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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特殊的缘故，这个复述的过程中我可能会故意偏重一些细节，同时这也会加强故事趣味性，只是篇幅会格外的漫长起来。
按照书中的顺序，从梁启超的童年和家乡说起。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这个地方距崖山很近，想必他经常有机会过去，并且在望孙成龙的祖父那里接受到一些初级的传统政治熏陶（顺便插一句，梁的爷爷尽管是个穷秀才，但是他奶奶却是提督千金。其祖父母的结合已属奇特，而他自己的婚姻更是离奇，16岁的梁启超才气横溢引起社会广泛注意，乡试中举之下主考官竟然把堂妹许配给他。封建社会由于科举的特殊选拔人才，多少阻止了等级在婚姻中的表现）。
关于崖山这里有个典故。南宋末年遗老依然与元朝抗衡了多年，流浪的皇朝在中国的南方一直存在并威胁着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在忠臣陆秀夫的保护下成长到7岁那年，他们的末路在崖山这里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陆秀夫在元军围追堵截下先是把妻子推下大海，然后自己身背7岁的皇帝跳海自杀。这悲壮的一幕政治风云在梁启超幼小的心灵想必埋下了深深的印痕，在后来他自己写就的历史风云中同样的悲壮逻辑也在延伸。
中国近代史的序幕
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华民族才第一次真正在西方人的枪炮中认识了西方的真正存在。这是一场革命，真正的革命，它惊醒了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反思中国，面向未来，提出新的对策”。同时他也惊醒了一个走向腐朽的王朝。
1851年元月11日太平天国运动在洪秀全领导下在广西爆发。这次运动波及18个省，历时十几年，直到1864年“天京”才被湘军攻破。这个运动严重动摇了满清统治。而洪秀全所在的广西花县距离梁启超所在的新会县大约只有一百多公里。时间又如此接近，社会的动荡与历史反思肯定会使梁启超比其他人更近一层。
以上就是梁启超出生的时代背景和地理。这本身就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无论人们个体上怎样个性，其实都逃不出时代潮流的挟裹，在大环境下写个人的小篇章。时代造就人也。
简单说，梁启超禀赋超人，自小便是当之无愧的“神童”。也可能是这个自身特殊经历导致了梁启超政治哲学中很明显的“政治超人”架构，每一次他的政治举动都没有其他考虑，第一就是“强人政治”。即便“天才”与“强人”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异，但是依然有相因之处。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个有意思的近代中国人出人头地的四条路：读书或出国留学，挤进上流社会；当兵以军功成就军官；工商变富翁；冒险造反与现政府对抗，“成者王败者寇”。但梁启超却成功地在“官”与“学”之间不停转换，并且彼此辅成，最后既是政治显要，也是大学问家，实在罕见，也足见梁启超有聪明过人之处。
梁启超到底有多聪明呢？这条成长的道路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成举人，二十五岁成为政治新星，二十九岁主编《新民周刊》，成为20世纪初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1929年以56岁英年早逝，却留下了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著述。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进化论和因果规律
梁启超年轻时的历史观基本上属于进化论和因果规律论，在晚年他才对此进行质疑。他认为历史还是有循环的一面。我个人认为历史既有规律，也有偶然因素，两者都要考虑才会“经济”而全面。
梁启超在日本期间，与孙中山等有严重的政治分歧，随即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梁启超尽管也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他坚决反对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历史违背了梁启超的愿望，他反对的事物一个跟一个地在中国接连发生，先是暴力的“辛亥革命”，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
其实在梁公的思想中也没有看到以“现代化”为圭臬的世界思想体系，恐怕在他那个时代只能看到西方的强大与民主体制之间的关系，尚看不到这个体制背后的深层联系，当然那时更没有一门理论叫“现代化学”。国民素质是他关注的一个方面，但没有到深思反省的层面。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切除肾手术中好肾被误切，这个偶然的医生素质底下或者业务不精导致了一代大师的最终丧命。其实民众各个层面的修养素质积累，尤其是从业精神的规范与培养，是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根本所在，政治我以为只能解决表层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是历史推动者是人民。而梁启超被屡次卷入政治革命，实为不得已，非心所愿。
梁启超思想文化方面的中心可以由作者的这段话得到总结：“梁启超毕生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献身维新变法，企望以非武装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形态的转换和政权的更替，面向世界广泛吸收外来文化，以现代的新理念诠释中国传统文化，呼吁提高国民的现代文化素质”。即便在今天看来梁启超的思想还是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这主要得益于他眼光的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过分要求他思想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这是整个中国的局限，同时也是他政治身份的局限。有时候我想，假如他舍弃政治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会这样呢？他能够成为一个跻身世界的思想家吗？我没有答案。但是他确实被提名过诺贝尔奖，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个罕见的荣誉。
