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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对权力腐败的两种阐释”，主要收集了近几年围绕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即“经济学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家要不要讲道德”这一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对中国权力市场化引起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种种相关联的问题，我国经济学家们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完全违背老百姓的常识。这一问题的争论到一九九九年达到高峰，先是张曙光先生向何清涟女士发动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挑战，继之又有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关于腐败的高论“走红”中国大地。编者将有关这一问题的主要争论文章收进这本文集，目的很简单：这些思想足迹不管是代表这些学者的光荣还是耻辱，表现了他们的高尚还是庸俗，反正都是他们以“吾手写吾心”的方式为自己留在世界上的足迹，代表着他们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取向，读者们会凭自己的社会良知对此做出判断。笔者认为，这些文章在关于腐败问题的态度上，倒是证实了一点多年来经济学家开始不肯承认的一个事实：经济学家们已经利益集团化。就在笔者编这本文集时，又听到一个传说，已有某著名经济学家前几个月公开站出来承认“我就是一个庸俗经济学家”。所谓“庸俗经济学家”者，指的其实就是为某一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批判锋芒毫不留情地直指这类学者。
第四编牵涉到的问题比较敏感。程晓农先生留美多年，但他对中国当代社会精英分化的分析比较到位。也幸好他身处海外，否则这篇文章恐怕又会为他惹来一大堆闲气。崔之元先生近年来声名不小，他关于“鞍钢宪法”、“大跃进”与“文革”的解释独出心裁，与我们看到的事实相去甚远，本文集收进他的代表作之一“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以飨读者。刘东先生针对这种“洋泾浜学风”，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批评文章时惹了“大祸”，惹“祸”根由倒不在于他谈的问题是否错误——其实我已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圈内人”说过，他谈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在于他的语气与他的少数语句大大得罪了人。因为这原因，他所谈论的问题最后被他的论争对手成功并技巧地置换成“谁有资格谈论中国”这个话题，这当然引起了海外中国学者们的同仇敌忾，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不少只能算得上言不及义的“讨论”，这种情绪性的争论模糊了问题的核心，导致这场学术讨论无法沿着应该指向的路径深入下去，最后还是由秦晖先生出面写了篇“淮桔成枳，出局者迷”，说了些该说的话并结束了这场“纸面上的战争”。笔者今天选编这些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讨论的话题还远远没有过时，今后这些话题也许会以另外一种新的形式继续下去。这些话题虽然与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但却与我国以经济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有直接关系。况且中国经济学也有“洋泾浜化”的倾向，只是经济学的语言比较难懂，一大堆“西方经济学概念＋中国资料＋数学公式”的文章颇能收“拉大旗作虎皮”之效。
第五编定名为“槛外人看槛内人”，倒也不是因为这些作者的身份与经济学研究无关，其实他们当中还有好几位就是研究经济学的，只是目前他们还未成为“主流”，与经济学界激烈争论的双方距离比较遥远，所以将他们列作“槛外人”。这些作者有的用严肃认真的笔法，有的用调侃的方式，但都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以及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有吠叫的权利”，正当红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真该好好读读这些文章，以明白如潮的“社会评价”当中——其实有些社会评价就是他们的“同志好友”以及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门墙桃李”多年来对舆论加以引导的结果——除了赠送他们“著名”，“杰出”等高帽之外，还有这么多的“另类看法”。而且随着经济学家们对现实的解释偏离常识这一“阿基里斯脚踵”被公众认知程度的加深，这种“另类看法”只会越来越多。所以依笔者愚见，主流经济学家们还是学学古人的故智，兼听则明，在惬意享受这些得来甚易的“桂冠”的同时，还听听批评意见。因为现今“著名×××家”的帽子满天飞，抄编了一两本教科书的人也敢领受如此称呼，可见这种称呼正在贬值。其命运也可能如同“小姐”的称呼一样：在改革之初，“小姐”之称甫一出口，听惯了“同志”的国人们顿时为之神清气爽，精神一振。但发展到今天，“小姐”这一称呼已有了太多晦涩暧昧的成分。你如果在某些娱乐性场所称女青年为“小姐”，被称呼者会很不高兴地告诉你：“请别叫我‘小姐’，我是服务员。”
