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徧执批判-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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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了他,并且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其实这时袁世凯的态度只说明了他是一个没有自己政治主张的军人,也不能过于苛责,处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已经骑虎难下,最后哪边获胜袁世凯并没有十分的把握,他在做谁胜跟谁的准备。    
    21日,荣禄带了几个人不由分说就把皇帝绑了,光绪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北京开始大乱。不过从后来变法人员的搜捕来看,当时的政府机制反应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地慢。康有为这样的头号要犯竟然化装出逃成功,最后到了日本。而梁启超当时正在会馆里高谈阔论,策划袁世凯杀了荣禄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小伙子闻变大惊失色。谭嗣同与梁启超商议,救皇帝已无希望,救老师不见踪影,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干,等死是惟一的出路。谭嗣同劝梁启超赶快逃走。插图《太后》135 被爷爷痛恨的袁世凯     
    梁启超在惊慌失措中跑进日本使馆,用笔写下自己的处境。当时的驻华公使林权助正陪日本首相一腾博文聊天,梁苍白的脸上“飘浮着悲壮之气”。梁说只有一死以报天下,林说不可死,随时可以躲到使馆来。吃了定心丸,梁启超回到自己的寓所收拾行囊,据说带了不少钱财。当时日本使馆那里已经人声鼎沸,但梁启超竟然又一次平安地在夜晚混进使馆。农业时代的效率问题根本不是今天的人们可以想见的!第二天谭嗣同也来,声明为“酬圣主”将慷慨赴死,让梁启超为国家继续努力。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忠臣数不胜数,不得已便也罢了,但类似这样的主动赴死,从古代就有屈原,在谭嗣同之后据说还有王国维等人,大多数为道德所遣,我觉得在西方历史中是十分罕见的。所以说,中国文化的中心实际上是道德,而这个道德已纷繁变种又演化于中国人的各种行为之中。    
    25日,谭嗣同等人被捕,刘光第则是自投入狱,其实恐怕前几个也基本上等同    
    主动投狱求死以“酬圣主”。28日“六君子”被杀害。    
    9月24日,梁启超在化装之后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到日本天津使馆。据说梁一下火车就被暗探盯梢,但梁行动迅速竟然甩掉了密探。25日,又经过一番化装他们钻进一艘已经准备好的日本船内,向塘沽方向划去。一个小时后巡警赶来,他们把梁启超误认作康有为,声称康有为在船上,必须接受搜查。日本人拒绝听命,为避免外交麻烦,激烈争论2个小时后巡警决定派人回去请示荣禄。随后日本人竟然蛮横地赶剩余的巡警下船,并继续航行。26日凌晨,他们见一日本军舰停泊于附近,经过商议,即获得同意让梁上船。后来荣禄派人到军舰要人,遭到日方断然拒绝。    
    在读到以上的细节时,我常常被两个事实诧异:一个是当时中国人的效率,二是日本人为什么愿意收留梁启超这样的革命党人。这样的维新人物实际上会使中国最终强大起来,并且维新变革的背景是中日战争。实际上后来中国的一系列革命人物都曾在日本获得过帮助或者支持。我很好奇日本政府对这些人的态度,难道只是他们之间的友情在起作用?还是另有情节?我没有答案。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袁世凯出卖维新

    梁启超在日本与康有为相见,后来,他把家人也接到了日本。在这里,梁启超遇到了红颜知己何小姐,出于一夫一妻的革命誓言,梁启超拒绝了这桩婚姻,但后来他还是与照顾他的丫鬟相爱并偷偷结婚,所以他实际上有两位夫人,共有14个孩子,9个成活,4个后来成为共产党员。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是他的儿子,而儿媳妇林徽因的父亲则是段祺瑞政府时期梁启超的同事。    
    在日本期间为行动方便,梁启超取日本名“吉田晋”。自从日本避难期间,梁启超恐怕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免不了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且从此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与康有为的距离拉开。他研究并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新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文字,据说都有新颖见解。在日本14年的时间,梁从翩翩青年成为成熟的中年,而且有机会到澳大利亚等西方社会去考察。日本社会本身的变革过程想必是梁启超最熟悉的了。我认为这段在日本居住的生活会使他的思想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假如说唐朝是中国向日本大规模输出文化的阶段,那么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是日本大量向中国输出政治文化的一个阶段。但是为什么中国最终没有学成日本呢?原因在上面我已经提到过,“大”是其中一个原因。    
    作者这段话我不能同意:梁启超“惧怕革命会造成社会大乱,中国从此会国将不国;他认为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可能建立共和的民主政治。总之,革命不可以救中国,改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梁启超的看法不能讲百分之百地全错,有些看法颇有见地。但是清廷已经腐败透顶,又拒绝任何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改革的时候,惟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的看法恰好与作者相反,我认为作者所持观点明显为新近几十年的时髦观点。梁启超的观点很对,革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之后带来的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接着是日本大规模入侵,甚至连清末的安定生活也没有了。假如君主立宪制呢,和平过渡就避免了大量的流血与灾难。假如是同样的结局,而只是少了流血,那么我也挑选改良。改良还是革命,只是触动了“上面”,下面的问题同样都没有得到解决。恐怕梁启超还是更注重“下面”,所以才抱持那样的观点。所谓“清廷腐败透顶,又拒绝改革”云云,不过是一种革命论的口头禅,实际上光绪皇帝很希望改革,与慈禧的斗争失败偶然性极大,不足为凭,所以“惟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论调也不能成立。西方许多的君主立宪制,尤其是第一个民主国家模型实际上就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些都说明不用流血革命照样能够救中国。    
