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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给领导送礼，好让他在下次讨论下岗名额时高抬贵手。
笔者上学时，一位老师曾颇感慨地说：不食喈来之食，从个人修养上说可以做得到，但如果认为这是人生真理而推广到整个社会就近乎于荒谬了。
在生活的压力下，李方的同事们私下操起了各种行当，于是早晚的大街上早点摊、卖菜的、修自行车的人中都有她的同事。更有甚者有些脑子灵活的男人不稀罕费那个力气，于是晚上用自行车驮着自己老婆去歌厅挣小费，十二点的时候再骑车去歌厅接人，于是抚顺出现了老公排队等小姐的奇异景象。刚到抚顺的人可能不知道，那歌厅里唧唧喳喳的小姐们大部分都是有老公的人，而她们的老公正在歌厅门口等着呢。有人为此编了几句打油诗：
“下岗女工不流泪，
扭脸走进夜总会，
不挣工资挣小费，
谁说妇女没地位？”
其实何止是下岗女工，没下岗就进歌厅挣小费的也有的是。
李方到深圳后本想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当时深圳经济已经很发达了，找工作已经不像新建特区时那么容易了。半个月后李方也进歌厅当小姐了，她本想先挣些钱，在深圳站住脚，可没想到不久她当小姐就当出瘾了。
俗话说：要了三年饭，给个总理都不干；当了三天鸡，从良就是下地狱。
由于乞丐和娼妓都是无本万利的行当，干久了，其他卖力气、费脑子的事就不愿意干了。所以说这些行业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毒品，其特征就是叫人欲罢不能。
李方是自己闯到歌厅，落草为鸡的。她一般是先在夜总会里找个地儿坐下，然后就开始搜索，一旦发现合适目标就上去和人家搭讪。由于李方谈吐不俗，模样出众，平常的客人是很难拒绝她的。再说来歌厅的人本来就是泡小姐的，对这种送上门的高档货自然是求之不得。不过李方的皮肉生意进行了没一个星期，就险些把小命丢了。
那次她勾引了一个长相很酷的年轻人，本想在他身上好好捞一把，没想到却碰上了克星。年轻人不动声色地把她带进包间，李方意料不到的是后面还跟了三四个男男女女。还没等李方反映过来，年轻人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反手就将她整个摔到沙发上，跟着过来就抽了她几个嘴巴，后面的几个人也冲上来在她身上狠狠踹了几脚。李方一时间被他们打糊涂了，她包着脑袋直嚷嚷：“大哥，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没钱，真没钱！”她以为是碰上打劫的了，深圳这种事很多，一般人上街都不怎么带现金。
年轻人揪住她的头发，把他扭在沙发上：“你这个骚婆娘，已经注意你好几天了，你还没完了？知道不知道这是谁的码头？活够啦？”跟着“啪啪”又是两个嘴巴。
李方被打得两眼直冒尽星，可她脑子里立刻明白，这回是碰上当地的鸡头了。“大哥，我错了，我错了。你要什么我都给，以后我就听你们的。”她几乎是在哀求了。
“就他妈知道撅着屁股卖肉，不知道来拜码头。”年轻人看她服软了，口气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严厉了。“把裤子脱了，陪大爷们玩玩儿。”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几个避孕套，分发给另外几个人。
那天李方被三个鸡头轮奸了，其实也不能算做轮奸，因为李方自始至终都是挺配合的，被打肿的脸上居然还带着笑，等他们完事李方还给了鸡头五百块保护费。从此她在深圳就被那几个鸡头控制了，所谓控制就是必须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卖淫，而每次成交的收入都要给他们白分之二十的抽头。
鸡头本来是香港人的叫法，其实他们就是有组织的皮条客。他们三五成群，拉帮结派，带有明显黑社会的性质。鸡头们往往依靠武力或其他手段，甚至投靠一些政法机关里的败类做靠山。他们控制一定地域内娱乐场所的明娼暗妓，为她们提供保护、场所，从她们的收入中提取保护费，是不折不扣的犯罪集团。娱乐场所的老板一般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公安机关每次严打后不久他们就死灰复燃。最可笑的是鸡头之间经常发生争地盘、抢小姐之类的争斗，有的甚至能发展成大规模的械斗。在南方这中帮会性质的团体特别多，很多小姐到那里不得不依靠当地的鸡头，甚至主动去找鸡头，寻求保护。
