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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袁鹰说：“让春风驱净阴霾；还它万里晴空吧！”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这样就可以让他安静一些：“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巴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直到这个夏天为止；人们“论是非”的热情还是远远超过了做事情。文人们本来思想敏锐；更何况笔锋带着感情；写出来的文章既犀利又生动；可惜过于尖酸；也不知道给自己留点余地。中国人真是有点怪；对于战场上的敌人———中日战争的、朝鲜战争的、中印战争的、中苏战争的、中越战争的；都可以握手言和；重建友谊；可是对于意识形态论争中的对手；从来都是“你死我活”；不肯和平共处。就像是坐在跷跷板的两端。这头儿起来了；那头儿必然沉下去。宣传部长现在就成了众矢之的。人民日报社长的威望已经荡然无存。那位更老资格的人；理睬他的人也一下子少了；他出京巡视；处处觉得人家对他敬而远之。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5）
1992年的生活为“解放”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就普通的中国人而言；社会的变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拿“右”取代“左”；或者拿今天的偶像取代昨天的偶像；而意味着把亿万民众投入到生生不息的物质生活中。 新时代的最经典的场面；莫过于中越边境的前沿阵地。整个80年代这里都有一种特殊气氛。那个身材瘦小、歌喉洪亮的士兵徐良；他的锯掉左腿后斜倚在轮椅上的身躯；他唱的那首既血腥又浪漫的歌曲《血染的风采》；是这种气氛造就的结果之一。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战壕、掩体、猫耳洞、弹坑、满腔的仇恨、山野中的坟茔。对于军人来说；那是神圣的荣誉；对国家来说；那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历史篇章。战争对军人有着巨大的号召力；这没有疑问；但现在让人惊讶的是；和平对军人的号召力似乎更大。在国境那一边的凉山市；广西南宁市的邬氏兄弟和他们的亚洲店；是在战争废墟上崛起的第一个和平标志。一位年过六旬的越南将军；李文进；曾使美国军人损失一百多架轰炸机和一百多架战斗机；也曾使中国军人伤亡惨重；现在则成了新时代的英雄。他是越南经济公司的顾问；也是中越边境贸易的开拓者。 和平的日子正在到来；老山脚下一个叫天保的地方；现在成了开放口岸。战争的恐惧已经消失；但是；贸易的通道上还埋着一万八千颗地雷呢———四千枚反坦克地雷和一万四千枚防步兵地雷。4月22日；这里上演了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在中国一侧；军队出动了；身负铁锨、小镐、火焰喷射器和遥控爆破器；一大串的重型推土机尾随着他们。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说；“这是一个辉煌时刻。”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消灭战争。将士们不再高歌“血染的风采”；而是高喊“边贸让战争走开”；还有“消灭战场；催生市场”。随便哪个军人都可以告诉你；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从来都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给自己用的；还没有过在“敌人”眼前销毁自己武器的事情呢。可是这一天上午九时；军人开始做这件事了：把自己的火箭筒对准自己的地雷。火焰喷薄而出；炮声隆隆；火海中；雷声滚滚。当时在场的一个作家写道：“犹如除夕之夜的鞭炮声；在老山山谷轰响不绝。”又有一道淡黄色的烟雾从遥控爆破器中飞出来；蜿蜒三十米；所经之处；火光冲天；惊雷动地。硝烟散尽；机声再起。军人们开动压雷车；向雷区滚过去。又开来十吨重的军用推土机滚压数遍。5月1日；中断十四年的中越船头公路全线通车。炮火没有了；硝烟没有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军人没有了；这个孕育了无数战争故事以及无数活着和死去的战斗英雄的地方；转眼间变成开放口岸；空气中飘着香蕉、菠萝、芒果的清香。“这里的一切都变了。”一个在中越边境上守了二十一年的军人；王琦；那一天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战争的辉煌装进了历史的档案。” 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已经出现颠倒过来的迹象。有人在扩大私人投资———这叫“先富起来”；有人在取消“集体所有制”的招牌———这叫“摘红帽子”；逃出去的私营老板们一溜烟全都回来了———这叫“新时代的还乡团”；这些都是两年以前不可想象的。未经政府批准就开始圈地盖房子；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温州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初严厉指责它是“和平演变温床”的省委书记；现在说他从来就是支持温州的。无论干部还是农民；谁也不用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操心了；他们全都忙着抢粮食、抢蔬菜、抢生猪；还有西瓜、柑橘、蚕茧、羊毛、棉花……抢所有的农产品。警察在交通要道设卡；不是在追踪逃犯或者“海洛因”；而是在堵截农民和他们的蒜薹；通海县党的官员沿用当年指挥战争的习惯；把这叫做“蒜薹阻击战”；还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农家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又没倒卖黄金、海洛因；为哪样堵我们？”所以串通起来打了一场“迂回游击战”。一个老太太说：“再这样闹下去不得了；要出人命的。”