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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笔者在楼下小卖部聊天，小卖部就在阿图饭馆旁边，饭馆已经关门，阿图老婆也不知跑哪儿去了。“警察为什么抓他？”笔者指着饭馆问小卖部老板。
“你不是老去他那儿吗？”老板脸上不表情很奇怪。
“什么意思？我就是去吃饭，要干了坏事警察不得连我一块抓起来？”
老板笑了：“瞧你胖乎乎的也不像干那儿事的。你说他这个饭馆白天没人吧，晚上一过十二点生意可红火了。”
“他做什么生意？”笔者一直在奇怪，阿图饭馆每天连一百块钱流水都没有，可两口居然从没为生意的事担心过，难道他们真有别的买卖？还非得在夜里十二点以后做？
老板突然呸了一声：“卖白粉呗。好，我晚上在小卖部睡觉净听他们的了，每天都得来好几拨人，这些日子白天就在饭馆里卖了。”
笔者明白了，总听说新疆有些人从阿富汗进口毒品，也有偷偷摸摸在当地种的，最近新疆大有取代云南而成为贩毒中心之势。没想到阿图就是个毒犯子，怪不得他不缺钱呢。此后笔者再没见过阿图和他的老婆孩子，不久饭馆是房子就包给一个山东人了。但笔者经常在立交桥或者河边看见大胡子他们，他还在偷偷烤肉串卖。每次见了笔者都大学者跑过来：“穆斯林，兄弟，兄弟…”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去还是留，这是个问题（1）
（他来的时候带着女朋友，走的时候只有他自己）
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有人说这句话表达了人生彻骨的无奈；有人说这是天地间最伟大的一句废话，莎翁之妙，妙在把最伟大的废话变成了一句恒久的叹息。其实把这句话引申开去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启示，用在到京城寻梦的外地人身上，最现实的问题则是“去还是留”。
最近四川某城市传出了一条新闻。有家饭馆的老板为了招揽生意，竟托人定期从医院里购卖胎盘，然后请大厨做成别具一格的人体胎盘菜。不久这道菜居然成了该饭馆的招牌菜，很多慕名而来食客甚至造成了交通堵塞。当地治安、卫生和宣传部门到该饭馆检查的时候，饭馆老板竟振振有辞地说：“我是花钱买的，哪条法律禁止吃胎盘了？”几家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包括灵牙利齿的记者都被他问住了。
其实不要说禁止吃人体器官，我们甚至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吃人。也不仅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甚至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
看到这篇报道时，我们不禁震惊了。自古来我们就相信，人是不会互吃的，正如大部分动物不会互吃一样。大部分禽兽对同类的尸体都能表现出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悲哀，人干了坏事我们可以骂他是衣冠禽兽，可他要是干了连禽兽都不如的事，“禽兽不如”这句话甚至对动物也是一种侮辱，我们也实在想不出怎么评价这种人了。可现在我们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动物中有些不知道是什么的家伙，却把吃人体器官当初了时髦。要是孙二娘重生一定会在电视台大张旗鼓地做广告了：“纯正人肉馅包子，定量供应、如假包换。”保证生意会特别好。由此可见我们时代的道德是一种什么状况了。
有人说九十年代是物欲横流的年代，是道德沦丧的年代。其实也可以这么认为，二十年来我们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在高度发展的物质文化面前很多人茫然不知所措，无论心理和道德上都失去了支点。这一点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国家的状况非常相似，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不要说吃人体器官，就是吃人的事都有可能发生。而人们之间相互猜疑、算计、欺骗、利用又算得了什么呢。