书中作者归纳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分为三个层面递进：一。鸦片战争之后的洋务运动学物质文明；二。“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侧重于资本主义制度；三。1915年新文化运动集中于欧美的资产阶级文化。我狗尾续貂：四。1949年对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进行组织结构上的初始化；五。21世纪中国全面反思并全方位开始现代化冲刺。
按照作者上面的说法中国人“软”的“硬”的全学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没有使中国顺利走上现代化道路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方面可供讨论：第一，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相容，需要时间；第二，不在上层，而在民众。这两个问题不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现代化终究难以完全实现，只能部分实现。我也说过，从标准的君主制过渡到现代民主社会，一般也需要100~200年的震荡沉淀，假如我们从1840年算起的话，或许中国人已经有了光明的希望，至今已经150年矣。原发型的现代化社会这一过渡需要更长时间，后来的民族与国家借鉴他们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这里面还有一个量的问题，人口众多的复杂性又加一层，困难更大一步，所以我喜欢说不急不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偶尔有年轻人说，人这一生有几个十年啊，等不及。我总想，人实际上生活与生命都没有具体的目标，重在体验的过程，“那一天”实际上“飞矢不动”，“那一天”实际上与我们都没有关系？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投身政治
说梁启超一定要说康有为。戊戌变法也是“康梁变法”嘛。康长梁15岁，为梁师。康也是广东人，1874年的一天，17岁的康有为在康家两万多册的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职方外记》等书，读后眼界大开，对西方世界发生了浓厚兴趣，并且亲自到香港考察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反思，对今后中国的改造之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中西方比较成为康的思想中心。看起来这是一起偶然的事件引发的一个年轻人的思想变化，但是实际上也是时代的必然。这时候已经有一大批学者在关注并翻译西方的著作了，比如魏源等人。
康有为根据自己的考察发表了许多怪论，并且在北京参加考试期间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写了《上皇帝书》，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他的报国之志没有得到实现，他的文字根本就没有到达皇帝那里，而是被扣押下来。他提出：如果不变法，中国将难保，清廷将危在旦夕。1890年康全家迁往广州，开馆讲学，梁启超成为他的学生。
后来广州一带为什么成为革命志士的聚集地，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与广州这个特殊的地域还是有一些联系：首先是由香港认识西方的便利，然后是康有为讲学并带动的梁启超等一批人的影响。也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南北已经有许多方面的区别，比如政治比如经济文化等。并且这些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国。
“1894年是维新运动由思想准备走向实际行动的转折点，也是梁启超涉足政治的起点。”这年3月为会试梁启超第一次来到北京。康有为编写的《新学伪经考》等在北京流传，守旧派官僚以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诬蔑，是“惑世诬民”，应当像孔子杀少正卯一样除掉康有为。其实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梁启超闻讯后“惊恐万分”，四处活动，最后在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的帮助下才幸免于难。但康书还是遭禁了。
当年春夏之交，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日本天皇亲自募捐的同时，中国的慈禧太后却正在为自己的六十大寿忙活。1895年春天，康梁共到北京会试，在天津闻听清军大败，并且他们遭到日人搜船。4月《马关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出。为反对议和，为反对割让台湾，前来北京参加考试的台湾举人痛苦流涕。康梁集合18省2000多名举人开会，在慷慨激昂中通过了《万言书》。当场签名的有1300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其内容主要为：拒和，迁都（西安），变法。
从现代看，尤其是我看，这次“公车上书”活动还是比较理想化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举动，但是却为康梁带来了声誉，并且他们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公开在京城亮相，同时也透出了社会要求改革的信息，影响是巨大的。从此梁启超也决心投身政治。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维新变法
其后康梁认识到要变法只有这三条途径：一。利用学会，建立变法的组织和队伍；二。办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三。通过教育培养维新人才。最后他们选择了“二”，但也没有放弃其他两途。1896年《时务报》创刊，共出69期，旬刊。他们以此为阵地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梁启超是主笔，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而且不止一篇。很快《时务报》风靡海内外，一时洛阳纸贵，梁启超也名声大振，此时他还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呢。梁启超的文章主要在这几方面：1。开启民智；2。呼吁变法；3。抨击现实；4。介绍西方社会；5。对各种现象和人物进行“叙论”。
