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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宗在天启七年（1627年）冬去世，他只活到二十三岁，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故不能说是“短命”，只能算是“夭亡”。之所以会这样，明末的一些野史上说，是浙党的尚书霍维华进献了一种名为“灵露饮”的春药，使得熹宗长期服用，身体就垮下去了，死时，身体浮肿。明朝议谥叫他“熹宗”。中国二十四史上的皇帝，只有他得了这个“熹”字。熹字本有光明的涵义，但对他来说，只是“熹微，日欲暮也”，是明朝垂亡的象征。《明史》用这样几句话对他作了个结论：“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五
明王朝的灭亡，除了这几位皇帝的失误以外，深层原因主要还在于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可以说，明王朝并不是亡于李自成，而是亡于它自身。
李自成的农民军，既没有一个可以安天下的政治纲领，又没有稳固的后援基地，其军事力量原本不足以推翻明王朝。只是仅因为明王朝自身积累起来的许多弊病，造成了吏治腐败、官贪民困、藩王敛财、人心怨怼，加上朝廷长期内斗，主计失策，辅臣庸懦，经略无方，军饷不继，士气低落，形成总体力量的虚弱，这才使得李自成在到处迎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地攻入北京。从李自成“北京四十天”后便走向溃败的事实看，李自成之攻入北京，只是历史的偶然事件；明王朝的灭亡，没有李自成也是要亡的。其实，李自成即使成功，至多也不过是朱元璋的再版。他一进北京，急忙称帝，龙廷未稳，内斗已生，一听谗言，就杀功臣，拷掠索财，全无大志，既不防边，又不安民，有哪点比得上朱元璋呢？所以，李自成本人并不是一个能超越封建帝王思想的革命者，只是一个农民军的首领，“北京四十天”的历史过客。其攻入北京，不能算是成功；其“四十天的皇帝”，已兆其必然失败。即使当时与李自成一同领导农民起义军的李岩、宋献策、刘宗敏等人，也没有哪一个是能超越儒家文化意识牢笼的真正的革命者。他们的最高目的，无非是夺取明王朝的皇位，“打扫龙庭坐天下”，并没有“改弦更张”、“与民更始”、改变明朝体制与虐民敝政的打算。故其成败得失，实无足深论。
从根本上说，明朝的政体本身就蕴藏着危机。首先是作为最高独裁者的皇帝，只能是一个“圣心独断”的孤家寡人。而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英明、正确、神文、圣武、雄才、阴险、诡诈、残忍……总归是无法统治一个国家的。真正要“日理万机”，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会把他累死。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朝廷”，有许多臣子来帮他做事。而且，在全国各地还必须有许多分支的“小朝廷”，去帮他管理地方行政。而要有人帮他做事、帮他管理，他就必须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因此，所谓的“高度集权”，本身就包含着“必须分权”的矛盾。要使这矛盾统一，皇帝的高度集权，至多只能是把“最后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规定朝廷大事必须由皇上“朱批”，各级官员必须由皇上任命，同时，还必须“群臣互制”，共同受制于皇帝。这样才能使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有效地运转。
但问题在于，在封建等级制甚严的朝廷，每个臣子都想往上爬，借“互制”而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便是不可避免的。发展下去，党同伐异，就使得“群臣互制”变成了“朋党内斗”。如果皇帝不能公正地对待问题，而是有所偏敝、有所偏私，朝廷中的“党争”便难于平息，甚至使皇帝陷入与群臣对立的地位。神宗朝的疲敝，便是这种体制内在矛盾恶性发展的结果。
同时，在这种体制下，要想群臣共同受制于皇帝，皇帝就必须具有对臣下进行奖励与惩罚的威慑力量。权无威不立，威也是一种权力，是高于一切臣下之权的特权。那么，皇帝之威从哪里来呢？最重要的自然是军队，其次是银子。奖励是比较简单的，封官晋爵、给称号、给银子，都是羁縻之道，牢笼之术。只要皇上高兴，给什么是可以随意的。而惩罚却比较麻烦。除了要依靠足以进行征伐的军队在特殊情况下能平息叛乱外，平时，还必须要有对臣下进行侦查、搜捕的特务组织，以及随时可以执行刑罚的特种刑事监狱，用于对臣下的监控。这是集权体制维护皇帝权威与安全的杀人工具，等于是皇帝的金戈黄钺。
这些杀人工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由于皇帝只能使用亲信的内官太监来统辖和掌管这些部门，无形中便使得皇帝的权威转移到了这些“位卑权重”的内官手里。但这样做与巩固皇帝权威的目的实际上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近臣和太监在文臣武将眼里，只是些宫廷厮役式的小人。皇帝重用这些小人，皇权便会在群臣心目中失去威信。而且，这些不学无术、素质低下的小人一旦掌握了大权，必然胡作非为，锄诛异己，颠倒黑白，诬陷忠良，使朝廷陷于混乱与破败。熹宗朝的“魏忠贤专权”，就正是这种体制的产物。
