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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许是刘十对笔者有了戒心，平时来往逐渐少了。不过他们的生意一直不错，每天人来日往，出出进进，蛇圈里总是堆满了来看货的。这些人看好了货，没别的事也会在附近消费一下，那阵子街上的生意挺红火。
大约快入冬了，刘九兄弟的海鲜批发也营业了四个多月。有天晚上笔者听见外面乱哄哄地闹了半夜，好象还来了几辆汽车，笔者边睡边骂：‘几条臭蛇早晚折腾死你们哥俩’。早上，笔者起来后发现平时早就应该开门的蛇圈，居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笔者急着上班，琢磨着也许是他们昨天晚上干累了？也就根本没往心里去。晚上下班时，大老远就看见小卖部旁边的蛇圈还是黑洞洞的。家里人说他们一整天都没开门了。笔者想：谁家里没点儿急事，再说跟我们又没关系。
又过了一阵子，大家都觉得路子不对了。刘九兄弟不仅见不到踪影，连手下的几个伙计都见不到了。有人说，那天晚上看到他们把蛇圈里的东西都装上汽车了，看来他们是散伙不干了。大伙说起这事都觉得很蹊跷，不是说他们的生意不错吗？凭心而论，刘九兄弟搬来几个月，除了跑过几次蛇外，他们还真没招惹过谁，平日跟谁都挺客气的。大伙议论了一些日子，逐渐也就把这事淡忘了。要是提起他们来，不少人还会感到挺可惜，因为他们这一走，街上几家买卖的营业额都下降了。
半个月后，笔者正好在小卖部，大白天的忽然看见四五个警察，从辆吉普上急匆匆地走下来，后面还跟着两个穿西装的南方人，他们径直冲向蛇圈。三下五除二就把铁门撬开了，笔者把脑袋从窗口探出去，想看看他们要干什么。过了一会儿，几个警察失望地走出来，嘴里还商量着什么。
“能问问您吗？”有个老警察走了过来。“他们是什么时候走的？”他指了指旁边空荡荡的蛇圈，很客气地问笔者。
“不知道，反正有半个月没见到了。”笔者从来不敢与政府作对。
“走的时候也没说去哪？”老警察依然不死心。
“他们晚上是偷偷摸摸走的，白天买卖还火着呢，晚上就没人了，这几天还有找他们买社的呢。怎么了？”当时笔者心里直打鼓，是不是他们贩卖熊掌的事败露了。要是警察同志打听这事儿，笔者就准备全盘交代，好坦白从宽。
出乎意料的是老警察只是摇了摇头。他又带着人在附近转了几圈，看来没找什么了，不久便走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一夜间消失的部落（4）
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什么事摊上警察就热闹。有了女的就花哨。晚上什么希奇古怪的推测都在街面上传开了，竟有人说，刘九兄弟肯定跟前些日子在六里桥打死警察的那帮东北人有关系。笔者不愿意和他们瞎掺糊，一直在小卖部走生意。天黑以后，笔者总觉得有人在小卖部附近转悠，果然没多一会儿，两个穿西装的外地人就走了过来。他们先在小卖部买了盒烟，然后就跟笔者搭讪起来。一张嘴笔者就知道他们是广东人：“兄弟。”其中一个岁数稍大的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走的？”他还是指着蛇圈。
笔者终于想起来了，他们就是下午和警察一起来的那两个南方人。“有半个月了，下午我跟警察都说了。”
广东人一脸焦急地撮着手，偶尔两个人还很无奈地相互对望一眼。“他们好象还有个住的地方，你们去找找看。”笔者说。
“已经找过啦。”广东人长叹一声。
“到底怎么了？”笔者问。
岁数大相当广东人仰面望天没再说话，另一个则气哼哼地说：“他们卖了我们四十多万的货，现在已经跑掉啦。”
笔者联系起刘九他们的一惯谈吐终于明白了，看来他们以前肯定也骗过一个贵州人，这回又把广东人骗了。“你们为什么早不跟他要钱？好象已经干很久了吧？”
年轻的广东人可能有些激动：“一开始都是给钱的，生意也做很久啦。后来他们说资金紧张，暂时缓一缓。大家做生意都有信誉啦，我们就把货发出来啦。”他突然指着同伴恼怒地大声说：“我早就和你说过，不要和北方人做生意，他们没有信誉，都是骗子。你不听呀！你不听呀！现在怎么样？”
“话不能这么说。”笔者有些不爱听。“你只能说，不应该和东北人做生意。”
“不说啦，不说啦。麻烦您啦。”广东人没兴趣与笔者争执，他们摆摆手便躲到一旁商量什么去了。