第六编只挑了一篇。这篇文章与中国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作者谈的是西方经济学在本土遇到的挑战与应战。作为编者选编此文的用意有两层：第一层用意主要是想让读者明白，经济学的困境不止咱中国有，外国也有，让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表示理解，毕竟“理解万岁”的口号也叫了近二十年，在中国这种特殊国情下，不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整体水平及道德素质要求太高，因为土壤如此，怎能不切实际地对这块土壤中长出来的花果质量要求过高？第二层用意则是想让经济学家们自己明白，洋人经济学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药不对症、处方失灵的时候，曾成功预测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就撰写过一篇《大多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庸医》的文章，调侃过他的杰出同行。既然西方经济学在本土都发生这么多的问题，咱中国那些还不太成熟的经济学家们就不要再用那些洋玩意儿来吓唬中国人了，毕竟还是弄明白脚下正在发生什么重要一些。事前预测不灵倒还罢了，毕竟经济学家不是星相学家，但事后分析总还得实事求是吧？这要求实在也并不算高，因为你总得睁开眼睛看看中国的现实，不能在部分人天天花着实为纳税者上交的“公款”海鲜鱼翅地穷吃海喝时，还说“调节收入分配目前还不到时候”，“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吧。还有一点，少数经济学家不要因为有人在弄明白这些他们自己不想弄明白的事情，就努力贬斥别人，因为在贬斥别人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高大一些。在此特别想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们注意的是，不要误导社会公众将西方经济学家（包括将中国用西方经济学方法研究的经济学家）当神供着，因为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国度里也并没有成为学问之神。
第七编收进了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剑桥三一学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退休教授阿马蒂亚·森的一篇演讲辞《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阿马蒂亚·森前年的获奖之所以成为国际间一大盛事，主要是因为这位经济学家关心贫民，对福利经济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的公告列举他的经济学研究成果长达二十六页，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选择的公理化理论、福利和贫困测度指数的定义以及对饥荒的经验研究等。其研究的命题包括：社会中每个成员对各种事物状态所赋价值（用数值表示）能否以一定方式（aggregate）而构成全社会的价值评价，这种汇总方式是否能既公平又有健全的理论依据？多数票决定是否是可行的决策规则？如何测度收入不平等？如何比较不同社会的福利分配状态？怎样能最好地判定贫困是否在下降？导致饿死人的饥荒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公告说，“通过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森对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作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新领域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公告还特别提到，“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restored an ethical dimension）”。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Solow）将森称作“经济学的良心”，他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这篇文章）总是充满了道德关怀。森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包含伦理层面与规范性研究这两个层面，以关怀弱势群体为己任的福利经济学从来就是经济学的一部份。而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在中国近两年来正成为一个争论中的议题。选编这篇文章，在中国实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这篇演讲倘若用部分中国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是“不务正业”，好端端一个经济学家，不去为利益集团服务，去侈谈什么民主价值观？森的获奖，真应该促使中国经济学界认真思考一下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责任问题。
这本论文选编名之为《精神档案》，目的是想为这段历史存档，因为一切人类历史中的核心部分还是思想史。限于编者学识，也许编选水平不高，但至少在已有的经济学论文集里，它的兼容性算是前所未有的一大特点，因为各类人物在此全有完全均等的出场机会。作为槛外人，笔者对于学术虽然外行，但却知道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之间的关系应该有一人类社会共同的标准。这话已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洋人Donald Kennedy在他那本《学术这一行》里说过，谨录之如下：
“学术自由”常被挂在嘴上，俨然成了金科玉律。这个名词虽然在二十世纪初之后才出现，却仿佛出现了一段极长的时间。“学术自由”浅显易懂，但意义非凡，它指的是大学的教授不得受到政治干扰，它也意谓在各种生活层面中，尤其是学术领域内的非正统思维及非传统作法特别需要保护。……相形之下，与“学术自由”相对的“学术责任”却相对较少被提到，不过，美国及其他民主社会都把两者视为一体的两面。领导美国诸多公益团体的盖德纳谈到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的对称关系时，曾作极佳的诠释，他说：“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这是一种约定，缺一不可。”
希望咱们中国的学者们在学习西方各学科的经典理论时，千万不要买椟还珠，学了点理论皮毛，丢掉了西方世界学术研究的本质精神。
（此书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人影记丛书——萧乾》序言
？ 文洁若
忆昔时烽火沧桑笔底春秋久已流传不朽
乐晚岁优游文史年登九十堪称福寿全归
萧乾去世后，我国著名书画家启功大师在追悼会上献上这幅挽联，是对萧乾追求真理、勤奋笔耕的一生之真实写照。
萧乾生前，启功先生还在名画家高莽于一九九一年所画萧乾像上题过一首四言诗：
作家在家，有暇无瑕。
一挥十载，饱学五车。
年登大耋，名满天涯。
吾乡之望，祖国之华。
