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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书拿到书商办公室的时候，书商只是随便翻了翻。“还行吧，这儿有份合同，你签一下。”说着书商拿出张合同来。
许建国只是草草看了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差不多的条款他都和书商谈过。许建国没多想就签字了。书商收起合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叠人民币来。“这是你的一半稿费，剩下的只要不出问题，等书出版了就给你。”
许建国几乎是跳着进的家门，小影已经后面有人追他，忙问他是怎么回事。许建国一把将她抱起来，在屋里转了好几个圈儿。“收庄稼啦！”他大声叫着。
“怎么了？”小影快让他转晕了。
他把女友扔到床上，他把钱掏出来，一张一张地从小影头上往下洒。“看，看，这就是我们收入的第一笔大钱。名年没准就会有好几笔。”
小影也跟着他一起笑，那天晚上，两个人来北京后第一次尝到了烤鸭。
又过了几个月，许建国一直写些小活儿度日。这期间他在一家私人杂志社当兼职编辑，许建国以为老板无非是想让自己做枪手，实际上更简单。老板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发明了个简易编辑法。原来他订了许多外国杂志，如果看到哪本好，就干脆照搬过来。许建国的任务就是把翻译译出来的外语式中文变成中国话。
那几个月他一直在关注着那本书的事，给书商打了几次电话，他都说马上就能出版。果然在许建国一次逛图书大厦时正的看见了自己那本书，作者一栏赫然写着“许建国”。兴奋过度的他在大厦里逢人便说这本书是如何如何好，后来读者们竟把他当成了推销员。许建国就恨自己没带身份证，要不他就坐在书架边儿签名售书了。回家时，他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买了书，售款员见他一下买了十几本一样的书不禁非常奇怪，许建国就神秘地改善他：“我就是作者。”收款员只是撇了撇嘴，没搭理他。
回家后他和小影照例又祝贺了一翻。可不久麻烦就来了，许建国几次找书商要另一部分稿费，可书商的公司不是说老板出差了就是没在，许建国心里直犯嘀咕。
有一次终于找到书商了，书商在电话里说，新闻出版署为这本书下文件了，文件说书里有些说法不太缜密，影响不好，要作者必须列出相关数据的出处。许建国说资料早就没了，哪里去找？
书商说：“那可不行，政府的事谁管得了？一定要。”
许建国跟他提稿费的事，书商说，等找到资料再说吧。
许建国在电话里大声叫道：“我们是签过合同的，书出版了就得给钱。”
书商干笑了几声：“可合同里说，所写必须属实，出版单位有权琐要相关资料，你不是看过吗？”
许建国挺着脖子也没想起这句话来。他索性房下电话回家去查，让他难过的是，合同里真有这一项。他当时差点给自己一个嘴巴。后来找到了给他介绍书商的朋友，朋友说他和书商也只是见过几面而已。现在这种拖欠稿费的事多了，反正他一半的稿子也是抄的，挣一半稿费也不吃亏呀，再找新活儿吗。
许建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这阵子小影公司的效益不好，老板发话了要么裁员，要么减薪。而他以前挣的稿费现在已经没多少了，本来日子刚有起色，这一来有紧张了。不过他脑子灵活，很快就想出了新办法。
其实在许建国写夫妻社会那本书时，已经认识了好几个书商。有两三个他认为人家不太正规就没再搭理他们。现在他不得不也去找人家了。
事有凑巧，有个书商一见面就说正有本书找人写，问他有没有这个兴趣。许建国当然一口答应了，其实这个书商正是他最看不起的那个，前几个月他看人家在地下室办公立刻凉了半截，没想到雪中送炭的是他。“是什么题材的。”他问书商。
“小说啊！”书商是个大胖子，嗓门也大，他拿着许建国那本著作来回翻了翻。“好写，我看过你的书，水平没问题。千字六十，交稿时一次性付清。”
“小说！”许建国一听高兴地条了起来，他来北京就是想写小说的。“小说还需要定题材吗？我手里就有一本。”他又想起自己那本被枪毙的作品来了。
“不用，不用。得写好卖的题材。”说着书商给他讲起了故事梗概。
