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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雅宝路的风水（3）
中国古代号称中央帝国，一切以己为是，对外面的事不大了解，也不稀罕去了解。意识上自然会出现我们怎么样你们就应该怎么样的想法。甚至拿别人不太当人，明朝时人们就知道四海之外有诸多夷国，然而海外蛮夷只是些红毛，除了红毛大炮还说得过去之外，其他的一切都不足挂齿。正因为瞧不起人家，中国人便在英国、法国等国名的第一个字上加了个反犬旁。后来在包括利玛窦等诸多外来学者一致抗议下，天朝政府无奈只得改成了口字边，实际上和反犬旁的意思差不多，不过都是些吃货而已。甚至到鸦片战争强敌压境时，不少国人还认为他们不过是些小猫小狗变的，膝盖根本不会拐弯，连猴子都不如。
外贸开始阶段商贩们也犯了这个毛病，认为老毛子和我们的审美观一样。实际上由于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俄罗斯的服装款式和我们相差甚大。他们的服装颜色相对单一，男式以黑、灰、蓝为主，女式服装以白、黄、红、灰为主，基本上为一色服装，不像我们的服装那么花哨。款式也很简单，但一定要肥大，特别是女式服装，像老马这样的块头，能装下两个去的裙子也毫不希奇。可想而知这种服装在国内的商场里只能充当惹人发笑的广告品了。说起衣服肥大来，老马刚来时还闹过一个笑话，有一回来了个白俄罗斯人要订三百件女服，老马习惯性地问他要多大尺码的，没想到他解释了半天，白俄罗斯人就是不懂。老马还以为是自己俄语退步了呢，幸好老板在，他听老马急手白脸地跟人家讲话，赶紧问是怎么回事。老马把事一说，老板马上拽了他一下。后来老板告诉他，甭问尺码，他们不懂。原来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尺码的概念，只要服装宽大就可以。
而且由于那几年俄罗斯国内经济不景气，对服装的做工也没什么要求，只要便宜就行，于是中国服装在俄罗斯基本上就是廉价商品的代名词了。廉价的东西质量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一位雅宝路的老板说：就这些玩意儿，白让我穿我都嫌寒蝉。所以说雅宝路在卖垃圾并不是别人踩乎他们。最近这两年俄罗斯经济形式见好，对服装的做工要求也严格起来，虽然中国的加工厂不费什么劲就可以做得很好，可是影响早出去了，中国服装想在俄罗斯市场改变形象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可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都在家里数钱呢。
老马在雅宝路只呆了两个月就开始独自上岗了，一来老板对老马的人品比较信服，二来老板们实在太忙，光小蜜就应付不过来，所以干脆交给老马干，自己落一个舒心，反正大头儿也是他们的。
老马成了名副其实的做台先生，他被彻底栓到了雅宝路，栓在衣服堆里，栓在一个只有十四平米的房间里，一般情况他自己就可以做主，反正老板个把月才来一次。他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甚至连生病的资格都没有，就是种日子一干就是一年。
老马认为在雅宝路干不需要什么太聪明的经商头脑。只要有一个比较信任的服装加工厂，和老毛子谈好后就下定单，货到收钱发货，就这么简单。至于看款式的眼光、服装的面料都不太重要，实在不行和，老毛子关系好了，可以让他自己拿款式来做吗。但要在雅宝路立足有几点是不能忽视的，可以说是规矩吧。
在雅宝路守摊的人，首先应该耐得住寂寞。别看雅宝路上的老外成筐成筐的，可好几百个摊点一分，实在少得可怜。老马的房间里除了慢墙的衣服就一部电话，一副沙发。最让人憋闷的是一天也进不来一个人，偶尔有个中国人探头还得往外哄。本来老马平时不怎么爱说话，可见个老毛子进来，不管他是否买东西，都会疯了似的和人家臭侃一顿。有时生意就在臭侃中成交了。可就是生意再好，三两天也难得成交一笔，当然成交一次就是几百件上千件。可平时还是没人，没办法老马订了几套俄文杂志，没事就看。有一次一位俄罗斯朋友问他是不是俄籍华人，老马干脆点头。
