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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不让你们干，邻居有意见。前两天东院的老太太得了哮喘，硬说是咱们院的黑烟熏出来的，你说我能怎么办？”朋友指指墙角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今天才收了这么点儿？成绩不显著啊！”
“生意难做啦！现在回收废皮子的价钱长了，我们也没办法。”南方人继续说。
“还不是你们自己人把行情抬上去的？”朋友说。
笔者搞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赶紧把朋友拽过来。“他们这是干嘛？”
“不懂了吧？隔行如隔山。这是人家温州人皮货加工的秘诀，传子不传女。”朋友卖起了关子。
“加工？有这么加工皮件的？你以为我没见过？”
朋友笑了：“你还就是没见过这么加工的。告诉你吧，他们都是温州的，人家就是聪明。在外面回收旧皮货，你看。”说着他把笔者带到墙角，原来这都是一堆翻了毛的旧皮鞋、大窟窿小眼儿的皮裤子以及一些笔者分不清的皮货。墙角酶味儿冲天，笔者一眼就在皮货堆上看见有只老鼠探了下头，旋即又不见了。朋友等笔者看明白便接着说：“收回来以后，就在锅里熬，全熬烂了，跟酱子似的。然后就拿这个”他又指了指锅旁边的一堆铁篦子：“然后人家倒在铁篦子上晒，一天就出好几十张整皮子。”
笔者惊讶地合不拢嘴：“他们真会算计！废物利用，变废为宝。可，可不对呀？”笔者突然想起了什么。“温州人卖的皮货看着挺像真的，还有不少毛孔哪？”
“行，行。”朋友拍着笔者的肩膀：“心还挺细，人家早想到啦。”他带我进了屋，房间里有三个南方人正在玩扑克，看到有人进来立刻把床单盖在桌面上。朋友哈哈笑着：“算了吧，我要是警察早把你们逮起来了。你们放心他不是搞这个的，我这朋友今天吃多了想到你们这儿消化食儿。”朋友指指笔者：“他们都是温州人，特聪明，”说着他把床边柜子上的布掀开，原来柜子上放了两个大铁辊子，仔细看去铁辊子上还有不少坑坑点点和一些碎花纹。“告诉你，皮子晒得差不多快干的时候，就把皮子在这两个辊子中间来回一撵，皮子的纹路、毛孔就全出来了。”
笔者摸着黑柚柚的铁辊子，不仅从心里油生出一股钦佩，能想出这个的办法的人肯定是个天才。真是了不起！
“人家这份心思动得可以吧？”朋友问。
笔者当时只有摇头叹息的份了。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默默无闻的征服者（3）
温州人倒腾皮子的时候也是全国假货潮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认为他们如此投机取巧是理所应当的。但综观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阶段，无不是走的模仿，造假之路。八十年代韩国市场上不也是假货肆虐吗？当时浙江是造假的基地，温州是假货的中心。现在很少听说浙江的假货了，倒是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的假货闹得最厉害。也许造假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必由之路？笔者不敢下这个断言。
可以说温州人至少在造假方面走到了其他地区的前头，也在短时期内积累了持续发展的资金。现在他们已经不稀罕做几双假鞋，弄几件破皮茄克了。如今温州销往全国各地的工业产品已经具有相当水准了，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都上了档次，但他们最赶兴趣的还是轻工产品。
在北京永外地区有几座非常有规模的大厦，什么京温大厦、温州服装市场都是温州人出资建的。在经营环境上他们已经鸟枪换炮了，在经营的货色上，温州出产服装、鞋帽可以说是脱胎换骨，雅宝路的大部分货色都是从这里出去的，两地间甚至有班车性质的小面包来回拉货。很多温州老板甚至在两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摊位。
