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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据说黄仁宇在中国的图书市场已经轰轰烈烈，只是中国的历史学界认为用大白话写就的黄仁宇著作拿不到台面上去。这个不和谐的矛盾只说明了中国学术界某些人无视真实学术思想的存在，只重故弄玄虚的迂腐习惯而已。无论你的学问再深，不能实用并流传于社会，也终是像牙塔中累计的灰尘。仅就历史学而言，本来就应该分为两方面：一为整理故旧，一为研究基础之上的阐述思想以应用指导于时代发展。两者不可厚此薄彼。很明显黄属于后者。但一提到思想观点，中国人“影射历史”的习惯以及研究历史只是为政治“正确”寻找根据的恶习就使人不由得杯弓蛇影起来。中国人吃这方面的亏太大了，也难怪。不过，黄仁宇的出身和经历很明显远离了“工具”嫌疑，他的思想今天在中国的热传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他“新颖”的学术著作方式还是他的思想都太值得中国人反省了。可能同时在两个方面他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历史学革命：客观的大历史观，用明白清晰的大白话叙述历史的可能。插图《太后》218 八国联军进京时的大批灾民
黄仁宇的书准确地在国内出版了多少我还不知道，但估计我买到的已经有六七本。我在这里只挑选了两本书谈些观点。一本是刘志琴写的《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其实就是综述黄仁宇的历史观），另外一本是黄仁宇自己编写的《天南地北叙古今》。这个挑选很随便，我从《我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中只选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讲述“大革命”的，就算是为梁启超的那篇文章做个注脚；后者的挑选是因为我昨晚刚刚看完，印象比较深，随便聊聊而已。不可能全展黄仁宇的风采，但求窥见其一斑。插图251《人类》 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假如没有深入接触过黄仁宇的思想，同时又想快速概括性了解黄全貌的人最好去买这本《我听黄仁宇》。此书分三大部分，在第二部分中又有14个章节，我主要摘取？渲械谑隆俺て诟锩闭舛巍？
“长期革命”是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这个变动，有的部分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顺便说一下，黄仁宇不太喜欢从苏联拿来的那套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法，他把近大约2000年的中国历史分为三个帝国来分述的方法很有新意。而明清就是第三帝国。而“长期革命”或者“大革命”不用说也是另外一个他的历史分段了。这个“革命”按照黄的说法持续了100多年，确实够“大”的。
“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心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因此，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所以黄仁宇先生警告说，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西方各国情形全不相同；概而言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由于黄仁宇多从古代中国社会的财税入手，所以他屡次讲到商业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注入不便，以及“数字化管理”的不能实行。都在经济上做考虑。我由于是英美文学出身的，所以讲到中西方的差异我更愿意用一个广义的“文化差异”统而概之。同时，黄先生多喜欢直接用“资本主义”，而差不多在同一个话题中我则更多喜欢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也比资本主义更少经济商业的牵连了。其实我这样做的目的倒是更加暗合了黄先生的一个常用语“大历史”：撇开具体恩怨和细枝末节，用总体长远的目光来看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我自己的理解，“现代化”学说更注重社会结构与广义文化的建设。
“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固，而西方法制与中国社会也格格不入，所以西方人在中国所得的利益也相当有限。这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能如日本一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底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正因为如此。。。。。。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我则简单地把这个过程的漫长更多归结为中国之“大”，以及由“大”而致的复杂，当然黄先生这段的意思实际上主要说的正是“文化差异”，只是他更具体。
中国与西方的正面接触首先是从物质上的认识，西方的坚船利炮在19世纪中期几乎使中国人目瞪口呆。然后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应运而生。
这个观点我不太相信：当慈禧太后挪用经费用来祝寿时，日本天皇却带头募捐组建舰队，“有学者指出，如果中日两国的军备竞赛能真正持续20年，日本就会被拖垮”。
我了解到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发展从18世纪末期实际上就开始了，发展到那个时期中日之间的战争以及中国的战败在我看来是必然的，日本背后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巨变，并且已经初上“现代化”社会的轨道。而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经走到了腐败没落的顶端，日本只不过是压垮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慈禧个人的小恶并非是清朝垮掉的直接原因。
