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耍皇纸乓仍谥胁凸菘烊丁！ ⊙酃哿罚欢朔剑煌冉爬鳎恍难哿楣猓荒宰涌欤蛔旄欤徽庵指崭招似鸬纳缁岱缟性谡饧铱觳偷晏乇鹈飨裕坏饫锩娴奈侍馊词侨缘摹�80年代后几年世人争说的“脑体倒挂”———“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①；要到90年代末期才能彻底扭转；但若仔细回想；转折点其实是在1992年。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评论；《要发财；忙起来》；作者因此受到上级批评；证明那时官方的思想还是落在社会潮流的后面；可是社会风尚一旦兴起；就不是什么人能够阻止的。有人说；“该把这六个字当做中国人的新口号。”新口号没有叫响；那是因为人们真的“忙起来”了；顾不上喊口号。自从1月以来；房地产公司的总数增加了十倍；贸易公司的总数增加了一百倍！上海这座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中；每天诞生六十六家新的企业；北京人一向热衷于官场而淡于商场；大学毕业生通常是以进入政府机关为第一志愿的。可是在这个夏天；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说；百分之五十九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不属于国家的企业去。那时候北京除了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不过不要紧；每个月有两千家新企业申请注册；全都不是国有的。库存的营业执照一下子就发完了。工商局有些措手不及；跑到天津要来一万个。天津那一边更忙了；因为有一千五百个教授和高级工程师同时申办几百个公司。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十二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一千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这中间有个北京的教师；在“星期天市场”摆摊卖旧货。一个记者问：“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他说：“恨人有；笑人无；搂着‘铁饭碗’喝稀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人人都应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脱下虚伪的外衣；面对生活的挑战。”你可以想象；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如果一个曾经在80年代办过公司的人；到1992年又想起来要办公司；他就会发现世道真是不一样了。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的“经商热”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约束人们经商行为的文件都找了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四百多份。我们国家庞大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现在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去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一个省的检察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另一省的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也不必缴纳管理费。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必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后来的战果是把至少一千个“皮包公司”给查封了。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冤；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发起一次理论研讨会；说学者们达成了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同样的意思在吕梁山区一个地区行署专员的口里是这样表达的：“在上海戴手铐的；到了广东做报告。”据说这话最早是从山西说起来的；也许是贵州；很快就风行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就像当初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和政治批判的激情一样。有个名叫王子才的贩子；利用长江流域的水道贩运鸡鸭已经有些年头了。四年前的一天；工商局副局长闯进门来；把他的公司查封了；因为“账上没有资金；只是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现在；王子才卷土重来；要求公司重新开张；还是“没有资金”；还是“买空卖空”；可那副局长这回很痛快地批准了；还说他是“昔日的罪魁；今天的功臣”。 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那时候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的方针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党的方针和百姓的意志能够弥合无隙、同舟共进的日子；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50年代初期有过一次；80年代初期又有过一次；现在到了1992年；是第三次。事情是那些最多想象力和激情、最少传统理论约束的年轻人开始做起来的；但是很快就拓展开来。只需举出一个例证就可以知 道；其深度和广度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夏天；七十四岁的蒋学模也成了下海者队伍中的一员。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家；他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在80年代以前是中国整整两代人的必读教程。