笔者在永外鞋城走访时也发现，北京脚上的皮鞋有多一半是这里批发出去的。温州鞋不仅样式新颖而且质地优良，纸做的鞋与合成皮的早已绝迹，但价钱自然也上去了。有些温州老板告诉笔者：“这都是内蒙的羊皮，在上海加工的。”说到他们的服装也非常出名，雅宝路的不少小老板的货是从这里批发的。
笔者在温州鞋城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所有皮鞋标签的产地一栏都写着“浙江鹿城”。明明都是温州生产的，哪里来的鹿城？笔者十分认真地回去查地图，可翻遍了几本地图册，却根本没找到鹿城的所在。
再去鞋城笔者跟有病似的逢温州人便问鹿城在哪儿，碰了几个软钉子后，终于有个健谈的温州老板给笔者解释了一翻。他和卖纸鞋的老板长得很像，笔者一直怀疑他们有亲戚关系。他告诉笔者，鹿城是温州的一个区。笔者又问为什么不直接写温州？老板笑而不答。
后来笔者与老板混熟了，他才说实话：“温州货的名声前些年给他们搞坏了，现在有好货也不得不写鹿城。”
“以前的货不也是你们温州人搞的？”笔者挖苦他。
“不是，他们都不是温州人。我们温州人做生意都是很规矩的，从来不骗人。”温州老板说得很认真。
“纸壳巴的皮鞋，合成皮的茄克不是你们温州人做的？我还见过他们做假皮子呢。”笔者觉得这个老板很可爱，本土意识很强。
老板使劲摇着脑袋：“那都是温州乡人干的，我们城里人不做。你不知道，正经的温州人只做生意不做实业，就是有假货跟我们生意人也不相干。”
“乡下人不也是温州人吗？”
“不一样的，不一样。”老板已经有些恼羞成怒了。“乡下是农民，他们本来是种地的，很笨的，现在没地种了就出来做买卖，他们懂什么叫做生意吗？我们城里人世世代代都是做生意的，当然不一样啦。”
笔者算是勉强接受了他的理论，要不老板就要急了。在以后的交往中，笔者知道他只有三十岁，家里兄弟四个，都在外地作生意。
“兄弟四个都在外地做生意，家里的老人能愿意吗？”问这句话时，笔者和他已经非常熟了。
“怎么会？老人们高兴还来不及呢。家里出去的人越多越说明这家人有出息吗。”老板说来很自豪。
“可老人在家没人照顾。”笔者知道老板是和老婆一起干的，估计那几个兄弟也差不多。
老板十分怜悯地看了笔者一眼：“有钱还怕没人照顾？你们北方人总是把家看得太重，只要有钱挣，哪里都是家。反正早晚都是要回去的吗。”
笔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老板这句话倒可以把温州人的性格都概括进去了。“你的兄弟们都在什么地方？”
“老大在上海，我二哥在成都，我弟弟在新疆。”老板掰着指头数。
笔者听到新疆这两个字不禁皱了下眉，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前两年去过新疆。乌鲁木齐的人挺多，可市面并不繁荣，街上的店铺并不多。其他中小城市无不脏、乱、差，再有就是连老鼠都不敢去的沙漠、戈壁了。笔者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在新疆做生意能赚钱吗？别最后赚回一鞋沙子吧。
听到笔者的担心，温州老板直笑：“新疆的钱好挣，要是在北京混不下去，我也想去新疆呢。”看到笔者不相信的表情，老板接着说：“偏僻的地方生意也许更好做，竞争少，而且东西的价钱也好控制。哪里像北京？”他指指鞋城里熙熙攘攘的摊位。“北京做生意的人太多了，要全是温州人还可以，关键是有不少外地人来了就拼命压价钱，行情都让他们搞坏了。去年我的收入连弟弟的一般都没有，都说北京生意好做，我看不见得。”
这时饭馆的服务员给老板送来了盒饭，温州人不像北京人似的假客气，老板不再理笔者，自己闷头吃饭了。笔者没有偷窥僻，可还是仔细看了看他盒里的东西。总共是两个盒子，一盒是米饭，另一盒是清炒鱿鱼。海边长大的人和我们饮食习惯就是不一样，此时笔者突然想起老板的弟弟来，估计他在新疆吃不上炒鱿鱼了，可人家一样在新疆做生意。温州人天下无敌！