生活在当代的人如果没有道德那无异于行尸走肉，可要是有道德没准下场可能倒霉。
李寻还不到三十岁，他一表人才，是山东青岛人，也是山东大学计算机专业九六年毕业的高才生。本来他毕业后学校照顾给分配回了青岛，但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李寻却知道，要想吃IT业这碗饭不到北京就永远只能在行业边缘徘徊，成不了什么气候。前年他辞去青岛的工作，踌躇满志地跑到北京来了。
其实像李寻这样的高级人才，想在北京混下去实在是易如反掌的事，他到北京的第二个月就担任了一家网络公司的系统维护工程师，每个月上万的工资让远在青岛的父母以为李寻是吹牛大王。
年轻人有了钱都不免有些张扬，李寻也是一样。工作之余，他经常出入高档场所，与朋友们玩儿高兴时，一掷千金甚至连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去年他在一家夜总会给朋友过生日，出来的时候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李寻和朋友们道过别，正想打车回家，忽然迎面走来一个年轻人。“您好，能帮个忙吗？”年轻人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说。
也许是碰上老乡了，李寻很高兴。“你有事儿？”
“你也是山东的，我是淄博人。”年轻人很真诚地说：“我前天来北京看朋友，朋友搬家了，一直没找到。今天本来想回去，在火车站钱包让小偷给偷了。咱们都是山东老乡，您能帮忙凑个路费吗？”
本来这是个很简单的街头骗局，可李寻也许是被同乡真诚的目光打动了。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二百块钱来：“够了吧？”
“够了，够了。”年轻人诚惶诚恐地接过钱：“您把地址、电话给我留下，我回到山东就把钱给您寄过来。”
本来李寻认为不就二百块钱吗，不想再费事了。可年轻人近乎哀求地拉着他留地址，最终他还是把电话、地址留下了。
后来朋友们都说李寻让人骗了，虽然他嘴上不承认，可心里多少觉得有些窝囊。一个月以后，李寻都快把这件事忘了。可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是山东口音，他说自己就是那天夜总会门口的人。这次又来北京了，是专门来谢他的，要还钱，并且晚上要请他吃饭。李寻一下子对这个同乡产生了好感，二话没说，晚上就去赴约了。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李寻这位老乡不仅一见面就还了他二百块钱，还在家饭馆请李寻吃了一顿，吃饭时他一个劲夸李寻是好样的，大好人，山东人的骄傲！李寻心里别提多痛快了，谁说自己受骗了？谁说社会上没好人？咱们山东人就是仗义！没聊多一会儿，两个人都称兄道弟了，结果一高兴，李寻险些喝多了。他之所以没完全多是因为他那个老乡已经喝多了，老乡曾说今天一下火车就来找他，还没找住的地方呢。李寻想想反正是朋友了，索性打了车把老乡带到自己的住处。
晚上李寻的单元房里，忽然闯进来了三个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地把他捆起来，还用双臭袜子把李寻的嘴堵上了。最让李寻惊异的是他那位老乡居然是他们的同伙，看着他们肆无忌惮地翻自己的东西李寻的心都碎了。
那天李寻一直在地板上躺了七个小时，后来他玩命踹了一个多小时的门，邻居们才听见把他救了起来。李寻损失惨重，笔记本电脑、一万多现金，公司的几十张软件，手机以及自己大部分值钱的衣服。最可气的是那帮家伙连女朋友送给他的戒指都摘走了，后来他虽然报了警，可李寻清楚就是抓住了他们又能怎么样？就是判了刑，自己的损失也没法补了。
李寻在家休息了好几天才缓过劲来，他先后换了三把锁。现在任何一个同事、朋友在他面前都不能提“老乡”这两个字，谁说了他跟谁急。一次喝酒时李寻喝多了，他顿足捶胸地大哭起来：“这年头就不能犯好心眼，老天爷真他妈不是东西！”
今年春天传来了好消息，警察局通知他，入门盗窃的那帮家伙已经被抓到了，叫他去拘留所指证。原来这是一群盗窃诈骗团伙，有机会就偷，没机会就骗，好机会就抢，前后做案两年多，涉及金额已经有好几十万了。