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转而走向政治层面的救国。“百日维新时，光绪帝和康梁等人之作为，无疑是在仿效日本”。除了众所周知的维新政策内容外，“他们还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经费，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但黄仁宇指出，当时（清朝）中国的底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同时光绪毫无实权。。。。。。”这些感慨，与我经常说到的“有什么样的民众素质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异曲同工，人们的批评与改革只重视“上面”，不顾“下面”，社会脱节。其实还是黄仁宇讲得更为明确，他在许多地方说到过中国古代几次或者起义取得胜利的政权或者体制内的重要改革，之所以没有成效，都在于中间缺少一个中继传承的环节，是为改革脱节。与这个说法比较接近的是，我会经常说到贵族这个阶层的缺少对于中国这个社会的影响，一个是稳定度，另外一个可以理解为黄先生所说的传承关系的缺乏，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但很接近。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清朝之覆亡
维新变法结果是“一群书生，手无寸铁，居然要公车上书，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想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最后失败。“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开，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能加速清朝之覆亡”。
结论是，“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倒转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再恰当不过。”
我一时没有找到其他两次革命的具体分段，根据印象黄的意思不外是这样的：第二次革命运动从“五四”开始，军阀混战到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时段。第三次革命一定是围绕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并且上个世纪末的开放改革直到今天的变革一定是重点之重点，但“土改”是起点。身为国民党上校的黄仁宇后半生一直居住在国外，并且娶了白种女人，应该说政治上不会受到国内的任何言论压力，他生前明确表示出对于邓领导的改革方向的坚定乐观。尤其让我奇怪的是他对于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的“土改”从他的“大历史”看也是极其“合理的”。他更多从分配和经济方面看待。
我个人则从组织结构上一直就认为：中国的“文革”歪打正着地为今天的社会做了一些铺垫。这场运动从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对于中国来讲是必须的，因为要解除中国文化中浓厚的宗法意识与结构，不用猛力无法摧毁，为以后的现代化法制社会做好了清理工作的铺垫。必须做文化上的革命。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是偶然的还是主动推行的？现在文革依然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神秘莫测。公社制度以至村队建设对于疏通基层的组织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功能已经接近现代化社会的基础模型，即便不够完善合理，但是与古代传统的保甲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了，政党概念也深入人心，较为彻底地取代了原始宗族派别。
书中下面这些话不仅适用于蒋介石的革命，更适用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由一个旧式的社会遇到内外冲击，需要全面改造时过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一经发难，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部掌握，多时为非人身因素做主。即领导人物，亦只能因时就势”。黄仁宇对自己的老领袖蒋介石是这样评价的：长期革命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和悲剧性人物。而同时黄仁宇又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大历史”眼光其实是一个需要宽容的眼光，并且是完全撇开了个人恩怨或道德情绪的眼光，是一种彻底独立客观的判断，否则很难想像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原国民党军官怎么会这样来评价与他直接对抗的一个政党与军队。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智慧，其实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更需要的是坦荡的胸襟。作为一个对西方有某种程度了解的人，我深知黄先生的这些观点需要的正是学人的理智与客观，这些特性只有西人才有，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中国学者倒是一直不缺乏热血。可惜那热血泼了几千年，并没有泼出一个美丽的世界。所以是否大家可以借鉴一下西人是怎样“不流血”的？不仅身体不流血，脑子也不流血。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地北天南叙古今
《地北天南叙古今》这本书是黄仁宇在各处不同时期发表的比较散乱的文字，共26篇，最早的发表于1945年，最晚的为1991年，时间跨度竟然为半个世纪。其中记述有人物，有趣事，也有历史和政治
，真的是古今中外一网打尽，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而编。老实说，前半部论及缅北战争的多被我不耐烦地一翻而过，书大致在中部开始好看起来，而想必我们熟悉的黄仁宇也在那段时间开始成长而至成熟起来，那时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开始出现，取代了国民党上校的黄仁宇。我比较认真地阅读了其中的八九篇，分述如下。
