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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与群臣对立，争了十几年，结果怎样呢？结果是群臣争着要立为太子的光宗，只做了三十天皇帝便糊里糊涂死了；而神宗想要立为太子的“福王”，后来，在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时，被农民军捉住，一身肥肉被割下来，和鹿肉一起，做成肉酱，成了犒军的下酒菜，名为“福禄酒”。历史竟如此残酷地嘲笑了明朝君臣为“立太子”而引发的那一次“国本之争”，也为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的体制和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发出了一片送殡的哀叹。
此外，儒家“为帝王师”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实现，也与儒家士子的素质和才能有关。即如在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东林党人，他们在明末的朝廷中，大部分都以“正人”自居；在明朝亡国后，他们很少投降李自成或投降清朝，确有保持“气节”的表现。这是他们在历史上获得好评的原因。但他们对明朝亡国，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首先是他们的“儒生”素质，形成了他们“死守儒家教条、不知权变”的缺陷，更不愿有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的愿望和努力；其次他们都是些“能文不能武”的圣手书生，习惯了重文轻武，在国家多难的战乱时期，因才能所限，实际上拿不出任何足以“安邦定国”的政治军事策略。而且，他们的“党同伐异”，与“浙党”及其他“昆”、“宣”各党，在作风上也不无二致。一味坚持朋党内斗，不顾国家的安危，不识大体，实际上对国家的稳定与发展都产生了危害。例如，东林党的邹元标，原先做御史的时候，第一个参劾张居正的是他；张居正死后，他被起复，做了“总宪”（左都御史），后来，主张给张居正恢复谥号的也是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张居正“功在国家，罪在私家”。说得似乎公正无私，但是，如果在他参劾张居正的时候，张居正就被罢黜，那么，张居正的十年改革就会辍止，还能有“功”吗？可见他的话，不过是为自己的“两张脸”遮羞。实际上，他参劾张居正，是为了“卖直沽名”；而为张居正恢复谥号，则是为了“表公固位”。这样的人，除了投机，哪会顾国家大局呢？又如：在明朝北方边防最吃紧的时候，皇帝原已接受了边防总督孙承宗的奏疏，准备赦免杨镐、熊廷弼、王化贞等一批战败的臣子，使其立功赎罪。而这时东林党的御史魏大中却说“封疆事重，议赦非时”，并纠合言官上疏，极力主张杀掉这批武臣，其中包括实际上是“有功无罪”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样的东林党人，哪里有一点对国家形势的正确认识呢？他上疏的目的，实际上大概是因为魏忠贤那一党人攻击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的贿赂，东林党需要避嫌，为此，竟在国家危急的关头，拿武臣的性命，去做朋党内斗的牺牲品。东林党人能说自己对明朝的亡国没有罪过吗？明朝的体制本来重文轻武，而天启朝，北方的边患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存亡，在这样的情势下，武臣在边廷流血，而文官却在朝廷中紧张地内斗，皇帝依靠谁呢？这就给了太监乘机揽权的难得机会。这不仅是“傀儡皇帝”听任魏忠贤专权，也是崇祯皇帝在消灭“阉党”之后，在军情紧急时，又重新使太监监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儒家士子，除了在国亡时“尽节”自杀以外，并没有提出过任何能足以挽救危亡的办法。
总的来说，儒家“为帝王师”幻想的破灭，一是由于它与“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的矛盾；二是因儒家士子本身的素质与才能，对这种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儒家士子只能依附于封建朝廷，尽忠食禄，或与皇家同其休戚，或则在改朝换代时，装点欢颜，另事新主。看看明朝亡国时可知，虽然有很多儒家士子自杀尽节，但投降的人却更多。从“东林”名士钱谦益的投降和“复社”诗人吴梅村终于还是做了清朝的官就可以看出：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到亡国以后，其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不仅“气节”难于坚持，连“华夷之辨”的底线，也没有能守住。儒家经典维系封建统治的作用，到明朝亡国时，已经完全破产了。
海客谈瀛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
？ 周 宁
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他发现，中国人想象的自己的国家那么大，几乎容不下世界，想象的世界又那么小，几乎容不下西方。当年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西方形象，让利玛窦难堪；多少年后，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也让我们自己难堪。如果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来朝算起，到鸦片战争爆发，中西交通已有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帝制时代中国的西方形象，也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从同化美化的海西国“大秦”、“拂菻”到异化鬼化的“佛郎机”、“红毛夷”，其中知识与想象的裂变、社会文化结构的隐喻意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利玛窦见识的中国的西方形象，不过是一个焦点，一个历史叙事的戏剧化的焦点。