那个岁月；如果有哪个老成持重的官僚要请一位教授讲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必然战胜市场经济；把他找来是最合适不过了。但是现在他开始经营公司了。他的公司由十一个学者集资三万元创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青年。他为他们写了《还是下海好》一文；发表在报纸上；又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按照他的解释；这是为了仿效美国兰德咨询公司的模式；参与经济咨询和服务；是他的“一块理论联系实际的试验田”。这老迈书生过去把中国和美国分得清清楚楚；现在也许以为中国和美国就是一回事啦。 不过；那时候中国最成功的“下海者”；是不需要蒋学模倡导的那些学问的；既不需要“兰德”；也不需要“复兰德”。他们不需要高新技术；不需要优秀品牌；不需要成本管理；不需要利润核算；不需要市场营销计划；也不需要企业形象策略。他们大多数人其实只需要一技之长；需要权力的背景和关系网；还需要短缺紧俏的商品。他们不需要生产什么；只需要在买与卖中转一个圈；收取回扣就足够了。这一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挣了至少两千亿元。不过；这种招数使用多年；有点儿过时；还被老百姓骂成“官倒儿”；名声不好。现在他们拥有的手段更多了。不错；政府官员没有钱；但他们是政策的发布者；是计划的制定者；是建筑项目的投资者和审批者；是土地的划拨者；是很多产品的最大买家。如果一对昔日同窗好友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前往某地做生意；一个是产品推销员而另外一个是政府的局长；你可以相信他们必是怀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前者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因为他不知此次推销能否成功；后者很轻松地听着音乐看着杂志。飞机降落以后两人一起走出机场；一个人乘了出租车去寻找旅馆；另一个被一群人前呼后拥地接走了。在以后的几天中；两个人都把时间花在会见、吃饭、喝酒和唱歌跳舞上；但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是给别人赔笑脸；说奉承话；总是做东为别人付账单；另外一个却是接受别人的笑脸；听奉承话；总是做客让别人给自己付账。然后两个人又乘了同一趟班机回航。前者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口袋里面有了一个“意向性合同”；还在担心能不能兑现（平均每两份“意向性合同”中只有一份能够变成实质性合同）；只好倒头打瞌睡。后者神清气爽；颇有乐不思蜀的意味；早已生意在握；却根本不用签任何合同。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5）
当时的报纸都说；官员的“官”念改变了；还说什么“出”生“入”死———“出”是“走出官场”；“入”即“进入官场”。其实这里所谓生死；是一厢情愿。即使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有些事情也是很难改变的。官员的地位就是其中之一。有个国际机构当时对全世界数十种职业做了一次综合评价；结论是；政府公务员的地位；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列在第五位之后；在所有不发达国家中都在第五位之前；这也包括中国。看来；经济越是不发达的地方；官员的权力就越有价值。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这情形都没有变；何况当时还是1992年。 官员“下海”通常都会扬长避短；这并非用心险恶；而是人之本性。政府并无禁止；制度和法律也在网开一面。公安局拥有经营鞭炮的审批权；所以专门开鞭炮公司；其他人等一个鞭炮也不许卖。人事厅负责干部考试；所以自办印刷公司；所有考试资料考试卷子全部自印自卖。县委书记入股“山地庄园”；按照二八成分红。一个军官管着八十个战士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饮食起居；当然也管立功授奖入党提拔干部；所以就可以买回八十个收音机供战士选购；价格比商店里高出十几元。三十多岁的赵明非是中俄边境小城、黑龙江省绥芬河市的市长；也是个罕有的真正想要“出生入死”的官员。5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决定彻底离开 他的权力圈子；体验一回做商人的味道；就来到贸易早市；在数百名俄罗斯游客和中国商贩中间；花一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两块钱租了自己的柜台；把带来的皮夹克和蜂王浆一一摆好。他说“下了班就不是市长；只是摆摊的”；又说“让长期蹲在机关里的干部尝试一下这种滋味；有助于打消‘官贵民贱’的思想。”但就在这时候；警察来了；说是保护他的安全。接着记者也来了；说是为第二天的报纸采访头条新闻。周围的人也发现这位摆摊的非同一般；全都围过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赵明非只好卷起他的皮夹克和蜂王浆；打道回府。 随着春去夏来；官员们表演的这场喜剧不那么引人入胜了；而群众的激情看起来更加炽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历史必有其他内容；即使你百般抵赖百般约束百般净化；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中间；都有可能潜伏着巨大的社会风尚；只不过需要加以培养；还需要爆发的契机。现在；深圳那一边；爆发的契机已经具备；连导火索都插好了；只等最后一个火星。 8月9日；正午时分；大街上疯狂的人群忽然不动了；张口结舌望着前边。他们看到了窗口上挂出的牌子：“表已售完”。有几秒钟；周围像死一般静。接着爆发出一阵绝望的喊声：“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啊；怎么五百万张表就卖完了？” 有些人走了；更多的人还在坚持。又过了一天；10日；太阳又升起来了；人群中的绝望已经变成哀叹。满街还是人；可毕竟比昨天少多了。不过；留下来的都是些最愤怒也最坚强的人。“听说一会儿还有表卖呢。”有人这样说。没有人相信；人们正在传看当天的《深圳特区报》。报上明明登着一条消息。说“本次五百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还说“此次发售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可记者们私下不是这样议论的。那天晚上；一个记者；抽着一根香烟；半天说了一句话： “深圳；早该发生点什么了。” 