李方在深圳呆了半年，最后她终于找个机会脱身了。
李方觉得北京不错，离老家比较近，小姐的收入也不低。而且北京的歌厅都是老板说了算，鸡头的地位比较低，根本惹不起歌厅老板，甚至不少地方鸡头根本插不进手去。她在北京歌厅里找了个熟人，一干就是一年多。凭心而论，北京来歌厅玩儿的人，素质的确比外地的高多了，说话不那么野，给小费时也不那么抠门。
当时全国各地小费的普遍行情是一百块，而北京一直是二百块，玩个全活儿的话，最少也是三百，要是赶上大方的五百、一千地出手也不新鲜。
后来歌厅老板的一句话终于让李方明白，北京人原来更虚伪。“大方？他们大方他妈个蛋！你才来几天？懂什么？没看见我的吧台上天天往出开发票？玩了五百开一千的发票，都他妈是花公款的主儿！”
原来北京的玩主儿大部分是花公款的，有时候发票开得让老板实在受不了，不得不到西直门地铁站去买假的。而做小姐的也一定要长个眼，大凡岁数比较大的几个人一起来的都是花公款的，这种人出手不会计较，说话也比较文明。可要是来了三五成群的小伙子，能躲就得躲，他们很有可能是当地的小痞子，别看年轻英俊，口袋里却没几个钱，搞不好白玩了还得挨顿揍。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歌厅里总是笑脸（4）
逐渐李方喜欢上北京了，这地方鸡头没市场，钱还好挣。后来她和几个东北来的小姐商量，干脆自己干吧。她们由李方挑头，一块儿跑到郊区租了间别墅，然后她又从老家叫来几个没工作的同学、下岗了的同事。不几天，一个像模像样的地下妓院就在李方几个人的筹办下悄悄地开张了。而李方也成了妓院的老板，她们利用在歌厅里认识的一些有钱的常客，逐渐拉了不少客人来。一时间别墅门口经常有不少好车来来往往，而别墅里的欢歌笑语也让她们的邻居一直在揣摩这是个什么地方。
短短三个月，李方妓院的营业额竟达到了七十多万。她还没把这些钱花掉，公安局就把她们集体请了去。只有二十六岁的李方给判了十年，而她的地下妓院一时间成了北京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一个大学生怎么会跑到北京开妓院呢？
谁也不能说，一个大学生连最起码的是非观都没有，关键是她的是非观也许在一开始就是扭曲变形的。笔者并不想指责中国的教育体制，但笔者一直在担心，这种快餐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道德标准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在全社会都在为利润、为金钱呼号奔走的情况下，在为人师表的老师们都在变着法从学生们口袋里骗钱的现象来里，在白衣天使的医生为了回扣而不惜把医院变成白色恐怖的现实中，谁能保证下一代的价值观不扭曲呢？谁能说他们的拜金主义是没有根源的呢？
说到大学生卖淫，笔者还曾亲身感受过。九六年笔者来了个山东的朋友，也是个客户。晚上吃过饭他提出去唱歌，笔者便答应了。
其实笔者也知道去唱歌肯定要叫小姐，反正招待客户有公司报销呢，说来可悲笔者也曾经是李方那个老板臭骂过的人。笔者和朋友来到歌厅，随意地叫了两个小姐。朋友看来是歌厅老手了，一进包间就搂着小姐问长问短，而笔者总觉得别扭，于是先和小姐聊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笔者这个小姐竟落落大方，谈吐幽雅，知识面还特别广。笔者不禁来了兴趣，便和她深谈起来。得知真相后，笔者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她原来是重庆一所医院的实习医生，去年医学院的毕业生。现在是利用每年一个月的休假到北京来玩儿：“那你跑歌厅里干什么？”笔者不禁问。
“出来旅游得花钱哪，飞机票、宾馆和白天的花销总要赚回来嘛。”小姐非常吃惊地瞪圆了眼睛，好象笔者是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叫自助旅游，难道你就没听说？我的不少同学上学时就用这种方式去旅游了。”
“那，那这种方式好吗？”笔者真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