如果仅仅认为温州只会做生意那就错了，笔者有位朋友是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才三十来岁，他就是温州人。笔者听说他是温州人后不禁大笑不止：“温州自古是不是就出了你一个做学问的？”
朋友点了点笔者的头。“你呀，井底之蛙。知道吗？温州历史上出过好几个状元呢，就是现在的教学水平也比一般的地方高，至少比北京高，温州有好几所中学是浙江省重点学校，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大学了。”
笔者没去过温州自然没有发言权。后来朋友又说：经商开阔了温州人的眼界，也促进了异地婚姻，所以温州人的智商比较高，高考的升学比例也高于一般地区。正因为聪明，他们走出去才不至于流落接头，混上几年差不多都说得过去。
当者问到既然温州人聪明，为什么现在也没听说温州出过什么象样的企业家？朋友沉思良久才说道：“别看温州人出外做生意成瘾，可他们的家族观念太重，总想落叶归根。经商大多也是凭小聪明，一般有了些钱就满足了。”
“别打掩护。”笔者笑了。“就是进取心不够呗？”
朋友嘬了嘬牙，最后也值得点点头。“你有几乎去温州人开的饭馆看看就知道了，去吃饭的全是温州人，只要有一点办法温州人是不吃其他地方人的饭的，他们最讲究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其实贸易是相互的。”
笔者后来真按他的指点在温州饭馆吃了几次，的确是那么回事。
其实不管你喜欢他们也好，不喜欢也好，温州至少现在还占据着京城大部分服装、鞋帽、小家电市场，甚至在餐饮业也有其一席之地。
照例他们每顿饭都要吃海鲜，虽然北京的海鲜没味儿，可北京的生意终归比温州好做，据说每年都有上百亿的资金从北京汇往温州，那么在北京究竟有多少温州人呢？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说汉语的维吾尔人（1）
（新疆人与新疆村）
提起新疆，笔者总有些浪漫情怀割舍不去。
我们小时候，新疆只是地理和历史课本上的概念，我们只知道那地方古代叫西域，离北京非常远。据说汉朝时有个叫张骞的人去过，带回了核桃、大蒜、生姜和胡萝卜。
在我们的感觉里那地方应该到处都是金黄色的沙漠，星星般的绿洲是沙漠上璀璨的宝石，梳着无数条辫子的新疆姑娘，美丽得像洋娃娃，而她们出嫁时都应该带着妹妹和成车的财宝。也许是受民间故事的影响，在我们的印象中一般的新疆男子都应该是骑着毛驴的阿凡提，幽默而风趣。偶尔有个把坏人也不过是只会在阿訇那里告状的巴依老爷。
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里，北京人要想了解新疆，只有像王洛宾那样抛家舍业地去流浪了。而新疆人要想凭自己的力量来北京看看，其难度估计和去趟地中海也差不了多少。由于宗教的原因，那时新疆人要是有能力来京城，还不如去麦加朝圣呢。
所以新疆人大规模来北京，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反正笔者小时候除了电影里的阿依古丽就从没见过活生生的维吾尔人，上了初中后才在京城第一次见到他们的身影。
想来第一次看到维吾尔人还是挺有戏剧性的。那年大概是笔者上初二，家里是平房，没有洗浴设备，每星期不得不到公共浴池去洗澡。现在的浴池已经成了社交和娱乐场所，甚至很多不法的肮脏勾当有缠混其间。笔者小时候的浴池都是挺规矩的，大人洗个澡两毛六，学生票才一毛三，而且还能白使肥皂，如果奢侈些，泡壶茶也才一毛钱。有时想起来笔者还真怀念拥挤不堪、歌声嘹亮的公共浴池，现在很难再找到人情味这么浓的地方了。
好象那是个星期天上午，笔者去洗澡。一般来说星期天上午浴池的洗客比较少，果然那天偌大的澡堂子里只有五六个人。笔者正洗得高兴，忽然看见稀里呼噜地进来七八个穿着内裤的人，他们一水儿的高鼻梁、深眼窝，好几个的头发还是微黄的。笔者当时真是吃惊非小，虽然当时北京市内已经不乏外国游客了，可老外公然来澡堂子泡澡的事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挤到澡堂一角，大声说着什么，笔者当时已经学了几句英语，可伸直耳朵也没听懂人家的语言。