刘九的海鲜批发站就像南美的玛雅文化，一夜间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此后笔者再没见过刘九、刘十，没再没听说过关于他们的消息。看来这哥俩一半是商人一半是骗子，计划周详，方法得当。做商人的时候像模象样，当骗子的时候干净利落。也许这种人还能在北京混一段儿，也许还会有不少人受他们的骗，但笔者相信他们最终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默默无闻的征服者（1）
（温州人天下无敌）
所谓生意，从字面上理解应该就是生存的意义，后来竟成了商业贸易的同义词，生活就是得挣钱，如此解释倒也不算荒谬。
有人说广东人会做生意，有人说上海人天生是来的生意人，更有人说回民的老祖宗阿拉伯人就是经商来的，他们才是最出色的买卖人。其实上海更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广东靠的是优惠政策和毗邻香港，至于回民祖上的事就不要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汉族一样有自己光荣的祖宗，现在不还是发展中国家吗？实际上中国最执着的生意人应该是浙江温州人。他们没有港澳的经验可以借鉴，不靠国家的优惠政策，更没有广阔的市场腹地可以利用以至不依靠外来资本的介入。他们有的是从小就要做生意人的信念，是对利润和市场出色而敏感的洞察，是关山万里、不畏险阻商人的气魂。
其实也就是近十几年的样子，温州人成了商人的另一种称谓，有些无聊之徒竟把他们称为中国的以色列人。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温州人经商是如何如何精明，温州人脑子是多么多么灵活。全国各地都有人在惊呼：温州人是怪物，他们掏空了我们的口袋。
的确在全国最偏僻的地方都可以见到温州人的身影，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温州人的足迹，甚至有人在南美安第斯山脚下都见过温州人开的杂货铺。一位温州朋友说：“有蓝天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开的买卖。”一些颇有点形而上的学问家，竟撰文道：温州是中国告别内陆黄土文明，走向蓝色海洋文明的希望。学者们可以坐在书斋里，摇头晃脑地杜撰些自以为骇俗而精辟的文字。其实如果真正走进温州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什么蓝色文明、黄土文明对他们来说都是荒谬可笑，甚至是幼稚的。
笔者一直对所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嗤之以鼻，因为那都是些华丽而无用的废话。在逆境中求生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失去了这个动力，那么任何一个民族、社会都会走向消亡。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消亡了，而也有不少民族在历尽磨难后凤凰涅重生了，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温州人才会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独树一帜地搞起了贸易。
温州地处浙南，临海靠山，人口众多，土地稀少，贫瘠的山地几乎占温州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除了海产温州只有人口是富余的。如果去温州旅游会发现这里山青水秀、碧海蓝天，可要想在这里生活则是另一码事了。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角度看，温州几乎是片不毛之地。精明勤劳的温州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发现只有走出去才可以生存，于是他们练成了在夹缝中求生的本事，他们发疯似的干起贸易，一干就是几百年。