小姐笑了，她似乎看透了笔者的想法：“不就是搂搂抱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要是，要是碰上不规矩的呢？”笔者说饿按这话就后悔了，人家是医生，在她们眼里早就目无全牛了。
“掏钱吗！”小姐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笔者当晚回家时下决心，自己要是将来生这么一个没有廉耻的女儿，非提着脚脖子把她摔死不可。宁肯蹲大狱也不能丢这个人，可话使回来人家自己都不觉得丢人，咱们跟着起什么哄？皇上不急太监急！
有人说东北女孩子出来当鸡是因为没有道德观念，而有些偏远地区的女孩子实在是生活所迫。其实这话又不全对，正象我们在《三百块一样过》一章里谈到的小红，她和小王、小丽都是偏远地区出来的，为什么小王、小丽的生活都挺正常的，而小红却做了小姐呢？同样是偏远地区，同样出来打工，而不同的命运则说明她们是不同的人。
其实想起这帮小姐做的事真是又可气又可怜，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这个道理。笔者有两个同学都是搞经营管理的，平时经常流窜于京城各大歌厅。其中一个是朋友圈儿里有名的帅哥，天生的惜香怜玉，可他有一样不好，见一个爱一个。另一个朋友就老实多了，见了女孩子就知道咧着嘴乐，去歌厅也是迫于无奈。
前几年他们都在歌厅里碰上了个小姐，老实人这回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没去几次就把小姐当成心上人了，看他神经兮兮的样子，朋友们真怕他娶回一个歌厅小姐来，辱没了前辈英灵不说，关键是有了孩子怎么办？那不是为鸡子鸡孙吗。于是大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每次见面都忘不了叫他从良。可笔者这位朋友实在是吃错了药，大把大把地往小姐身上拽钱，半年的工夫就扔进去三、四万块钱，可歌厅小姐对他总是副若即若离的样子。没钱了就来找他，有了钱就连影子都找不着。有一回喝酒，这位朋友喝多了，捶头顿足，痛苦失声，弄得朋友们心情不好，连那顿酒都没喝痛快。
笔者那位帅哥朋友的命可就好多了，他也在歌厅里碰上的小姐，只花了一次小费。可小姐偏偏看上了他，没事儿就给他打电话，约他出去玩儿，当然钱都是小姐花的，几个月里朋友花了小姐不少钱，好几身名牌行头都是小姐给他卖的。帅哥得了便宜自然高兴，在小姐主动献了几回身后，他突然害怕了。帅哥是怕被小姐缠上将来搞不清楚，于是不禁把呼机号变了，连手机号都改了。就这样还听说小姐在四处找他，最后竟有人告诉他，歌厅小姐因为受了骗还自杀过一回呢，送到医院急救才被救过来。大家都劝他赶紧躲起来，发了疯的母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一次朋友们聚会，帅哥和老实人终于聚到了一起。男人们聊天自然要谈一些艳事，其他朋友为歌厅小姐的事开老实人的玩笑。老实人忽然气哼哼地说：“谁再开这种玩笑，我跟他急。”说着他重重叹了口气。“听说她让人骗了，前些日子差点自杀。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缺德，这么好的小姑娘也会忍心去骗。”
帅哥以前听说过他的事，老实人如此一说倒把他吓了一挑。“她叫什么？”
两个朋友一对姓名竟发现这是同一个人，当时大家都笑炸了。笔者笑得最欢：“原来他花小姐的钱都是老实人的，好，反正没出咱们这个圈儿就行。”
可老实人和帅哥都没笑，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同时叹了口气。
有人说小姐也有自己的感情，笔者对此并不否认。可惜她们永远不会成熟的心志是不会让她们最终找到自己归宿的。
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歌厅里的小姐没有一个说自己已经干了几年了。一般都是“上个星期才来。”或“才干了一个月”之类的话。
有一次，笔者和朋友们一起在歌厅玩儿。笔者问小姐：干这行多长时间了。
小姐说：“才一个月。”
旁边一位朋友说：“得了吧，我去年来就看你在这儿了。”
其实以笔者看，小姐们隐瞒实际工作年限，并不是觉得干这行丢人，而是出于商业考虑。要知道没有老牛不爱吃嫩草的，谁知道面前这个姑娘是个老鸡，心里都会不痛快的。