这本影记试图用一百多幅照片反映萧乾不平凡的生涯。在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中，他的照片资料大量遗失，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朋友们陆陆续续替他找回一些。例如放羊的那一张，就是老友陈紘送还给他的。影记里，所选用的照片，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
萧乾出身贫寒，靠半工半读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灾难深重的现实社会，使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写作，用笔鞭挞现实中的污秽和丑恶，讴歌真、善、美，探索人生和理想。抗战初期，他以笔为武器，加入民族保卫战的行列，写下《刘粹刚之死》《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激情洋溢之作。自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他度过了自己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一九四四年盟军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时，萧乾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随军中国记者。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中国又陆续派了几个驻欧战地记者。在前线活动的有萧乾等六人。萧乾随英军驰骋欧洲战场，并随美国第七军挺进莱茵河，目睹了第三帝国的崩溃。他从欧战前线向国内发回的《到莱茵前线去》《南德的暮秋》等战地报道及特写，极大地鼓舞了正在英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军民。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于一九五一年写的长篇通讯《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主席看了此文，当即写信给胡乔木同志，称赞“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转载，并可出单行本”。同年，他在土改中写的报告文学集《土地回老家》，被译成十一种文字出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巨变。自一九五七年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迫封笔达二十二年之久。感谢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萧乾的忘年交傅光明，通过他大半年的辛勤劳动，萧乾在九十寿辰的前一天看到了新出版的《萧乾文集》十卷集。据傅光明同志的统计，“从字数上算，他在一九七九年复出文坛以后，到一九九七年这十八年所写所译，差不多是他从一九二九年发表处女作到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二十八年里所写所译的两倍。”这段话正好说明，改革开放的盛世何等深得人心。就拿这本影记来说，一九七九年以前的照片占五十八张，每年平均不足一张，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则占五十二张，每年达两三张。
二○○○年五月二十日
（本书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当下的生命
？ 董桄福
在《屋顶间的哲学家》（Un philosophe sous les toits；黎烈文译）一书中，作者梭维斯特（Emile Souverstre；1806—1854，法国作家）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睡和醒之间，人们始终寻找着安静，但却空无所获，而只停在活动的边缘。人类生命的三分之二消耗在犹豫上，而最后的三分之一则消耗在悔恨中。
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问题：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生命。也即是说：有没有“当下的生命”。这一段生命既不“犹豫”，也不“悔恨”，而是“安静”的，充实的，有具体内容的。在梭维斯特笔下，这种生命似乎被否定了。他寻找过，但“空无所获”，“只停在活动的边缘”。换句话说，作者暂时没有找到“安静”，没有找到“当下的生命”。
不过，“只停在活动的边缘”，这又是一个颇值推敲的句子。“空无所获”说的是什么也没发现，没找到，无论“睡和醒”，都只在边缘徘徊，无法深入生命的内核，体悟那处“安静”的状态。“安静”一词可谓意味深长，相当简练地描述了那种轻松、洒脱、舒展、无拘无束、心无城府的状态。能定为“安”，不烦算“静”。“安静”也即是我所指的“当下的生命”。这种状态应该是存在的，虽然大多数人没能体味到，或者暂时还未能进入其殿堂。连梭维斯特都还“停在活动的边缘”，但有“边缘”就说明有“中心”，有万众欲达的那个“安静”的生命态。
考查“安静”的内在，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状态有两个基点：倾诉和倾听。能畅所欲言，柔情如诉，倾内心所有，不犹豫，不悔恨，这是“安”的内涵；能视世界为无物，摒弃一切诱惑，拒灯红酒绿、鸡鸣狗盗于耳外，只关注源头活水一样的天籁，领味生命的清歌，这是倾听者的品性，也是“静”的要义。但是，我们却找不到“安静”，很少有人能真正体味“当下的生命”，原因之一就是时代的浮躁使倾诉和倾听不同程度地散失了。在缺少自尊，没有敬畏的社会里，要安然品尝生命的甘美，要悠然自得地省察自己和自己之外的一切，要求当然不菲。抬望眼，人们已经习惯提前支取生命的本钱，十二岁时就几乎将十八岁的内容消耗得一天不剩，真的到了十八岁，正该细细品味嘉年华的芬芳时，心灵早已因无力承受而凋零枯萎。正所谓人心不古，世像万千。梭维斯特在十九世纪就言之确确，看起来，找不到“安静”，领略不到生命当下的滋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找不到”难道就不存在吗？“当下的生命”作为一种“状态”，而非一个实体。梭维斯特也并没有彻底摒弃它。他明确地使用了“停在活动的边缘”这样一句话。我们知道，所有“边缘”都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我想，那个中心就是我们大家都想到达的那个欲仙欲死的地方，就是我们急欲品尝体味的“当下的生命”。
梭维斯特接着写——
当我说“人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