    清朝实质垮台以后,梁启超就回到了国内,并且他投入了袁世凯的怀抱。当初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今天梁启超又与仇人合作,这就需要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胸怀。梁启超认为,只有“强人”能够救中国,当时的强人就是袁世凯,这也是梁启超接受康梁变法没有军队支持导致失败的教训。而事实上袁世凯也非常欢迎梁启超归来,他说梁启超的一支笔可抵千军。当时国内几大党也需要一个理论家来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这样一来,当梁启超回到国内时就受到了想像不到的热烈欢迎。袁世凯看到宋教仁所带领的国民党势力越来越大,就秘密授意几个党派联合起来成立了“进步党”,梁启超是实际的领袖。两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宋教仁在1913年被袁世凯暗杀。孙中山开始“二次革命”,武力讨袁。但梁启超在这前后却“欢喜万分”,他幻想自己一展政治宏图的时机就要到了。    
    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却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梁启超利用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希望建立“开明专制”,逐步推行民主政治。而袁世凯心里只把梁启超看作一个书生,也是利用梁启超去与国民党作对。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打倒国民党,再利用进步党组成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最后爬上皇帝的宝座”。而梁启超的具体理想就是做上财政总长。谁知南方革命失败,重开国会,当他们兴冲冲地商榷内阁名单时,梁发现袁已经有了一张早已拟就的人选名单,那上面没有梁启超,重要的职位都已经有了安排,只有农林、教育和司法还?兆拧A浩舫帜栈穑炀芫敫蟆=┏中砭茫浩舫镁褪眨邮芰怂痉ú砍さ闹拔弧S捎谀诟蟪稍倍辔缁崦骱椭狄导遥哉飧瞿诟蟊怀莆暗谝涣魅瞬拍诟蟆薄A浩舫谕糯蟾梢环乱担M痛丝梢婪ㄖ喂ㄉ枵嬲淖什准豆埠凸?    
    按照一般程序,应该先订宪法后选总统,但袁世凯却要求倒过来,梁抗议,僵持一段时间,最后大家只得同意袁世凯的安排。选举时袁世凯怕落选,派大批军警把会场团团包围,如果不选他大家就别想回家,可有一些议员就是与袁作对,故意不选他,投票到第三次才通过。袁世凯作为大总统马上向内阁开刀,最后国会形同虚设,已经瘫痪。1914年1月,袁世凯终于公开停止了所有议员的职务,声称要组织一个新国会。至此5个月的内阁彻底垮台。但为了拉拢梁启超,袁世凯又任命梁为币制局总裁,梁为解散国会的痛苦之后又因此机遇而异常振奋。但袁世凯处处阻挠梁启超的改革行为,最后梁只能“愤而辞职”,并发表了脱离政界的宣言。随后袁世凯大造舆论,为复辟做准备。1915年袁克定曾邀请梁启超试探梁对于帝制的态度,遭到梁的断然否定。他们又派梁的好友劝说梁入围,结果梁向这位朋友发出了断交信。    
    看来梁启超对于改良主义的态度不等于倒退保守的态度,更不是留恋帝制,他有明确的底线。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深知梁启超文字威力的袁世凯送来20万巨款以换得此文永远封存,但梁启超婉言谢绝了重金,把文章抄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没有得到梁的保证,就威胁一旦发表后果将不堪设想,梁启超索性发表在北京《晨报》,对袁世凯的帝制建立形成最沉重的打击。在袁世凯向帝制奔跑的同时,蔡锷与梁启超已经开始秘密商量日后的讨袁。插图《人类》87 拿破仑的加冕仪式 大卫 油画 法国 1806年    
    袁世凯这样的倒退“复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过,都是在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的过渡,既是一种必然,也有偶然,比如拿破仑,还有弗朗哥政权。一个民族的民主进程是一个缓慢培育的过程。无论如何,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实质在袁世凯这里得到了全面的验证,他的底线在那里全部凸现出来。而这些话语也说明了梁启超的另外一些心态:当儿子问到梁启超为什么要把家建在天津,梁说“我关心我的图书馆。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他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


第七部分:《百年家族—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军阀割据混战

    40岁出头的梁公这个时候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当蔡锷坚决表示讨袁时,是梁启超告诉他要忍耐。时机不成熟,妓女小风仙作为一个掩护的幌子就出现了。但他们却事先秘密商量了详细的讨袁计划,日后也是按照这个计划把袁扫了进历史的垃圾堆    
    他们先是警告袁世凯,一旦他称帝就马上起兵,结果袁世凯不听劝告。1916年从日本、香港绕道回到云南的蔡锷很快带兵打到了四川,而梁启超这时候已经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光。依然是在日本人的掩护下,接连几天他呆在锅炉房旁边没有窗户的小屋里起草各种讨袁和联系文件。一路艰辛,连遭追截,甚至在到达指挥前线的途中患上热病差点死去。梁启超一到广西,那里就马上宣布了独立,梁启超被任命为都督总参。南方许多省联合起来,袁世凯奈何不得,一些心腹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纷纷反戈,袁世凯急忙在3月取消帝制。梁启超这场反袁可以说大获全胜。梁启超的政治地位更加稳定,他成为“讨袁英雄”。    