据说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搞海禁而不许片板小海，可聪明的温州人便用竹筏运输货物。在文革期间一切商业活动都成了投机倒把，而倔强的温州人却不理会这套，求生意识和经商传统使他们在温州自发干起了中国第一个贸易市场，一九七五年时这个贸易市场每天的流动资金数额已经高达一亿元人民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温州自然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据说取缔这个市场时还发生了流血事件。
今天温州不仅是浙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还是商业人才的最大输出地。温州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中国经济齿轮上的润滑剂。天道酬勤，许多人说温州的人均收入是全国最高的，虽然不爱漏富的温州人从不喜欢谈自己的收入，但笔者相信温州人的收入肯定是全国三甲，而每年几百亿流入温州的人民币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京。
在中国人眼里，富有往往与奸诈是孪生兄弟，所以温州人的名声并不很好，在有些地方人们甚至把他们和骗子等同起来。而且温州人自己也很有意思，有一回笔者同一位在商场卖小家电的温州老板聊天。他听说笔者没去过温州，便皱着眉说：“我们温州人好命苦，钱都让外地挣去了。你到温州去看看，打工的都是外地人。”
笔者当时险些把中午吃的饭吐出来，这才叫贼喊捉贼呢：“那你们温州人的钱不都是从外地挣的？许进不许出？你们行啊！”
老板可能是北京话还不太熟练，他干张着嘴，一直没接茬儿。虽然精明的温州人务实不务虚，而且从不敢露富。但他们还是无法改变别人对温州人的印象。笔者有时想来也觉奇怪，为什么经商就总会给人以无商不骗的感觉呢？其实这点也赖不得别人。
笔者曾经和温州人打过一架，已经快十年了，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可笑。
早期的温州人是靠卖皮鞋在北京站住脚的，他们的鞋不是质量有多好样式有多新，而是以近乎荒唐的廉价取胜。现在市场上有不少摆摊卖鞋的也非常便宜，但那不过是一群河北游击队在邯郸学步，玩儿人家温州人早玩儿剩下的东西，现在温州的产业已经走向正轨了。
大约十年前，笔者老妈在市场的一个小店里卖了双皮鞋。样式很好，颜色也不错。可老妈只穿了两天，鞋帮儿就裂了条口子，里面竟翻起了纸毛。老妈气得在屋里转悠，笔者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这鞋帮儿是硬纸壳外面刷了几层油漆，看着竟跟真皮的一样。于是笔者便和老妈一起去找他们算帐。
鞋店老板是个温州人。他个子倒是挺高，却像电线杆儿成精，估计要是从他身上剔肉，恐怕连盘蒜苗都炒不了。老板另一个特点是下巴上没胡子，嘴唇上面仅有的七八根胡子东倒西歪的有半寸多长。其实北方人一直瞧不上南方人，原因很多，最感性的是认为他们长得太猥亵。他看了看老妈穿坏的鞋，竟一点没表现出不安的样子。“您主要是长得太胖了，要是瘦些，肯定能穿几个礼拜。”
“什么？”笔者有些急了。“几个礼拜，一双皮鞋就穿几个礼拜？你这是假冒伪劣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皮鞋吗？是吗？这里面是纸。”
温州人笑了，他没搭理笔者却直接问老妈：“大妈，您前几天来卖鞋的时候，我说过是皮鞋吗？”
老妈一下没回答上来，她歪着头想了想，然后有些无奈地承认了：“好象是没说过，可你也没说不是皮鞋呀？”
“哎呀！您好好想想啦，十块钱能买一双皮鞋吗？一块皮子还值多少钱哪？这就是卖个样式吗！”温州人说来振振有辞。
“胡说！谁说买你的样式了？”笔者那时非常年轻，火气大，动不动就瞪眼。
“可十块钱的东西就是这个货，我们总是要吃饭的。”
“我告诉你，在这个地面上你们甭想骗人，今天要不退钱要不换货。”其实笔者心里也承认老板说的有道理，可一口恶气怎么也咽不下去。反正本人是这一带的老住户，熟人亲戚多的是，还能让一个南方人占了便宜？于是笔者举着破皮鞋在店里耍开了死狗。
