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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在意了，因为她又认识了一个影视公司的策划，天天和人家泡在一起。
“小心。他没准有梅毒。”老五知道她要干什么。
“你倒没有梅毒呢，我总不能唱一辈子野台吧？”余丽才不理这一套呢。
老五对出名的事早没信心了。“你呀，能唱野台子就不错了。这个月你演了九场，也有万八千收入了吧？还不知足，早晚让人家把你卖到妓院里就老实了。”
余丽冷笑一声：“你就在野台子上混吧，等我出了名再好好捧你…”
至于余丽后来和策划的关系怎么样，别人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在一个产品发布会大家只看到了老五，连阿黄都不见了。听说余丽带她去拍戏了，可不久又听说那个剧组由于资金不到位解散了。
笔者前些日子看了一本书，主要是说美国好莱坞的陈年旧事。看着那些大名星们发迹的历史，笔者不仅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真应该让老五他们看看人家是怎么成功的。可看到书的最后，笔者不仅笑了，作者说：不成功的理由非常多，而成功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脸皮撕下来贴到屁股上。
人家美国人是这样，不知道中国的演义圈儿又是副什么样子。奉劝要来京城演义界发展的朋友，先摸摸自己还有没有脸皮。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歌厅里总是笑脸（1）
（歌厅文化与现代歌女）
在此笔者提醒大家，到南方去，一定要管女士叫女同志，千万别叫小姐。在南方“小姐”二字是转用名词，决不可瞎叫的。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可他却不敢说存在的就是正确的。因为所有的存在都与利益相关，一旦失去了利益的驱动，那么一切都将成为无米之炊，无源之水。然而在利益杠杆面前，恐怕连圣贤都不能保证其阴暗面的不存在。
国内这两年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状况不好，市场疲软，由于市场前景比较悲观，人们大多在消费时采取持币观望的态度，前几年火暴的市场消费明显降温了。针对消费水准下降的现实，有人总结了几句顺口溜，听来可笑，倒也非常形象：
“商场站傻售货员，
饭馆闲着炊事员，
白天急死开的的，
晚上急死当鸡的。”
的确如此，商场冷落，饭馆冷清，开出租车的一天一百多公里的空驶让司机们心疼，而“当鸡的被急死”说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九五年，笔者随单位的车去长沙送货，在107国道上整整走了三天。让笔者惊奇的是国道上饭馆的密度惊人，几乎每公里都会有几家大大小小的饭店，多的地方甚至是一串一串的。有三层楼的大酒店，也有一间小屋的小吃铺，但饭馆无论大小气魄都挺大，什么远东、欧亚、大江南、新世界，名称都非常吓人。整条国道似乎只有豫鄂交界的大别山区，峰高路险，饭馆才比较少些。
与笔者一起去的司机说：“什么他妈饭馆，全是鸡窝。”据笔者观察司机说的应该没错，一到快吃饭的时候，国道上就春光无限了。路边的小姐就像出笼的鸽子一样，甚至能飞到公路中间去拦车。她们毫无顾忌地向司机比画着下流的手势，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有的小姐说闲话公然向过路司机撩裙子。我们第二天跑到信阳附近，笔者的司机终于禁不住诱惑了，中午吃饭时，拉着个小姐跑进饭馆的雅间里呆了半个钟头。
“你也不怕得病？”再次出发时笔者埋怨他。
“咳！像我们走长途的，一个月着不了三天家，有这帮小姐不还能出出火吗？才四十块！”司机倒比旁观者还自然。
据说在国道上明目张胆的卖淫早就是全国性的问题了，而北京心照不宣地大规模引进三陪小姐则应该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有人说一条107国道解决了十万小姐的就业问题，而偌大的北京估计得有二十万小姐以此为生。虽然近两年由于消费不旺和扫黄打非，在北京的外地三陪小姐渐少，但也绝不会少于十万人。因为据太原去年的统计（太原三陪小姐要上税），仅太原市就有上岗证的三陪小姐就是十万人，北京要是少于十万就见鬼了。