一
利玛窦于万历年间到中国，最初在广东肇庆教堂接待室的正面墙壁上，挂起了欧洲绘制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看出，世界有五大洲，中国是亚细亚洲的一部分，并非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是世界的全部或“天下”。神父用心良苦，他想用地图改变中国人心中那种无知的自大与莫名的恐惧。“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的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洋陆地，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1〕
对外部世界的轻蔑与恐惧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复杂的民族心理，根本原因还在于无知。万历年间，利玛窦到中国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中国海岸，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久荷兰人也来了。这些长身高鼻、猫眼鹰嘴、鬈发赤须、诡服异行的“佛郎机”或“红毛夷”，不论对沿海的百姓还是帝国的官吏皇帝，都是一个谜。他们来自何方何国，来意如何，不甚了了。1517年，由舰长费尔南·皮雷斯·德·安德拉德（Peres
de Andrade）与大使拖默·皮雷斯（Tome Pires）率领的葡萄牙使团到达广州。在大明皇朝的眼里，他们是来朝贡的番使，只是此前从未听说过这么一个“番邦”，也从未见识过那么野蛮的习俗，贡船驶入珠江口，竟用杀人攻城的火炮来表示友好与尊重。礼炮让怀远驿的守备吃惊恼怒，于是佛郎机贡使被扣在光孝寺学习了三天的天朝礼仪，然后才定好日子引他们去见总督陈西轩公。《广州通志·夷情上》记载很清楚：“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
葡萄牙、西班牙在大明天下，被统称为“佛郎机”。这个称呼并无恶意。按照利玛窦神父的解释，穆斯林将欧洲人称为法兰克（Frank），中国人随他们称呼，因为发不出“r”这个音，就成为“佛郎机”。当然，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信奉回教的商人们那里听说的“佛郎机”，也绝非什么善类。毕竟葡萄牙人占领了他们的城市，烧毁过他们的船只与房屋，屠杀过他们的父兄妻女。1511年，葡萄牙阿尔布克尔克总督攻陷马六甲，洗劫九天，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末派使者（可能是国王的叔父穆德里尔）向大明帝国求援。迟迟十年以后，明世宗才想起让兵部议一议这件事，并下了一纸诏书：责令佛郎机退还满剌加，并谕暹罗等国前去援救。
诏书下得荒唐可笑，生长在内宫太监女眷身边的年轻皇帝，还真以为四夷慕化宾服，帝国抚有天下，佛郎机不过是满剌加旁边苍茫大海中的一个蕞尔小番邦。《明史·佛郎机传》记“佛郎机近满剌加”就显得莫名其妙！当时在广州做佥事的顾应祥详细记述了第一只葡萄牙使团在中国的遭遇：“正德丁丑（十二年），予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深目高鼻，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即报总督陈西轩公临广城。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查《大明会典》并无此国入贡，具本参奏，朝廷许之，起送赴部。时武宗南巡，留会同馆者将一年。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之出境，去讫。其人在广东久，好读佛书。”〔2〕
大明皇朝的官员百姓，似乎弄不清葡萄牙与满剌加究竟有多远，分不清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并将天主教与佛教混同一谈，看到葡萄牙人读《圣经》、听布道、做祷告，就想当然地判断“好读佛书”。广州素来是五方杂处的商港，唐朝时据说就有十多万大食番商，黄巢起义曾对他们大开杀戒。明朝以来禁海，外番贡使从海路来，限走广州。见怪不怪，如今多了个回回打扮的佛郎机，似乎也不足为奇。若不是他们过分剽悍凶险，经常如海寇犯边扰民、劫财掠物，天朝似乎也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但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海岸的暴行，天朝民间出现一些关于他们的恐怖传说：“番国佛郎机者，前代不通中国。……其人好食小儿……法以巨镬煎水成沸汤，以铁笼盛小儿置之镬上，蒸之出汗。汗尽，乃取出，用铁刷刷去苦皮。其儿犹活。乃杀而剖其腹，去肠胃，蒸食之。”
这段吃人故事，见于1574年阎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当然，记载这段故事的远不仅这一部书。佛郎机在明朝的印象早已被涂抹得一团漆黑。这里有外夷的暴行，也有国人的想象。1521～1524年间发生在广东屯门岛与1549年发生在福建走马溪的剿海战役，使佛郎机人的形象进一步恶化。他们被中国备倭海道生擒、斩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出现在中国史书中的怪诞甚至丑陋的译名，诸如别都卢、疏世剌、浪沙罗的哔咧、佛南波、兀亮别咧、鹅必牛、鬼亦石、喇哒，据说还有一名“贼妇”“哈的哩”〔3〕。