湖北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也对梁启超另眼相看，在宾客纷纷的嫁女当天，听说梁启超求见，竟撇开宾客与梁长谈，“至二更乃散”。张还重金邀请梁留下来做两湖书院院长，被梁拒绝。梁以为张是他的知音，实际上张在大方面上赞同梁的主张，但对梁的言论却认为过分，并且指示人暗中干预《时务报》。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最后导致《时务报》内部的分歧，梁启超在1897年11月奔赴湖南操办事务学堂。在这里他与谭嗣同开始了密切的接触，蔡锷成为梁启超的得意门生。
回头看那个时期的体制内，其实有许多开明人士，比如张之洞，还有陈保箴等，再明显的有李鸿章等上层人物。尽管他们本身由于各种原因自身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正是由于这些开明人士的大量加入，才从根本上彻底破坏了清王朝的根基。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呼应，清朝政权仍将是铁板一块，康梁这些书生的呼吁也就得不到贯彻。
他们变法的瓶颈到底在哪里，我倒是愿意一半用规律来解释，另外一半用偶然。因为假如不是慈禧当道，光绪本人是很赞同变法的，但也不能排除光绪的变法心理来自对摆脱慈禧挟制的希冀，从而慈禧极力阻抗变法实际上也成为一种权力的报复。假如不是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变法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难说。但无论如何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国家必须要变，否则就要亡国。光绪更为急切一些。假如没有慈禧，中国是否会顺利走上“明治维新”的道路，这个可能是存在的。但这个“变”毕竟意味着在体制上作出对于皇家权利的摊薄，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事情，无论怎样开明的皇帝在不是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都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但部分放弃恐怕还是可以商量的。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插图《太后》36 慈禧的生活照
梁启超他们的事务学堂还是受到了很多保守派的怀疑。这个学堂不仅为晚清社会的许多重要人物提供了一个思想充实
的机会，同时它为20世纪初期一大批湖南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革命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梁启超这批人在历史上的影响确实深远，我怀疑还对于毛泽东这批人也有一定的影响，未必是具体的思想，而是一种潮流和文化气质的继承，当时的湖南成为相对开明之地想必是应该的。
梁启超结交了许多维新志士，谭嗣同就是其中一位。但是他们两个经常是见面就吵，吵后就好，当然全部的分歧都在维新而不是私人小利，是真正的莫逆之交。
这期间为了改变中国人口素质，他们从解放妇女入手，号召设立女学堂，尤其是放小脚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
实际上就统计数据来看，完全可以说梁启超他们戊戌时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全国新办学堂185所，报馆64个，书局10个，学会103。假如没有这个基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将是没有根基的。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百日维新
1898年在中国干支旧历属戊戌。这一年光绪大婚，慈禧必须还政。在风雨飘摇的末代余辉中，20几岁的光绪害怕成为亡国之君，改革成为他思想的重要内容，这得到翁同和的赞同。看到康有为上书后，光绪拍案叫绝，但颇费了一番周折他们才得以相见。1998年4月，变法组织“保国会”成立。
在保国会的第二次集会上，25岁的梁启超登台演说，痛论国家亡于知识分子的空论，他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持“维新变法”。保国会开始在全国蔓延，引起保守派的恐慌，许多人纷纷退党。梁启超因为主张废除八股科举，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万名举人集结起来要殴打梁启超。
但变法是大势所趋。1898年6月11日，光绪“昭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这些变法的主要参考资料就来自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陆续被光绪接见。
传记的作者认为，慈禧一直坐观事态的发展，偶尔也给光绪一点颜色看看。太后的主意是，先让你闹个够，最后一网打尽。“帝党”与“后党”势力悬殊，慈禧不太把光绪放在眼里。还认为，“改革说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引起激烈的新旧之争”。比如废除八股取士就使举人丢了饭碗，改革官制，又触犯一批官僚，等等。作者这样说也对，但仅仅看到“利益”分配这一点，肯定是短视的，时机的成熟与否也很关键。假如你要和平改革，那么起码要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但实际上从上至下都有巨大的阻力，可谓既无上层完全支持，也无群众广泛支持，就是一些书生意气。对这点20世纪末出现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而我个人是完全同意黄的论点的。我将把黄的学说集中放在一起总结。
各种矛盾在加剧，所有人都闻到了火药味。9月，“后党”认为废除光绪的时机已到，他们准备迫使光绪到天津阅兵，然后借机行动。眼看光绪帝位不保，维新失败，一帮变法的书生必遭杀身之祸，25岁的梁启超竟然号啕大哭起来。他马上与谭嗣同等联系，动员一些绿林好汉进京，意在捕杀慈禧，保卫光绪；还有一个考虑是借用袁世凯，让袁救驾。
袁世凯在衡量了得失之后决定倒向势力更大的慈禧，但是他明里却伪装支持变法，还信誓旦旦，不过同时私下他又对慈禧那边的人说他绝对不会倒向光绪。撒谎，在西方是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政治家绝对不能有撒谎的表现，在中国人这里只是一个计谋而已。光绪等人被袁世凯蒙在鼓里。但是他们怕袁世凯有变，特派谭嗣同在18日深夜拜访袁世凯。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身带凶器，非常客气地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