笔者认为“三陪小姐”是一个过时的叫法，应该叫四陪才合适。所谓三陪就是“陪吃、陪喝、陪玩”，实际上这是三陪小姐刚兴起的时候，大家一种比较暧昧的叫法，他们把最重要的一条儿给省了，那就是“陪睡”。一般歌厅里的小姐，把跟客人出去睡觉叫出台，实际上没有几个小姐没出过台的，千万别信那种“我们这里不允许”之类的鬼话，见了两次没有带不出去的小姐。第一次不愿意出去是因为怕你是便衣。
嫖妓、卖淫的话题的确是国人所不齿于口的，然而作为社会中人，谁也不能对这种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讲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卖淫、嫖娼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又在哪里呢？
社会学家发现在黑猩猩的社会中，就有雌猩猩用性交换取雄猩猩食物的现象。可见卖淫现象并非人类社会所独有，而其最原始的动机也无外乎经济意义。可以这么说，在经济社会中，只要卖淫这种现象存在经济价值，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手段，这种社会毒瘤都是很难根除的，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其实无论我们对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态度，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正象谁也无法使人不得病一样。偷窃、卖淫等现象是经济社会的通病，将来的事我们不去推测，至少到现在为至，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没有完全根除它，笔者甚至认为我们没有能力根除这种现象。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中国出现娼妓业的确切年代了，如果真有黑猩猩卖淫现象的话，那这种考证就毫无意义了。在中国官妓的出现却是有史可查的，建国前北京八大胡同、南京秦淮河两岸的妓女都会在自己的房间里，供奉一位白眉神，大些的妓院甚至有专门的小祠堂。特别是妓女们第一次接客时，都要与嫖客一起拜祭这位神仙以求保佑。这位妓女枕畔、悦尽风光的白眉神就是中国娼妓的行业神——管肿。看到这儿不少人就会笑了，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崇敬的先贤怎么会成了娼妓神呢？
其实管肿是开创中国官妓的始祖，史书记载：“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原来齐桓公的春秋霸业里还有官妓门辛酸的泪水呢。如此看来管肿可能是世界上开创官妓事业的鼻祖，因为齐国的官妓比古希腊、近东地区的官妓还要早。而其成为妓女的行业神自然顺理成章了，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娼妓业的发展甚至能左右一个国家的兴衰，真是了不得！
建国后到八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政府一度宣布娼妓、贩毒等行业已经在中国绝迹了。其实说到贩毒可能是这样，毒品源头被掐断了，就是有人想抽也买不到。但说到没有卖淫现象则是一相情愿了，只能说是娼妓作为一个行业已经被取缔了。而通过性交而达到一定经济目的的事绝对不可能绝迹，任何人都没有生活在真空里。就拿知识青年回城这件事来说，多少女知青为了早一天回城而把贞操献给了当时掌管着回城审批大权的人？难道这不是一种变相的卖淫吗？所以说这种现象不会绝迹，至于更敏感的话题，笔者就不敢多说了。而改革开放后，卖淫业和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一样迅速膨胀了，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小严是东北人，高高的身材，皮肤有些黑但看起来非常健康。