李寻在拘留所里看见那位老乡时，恨不得过去咬他两口，要不是警察拦着他就得冲进去了。可那家伙就跟不认识他似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李寻来北京后很顺利，偶尔倒一次霉也没什么，反正他依然是个高收入的白领，用不了几个月损失就会弥补上。要是本来生活就很困难的外地人碰上这样一件事，就快没活路了。不过话说回来，没有钱的人谁还会去偷呢？贼惦记的人都是有钱的。
其实外地人在北京让人骗走些钱，算不了什么，破财削灾吗，丢了人才是最可怕的呢。
说起“丢人”这个词，一般人可以有两种解释，丢人现眼或者是真的把人丢了，恰好这两件事在外地人身上都发生过。几个月前北京发生过一件令人作呕的事，其恶心程度肯定是五星级的。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去还是留，这是个问题（2）
六个来自湖南的小伙子带着女朋友来到北京打工，他们先后找了几个工作，不是太累就是嫌钱少。后来他们无事可做，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个主意，结果几个人竟一拍即合，马上就开始行动了。不久他们在一家郊区的饭店租了几个房间，男的每天拿着女友的照片到各大饭店拉客人，懒得出去就在饭店里打电话，看哪位大爷有意。而他们的女朋友要么就在饭店里接客，要么就去上门服务。少的二百就干，给的多还可以陪着客人过夜。
更有甚者其中一个小伙子上初中的妹妹，放暑假来北京找他们玩儿，居然也被自己的哥哥拉入了接客的行列。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的营业收入居然达到了二十多万元，其中大部分被他们自己挥霍掉了。
最后还是饭店看出门路不对，由于拿不准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于是便报了警。等警察同志把这件事弄明白，一时间没人能说出话来，真是人心不古，世界上会有人愿意往自己脑袋上扣绿帽子？代价只是挣几个零花钱！在审讯他们的时候，上初中的小姑娘只是觉得出了事在学校没办法交代，一点自责的表示都没有。
虽然说北京这两年的社会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状况一般，可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令人嗔目的。在北京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但没什么人愿意发表评论，主要是没的可说。说什么呢？一句道德沦丧是不是太苍白了？一句行尸走肉是不是太无力了？难道金钱的魔力就那么大？以至很多人连生物的本能都能抛弃。丢人哪！太丢人了！真希望不要再听到这种恶心事。
还有件丢人的的事，虽然是真把人给丢了，但听起来这事同样让人不舒服。
许建国是山西大同人，也是当地很有些名气的才子。他从小博览群书，吟诗作赋，文章写得漂亮，小伙子人长得也挺精神。四年前他带着女朋友来了北京，离开大同时他向朋友们许下豪言，不混进中国作协就不回大同。许建国的女朋友是小影他初中的同学，也是许建国的忠实追随者，上学的时候她就相信许建国早晚会出名的，两个人的恋爱一谈就是十年。许建国说要来北京，小影二话没说，辞掉工作就跟他来了。
北京文学界是全国的中心，在五四时期北京文学就代表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有名的、没名的都向北京跑，由于文化沉淀深厚，北京就像条生产线似的推出了一大批作家。外地来的文学才子在京城混出了名堂，就等于和中国知名作家划上等号了。
许建国是带着一部二十多万字的小说来的北京，小说写的是大同一位煤矿工人的故事，实际上主人公的原形就是他的父亲。可他前后走了几家出版社都没得到编辑们的认可，有位编辑看了他的小说后专门找他谈了一次。
“小说这个东西特见功力，有人以编故事见长，有人可以把文字写得非常美，至于大家则什么都成。你的小说好象都沾点儿边，可哪点也没到位。而且这种题材的故事很难打动读者，你说是吗？”编辑已经五十多岁了，看说起话来一点都不客气。
“这种故事即使现在不能流行，将来总会有市场的。历史上的很多好作品当时都是不被人们接受的。”许建国自视非常高，可能是一直不被人赏识，有些恼怒了。他居然说出后来自己想起来都觉得脸红的话了。