    梁启超的“强人政治”并非没有根据,袁世凯倒台后中国马上出现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清溥仪复辟的闹剧。这次梁启超又一次选择了“强人”,那就是段祺瑞。彼此利用,他们走到了一起,讨伐清复辟,梁启超又成为“反复辟英雄”。    
    一直如此执著于“强人政治”的梁启超,我怀疑他是否浸染了尼采的哲学,但是我没有找到类似的文字,或者需要一种自然的智慧其实也很容易可以找到“强人政治”的必要。这次,在北洋政府梁终于夙愿得偿做上了财政总长,他与各方一面交涉一面妥协,到最后实在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梁启超告辞不得,却因为冯段矛盾白热化而自然下台,也算遂了他的心愿。辞官后他回到了天津的饮冰室。    
    回顾梁的一生,作者总结说,“这并非是梁启超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成为独立群体的社会条件,他们只能附着于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个政治强人去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毛泽东嘲弄他们就像毛没有皮一样。不具备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想独立去搞政治,除了失败别无选择。梁启超的败北是必然的”。我不同意其中有关知识分子的观点。    
    从这个作者的逻辑出发,他也是给知识分子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出路的,假如知识分子去搞政治的话。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的定义和围绕定义的讨论几乎成为显学,至今没有定论,因人而非。我个人的看法是知识分子应该彻底独立于政治之外,这样才能冷静理智地观察与发现,自己置身于政治事务肯定会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当然我对于一个人出入政治并没有道德判断,只是讲:知识分子独立在激烈的政治中是无法获得的。社会对于你的判断只能是一种,你当下的行为是置身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个政客?不能两者混淆,怨别人不得。梁启超也不能例外,有时候他的行为是知识分子的,有时候他的身份就是委曲求全的政客。要知道独立的前提是“中立”,你置身漩涡,怎么“独立”?小知识分子被利用是经常的,连梁启超也经常被利用,所以失去独立的依附是必然的,好听点,那叫政治合作,而知识这时候之于他们就只是资本。    
    作为群体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这方面中国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我也一再强调这样一个群体在中国的形成必须要有一批人具有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要有决心离开实际政治远一点,以保持适当的客观与中立,这个非常有必要。归结到一句话, 我推崇“结构不上街”1。    
    在这个问题,我倒是发现梁启超本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还继续衍生出一些可怕的理念,就今天看来他这些理念既是传统的,更是当下流行的:让一切成为喉舌,报纸、历史、甚至文学,都要承载政治精神,使这些工具化和政治化。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些观点并不陌生,从“铁肩担道义”到毛泽东的“延安文艺讲话”,实际上他们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也在梁任公这里不能幸免。所以梁之后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其实也都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传统不是一日能够割除的。即便如梁任公这样的绝世奇才也不能例外,我们平常人更需要在看到时代的局限后警惕我们自己在社会行为上的种种传统再现。    
    在今天对于梁启超做出褒贬已经没有意义,但是从他一生的奋斗中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同时也从他个人的定位上找到一些得失来。总体上他应该是个政治人物,从今天世界范围的知识体系中梁的学说并无新奇之处,甚至可以说那些著述除了研究梁本人的思想外,在今天“大多”不值一钱,当然对于当时的中国那是震天惊雷。假如他安心一直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就成为开世界先河的康德或格威特康斯坦?这也没有了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100年前有了梁启超是幸运的,不管他是学者还是政治家。    
    你能想象到100年前的“饮冰室”是一栋漂亮的意大利风格的白色小楼(中的一间)吗?那栋小洋楼就是梁启超的世界,也是西化的梁启超精神世界的物化表现。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真的非常意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100年前的人,连同那个年代。    
    插图《宽容》261 伊曼努尔?康德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黄仁宇的思想

    本来我要把黄仁宇有关“大革命”的评述单做一章放在那个《读梁启超》后面的。后来索性单篇说一下。因为以后可能还有说的机会,所以这里就“之一”了。    
    我最初接触黄仁宇大概是在10年前,期间也听说过“大历史”的讲法,但终究不太在意,也没有去找黄的专著看。真正接触到这些“大历史”是近几个月的事情,而集中阅读则是近20天左右的时间。看后惊呼:高度合拍,绝对同志!惊喜之余也觉得有必要声明,假如我有太多的观点与黄仁宇相同并非抄袭黄仁宇,这个解释不全是出于虚荣显得我多聪明有先见之明,而是告诉大家,某些观点黄从中国历史寻找,而我多从西方寻找,得出相近规律和总结,这本身就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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