据说寒冷地区的女子性欲比较旺盛，小严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她上学时成绩一直不太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追星族，在当时追星还不是太时髦的情况下，她已经积攒了一百多盒歌星的磁带。当然这些磁带都是追她的男同学送给她的，久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小严终于在初三的时候为此付出了代价。她和学校外的一个男孩子偷食了禁果，换几盘磁带也就罢了，倒霉的是她怀上了孕。学校帮她把孩子打掉后，毫不客气地把小严开除了。她父母是工厂的老工人，听说这事便提着木棍满城找她，小严没脸回家也不敢回家，从此她就和外面的一帮兄弟姐妹混着过，一年多后，她开始活动心眼了。现在她自己说不清当时的动机，也许是想开开眼界吧。小严在九二年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来了北京。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歌厅里总是笑脸（2）
她在北京先找了家美容店为人家按摩，后来听说歌厅里挣钱更多，便毅然进了歌厅。那时北京的歌厅还很少，泡歌厅的人都是有钱没地方花的暴发户，小姐们的小费高得惊人，正是歌厅生意蒸蒸日上的时期。小严为了进歌厅里还颇费了番周折，那时歌厅的生意还不敢太公开，老板进小姐也比较谨慎。她托了在北京认识的一个朋友，最后还跟老板睡了一夜。
不过一迈过歌厅的门槛，她就如鱼得水了，小严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她在流光异彩的歌厅里穿梭，在肥头大耳的暴发户中间徜徉，她总有办法让这些家伙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她总有能耐把他们口袋里的钱塞进自己的长筒袜里。不久歌厅的小姐们就给她送了个外号——“小泡儿”，意思是小严从不拒绝，谁泡都可以。没半年的工夫，小严就成了那家歌厅的当红小姐了。
九二年的时候，手机和程控电话都不太普及，电报的业务量还比较大。小严春节时给在东北的姐妹们拍电报只用了六个字：“钱多，人傻，快来。”
这件事后来在社会上竟传开了，还真不是小严多有创意，一是想剩些钱，二是肚子里实在没什么词。
其实干小姐这行要求还是挺高的，模样说得过去只是先决条件。做小姐不仅得有胆识，还要有一定承受力。来歌厅玩儿的什么人都有，有时候碰上混不讲理的混混儿，小姐也只能甘心奉献了。有一次，老板把小严叫去，说来了个朋友叫她陪陪。后来小严想他那位朋友肯定是刚刑满释放的，他把小严拉进包间，二话没说就开始脱衣服，不到两个小时小严竟让他干了三回。完了事，小严向他要钱，客人俩眼一瞪，顺手甩给她一块钱。小严拿着一块钱说：“大哥，您这不是寒蝉人吗？”
没想到客人一听这话倒急了：“他妈的我在浴池洗个澡才花两毛六，在你这儿洗洗头儿给一块钱还敢献少？找你们老板要来。”
小姐们碰上不给钱的还算好的，就怕给了钱却遭罪的。小严在九三年就倒过一次霉，歌厅里来了个香港人，四十来岁，出手阔绰，看样子除了钱没别的。他点了小严的台，小严自然求之不得。十一点时，港客说要带她去宾馆，小严说没有一千她不去，港客毫不犹豫地就拿出五百来：“先拿着，完了事再给那五百。”
港客很有礼貌地把她带到自己的房间，可一关上门香港人立刻变了一副嘴脸。他说：咱们说好的一千块，我们香港人是不会反悔的，但我怎么干你都得答应。小严心想：你还能玩出什么新鲜的来，于是大大方方地答应了。
港客“嘿嘿”冷笑几声，转身就从壁橱里找出条尼龙绳，三下两下就把小严脱光了捆到了床上，然后自己也脱光衣服，把内裤一下子塞到小严嘴里。接着抽出皮带狠狠地在小严肚子上抽，手上抽着，嘴里还喊着小严听不懂的香港话，估计是在骂人。小严疼得拼命扭身子，可尼龙绳很结实，扭了半天倒把手腕子弄青了。
港客直到把她的肚子抽肿了才住手，可他还觉得不过瘾，于是爬到小严身上，又咬乳头又揪耳朵，有几回小严真怕他把自己的乳头咬下来。港客足足折腾了两个小时，才把她身上的尼龙绳结开，此时的小严已经半死了。港客把另外那五百块钱摔在她肚皮上，叫她赶紧滚蛋。
小严几乎是从房间里爬出去的，她在电梯口坐了半个钟头才缓过劲儿来。后来她在家里休息了三天，弄得不少常客还以为她走了呢。