听到一半，许建国就明白了。原来书商是让他写一本黄色小说，故事的多一半是发生在床上的，书商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打住了。“好多细节你就自己发挥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味儿。让人爱看就行。”
“出版社能出这种书吗？”许建国红着脸问他。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去还是留，这是个问题（4）
书商砸了砸嘴：“上跟说要出版社出了？我们有自己的发行渠道，你没看见满大街都有背着包卖书的学生吗？他们的书是天上掉下来的？”
许建国明白了，原来是非法的黄色出版物，“扫黄打非”两边儿都占上了。
要说许建国没有经过一点儿思想斗争那是假的，可他一想起现在和小影的经济状况，真好答应了。反正写出来也不登自己的名字。
许建国的黄色小说不到两个月就写出来了，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写这种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他先是买了几张黄色光盘，熟悉了细节后就动笔了。每写到热情澎湃的时候，他竟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有几个晚上小影非常奇怪地问他，为什么如此疯狂，许建国不想回答。在那一刻，他竟不自觉地把小影当成了小说里的人物。小影也问过他在写什么，许建国只是说办法朋友写几个策划书。
这个书商很讲信用，拿到稿子就把钱给了他，还再三叮嘱他千万别到处乱讲，许建国自然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写了黄书，不过他还是把稿子复印了一份留下了，有时候拿出来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一天许建国和朋友一起出去喝酒，晚上回家时竟发现小影不在。他在公用电话呼了小影几次，可她没回。许建国一脑子疑问地回家，却发现原来小影在桌子上给他留了张字条。
“许建国：
我走了，我已经看了你那本策划书。真没想到你已经堕落到了这个地步，你在做什么？你在犯罪！扫黄打非，怎么没把你抓起来？算了，十年来我根本没看明白你，你不过是个势利小人。你甚至把我们俩在床上私事也写出来去挣钱了，我相信总有一天为了钱你会把我也卖了的。算了，不说了，我走了，别找我。
小影”
看完这张纸条，许建国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冲出房去，在大街上找了小影整整一夜，最后是巡警把他送回了家。后来他回大同去找小影，可小影并没回到大同家里，大同的家里人只知道她在深圳，没有具体地址。现在许建国已经离开北京去深圳找小影了，在火车站他对来送他的朋友说，这辈子再不来北京了，这是个吃人的地方。
“走还是留？”这是个问题，是每一个外地在北京谋生的人都将遇到的问题。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总经理是否一步登天（1）
（一位四川广告业精英的故事）
人类社会是一个千姿百态的万花筒，人类以各种方式向地球、宇宙表达了自己的存在。在这些方式中战争无疑是最激烈的一种表现形式。战争争夺的是人口、领土、资源以至荣誉、爱情，参战双方小到部落、家族，大到国家乃至国家集团，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集团之间争夺利益的超大规模战争。也许是人类天性好斗吧，和平时期战争仍以体育竞赛、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争夺等形式体现着。但这种行为的本质不过是对荣誉的渴求，和平时期你死我活的场面只是在经济生活中才存在着。而这种争夺也是大到国家，小到个人。