由于经常去那家浴池，笔者和服务员关系不错。“这是哪国人？你们的破澡堂子还能挣外汇哪？”笔者揪住旁边一位相熟的服务员问道。
“新疆人哪！外国人能到咱们这儿来。”服务员与笔者年龄差不多，平时经常和笔者闹着玩儿。
笔者仔细打量着他们，好象地理书上中国人口分布图上，新疆是有一部分白种人，原来都是这样。笔者拉住服务员：“跟外国人长得一样！”
“咳！这有什么新鲜的？广东人和咱们长得都不一样，新疆比广州还远哪。”他自以为多知多懂。
“他们是哪儿的？跑北京来干什么？”
他指了指笔者的鼻子：“你念书都念傻了，后街烤羊肉串的那么火，你会没吃过？”
“羊肉串？什么时候有的？我怎么没听说过？”想起来笔者当时挺傻的，除了上课就是一天到晚在家看闲书，出来洗个澡算是活动脑筋。
“就这两个月来的，生意别提多红火了。我们天天去吃，半尺多长的一串肉，才一毛钱一串，你晚上还不去尝尝？”
笔者想想自己口袋里可能只有五分钱了。“我没钱。”
服务员笑了：“瞎上什么学？眼镜都带上了了。赶紧上班吧，上班就有钱了。”
“为什么他们洗澡还穿裤衩啊？”笔者一直觉得新疆人挺可笑，穿着内裤洗澡肯定特不舒服。
“不知道。”服务员茫然地摇摇头。
很多年后笔者对伊斯兰民族多少有了些了解，发现他们对身体毛发之类非常重视，未婚女子甚至不许漏出脸来，男人也很少像我们似的坦胸露背。也许穿着内裤洗澡也是他们特有的风俗吧，当然后来再没有和新疆同胞共浴的机会了，也许他们本教兄弟一起洗时不这样吧？
笔者洗完澡真到浴池后街去看了看，那时候新疆羊肉串刚进北京。可能是图个新鲜吧，人们排着队吃，大部分是笔者那么大的中学生，那些年来北京做生意的新疆人肯定没少赚钱。也正是从那时起，新疆人在北京立足了，不久满街卖羊肉串的成了京城一景，甚至不少当地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学着卖了起来。以至有个笑星在春节晚会上专门编了个卖羊肉串的小品，北京人看了无不畅笑开怀。
笔者九六年八月的时候去过一次新疆，着实感受了一下大漠情怀，也对维吾尔人有了新的了解。
实际上新疆的风光比想象的还要迷人，阳光下的沙漠如锦缎一样平滑，雪山更像一座座巨大的冰淇淋。从远处看戈壁滩上的绿洲，那绿色美得叫人难以形容，更让人难忘的则是土生维吾尔人的质朴。
笔者去新疆是出公差，单位要笔者要把一批货从乌鲁木齐运到库尔勒去，从乌鲁木齐火车站下了车，笔者就在当地租了一辆卡车。一打听原来要跑五百多公里，顿时有些气短，主要是担心这一路不安全。不过工作总是要干的，公身不由己吗。其实那一路笔者真是开了眼，沙漠的广阔、戈壁的萧刹、绿洲的生机、干沟的恐怖以及风力发电厂巨大无比的风车全是内地不可能见到的景物。
八月的新疆简直是个火炉，车快到托克逊的时候，由于天气太热，笔者的几瓶矿泉水都喝光了，连司机都渴得直饭白眼儿。
我们好不容易才看到戈壁滩上有处孤零零的房子，司机说那是牧羊人歇凉的地方，一般都有水井。不远处正好有群羊，司机说肯定屋里有人，笔者便决定下去找水。还没走到房子跟前，就看到一位穿着条纹大氅的新疆老人带着只小狗迎了出来。笔者说了半天才发现他不会汉语，于是干脆做了好几次喝水的姿势。这一来老者明白了，他做了个让笔者放心的手势，就返身回去了。
老者开门时，笔者已经看到屋里的确有口水井。不一会儿老者提着个罐子笑呵呵地走出来，笔者一边道谢一边迫不及待地抢过罐子。渴得厉害，也顾得卫生不卫生了，笔者提起罐子仰脖就一大口。让人没想到的是，入口的不是水而是清凉酸酸的羊奶，笔者惊异地包着罐子查看，发现竟是满满一罐羊奶。抬头看看老者，他正微笑着示意笔者快喝。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说汉语的维吾尔人（2）
那次笔者把一辈子的羊奶都喝出来了，回到车上连打嗝都满嘴的羊嬗味儿。在车上笔者大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