在歌厅里混还有一条原则，为人得仗义。老板在黑白两道上操心挺多、花费不小，人家给大家弄个饭碗不容易，出了事绝不能把老板抖落出去。要知道开歌厅的老板都是脚踩黑白两道，手撑胡同一方天的人物。替老板兜着，从局子出来了老板自然另眼相待；要是把老板连累了弄死你，到了阎王爷那儿都不知道告谁。
九五年的时候，小严已经换到了第三家歌厅，在银行里的存款已经有了好几十万。可就在她事业颠峰的时候出了一当子事。
其实那当子事倒霉的也不光是她一个。有天晚上，一个常客点了小严的台，唱了几首歌后，常客可能是喝多了，他提出在包厢里来一下。由于是常客，小严自然答应了。没想到两个人正在包厢里翻云覆雨，包厢门就被撞开了。几个警察和联防队员冲了进来。小严以卖淫罪被公安句拘留了，而她那个常客则被罚了三万块。
警察审了小严两个晚上，小严一个劲地承认错误，对他们提出的是不是老板教唆的事却矢口否认。最后警察气坏了，判了她半年劳教。半年后小严出来的时候竟发现老板带了三两车在劳教所门口接她。小严就跟结婚的新娘子似的，当时她别提有多感动了。此后在那家歌厅里，小严俨然成了一呼百应的大姐大，不少新来的小姐都来拍她的马屁，小严甚至私下里给新来的小姐介绍客人，自己从中抽提成，其实小严的做法已经是半个鸡头了。不过好景不长，小严的鸡头没干了半年，派出所终于抓住了老板组织卖淫嫖娼的证据，小严又给抓进去了。这回她积极揭发老板的罪行，可派出所的民警却不买帐了。小严以协同组织卖淫的罪名给判了四年，老板则给判了十五年。
按说今年她该出来了，可小严出来后还会不会重操旧业呢？谁也说不准，不过好在她手里还有几十万呢，不干这行也一样饿不着。
小严是现代妓女的一个典型，她们没什么文化和道德观念，毫无所长却好吃懒做，至于家庭责任心、个人修养之类虚无飘渺的东西简直就没听说过，她们走上这条路一点也不奇怪。小严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若事生非，要是像别人似的毫不张扬地干上几年，弄上个二三十万，现在没准早回家过日子去了。可她居然还有些野心，不甘心只做一只普通的鸡，结果弄了个身败名裂。
可是如果说没有道德文化是大部分妓女堕落原因的话，另一些妓女的存在就没法理解了，因为现代妓女中有不少是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流利的才女。
走遍全国各地的大小歌厅会发现东北小姐最多，笔者在海南旅游的时候，看到不少歌厅门口挂了块大牌子，耀眼的粗体字堂堂正正地写着：“正宗东北小姐！”当时笔者不仅乐了半天，看来东北小姐已经和川菜、烤鸭一样成了地方特产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歌厅里总是笑脸（3）
至于为什么东北特产小姐，笔者有些想法却不敢说，一来怕出版社为此受了连累而被人迁怒，二来笔者怕自己的家被东北老乡炸了。但笔者听说的另一个东北小姐，她的事却很值得在此说说。
李方是东北的一家著名工学院毕业的，她毕业后给分配到了抚顺的一家国营大厂。大学生参加工作自然是从实习生干起，李方在车间里实习了半年，半年后李方就辞职去南方了，因为她在厂里实在看不到希望。
众所周知东北是老工业区，设备老化、企业负担严重，工厂效益普遍不佳，甚至大部分厂子是在亏损经营。其实这是一个国家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如果有人去过美国的芝加哥、底特律等老工业区也会看到相似的情景，但他们的经济转型在八十年代已经做完了。至于英国他们的老工业区转型时就更痛苦，可以说大英帝国的没落都与此有关。而我们正好处在这一关口上，所以东北老工业区的增效脱贫，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件棘手的大事，也是对政府工作能力的一次考验，但情况的好转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东北老企业职工的工资待遇自然成了大问题。就拿李方的厂子来说吧，她实习了半年，只发了一回工资，才三百多块，车间主任还说这是对新来的大学生的照顾。至于普通职工只有二百多，往往一拖就是四五个月。让人感到可悲的是，就是这样的企业，职工们还一天到晚担心下岗。为了保住这个破饭碗，他们不得不地拍领导马屁，甚至用从牙齿上刮下来的钱给领导送礼，好让他在下次讨论下岗名额时高抬贵手。
笔者上学时，一位老师曾颇感慨地说：不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