利玛窦知道，佛郎机人侵暴边疆、杀戮人民、劫掠财物、烹食小儿，番鬼形象恶劣到极端，所以他才极力避免让大明人将自己与那些海上暴徒混为一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和他的同道们都来自那个香山澳，大明帝国边境上的一个“番鬼城”。这是让国朝人士感到极不舒服的一件事。总督张鸣上书比喻：广东澳门有夷人，犹如帝国的背上长了个疥疮〔4〕。疽疥虽无大碍，但总让人难受，何况还长在背上，痒痛难挠，让人有苦无奈。比喻还真是细微妥帖。
佛郎机干扰了一个世纪，商人海盗在边境，传教士在内地京城，但国朝中人，连最饱学者，也说不清他们是谁，来自何处。《明史·佛郎机传》说，佛郎机人凶险，武器也最精良，海外诸番无敢与之对抗。他们强占满剌加地，并伪称满剌加人来国朝上贡，后来据说又改称“蒲都丽家”（应是葡萄牙Portugal的译音）、“干系腊”（可能是天主教gatholic的译音，也可能是卡斯提利亚王朝Castilla的译音），到底是谁，来自何方何国，让人困惑。来历不明，就难免让人心有疑虑。朝廷不准其朝贡，但边防又无法制止，于是坊间议论纷纷。不知不觉大明皇朝覆灭，佛郎机们倒也没有酿成大害。〔5〕
连佛郎机与满剌加都分辨不清，就更难分辨葡萄牙与西班牙了，何况不久葡萄牙又一度被并入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绕道美洲征服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晚半个世纪来到中国海岸。大明官民把他们也称为佛郎机。于是，有澳门的佛郎机，还有吕宋岛的佛郎机。满剌加与吕宋都曾是大明皇帝册封赍赐过的藩属国，但满剌加被葡萄牙人占领，皇帝拖了十年才下了一纸不着边际也不合时宜的诏书，还以为真像郑和船队回来宣传的那样：“天书到处多欢声，蛮魁酋长争相迎。南金异宝远驰贡，怀恩慕义摅忠诚。”〔6〕
吕宋岛被西班牙所据，马尼拉满者伯夷王后裔们的宫殿化为灰烬以后，入侵者用皮鞭与棍棒逼迫土著人，其中可能还有华族移民，为他们修筑西班牙式城堡与天主教堂。灾难传到国朝，变成了一则荒诞无稽的诈骗故事：自称从西方“干系腊国”来的一股佛郎机人，借给吕宋王祝寿献上黄金，并请求国王赐给他们像牛皮大小的一块地盖房子。国王恩准了，想不到他们竟将牛皮剪成细条，连接起来，圈了一块地，大得让国王吃惊。国王后悔，但又不好失信于这些远夷……〔7〕
荒诞传闻正好可以填补知识的空白，让人感到心安理得。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并一度狂想远征中国，他们开辟了从南美洲到菲律宾的大帆船贸易，于是，美洲的白银被源源不断地运抵中国购买中国货。国朝不知海外变故，盛传“海上有银山”。万历皇帝为自己营造了一座豪华的陵墓，花了八百万两白银，而朝鲜战争又掏去国库白银两千六百万两。内府、宗藩、冗官，势穷弊极，耗尽帝国财政。人们只知银元流入，却不知银元来自何方，闽南两位风水先生忽发奇想，上奏朝廷说，吕宋有座机易山，山中有树，盛产金豆，如果派人去采集，每年可获黄金十万两，白银三十万两。神宗皇帝将信将疑，派太监高寀前去勘察。高寀是福建税使，知道这是胡说，又派海澄丞王时和、百户于一成带那位名叫张嶷的风水先生渡海前往吕宋。而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面对前来采金豆的中国官员大惑不解，质问：“中国派你们来开山，山各有主，怎么能随意开采？如果中国有金山，我们可以去开采吗？何况你们说山中树上产金豆，树是什么树？”王时和一时答不上来，看看风水先生，张嶷诡辩：“山中遍地黄金，还要问什么树所生吗？”于是哄堂大笑。〔8〕
天朝官民的这份糊涂，给利玛窦委实带来许多麻烦。利玛窦把自己扮成和尚在肇庆传教，但总遮掩不了“长身高鼻、猫睛鹰嘴”。肇庆是个内陆城市，听到过一些关于佛郎机人剽劫行旅、掠食小儿的传说，而好奇的小孩向教堂扔石头，教士的仆人抓住一个小儿，周围的百姓就沸腾了。他们哭天抢地，说孩子被食人生番捉走了，要求官府惩治番鬼。利玛窦不理解，中国百姓为什么如此容易仇恨容易激动。其实问题还是出自那些传言，据说佛郎机国在狼徐鬼国对面，狼徐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9〕
与佛郎机人打了一个世纪的交道，朝野对佛郎机还是莫名其妙。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荷兰人又到了。《辛丑年记事》（1601年）曰：“……九月间，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国人。人呼之为红毛鬼。其人须发皆赤，目睛圆，长丈许。其舟甚巨，外以铜叶裹之。入水二丈，香山澳夷虑其以互市争澳，以兵逐之。其舟移入大洋后为飓风飘去，不知所适。”〔10〕
佛郎机横行海上一百年，中国的饱学之士大多不知“狡夷”来自哪里，孤陋寡闻令人失望。而佛郎机凶狡不可名状，荷兰红夷又飓风飘来，更残暴也更让人捉摸不透。1604年、1622年两次冲突之后，“红毛水怪”又占领了台湾。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接受了，而难以接受的事必须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才能化解它对社会与传统观念带来的冲击。一个可以解释的世界，总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世界，任何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都可以帮助人们忍受苦难与灾变，甚至获得道德上的优胜感。荷兰人占领台湾，大陆流传着另一个牛皮割地的荒唐故事。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老故事解释新现实：荷兰红毛欺骗土番用重金购买一块牛皮大小的地，台湾土番像吕宋土番那样上当了，红毛夷则像佛郎机那样将牛皮剪成绳，续起来圈了很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