三峡工程被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专家论证的结果是四百零三票赞成、九票反对；但是反对派全都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 人性这东西真是奇特；无论它曾经表现出怎样的懦弱、驯服和逆来顺受；一旦有了机会；它会立即恢复本来面目。《粤港信息报》说：“改革无禁区”。《中国经济时报》说：“让思想冲破牢笼”。这种挣脱了枷锁的感觉全都渗透在人们生活中了。普通百姓从银行中取出几十年的存款去买股票；摸奖券；赌赛马。北京赵登禹路一四三号的“亚当夏娃保健中心”也开张了；这是北京第一家性用品商店。老板叫文经风；是个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经济学硕士。“我是个儒商。”他这样说。他的橱柜里面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标签：“壮阳药品”和“痿必治”。一个简单的故事铸就了《秋菊打官司》的成功。故事梗概是这样的：西北山沟里一个农妇的丈夫被村长一脚踢中“要命处”。村长宁肯赔钱也不肯认错；可她宁肯不要钱也得要个“说法”。于是；她拖着六个月的身孕开始告状。“说法”要来了；她又难产。村长救了她之后就被警察带走；她又后悔了。电影就在这里戛然而止；以后的故事就全都在电影之外了。它在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圣马克金狮奖”；饰演秋菊的巩俐还得了“伏尔比杯”最佳女演员奖。导演张艺谋；一个留着农民式的寸头、满脸憨厚的中年汉子；把这电影带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说这“是一部轻松、温馨的影片”；没有《红高粱》的悲壮、《菊豆》的阴冷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惨烈。后面两部电影早就拍好了；却不能放映；现在他借着“秋菊”的洋名头；也一并拿到长城饭店去首映。“我是拍电影的；即使天塌下来；还得拍电影。”他这样说。可是；那孕妇秋菊的口头语———“给个说法”；却被观众带出了电影院；成为那一年中国人的谈资。 很多人说1992年是“张艺谋年”。其实王朔也挺风光。他的“过把瘾就死”；成了最流行的语言；和“给个说法”一样流行。他的小说和电视剧把沉寂多日的中国文坛搅了个天昏地暗。6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文化生活节目组别出心裁；在北京西四地质礼堂举办王朔电影会；将王朔小说改编的五部电影一下子都放了；每场通过抽签选出六名幸运观众；与王朔会面。其中有个电视连续剧；叫《编辑部的故事》；从这年年初开始就把全国老百姓哄到电视机前。王朔自称是个“天才”；借着电视屏幕写自白：“一间平平常常的屋；几个忙忙碌碌的人；一本热热闹闹的书；几颗实实在在的心。”可一位女大学生见了他之后说：“呀；他怎么会这样呀！太乖了！我觉得他应该再坏一点点。”那时候女孩子还没有总结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格言；但至少已经不大喜欢老实男人了。 大城市里都在寻找最漂亮的女孩子；给她们戴上不同的桂冠；在北京是“新世纪小姐”；在上海是“文化礼仪小姐”；在天津是“月季小姐”；就是不敢大大方方地说“选美”。组织者担心没人响应；但很快就发现这是杞人忧天。消息甫出；应者蜂拥而至。北京有二千三百个；上海有一千个；天津有六百个。有女学生、女演员、女作家、女工人、女干部、女医生；还有女军人。根据当时天津报纸上发布的消息：一个区长对他属下的一个女干部说：“你去参赛；意义非同寻常；是对机关干部形象的一次重新塑造。我们不是呆板木讷的机器人。”还有一个军官；向一位女上尉发出动员令：“军中有勇士；军中也有美人。我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选美也不能畏缩不前。” 那真是一个美女如云的春天。几千个女孩子平生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露自己的形体。香港《明报》的消息说：“一度被视为禁区的选美；正在北京悄然开放。”其实不是“悄然”；而是轰轰烈烈的。竞赛的组织者说；“这是一场‘温柔’的角逐。”报纸评论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今绝大多数人也不会把它看做‘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了。”外国的记者们看了；大惊失色。在他们眼里；中国女人都是裹在肥大的衣服里；色彩单调；线条混沌；长得倒是蛮漂亮；可是面色呆板；连笑也不会。岂料一夜之间；她们的样子就变了。一个芳龄二十、喜欢粉红颜色、爱看电视的宾馆结账员；张蒙晰；成为上海“文化礼仪小姐”。她得到一千元奖金；宾馆经理于是叫她改行去做公关；记者们竭力描绘她的容貌；用尽美好的形容词：“像静静的湖水；清澈、晶莹；像出水的芙蓉；散发着阵阵淡雅的清香。”“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一个梳着刘海的童花头。”“清秀的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甜甜的笑容。”这样的文字在今天报纸上满篇都是；还有比这更香艳的呢。可是在那时候；在那些整天告诉人们谁姓“社”谁姓“资”的报纸上；居然冒出一个张蒙晰；真是新鲜可人。 有人说这件事情非同寻常：“在中国这块被封建礼教禁锢了几千年的‘冻土带’上；终于出现了一片明丽的风景。传统的、陈腐的观念发生了倾斜；而全新的心态却得到了平衡。”但是立刻有人反唇相讥：“大家生活都不富裕；选出十个、百个美女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把选美所用的钱用于贫困的山区；让孩子们的校舍美一美；不是更有意义吗？”有个评论家在报上质问：“西方选美从来是巨商豪富侮辱女性的把戏；世界上有哪个不发达国家去搞这种把戏？而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妇女的名声要靠天生丽质的漂亮姑娘去争取吗？”大赛的主办者显然是想拿漂亮姑娘去融化“冻土带”；不过；也不敢有任何过分。他们一边加紧行动；一边在嘴上绕来绕去地解释；“新世纪礼仪小姐”的评选绝非简单雷同于西方国家的选美。