在歌厅里转得多了，就会发现人生无聊，全是虚情假意！来玩的人没准白天都是衣冠禽兽，可夜幕降临，一进歌厅的大门立刻就边成了禽兽不如。而在此谋生的小姐们总是笑脸相迎，可谁也不知道她们的笑脸背后。刷的是什么鬼心眼。有人为小姐们总结了几条：“搂在一起像情人，躺在一起像夫妻，接过小费笑嘻嘻。扭脸就骂是傻╳。”
《外地人在北京》 第三部分他们本不想来（1）
（外阜老总的故事）
其实在北京混的人并不一定都喜欢北京，也并不一定都想在北京过下去，也许他们当时来的时候就一千个不愿意呢。他们中有很多人来北京是单位安排的，属于迫不得已，其中有一部分人甚至每个月都要回家去一躺，而且还是飞回去的。
“登高而招，非臂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非声加疾也，而闻者彰。”可见谋事之际，抢占有利位置的重要性。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北方最重要的经济城市，一千多万的人口本身就是个大市场，而且他对周边地区辐射的影响力之大也是毋庸质疑的，所以抢占京城市场是大企业进军北方的关键。
在中国投资建厂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国内著名的大企业，几乎都在京城设有办事处或者分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一般都在上海、广州，外地大企业的领导层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分公司和办事处的老总几乎都是外地人。他们在北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阶层。由于人数比较少，北京普通市民很少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实际上他们释放的能量是其他行业的外地人无法比拟的。他们在幕后辛勤工作着，导演着一幕墓鲜为人知商战传奇，在无声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近年来北京的商战越演越烈，从彩电、冰箱、电脑到自行车、饮料、化妆品，最近连一直不把个人消费者当回事的汽车业也开始为了讨好消费者而对咬起来。
很多人都看到了商家死磕而硝烟四起的场面，而商战的结局却很少有人注意或者说是战果不详。也许有些人会认为不管谁输谁赢，消费者永远是输家。其实话不能这么说，在交易过程中买者得到了他想要的，卖者卖出了他想卖的，所以消费者与商家之间永远都是双赢的关系，那种认为消费者是大爷，所以永远上当的想法是小市民情结。须知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干，除非赔了本就能把同行们拖死。
其实商战的输赢主要还是是商家之间的事。但商战与真正的战争间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常规战争往往胜者兴高采烈的欢庆，败者咬牙切齿地准备复仇。而商战无胜负，即使是胜者嘴上也说“一般一般。”败者只要没死便道：“可以可以。”往往旁观者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个中滋味正是被窝里放屁，香臭只有商家自己知道，而酸甜苦辣尝得最多就是在京城实际操纵战局的外地老总们。
李兵和陶钧是大学同学，他们大学毕业后第一次见面竟是在北京的一次产品发布会上。原来他们毕业后都进了电视机生产行业，还都是该行业鼎鼎有名的大企业。从业已经十来年了，经历、学历都差不多的他们也都成了公司主管级的领导。李兵九七年的时候就到北京做分公司的经理了，陶钧则一直在西安，由于业绩良好，也在去年被提拔到北京做办事处主任。在另一个电视企业举行的新产品发布会上他们不期而遇了。
其实北京每天都有不少大大小小的产品发布会，在酒店里热热闹闹地举行着，什么食品、汽车、建材、家电，甚至新型个人卫生用品。
一般的产品发布会的目的无非是三个，一是向各大商场告知本企业又有新产品了，好处大大的；二是花钱请些记者，为自己的企业吹一吹；最后一点无非是向同行们示威，显示显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