皇帝高度集权的目的，不仅要保证开国皇帝无人篡位，而且要使皇位“万世一系”地传承下去，永远不会“大权旁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以后，之所以大杀功臣，要把原先和他一同起事、曾经平起平坐、可能和他有争权争位的人全部杀掉，是为了维护天下只有一个“最高独裁者”的需要。为了这一切，必须这样做，而不能考虑冤与不冤的问题（这也不独明朝为然，差不多从古以来都是如此）。朱元璋就曾这样教育过他的儿子：他把一根棘刺丢在地上，叫太子去拈起来，太子不敢拈，他说：“你怕刺手，我帮你除了，不就好了吗？”
可是，一切问题总有难于考虑得十分周全的地方。因为每一代皇帝不可能只有一个儿子，儿子也不一定都聪明睿智，神文圣武，而智愚、贤不肖又不容易分辨。这就为确定皇位带来了难题。在别无良法的情况下，就仍然只好将自古相沿的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定为“祖制”，谁也不许违反。但是，问题在于皇帝对后妃的感情不可能是绝无偏爱的；对传位问题的考虑，也不可能不受这种感情的影响。因此，对皇位的“接班人问题”，皇帝自己并不一定想遵守“祖制”；而皇妃的家族，也不能不极力参预；同样，朝廷的群臣要考虑拥戴谁做未来的主子才会对自己有利。所以，皇位“接班人问题”在每个朝代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便很容易触发。神宗朝“立太子”的问题，便是由于皇帝想超越“祖制”、群臣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要维护“祖制”引起的，从而演出了祸害三朝的“梃击案”，延伸到熹宗朝的“红丸案”、“移宫案”。最终导致了“党祸”与“太监专权”。由此也可见，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最无法防止的破坏者，就是皇帝自己。
从神宗到熹宗，由“立太子”引发了神宗皇帝与群臣对立、皇帝怠工、群臣内斗、大臣挂冠、朝政疲敝，最后导致熹宗在青少年时登基，听任妇寺窃柄、太监专权，皇帝自己变成了傀儡，旁人无法制止。在“阉党”残杀“东林党”的“党祸”落幕时，朝廷已经变成了难于收拾的烂摊子。在皇帝高度集权的体制中，在皇帝想破坏“祖制”、“废长立幼”因素的诱发下，各种潜伏的内在矛盾，在火星一闪之际陆续地爆发出来了。这样，使这个自身极不合理的体制和皇家的一切特权，也就都伴随着国家的衰亡而冰消瓦解。
六
中国历朝历代的封建体制都是依据儒家经典理论建立起来的。在这里，儒家经典，即所谓“孔孟之道”，被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不敝”的永恒真理，两千多年来，早已成为皇家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千秋供奉的经典，几乎从没有什么“改革”。因为凡是经典，都只准学习、背诵、注释、引用，照搬教条，不许有一字之差。谁要是想稍微地“修正”一下，都会是弥天大罪。
其实，孔孟之道也是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上出现时，它确实是有进步意义的。在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战乱不息的时期，人民痛苦不堪，孔孟宣扬“王道”、“仁政”，是希望诸侯平息战乱，共尊东周王室，和平地进行一种“对人民施仁政”的政治竞赛，得人民归附者，自然成王。——这种学说，在当时并不行时，孔子周游列国，并没有一个诸侯用他；孟子说得唇焦舌敝，也还是无人肯信。只是到了汉朝以后，皇帝们发觉它那“尊王”的说法，很有利于皇家统治，于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夫子才逐渐登上了“至圣先师”的大位。从唐以后，历代皇帝以科举取士，考的都是儒家经典。所有的读书人，全成了儒家弟子。于是，国家的一切典章制度，全都以儒家学说为依据。即使臣子们向皇帝上疏，也必须引经据典。整个社会，都受儒家思想统治，开口就是仁义道德，“礼治”习以为常。要说法律，也只有“王法”，没有“宪法”和“民法”。一举一动，都要按孔夫子的规矩行事。因为孔夫子是“圣人”，“圣人”的话是决不会错的，它是统一的、完备的体系，是所谓“夫子之道，一以贯之”的东西。离经叛道，是不能容许的。
但实事求是地说，“夫子之道”并不完全是“一以贯之”的，分析起来，它本身倒有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孔夫子一面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道德观念，看做是封建等级制社会结构的基础。这“王道”政治，当然只能是帝王专制，所谓“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皇帝君临天下，是不容许有人和他平行或驾乎其上的。可孔夫子另一面又大讲“仁道”与“施仁政”。这“王道”与“仁道”就显然是矛盾的。例如，皇帝可以随意地杀掉臣子，“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当然是合乎“王道”的。但那是不是也合乎“仁道”呢？显然不合“仁道”。这“王道”与“仁道”的矛盾，怎样解决呢？儒家一方面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一方面又用“仁道”说教，把君权框范在“施仁政”的范围以内，如果皇帝不“施仁政”，这矛盾又如何解决呢？所以，朝廷里面，按儒家教义来建立的政治体制，既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有用言论去劝导与规谏皇帝的言官，还有用竹帛或纸张去记下皇帝过失的史臣，而且，还规定皇帝的继承人，从小就必须接受儒家的教育，用儒家士子出身的大臣，去做未来皇帝的老师，教他学习儒家经典。这一切，就是儒家解决问题的方式，谓之“为帝王师”，也是儒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途径。换言之，就是用教育的方式，把皇帝变成儒家的学生，使儒家士子变成皇帝的老师和监护人，朝廷里的一切，都按儒家经典的教义办事，普天之下，都行“孔孟之道”。