在《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中，黄仁宇这样解释他的“大历史观”：“也就是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我注释他这句话就是：宏观而客观地分析历史就是大历史。前者是方法，后者是态度。黄仁宇在那本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中又解释道：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张》一文中他继续说：“中共在大陆的设施初看无一是处。可是却已造成下层机构一个较简洁的粗胚胎，目前他们已经看清本身的弱点，于是证券市场之设立，破产法之被提及，所得税之征收，保险事业之抬头，尤以地产之使用权可以价让，都是确定私人财产权的步骤。今后社会多种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换，则所有权和雇佣应能构成一个大网罗，现代社会的重楼叠架于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军队与政府就靠这种机构维持。所谓法制，其精神也不外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陆虽仍称共产党，实在有金蝉脱壳之姿态。”这是黄仁宇十几年前的作品了，现在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即便许多生活在中国的人也未必有他看得那么真切，这或许就是庐山效应吧。
“假使我在海外几十年研究历史还有一点用处的话，则从大处看去以上情形已属不可逆转，虽说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这也就是说在不松懈警觉性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相信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业已成功。过去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史里的一团污糟，今日看来，则有其长期合理性”。所以，黄说：张和孙虽含冤半世，今日恢复名誉，“仍未为非富”。
说到历史，黄认为只能“实事求是”。说到涉及个人在历史的恩怨，他认为：只有今日我们将眼光看宽，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不同，但总结果汇集于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解决了中国几百年的一个大问题。
这篇以及其他几篇多处提到蒋介石与美国尤其是与史迪威将军之间深不可解的矛盾。其实许多蒋或者蒋之下的许多矛盾在我今天看来依然存在于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差别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比如这个小节。史看到中国公墓里士兵墓碑上只写着“无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必须查出死者的姓名部队番号来，指斥中国军人办事不用心。几千年的农业传统社会马马虎虎的农民习惯是不可能转眼改变的。一个美国人今天照样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花百万元投资的中国商人会指派不得力的亲戚到自己开办的煤矿里去做安全检查员，而他们却只会上班时找个地方睡觉，导致最终煤矿爆炸大家都完蛋。这倒也不全是文化差异问题，“用心”而严谨的敬业精神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分工明确、信守诺言的综合性现代社会必须的行为准则，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时这将是一个素质改革的重点，说明确点，需要长期的培训。社会形态的改变首先是从人的基本行为方式改变开始的。
在《怎样读历史》一文中，黄先生说：“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与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他提醒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孕育各个人对公共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他称鲁迅为“过激之人”。尽管我也敬佩鲁迅，但同时我也曾质疑过鲁迅的存在，尤其是他的过激我归结为婚姻情感方面严重失衡而导致了潜在的心理问题。我甚至讨厌杂文这种文体，谁称呼我为写杂文的我就觉得是骂人。当然鲁迅不仅仅是个写杂文的，鲁迅先生的孔已己和阿Q给他奠定了文学的光辉地位。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当今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说到中西方对比，他推荐英国历史为首选。进而研究西方历史他希望从政治哲学着手，例举了解这些西方思想哲人的重要性：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以及马克思。他说假如不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可能对西方造成种种误解。
威尼斯是黄仁宇历史对比中的一个重点。他主要拿威尼斯做商业与城市文化的代表。在《为什么威尼斯？》这篇中也有许多有趣的话题。“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复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的情形之下，还是亲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比如伦敦，到了当地才会知道古代的伦敦与今天的伦敦不太是一个地盘。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海湾战争
另外一个趣闻是，说到法国著名的鲍德尔教授，他说“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切。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1644年至1680？我知道这方面比较粗疏的还有一个大人物，福柯，假如苛刻一些几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