁邮帧Ｎ蘼坌〕⒌奈浣墓偈欠裥欧凑槿诗既可靠又能说出一套又一套“治国安邦”的设想，他洪秀全都有理由为自己坐稳宝座而相信天意。
一八六○年第二次破清军江南大营，其实并非洪秀全的计谋，“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然而，洪秀全竟十分忘乎所以。不降诏奖励参战官兵，南京和外地的将领也不召见，对所有的意见、建议一概不理睬，甚至公然在诏书中说什么“有天不有人”，完全抹煞众人功劳和苦劳。一八六一年，甚至还降诏将“国号”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直白地要将太平天国定性为他个人私有，因为“天父天兄”是幌子，天王才是实有。从如意算盘考虑，可以进一步强化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从坏处着想，是要防止有兵权的将领搞分裂。他没有别的本钱，没有别的本事，没有办法消除诸将的非难情绪，只好将“天上”搬出来，说是天上本就是如此，以前未曾宣布罢了。他不太清楚，或者不愿明白，自从最高层内讧之后，人们已经看穿了以前的一整套迷信宣传是什么玩意，只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而已。也许他知道一点，但又别无办法，想借此重新统一思想，巩固君权。
对外姓将领多所疑忌，两个老哥洪仁发、洪仁达和亲信蒙得恩又都压不住台面，堂弟洪仁彩且皇背げ淮值哪壑褡樱缓米约好娑砸幌叩闹卮笪侍狻Ｓ绕涫抢钚愠汕胧舅拇笫拢貌怀鍪裁粗饕猓挥邪旆ń饩鑫侍猓膊辉父号陌宓脑鹑危ê么τ谥鞫匚弧⒂涝墩罚闼凳裁础叭鲜堤烨椋匀簧健薄Ｋ健疤烨椤保仁巧系鄣囊馑己徒桃澹彩撬救说闹饕乃迹切煤苡质趾糜玫牧榈っ钜忝呛煤锰寤帷Ｌ扔惺裁床凰炒铀家獾模阌谩疤旎霸鹑恕保舐睢澳阌屑樾摹薄＜词褂惺裁唇艏敝虑胧荆惨廊弧把蕴焖档亍保媚忝蛔磐纺裕坏谑巫约旱奈弈埽瓜允咀约旱母呱钅狻�
中国古来的皇帝都讲天，造反者也讲天。但没有谁像洪秀全那样，将天死死抓住不放，“一味靠天”。这丝毫也不奇怪。别人说的天，是从传统借来的概念，是高居万事万物之上的主宰，是用以争取民心和舆论的大旗，是面对未知数时的心灵寄托处。有人信得多，有人信得少，有人将信将疑，有人时信时不信。洪秀全的天，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渣滓为主，掺和少许外来文化的荒诞因素，完全按照个人需要制造出来，经过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加以充实、丰富、发展的玩艺儿。它冠冕堂皇的包装是理想，是目标，是命运，是是非标准，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主宰。表面上，洪秀全是受它之命来唤醒百姓，惩恶扬善，斩灭妖魔，建造地上的天堂。实际上，是洪秀全要受骗或被迫参与的百姓，无条件地献出一切，作为泯灭个性和人性的工具，让他自己统治和占有天下。可见它是建立超级奴隶主王朝的邪教的基本理念。洪秀全本来只是要跟随者、被裹胁者迷信。打进南京之后，继续充实、强化迷信，是巩固天王兼教主地位的需要，主要还是用以施之于人。或者说，是他炮制给别人喝的迷魂汤。以李秀成为主的将领们协力第二次大破江南大营，这一出乎洪秀全意外的胜利，使他不由得陷入自己制造的迷信之中。正因为胜利大大超过了他的期望值，本就极其羸弱的理性窒息了。他不愿也不会考虑，这是“骑上虎背”的人们愚忠与自救的结果，而是怡然自得地用“天情”、天意来解释。或者说，他自己喝下了为别人炮制的迷魂汤。于是，从此以后，“格外不由人奏”，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听不得任何理性的声音，甚至扬言，“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与其说这是恶性自我膨胀，不如说是狂热的自我迷信。然而，他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管里，意想不到的胜利也不会接踵而来。清军江南大营虽然覆灭了，但湘军的威胁越来越大。战争提出的许多实际问题，不由分说地挤到他面前。李秀成这个他所极为疑忌而又不能不用的统帅，还不时搅乱他的心境。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除了玩弄点权术，也没有多少应对的办法。只能再三强调“认实天情”，既避开他无法解决的困难，更期望奇迹的联翩而来；既稳住别人的信心，也借以从纷繁的现实中自我摆脱。
一个高高在上、疑心特重、脱离实际、缺乏领导能力的天王，一个丧失现实感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到头来只能“一味靠天”。他自造的那个“天”终于不能靠了，他只能黯然地走向死亡，从而导致太平军迅速地复灭。正是他的死亡，中国才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将近代史最沉重的一页翻过去。然而，他引起的内战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他所留下的精神病毒，不知给中国加重加深加长了多少灾难？
智慧快餐（四帧）
？ 郑辛遥
如果你总是把过失推给别人，那么过失也就会更亲近你。
把客观干扰种到自己身上，就变成了自我干扰。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人心是否变得越来越大？
小心！重礼里面常会有陷阱。
槛外人谈
？ 周 实