在雅宝路混的第二条准则是别多嘴，哪怕就是隔壁的邻居，见了面点点头也就算了。千万别瞎打听人家的款式，要知道这是雅宝路最大的忌讳，为了这事所有雅宝路人甚至不惜被人骂为崇洋媚外，何况您是在这条街上的同行。
想在对俄外贸服装这块儿有所发展，最重要的一条是得会说俄语，只有交流没有障碍才能和老毛子交上朋友。俄语这玩意儿挺重要的，不光俄罗斯人说，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以及不少东欧国家的人都会说。和他们做生意不会说俄语，无异于瘸了一条腿。老马的两个老板之所以做到今天也没什么大出息，和他们不会俄语有很大关系。
身为翻译的老马自然不发愁俄语问题。他一直认为和俄罗斯人打交道比较容易。他们心思比较简单，没那么多鬼心眼。
有一回老马看过一篇文章，大意说文明越悠久的民族，人们的心眼越多，害人的招儿也越多，窝里斗得越严重。文章以意大利人为例，拥有罗马帝国辉煌的意大利人之所以近几百年来成为欧洲强国里的弱国，甚至一再被临国占领，一战开始时不敢打，见德国差不多了才敢动手，后来欺负非洲小国没讨得什么便宜却引发了二战，下场也特没劲。文章认为，主要原因是他们把心思都用在投机取巧和窝里斗上了。从他们的足球风格中这个国家的气质就可见一斑，他们不是在积极进取，用水银泻地般的进攻打败对方，而躲在后面防守，等对手犯错误。所以他们被称为欧洲的老鬼也就不足为奇了。文章虽然没有直接说中国人也差不多，但借外言华的意思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
老马也是这种感觉，和中国人交往太累。一句话后面还藏着八句潜台词，怎么着你都得自己去琢磨。就拿北京人来说吧，胡侃瞎哨，动不动嘴里就能和中央某某人拉上关系，可再一细问是蹬三轮车送货的。老毛子就没那么多心眼，他们是寒冷的蛮荒地带来的，豪爽，爱喝酒，做起事来一是一、二是二，说定了事保证没跑，看中了版式就交定金，根本不用你提醒。所以老马和他们也是实打实地干，绝不骗人家。再加上他的俄语好，又去过不少回俄罗斯，没几个月他就有好几个俄罗斯铁哥们儿了。
“马，你为什么不自己干？”有一回有个乌克兰朋友问他。
“我以前没做过服装生意。”实际上当时的老马还没下定决心，是自己干还是继续给人家打工。他最近把老婆也弄到雅宝路来了，老婆也绘俄语，现在给人家当翻译。两口子一个月能进一万五六千块呢。
“哈哈”乌克兰人裂着大嘴笑起来。“你不是好男人，我以前是个电焊工。”说着他做了个焊接的姿势。“男人就应该做自己的事，你说，对吗？”
老马知道这帮人是直肠子，索性实话实说：“我要是自己干，你们还会找我吗？”
乌克兰人指指自己的心又指老马：“朋友！咱们是朋友！我在基辅有三个批放点，那里的事全交过我，都是中国人，我何必要卖他们的呢？”
后来老马又向几个俄罗斯朋友征求了一下意见，在得到大家的认可后。老马终于在九九年年底正式在雅宝路租了间自己的房子。他也在门口也挂上了“专营外贸、闲人莫入”的门帘，老婆定货，他接待老毛子。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雅宝路的风水（4）
笔者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老马一本正经的对笔者说：“对不起，我们不内销。”听到笔者说出他一个朋友的名字，老马阴沉的脸才缓和下来。“你应该事先打个电话来，这多不好意思啊！”
“早听说你们不让中国人进，我也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咳！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报纸上为这事骂过我们好多次了，可有什么办法，谁能保证他们不是来偷版式的？能保证不偷就随便进。再说我告诉你吧，来的都是偷版式的，你看看。”说着他指着墙上挂的衣服式样。“这哪件咱们中国人能穿得了？”