“好、好。”老编辑让他给气乐了。“好，就当你这部小说是旷世之作，不能被当代人接受的《红楼梦》吧。可现在的出版社大多是自负盈亏的，谁能给你白贴钱？你在北京又没什么根基，这种玩文字的东西是成名的家伙挣稿费使的。我劝你写点应时的东西，先积累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许建国气哼哼地离开老编辑。他心里想，北京这些人都是重名声不重实力的。不久他又托朋友找到了个青年作家，一个月后作家才决定和他见面。
他一看到许建国就笑了：“刚看你的小说开头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本来以为一个大家又诞生了呢。小说开头写得非常好，纯文学色彩很浓，凝练、大气，可你没坚持下去，越写越虚脱，后面的几章简直是在凑字数了。长篇就是这样，年轻人往往功力不够，我比你大几岁，可也一直没写出长篇的。”
“你看这部小说出版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觉得作家总的来说是在肯定这部作品，没准能帮上忙。
“要是单独看几章还可以，但总的看没有出版价值。现在的作品要么是可读性非常强的，要么就三十年磨一剑，一辈子就出这一本精品。你现在的功力还不够。”作家很客气地把稿子还给了他。
此时许建国已经不得不从新看待自己的作品了，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在许建国四处找人评价自己的作品时，小影找了家小公司当文秘，两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由小影的一千块钱工资支撑着。许建国最倒霉的时刻，小影没有一句怨言，反而一再鼓励他继续奋斗。许建国并没把小说基本被枪毙的实情告诉她，只是说出版社正在研究。不过他想总呆着也不是回事，于是在报纸上找了家撰稿公司去应聘了。
撰稿公司问了问他的情况就把他留下了。老板说他们是承包制，按字数付钱，千字三十块。其实撰稿公司就是通过关系，包一些其他公司的策划书、说明书之类的写作，然后下发到撰稿人手里，收取差价。
许建国在撰稿公司干了三个月，有一回他无意间得知自己写的一本五千字说明书，原来老板竟收了客户五千块。他突然产生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没过多少日子他就在公司辞职了。
后来他转了几家公司，发现情况都差不多，此时他在北京已经有了几个朋友。有位朋友跟他说：“要不，我过你找个书商。他们手里都有不少活儿，你接下来干不就行啦！那样你就不用上班了，要是有本书写好了，没准还能出名呢。”
许建国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好几个书商。其中有一个看了他以前写的东西，认为还说得过去，于是就让他写一本关于夫妻生活的书，而且三十天交稿。
《外地人在北京》 第四部分去还是留，这是个问题（3）
“那怎么可能？”许建国一听就傻了：“三十天写二十万字，我又不是机器，不得把人累死呀？”
“我碰上这么多作者了，还是头一次听说三十天写不了二十万字的。”书商好象比他还吃惊：“你写过书没有？”
许建国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话了，他求援地看了朋友一眼。朋友明戏，赶紧过来打圆场：“他写过，可没给你们书商写过，你们的规矩我告诉他还不行？”
“跟他好好说说，现在书市不景气，要想搞什么一定要快，不快能挣钱吗？”书商有些不耐烦。
“那咱们的稿费怎么算呢？”临走时，许建国当然不会忘了钱的事。
书商用眼角看了他一眼：“现在的文化人也变了，张嘴闭嘴都是钱的事。算了算了，千字八十吧，交稿的时候付一半，书出了再付另一半。”
许建国心想，这个价钱已经不低了。回去的路上，朋友告诉他，现在写书都是抄，弄一堆报纸、杂志，三十天还抄不出二十万字？许建国很奇怪，朋友并不是文化圈里的，怎么会知道这种事？朋友哈哈大笑起来：“在北京，这种事连小孩子都知道。”
不管怎么说许建国半能来算是没白忙活，他回家后和小影庆祝了半晚上，小影也跟着他高兴，两个人甚至在想，将来许建国万一成名了该怎么办。
许建国果真买了一大堆资料，然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写那本夫妻生活。按说他还算有良心的，二十万字的稿件，大约只有一半是抄的。他真是想把这本书写成个象样的东西，万一自己将来成了名，如果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