对于学术界来说，我这人只能算是“槛外人”。但自主编《书屋》杂志以后，就渐渐看出了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一些“门道”，对于学者们在说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用“学术话语”说事，以及争夺“话语权”背后的事情也慢慢地有了一些了解，于是就不由自主地萌生出要编一本《精神档案》的念头来。前一向有人编了三本书，是谈自由主义的，已经将有些问题的讨论文章搜集了进去。而我的兴趣则在于编一本这样的书：立于学术潮头的经济学家们怎样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在共同的研究对象面前，他们各自如何用自己的智慧诠释中国，支撑这种诠释的社会责任感又是什么。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如何对待自己同行的研究。后一点至关重要，我认为这是整个社会宽容程度的一种折射，非常值得记录下来，以备后人查考。同时，为了让整本文集不是经济学家们在自说自话，自弹自赞，我也留心搜集了一些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对经济学研究以及经济学家在时下所起的社会作用的评论。
有了这想法，就开始留心搜集文章。好在经济学是当代显学，高论甚多；谈论经济改革更是热门话题，除了经济学界之外，还有其他学科的学者们热情参与。所以只不过留心采摘了几个月，原本空空的篮子里就逐渐有了些鲜花，且种类不少。虽不敢自矜采摘了“百花”，但篮子里也至少装进了几十种花花草草。在将近七十篇可以入选的文章中，经过仔细筛选，只留下了二十九篇。这二十九篇文章的作者，既有享誉全球的国际名家，也有名重当代的学者，还有目前藉藉无名的专业研究者。从年龄上来说，算是老、中、青三代人物济济一堂。从研究者所处的地域来说，既有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也有留学海外的学人；从国籍来说，也包括“国际国内”。我相信，这种让各种流派观点都有机会登台的选编方法，将使这本文集不再成为某一学术流派自说自话的“自家园地”，公共性将成为其基本特点。
按照文章的类别，我将这二十九篇文章分为七类，第一编“面对共同世界的不同思索”，收进了两篇极有代表性的文章，作者们谈的问题博大精深。其中有一位是为前苏联实施“休克疗法”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先生，他与杨小凯先生等联手写的《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一文，其要点是：制度转变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型只是制度转型的一部分。总的来看，这篇文章有几个特点，一是富有历史感，作者们借助法国、美国历史上宪政转轨的实际过程谈出自己的看法：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两者，到底谁笑在最后还未见分晓；二是指出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和苏联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推动力的误解，导致产生了许多误导人的观点。作者用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引人注目的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较低的初始发展水平，归功于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最后，作者指出了中国这种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的结果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经济转型沦为国家机会主义的附属品，在公平与效益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且对宪政秩序的形成产生更多障碍。程晓农先生在国内原是从事智囊型经济研究的，到海外后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他写的《繁荣从何而来——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一文，分析了中国改革以来在半市场交换、半“随意化”行政干预的双轨制下产生“经济繁荣”的根源，并指出这种通过动用多年积累的资源进行的“花钱买稳定”式改革，现在正面临坐吃山空的困境。作者最后指出，目前的难题是在全能主义的体制中缺少应对上述现实的机制，政府习惯于代替民众和社会利益集团作抉择，因而把制度变革的责任和可能的社会反弹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而民众则习惯于等待政府提供的机会，也把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归咎为政府的过失。这样一来本来存在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反而被政府变成了每个利益集团分别与政府的磨擦。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因其处在海外，又都对中国问题有很深的了解，其观点不乏深刻独到之处，读者只要静下心来仔细阅读，定会从中获益。
第二编“中国八、九十年代经济学发展轨迹”只收了两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董辅礽先生是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中至今还很活跃的一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对他的采访反映了这位老学者实在的一面。他回顾了五十年来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他的叙述虽然充满了一种不得已的隐藏与无奈，但还是显示了学术发展在中国的艰难性与曲折性。他的自我审视在其同代学者中很有代表性。卢周来因其属于经济学界的“新进”，富锐气且少有利益考量，他在“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繁荣”一文中谈到的“海尔布鲁诺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