笔者看着墙上的服装不仅笑了，男式衣服的颜色和国内八十年代初期的差不多，女装可太有意思了，有几款肥得实在不像样子。
“这都是俄罗斯老大妈穿的，那地方冷，人的块头大得出奇。”老马在一边解释。
笔者禁不住好奇心，拿下一件比划了一下。天哪！人家的衣服袖子能把笔者的腿装进去。“可能你们是对的。”我把衣服放回原处。“你来雅宝路干了三年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好挣钱！”老马一点不避讳。
笔者点点头：“既然好挣钱，可为什么雅宝路全是外地人，北京人干什么去了？”笔者在大厦里听到的几乎都是外地口音。
“雅宝路东北人和温州人最多。”老马指了指对面的一间房子：“那家是北京人，这一个大楼就他们一家北京人。还有一个北京人多的地方。“劳模说着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你来的时候看见门口一堆蹬三轮送货的吧？他们大部分是北京人。”
“你说北京人不笨吧？”笔者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告诉你吧，北京人敢闯敢干的已经收山了。这才把地方让给我们外地人，现在找不到活儿干的北京人都是下岗职工，哪有那么大魄力？”
笔者笑了笑，这话还有道理。“老马。”我又从墙上拿下一件标价七十的棉衣。“你们这儿还有‘皮尔、卡丹’的名牌哪？”
老马哈哈笑起来：“我是没办法带你转，跟你说，连‘范思哲’的都有。全是假的，可咱质量也不见得差到哪儿去，要不老毛子疯啦？好几万、十几万美圆地从雅宝路进货？”
“可要是中国入了关，雅宝路还活得下去吗？”我知道老马是个文化人，对这个问题肯定有自己的看法。
老马的眉头终于皱起来了。“一年、半年的估计没事，时间长了就够呛了。而且现在老毛子的做工要求越来越细，以前哪听说过尺码的事，最近也有人问了。可你放心只要有市场，雅宝路就能活下去，大不了我们不卖名牌不就行了。”突然他又像想起了什么：“你知道八十年代的韩国吗？”
笔者摇摇头。
“那时候韩国满大街都是假货，现在人家经济不是也起来了吗！我看假货泛滥是市场经济初期的必然产物，谁也没办法。假货不好吧，可它还能为国家经济创收呢。”说着老马大手往外一挥：“你看看外面这几个大厦，要是没有雅宝路的假货，这些搂是怎么起来的？买假货和卖假货是周渝打黄盖的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各有所图吗！就是俄罗斯经济起来了，人家不穿假名牌了，可还有广大的非洲兄弟呢，到时候没准雅宝路来的都是黑人了。”
我让老马逗晕了一个劲点头：“那你在北京就怎么混下去了？”
“我已经在通县买了套楼房，我妈上个月也来北京了，替我看孩子。不回去了，北京是个好地方！”老马说着竟自得地笑起来。
此时一个高大的老外锨开门帘走进来。“马！”他大声叫着。
老马张着大嘴哈哈笑着走过去和老外热烈地拥抱起来，他们用俄语相互问候。还不时地拍拍对方的后背，那亲热劲像多年未见的兄弟。
看到老马来了生意。笔者知趣地告辞了。长长的楼道里空无一人，白门帘后，无数双警觉的眼睛盯着笔者，那情形活象某个恐怖片里的情景。直到笔者走出大厦，才长出了口气。
酷热的阳光下，几个蹬三轮车的北京老哥，一边扣着脚丫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胡侃呢。那路对面是一个新修的小网球场，两个外地商人模样的中年人正在有限地打着网球。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三百块一样过（1）
（三个同学三个命运）
北京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从春秋时期的燕都到今天的世界性大都市，悠悠三千年间，谁也说不清在这块土地上，到底生活过多少勤劳善良的普通人。他们是来去匆匆还是在这里世代繁衍？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洒下辛勤是获得了回报还是在遗憾中默默走开了？这是我们一直想弄清的问题。是啊！很多人来了又走了，当然也有不少人在这儿生活下来，有是生活得挺好，有的在苦撑着岁月。我们一直在探询男性世界的奥秘，那么来北京的另一半人，我们的外地女同胞又是怎么生活的呢？