八十年代国人展开过一场“中国人是否将被开除球籍”的争论，也就是说在经济争夺面前同样存在着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中国的经济活力也正是在那次争论后，喷薄而出的。其实这种竞争具体到个人也同样残酷，在京城的外地人有同样面临着当地人的排斥，他们要从北京嘴里争一口肉，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北京人之所以对外地人戒备心理非常重，最大的原因还是经济利益上的。在经济社会中外地人与当地人为争夺职位的斗争一直是大都市的主题之一，在西方很多城市为了限制外来人口而制定了不少法律，就是这样他们还不时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外地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北京虽然还没到那个地步，但类似的战争早就开始了。
姚坚是福建人，他来北京已经十五年了，虽然他已经买了北京户口，可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别人对他的态度上，他都很难把自己和北京等同起来。别人的事管不了，他对北京人有成见，其原因倒是很明确的。十五年里至少挨了北京人三次打。
福建是侨乡，自古就有到海外经商的习惯。决放后出过不容易了，他们只好另想办法。姚坚十六岁的时候就跟父亲来了北京，也算是继承传统吧。他们家一直在北京做香菇生意，八十年代末，生意好做，姚坚家也挣了不少钱。
福建莆田、南平是中国香菇的重要产地，香菇质量好、个儿大肉厚，晒干了也比一般地方香菇个儿大。姚坚家来北京早，那时候北京人还不怎么不开窍呢，生意特别好做。他父亲脑子灵活，根本没包商店、租柜台，而是看上了展销会。一有展销会、庙会之类的活动，他们家就跑去租摊位，一个展销会下来多则五六千，少则两三千。
八十年代末的北京，经济状况好，市场产品供不应求，特别是特色明显的农副产品更是大受欢迎。那时候大型商场少，几乎还都集中在西单、前门、东四一带。由于购物场所少，产品展销会就成了市场的重要补充手段，大约前后有三四年的时间，展销会红火得厉害。因为物美价廉，很多家庭主妇甚至把逛展销会当成了主要的购物场所，有段时间展销会的门票甚至成了黄牛党主要收入的来源。
现在有会虫、房虫、网虫之说，会虫是指专门拿张假名片去产品发布会、新闻发表会白吃白喝的主儿。其实姚坚家八十年代就是会虫了，只不过他们可不是那些白吃人家的下三烂，而是满北京找展销会的生意人。那些年在展销会做生意可挣钱了，而办展销会的家伙更是捞足了油水，只要有门路就能办会，一个会下来就是二三十万。虽然展销会名目繁多，可卖的东西都差不多，而且连面孔都是那几张。姚坚家最离谱的一次是参加了一次工矿产品展销会，有一位老工程师模样的人拿着门票问他哪个厅是工矿产品展销会，姚坚说这里就是。老工程师咧着嘴环顾四周，全是瓜子、花生、床单和日本走私近来的计算器、电子表。姚坚家最多的一年居然参加过十九个会，香菇就卖了整整一车皮。
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展销会不那么吃香了，而卖香菇的逐渐多了起来，甚至有些北京当地人也开始从福建往北京倒香菇了。九一年姚坚和他的父亲挨了到北京后的第一次打，背后指使的正是在同一个展销会上卖香菇的北京人。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姚坚家的香菇便宜。本来北京老板找他们家谈过一次，可姚坚的父亲说我们一直是这样卖的，因为货是自己家里产的。北京老板仰着头“哈哈”笑了几声。第二天，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来了几个小痞子模样的人。他们借口柜台挡了他们的路，姚坚争辩几句就招来他们劈头盖脸的一顿痛打，不到三分钟的工夫，姚坚家的柜台就被打烂了。等现场保安到来时，小痞子们早就不知去向了。姚坚知道是北京老板在背后捣鬼，可只能干看着人家生气。
有句老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那次展销会结束时，姚坚又稀里糊涂地让人打了一顿。每次他家撤会都会在展销会附近租一、两辆三轮车，把剩余的货和一些杂物拉回家去。那回他们也同样找了两辆车，车老板本来已经叹好了价钱，可走到半路就变卦了。