但是，“为帝王师”的理想，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在儒家经典中，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基本上都是一些关于伦理道德的说教，不但没有物理、数学方面的知识，连法学和经济学概念都没有。通常，儒家只是把孔夫子的“语录”（《论语》），看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神圣“宝书”。据说，宋朝就有一位宰相曾经宣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听起来像四十一度高烧病人的胡话，然而，古人认为是真的。后来，尽管经典的范围，由基本的“四书五经”加上《孝经》、《尔雅》扩大为“十三经”，内容可算繁富，包括了古代的文学、哲学、历史、政治和占卜、礼仪、文字训诂之学，且这一套学问，对老百姓的营生治业，没什么用，但它所制定的道德礼仪规范，却对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家庭生活和社会上的待人接物，都要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甚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意思。外国人讲的“自由”，在中国儒家看来，不过是“夷狄之邦，不知礼义”而已。所以，这些经典，对统治者来说，是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帮助统治者“教化万民”，而且它还包含了“为君之道”与“驭民之术”。这当然是皇帝非常满意的。不过，也有一些东西是皇帝很不满意的。据《罪惟录》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读《孟子》，读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那一段时，勃然大怒，认为孟子不应该配享孔庙的祭祀，下诏要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里搬出去，而且，不许群臣谏阻，“敢谏者死”！可是，当时的刑部尚书钱唐，却偏要拼死力争。朱元璋叫武士张弓搭箭，说谁要阻挡就射死他。那位钱唐居然把衣服撩开，袒腹受射。虽然钱唐没有被射死，朱元璋却已经有点害怕。因为，他忽然想到，如果天下的儒家士子都像钱唐这样固执，那么，为不祭孟子而杀人，就可能使天下的儒生全都“视君如寇仇”，那便是个大麻烦。他只好妥协，连忙叫太医给钱唐疗伤，表示自己被钱唐感动了，把“不祭孟子”的事一笔勾销。但妥协只是暂时的，矛盾依然存在。不仅儒家经典里面有“王道”与“仁道”的矛盾、孔子与孟子的矛盾，其中，还有不少东西，是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构成直接矛盾或根本矛盾的。上面那句“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还只是个“假定”的说法，换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直言判断”式的说法，大概从来的皇帝，恐怕没有哪一个能够接受得了。
按儒家“仁道”的理论来说，除了“治国”，还要“平天下”；除了“小康之治”，还要实现“世界大同”（“解放全人类”）。可是，按儒家“王道”的体制来说，实行的却是“皇帝高度集权”、“群臣互制”、“锦衣卫和太监监控”的体制。这两者之间，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可见，要坚持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去“为帝王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皇帝和儒臣发生矛盾的时候，儒臣要么是“去职”，要么是“死谏”；而皇帝则除了将儒臣降、调、罚、黜之外，还可以用“廷杖”打，直至打死；用“诏狱”关，直至关死；还可以痛快地“斩首示众”，或慢慢地“凌迟处死”。相比之下，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皇帝永远站在解决矛盾的决断者的地位。所以，儒家的所谓“为帝王师”，多半只是一种“哄哄自己、遮遮面子”的幻想。
不过，“为帝王师”也有偶然奏效的时候。例如，神宗十岁时以幼主登基，张居正执政，那十年间，张居正确实起到了“为帝王师”的作用。可是，那只是神宗即位之初、在皇帝只有十岁的特殊条件下的昙花一现而已。张居正死后，神宗发现自己的老师原来并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对老师就产生了“信任危机”。而且，前一个老师张居正教他“严正”，后一个老师申时行教他“宽柔”，神宗觉得这儒术似乎也是个软面团，可以随人捏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渐渐懂得了这些儒臣的奏疏并不是纯为皇上，而多半是为他们自己；奏疏上说得冠冕堂皇、引经据典，其实也是“欺君卖直”、“谋名希位”的老一套。于是，神宗学会了两手：一手用张居正教给他的“严”，对臣下随意地降调罚黜；一手用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