其实平常外地人与我们接触得最多的，肯定是农贸市场买菜人和饭馆的女服务员们，而饭馆服务员绝大部分都是外地小女孩。我们前面介绍的饭馆老板——超子，他媳妇小丽就是干服务员出身的，现在已经是大兴一家不错饭馆的老板娘了。
由于宗教、文化和风俗的原因，东方民族一般是不允许女性抛头露脸的，伊斯兰国家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中国相对来说好一些。在中国女性出头不是迫不得已就是野心勃勃，但不管怎么说，女人抛头露面都是件不光彩的事，慈僖号令天下时和得用块门帘子遮脸呢。而一般穷苦百姓人家的女人走上公共场合则大多是生计所迫。
饭馆作为公共娱乐场合对女性的限制就更甚，就是有女人也大多是《水浒传》里的孙二娘、顾大嫂之类敢在老虎嘴上拨毛的老板娘。她们是饭馆的主人，自然别无旁贷，另一部分则是歌妓游娼，她们大多出没于高档酒店，卖笑为生，有不少人还成了名妓呢。那时在饭馆里招呼客人的基本上都是男性，俗称店小二，也叫跑堂的。而当时要在北京周围地区干店小二是非常讲究的，没两下了就别想。还记得《平原游击队》那个和李向阳接头的饭馆伙计吗？瞧人家的吆喝：“二两猪头肉，一盘花生米，老白干四两哩！”字正腔圆，还得招人爱听。据说当时北京周围地区饭馆的伙计都是这么吆喝的，有的伙计因为吆喝的好听，食客们就幕名专门到饭馆去听小二的吆喝。至于城里的茶楼、戏院、饭馆的伙计则不要求他们卖嗓子。北京的食客挑剔，不喜欢瞎嚷嚷，他们要看新鲜的。于是京城的伙计玩儿的花活儿比较多，连给客人擦汗的手巾，扔起来都有特定的姿势。当然京城的伙计也不是一言不发，声音最响亮的吆喝是客人付小帐时的道谢。因为老北京的饭馆有规定：小帐大家分。
想起这些旧事来都是有滋有味的，有情有趣的。不像后来的饭馆服务员搀杂了太多的辛酸和无奈，让人想起时不禁非常的寂寥。
其实女性进饭馆当服务员民国后期就开始了，那时战乱频繁、经济恶化，人们无以为生，于是许多姿色娇好的女性为生活所迫，便跑到比较高档的饭馆去打工，那时叫女招待。实际上其中大部分人都沦为了暗娼，所以当时的老北京提起这种事无不叹息。《茶馆》里的王掌柜想招女招待的事想必大家不会忘，而小丁宝正是那时北京女招待的典型。
建国后，饭馆成了国营的，女服务员成了国家职工，地位不同了，自然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相反那时食客们的印象却是这些服务员简直是些大奶奶。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和大人们一起下馆子的情景，好不容易解回馋还得跟打架似的忙捣儿，买菜得自己去开票交钱，然后还得亲自把小票送到窗口去，临了还得陪上一张晓脸。上菜时得支棱着耳朵听人家叫号，好不依然轮到自己了还得撅着屁股到窗口去端菜，国营饭馆的排场太大，就差逼着客人吃完了让你去刷碗了。而服务员大姐们要么虎视眈眈在旁边盯着你吃，要么叽叽嘎嘎地凑在一起聊天，反正饭馆是国家的，你们爱吃不吃，要不你去别的饭馆试试。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私人饭馆的日益增多，服务员的口音和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慢慢的食客们可以像大爷似的一进屋就高喊：“服务员，先来壶茶！”而外地小服务员们几乎都是一脸职业的微笑，她们细声细气的招呼你，惟恐这些财神爷们有半点不高兴，那样很可能就砸了自己的饭碗。前两年有的饭店为了招引顾客还开展了跪式服务，后来争议太大，流行了一段就无疾而终了。现在连少数国营饭馆的大姐们，在外地服务员的竞争面前也不得不松弛了脸部神经，没人敢那么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