民情本来已经到了自198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候；因此街头的人群很容易听信手段巧妙者的煽动。不过；说实话；当时最大的煽动者不是别人；正是在政府指导下出版的报纸。本来“认购券”这东西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够公平之处；后来又出人意料地突然告罄；这就更加让人怀疑其中有弊。很明显；这时候最尖锐的问题已经不是“认购券”；而是老百姓的不满；他们感到政府及其属下的一帮官员与警察串通起来欺骗他们；就连他们曾经信任的记者也在撒谎。他们亲眼看到；那边停止发售的公告发出；这边就有不少穿着制服的人拿着表格跑来跑去；大把大把的；一点也不掩饰。可是报纸却再三地说什么“公平”；这还是那个刊登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纸吗？失望的人们把愤怒转向报社；到了中午十二时；深圳特区报社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堆人。有人痛骂；有人控诉。一对年轻的夫妇说他们是从潮州来的；举家出征。现在；男人说他在下午三点亲眼看见几个干部抬出一个矿泉水纸箱。有人怀疑这是在搞鬼；就冲过去；箱子跌落；翻过来；“哇！一箱表呀；好几捆呢。”那女人接过来继续控诉；声声都是泪：“我一下子不知哪儿来的伤心；哇啦哇啦哭起来了。”人们这样喊着；骂着；终于忍无可忍；当场点了一把火；把这天的《深圳特区报》给烧了。 烈焰熊熊；人声鼎沸。黄昏的时候落下一阵小雨；浇灭了地上的火；但是人们内心的怒火一点也没有要熄灭的样子。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兵分两路；也没有请公安局批准；就开始游行。一路向着金融中心挺进；另外一路涌向市政府。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已经竖立起大字横幅；上面写着“反对腐败”。人群在膨胀；白天散去的人现在又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演讲；有人要冲进政府大楼；有人说要举行大游行大示威；要求政府重新派发“认购表”。不管谁喊了什么；都是群起响应。从 华联大厦到上海滨路；聚集着几万人；差不多都是外地的。一场雨把他们浇得精透；也把他们的希望浇灭了。“什么都没有得到；连一件干衣服都没有了。我感到自己简直像一条大风大雨中无家可归的野狗”。一个姓周的男人说；“他妈的；深圳太黑了。”几辆漂亮的轿车停在太平洋渔港附近；周觉得那些东西那么刺眼；随手捡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甩了过去。 但就在这时；一队防暴警察开过来了；人人手持盾牌、警棍；还有好些老百姓看不明白的警具；列阵政府门前；壁垒森严。 政府大楼里的官员此刻急得团团转。“认购券”勉强卖完了；但政府的平衡各方利益的计划已彻底失败。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又是错上加错；不仅没有平息民怨；反而火上浇油。他们决定再次增加“赌注”。一个指挥部在政府大院的小楼上正式成立。指挥部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宣传车开到广场一侧的深南路上；反复宣布政府的紧急决定。先说“一小撮坏人在闹事；是违法行为；希望大家不要上当；自动散开”；又说“市政府决定增发新股抽签表；8月11日下午开始；在各购买点排队购买。” 这种声音要是出现在北京街头；市民一听就会明白：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事态扩大。局势危机万分；一触即发；这已有1989年的经验为证。但是深圳的百姓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又全都义愤填膺；失去理智；所以还在我行我素。有人撑起一幅标语；白底黑字：“反对贪污；要求公正”；立即就成了骚动者的旗帜。激动的人群跟随在这旗帜后面；沿深南路向火车站进发。路人驻足鼓掌；游行队伍越来越庞大；走到蔡屋围的时候已有一万多人；围观者也越来越多。所有道路都堵死了；口号声一阵盖过一阵；像海啸一样卷过城市的夜空。两个北京来的人想起“1989年6月3日之夜”；觉得是历史重演了；不禁害怕；站在路边劝他们罢手回家；还说这样搞必出大事；但没人理睬这些劝告。人们被自己 造就的声势壮着胆；眼看警察们只不过站在一边；虽然神情紧张；也没有来干预；就以为危险不会降临自己头上。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6）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7）
他的另外一条语录是七年前编出来的：“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顺口溜当时就让舆论大哗；说他是在鼓吹“一切向钱看”。有人主张“这句话要说也得改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把‘前’字改成‘共产主 义’。”这是在“打圆场”；可是禹并不领情：“你到商店里买东西；给钱的时候说什么？”他不屑地说：“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 现在；十四大开过了；中国的政治风头又转到他这边来了。他冲着到大邱庄来参观的一大堆高级官员；旧话重提；而且是变本加厉。“你们都是高干；难道你们就真的不喜欢钱吗？”他用手指着那些人的鼻子说：“你们不也知道物价一个劲儿上涨；工资不够花吗？你们高干的工资不也比一般干部高吗？难道你们就不想过富裕的日子吗？国家建设；没钱行吗？我不过是说了你们也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罢了！有什么错？批了我四个月；在一个大老粗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也算是能耐？” 老实说；邓小平时代之所以激动人心；还因为创造了禹作敏这样的人。从很多方面来说；禹作敏都可以算做中国人中的罕有人物。他的罕有不是因为他的显赫或者他的财富；而是因为他的藐视显赫和嘲弄财富。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在漂泊流浪中度过童年的人；一个只接受过三个月私塾教育的半文盲；一个到了中年还食不果腹的人。直到五十多岁；也即城里人接近退休的年龄；他才开始了震撼全国的历程。他的命运以及他对亿万农民产生的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可与之相比。陈在毛泽东的时代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