“我说，你们瞧我们哥几个容易吗？”其中一个车老板突然把三轮车停到半路，另一辆车也跟着停下了。“我们一天到晚地帮你们拉货，现在天都黑啦，多辛苦啊！就冲我们这臭汗，您还不多给几个？”车老板说话的京味儿非常重，姚坚得使劲听才能明白。
“走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他有点儿恼怒。
“是说好了，可那是底价呀，不那么说您能用我们吗？您说是不是？谁手心向上伸一回都不容易，赏个脸儿吧？”车老板一脸横肉，他撇着嘴，手一只在车把上拍着。
姚坚知道又碰上痞子了，他不想找麻烦。反正到了地方再说，那儿都是福建人。“好，那一个人再加五块。”
“干嘛哪？干嘛哪？打发要饭的哪？拿我们当傻子糊弄？你们这帮南蛮子，就挣我们北京人钱的时候来劲了，想挣你们老俩钱就跟要宰你们似的。什么玩意儿！少废话一个人最少加十块。”车老板一下从车上跳了下来。
姚坚知道今天不答应是不行了。“好，一人加十块还不行？天快黑了，我们赶紧走吧。”
“爽快！现在就掏钱吧，还等什么？”车老板朝另一个人眨了眨眼。
“什么？”姚坚实在无法容忍了。“还没到地方呢，你们就要钱，没有这个规矩。”
“嘿嘿嘿！”另一个的身强力壮的车老板也从车座上跳下来：“你听听这个南蛮子说什么呢？给脸不要脸！把他的东西扔下去。”
“扔？”另一个说。“扔？白给他拉怎么远啦？”
年轻的姚坚像干柴被点燃了一样，他扑过去和两个车老板厮打起来。结果可想而知，姚坚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一百多公斤香菇被车老板抢跑了。
后来，展销会逐渐没落了，姚坚家便在几家大型农贸批发市场租了摊位，干起了批发。这时他家在生意场已经很有些根基了，在北京市内还购买了商品房。可就是这样，九五年时，姚坚又让人臭打了一顿。
那年他父亲回家养老了，家里的生意都是姚坚说了算。也许是认为香菇生意到了头，他准备在闹市开家饭馆。正好小西天有处房子招租，姚坚就参加了一个小型招标会。最后他以高于对手一万元的价钱把房子租了下来，可能是招标这种方式太得罪人，会上就有个北京老板破口大骂房主是外地人的走狗。散会时姚坚糊里糊涂地被门口一群北京人捶了一顿，要不是房主跑出来救他，非让人家把腿打折了不可。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总经理是否一步登天（2）
现在姚坚的饭馆生意很好，可他不得不雇个北京当地人做饭馆经理。这样少招了不少麻烦。姚坚是外地人中比较成功的一个，可他的遭遇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一般外地人在北京混下去，不仅得能吃苦，身子骨还要好，千万别挨了顿揍就趴下了。在本章开始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战争。战争必有攻守两方，北京人和外地人的战争中（姑且论之）当地人当然是攻的一方，然而进攻的一方不见得总能赢。有时候外地同样会把北京人搞得灰头土脸。
张扬是甘肃人，刚到北京的时候可没少受公司老板的气。他进的是一家建材公司，单位只有七八个人，无非是把别人的货趸来卖的皮包公司。张扬在甘肃做过推销员，他来建材公司也是做业务员的。公司老板是个北京人，他认为自己手下的外地人都是靠他养活的，平时不是骂就是挖苦，张扬就因为几件小事让老板臭骂过好几回，语言之尖刻简直让人难以启齿。张扬在被窝里发过几次誓，一定要给老板点儿颜色看看。
老板的公司走的是代理这条路，他代理着几家外地的品牌，把他们的产品运到北京，然后送到各大建材城的销售点去卖。业务员就负责与这些销售点联系、送货、结帐，精力充裕也可以开发一些新的销售点。这个老板除了看不起外地人，别的也没多大本事，听说他开公司的钱是老丈人给的，公司的日常管理非常混乱，连往来帐都得业务员自己记。几个月后，张扬就对他的公司了如指掌了。
孩子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而一般的小老板则是公司是自己的好，职员是人家的好。要是在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在老板眼里你就全是缺点了。张扬虽然能力挺强，公司的业务已经接手了一大半，可老板一直认为他不过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