最后温州老板十分无奈地赔给了老妈一双新鞋，我们临走时他还阴阳怪气地说：“跟你们没办法讲理，货色都是一样的，再穿怀了不要来找我。”
果然老妈那双新鞋一样没熬过三天。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默默无闻的征服者（2）
那些年温州人一直在堂堂正正地造假，他们并不怕人家说他们卖的是假货，有时甚至告诉买主儿，这货就是假的，买不买随你。他们刚到北京时主要是倒腾皮鞋和皮茄克，一直到现在北京人还把浙江人叫“浙皮子”，其实主要说的就是温州人。他们的皮鞋、皮茄克也不全是夹纸的样子货，真皮面料的也不少。可不知为什么，温州人造的皮货虽然便宜，可总穿不了多久就开裂、起褶，甚至自动爆皮了。以至京城百姓一提起温州人的皮货来就脑袋疼，如果是在小摊上卖也就算了，最让人防不胜防的是有些黑了心的商场竟也跑到浙江村去，把烂货买来当好货卖。温州人说：他们从来没说过自己的货是真的，别人的嘴巴我们管不了。实际上他们也的确有点儿冤枉，笔者从没在大商场里看到过温州人卖高价假皮衣。
九二年时，笔者有一回去大红门一带看望朋友，却极偶然地看到了温州人制作真皮面料的全过程。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生在北京近郊，家里又有套大院子的话，那你这辈子是很幸福的，至少你不用担心没饭吃了。京城平时就有三百万常住外地人口，除了吃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居住。有钱的当然可以住市区的单元房，设备好环境也不错。可二环路以内，交通紧张，房租非常贵，而且治安查得太紧，一般住市内的都是有些身份的白领。城乡结合部以前多是京郊农民，虽然北京的农田快绝迹了，可他们房子多，面积大，房租又不贵自然成了外地人在京落脚的首选。笔者估计三百万外地人中至少有二百五十万住在二环到四环间的城乡结合部。而且按地域划分还出现了什么浙江村、新疆村、四川庄、河南营等等，有些地方外地人的数量甚至比当地人还要多。
笔者的朋友就住在大红门，在著名的浙江村范围内，据说浙江村鼎盛的时候有三万多人，当然其中大部分是温州人。笔者已经有好几年没去他家玩了，一进院子笔者几乎以为自己走错了门。以前笔者一直和朋友夸耀说：“我有个朋友，人家的院子有一亩多地，闹饥荒都不怕，人家在院子里能种庄稼。多牛哇！”可这回呈现在笔者面前的院子，已经被栅栏分割成了好几块儿，原来非常平整的院子已经被低矮的板房占满了。偶尔从房子里跑出个黑巴溜秋的孩子，能把人吓个半死。
“你们家这是干什么？开大车店哪？”笔者见到朋友就开始发泄不满。
“兄弟！咱得挣钱呀！前后院我们家一共租出去二十间房，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朋友说着话，可手指头跟揉铁球似的一个劲地活动。
“你掉钱眼里了，要是现在就拆迁可怎么办？”笔者成心气他。
“乌鸦嘴！不许在我们家人面前提拆迁的事。”朋友做势要打笔者。
笔者本想在他家院子里喝顿小酒儿，侃侃大山，看看郊区的星星。可看见这副样子立刻兴致全无，没呆半个小时就准备走了。朋友再三想留笔者吃饭，可笔者执意要走，他没办法只好出来送。在院子里笔者忽然闻见一股皮子烤焦了的味道，而且味道极重，呛人鼻子。“你们家什么烤着了？”笔者赶紧提醒朋友。
“没事，没事。温州人开工了。”朋友看来已经习惯了。
“开什么工？”笔者不解。
“后院租给了一帮浙皮子，他们在加工真皮面料呢？”
“这么说你们家后院还是是地下工厂呢？假皮子是不是都是你们家出去的？”笔者忽然很想看看温州人怎么加工皮子。“走，带我去看看。”
“味儿特别大，没什么可看的，一点儿不新鲜。”朋友不大情愿，可最终耐不住笔者软硬兼施还是答应了。他带着笔者从侧门进了后院，打开后院街门时，那股胶皮味儿扑面而来，熏得人直想吐。
朋友家后院的面积也不小，大约有一百多平米，院里倒没什么多余的建筑，只不过在院中央支起了一大口黑锅，锅下烧着劈柴，浓烈的胶皮味儿正是从锅里散发出来的。有个南方人模样的家伙正用一根木棍在锅里搅和着，他看见笔者的朋友赶紧点了点头。“今天就一锅，味道不会太大的。”
“我不是不让你们干，邻居有意见。前两天东院的老太太得了哮喘，硬说是咱们院的黑烟熏出来的，你说我能怎么办？”朋友指指墙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