那时候；人们对于一件简单的事情；已经有了这么多复杂的想法。赞成的、反对的；模棱两可的；明目张胆的；暗度陈仓的；勇气和胆怯；坦荡和羞涩；什么都有；可是没有人来禁止；没有人来张扬；也没有人说什么“干扰了稳定”之类的话。 才子的运气看上去比佳人要好。那一年大学生比美女金贵；五十六万四千本科毕业生在这个夏天毕业了；加上研究生；也只有五十九万人；可是全中国至少需要九十万人。大学生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像现在；出了校门还怕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挣钱难；而美女想不挣钱都难。“上海小姐”张蒙晰得到一千元奖金时；珠海高级工程师迟斌元已经从市长梁广大手里接过来一辆“奥迪牌”轿车、一套有三个房间的公寓和一张二十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四元的支票。由此开创知识分子获奖数额的最高纪录。大家都说梁广大了不起；一个作家还说他是领着一群绵羊去打仗的狮子。梁广大到底不同寻常；他认为人才不是“绵羊”；是和他一样的人。“为什么我领导的不能是一群狮子呢？”他这样说；“重奖科技人才；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一群狮子到我的身边来啊。”有几个星期；他担心“有人非议这件事情。”看来这是过虑了；没有人抨击他；至少不像抨击“选美”那样批评他的“爱才”；倒是有报纸把华君武在80年代的著名漫画“武大郎开店”又登出来；讽刺那些妒贤嫉能的人。从春天开始；大家就在“抢人才”；现在回想起来；“人才大战”这个词就是那个春天发明的。“选美”还要打出什么“文化”、“礼仪”一类的招牌呢；可是对科技人才；用不着这个；只用奖金就行了。锦州发出去七十六万元；四川颁发八十万元；青岛九十五万元；南京是“三套住房”；山东是二十万元和一辆奥迪轿车；安徽；中部地区很穷的一个省；也出了三十万元。这些都是奖励给科技人员的；都发生在那几个月里；报纸上面公布的获奖者；除了迟斌元；至少还有四川的侯光炯、广东的沈定兴和徐庆中、山东的李登海、江苏的吴梧桐、安徽的台震林和姜万勐。没有人会说这些人“名利双收”全都源于邓小平南巡；但是你若问起来；他们十之八九都会提到；邓小平在珠海曾经说；他赞成梁广大重奖迟斌元的决定。这迟斌元连个共产党员都不是；一天到晚除了研究他的凝血酶；什么都不管。没有户口；没有档案；也不问他的凝血酶姓“社”还是姓“资”；可邓小平和他谈得挺投机；对他说；“中国应该每一年有新的东西；每一天有新的东西。”对于大张旗鼓奖励迟斌元的那个梁广大；邓小平也把他视为同道；给他撑腰。“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邓有一次对梁说：“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6）
邓让反对者回家睡觉去；他自己却又走出家门；跑到京西的首都钢铁公司。他显然觉得有必要在北京再“点一把火”。那是5月20日；他在那个繁花似锦的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睛却盯着院子外面的世界。“对我说的话；有人顶；有人拖；有人是真心地办”；他对首钢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说。又说改革形势有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后批评国务院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有些同志满足于百分之六。满足百分之六；就等于第二个台阶要第一个台阶去补才补得上；迈第三步那就更难了。”他伸出右手；一指一点；尖锐地说：“看样子；如果我们始终保持百分之六的速度；就是停顿；就是后退；不是前进；不是发展。”这老人当时神色严峻；就连最熟悉他的那些人都不免惊讶：他那种平和宽厚的长者之风怎么没有了？看来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了。有个记者觉得他还有些话没有说出来；写道：“他要为他身后铺好两条‘铁轨’；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在经过三十六个月的等待、观察和权衡之后；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他要宣布他的决定；选择的地方还是中央党校。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这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不戴帽子；昂着宽阔的额头；径直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讲稿；这是他征求了无数人的意见写成的。“他又来了；”一个教员说；“不知道这次说什么。”在过去的三年中；新任总书记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他打算站出来了；即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甚至决定；不仅要跟上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要走得更快一点；所以说出下面这段话：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他胸有成竹；声音洪亮；没有犹疑。那些不久以前还在说“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颓然无语；只是低头看自己的脚尖。可是；那些备受压抑、噤若寒蝉的经济学家们抬起头来了；那些惶惶不可终日；打开门就担心警察拿着手铐站在面前的私营企业主们抬起头来了；那些只能按照政府定价把粮食棉花卖给政府、一肚子怨气的农民抬起头来了；那些费尽心机向外国人解释什么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们；抬起头来了。 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共产党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