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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5节 盛世无英雄（8）
大邱庄有五大姓氏；均有极深的宗族渊源。禹作敏的聪明处就在于；他将这五大姓氏融为一体；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裙带网络。他本人则构造了一个血缘关系与工业组织杂交的权力结构。他将权力分给手下四大总厂的厂长；每个总厂厂长又将权力分给分厂厂长；下级对上级绝对效忠；这就使禹作敏本人能够高居这权力的宝塔顶端发号施令。 这个被叫做“企业家”的人其实并不真懂经济；虽有总经理之职却不想知道总公司贷款总额和管理干部数量；至于分厂的事情；一概不问。不过；这个人是大邱庄的当然的政治领袖。他生就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头脑；极富领导才能；通达世事；深知官场风云。“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我的对策不离你的政策”。他用这句话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他是最善于利用共产党的政策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农民。他的整个发家史；其实就是巧妙地对付共产党的一连串故事。这中间埋藏着无穷的机巧、诡计、合法与非法的手段。这个人如果早生三百五十年；那么打进北京城的农民领袖可能是他而不是李自成。 禹作敏不是李自成；可是他的桀骜不驯和目空一切；是所有关于他的话题中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比如他对北京以及各地来的官员从不迎送；也从不陪着客人喝酒吃饭；这与一般发迹起来 的农民对于政府官员的唯唯诺诺形成对照。有个官员看了他的轿车就感叹：“我是流血流汗扛枪打仗过来的；现在也才坐一般轿车啊！”他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又有一个人说：“中央各部的部长都不坐这么豪华的奔驰；你是什么级别？你敢坐！”他反唇相讥：“我们农民没有级；别拿我们跟有级的比！”某一天有六位具有中央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来到这里参加一个会议；他既不迎接又不作陪；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小官员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与熟人闲谈；而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有人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不理他们”；他说。有一次北京一群官员来参观；他给人家演讲；说着说着忽然豪兴大发；节外生枝：“政府的局长算个什么；要当就当副总理。”诸如此类的言行无疑与中国传统中的中庸委婉大相径庭。按照一般中国人的习惯；即使具有这种野心也断不会说出口来；更何况他所面对的都是共产党的高官显贵。这些人怎么也不能习惯；一个一向俯首帖耳的农民；忽然间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起来。 应当说；在这些事情中间；禹作敏多少具有几分藐视权贵的可爱之处；也有替弱者出气的味道。可是；他的横行乡里又使他染上浓重的劣绅恶霸的色彩。有一回一个记者漫步大邱庄街头；看到一个小姑娘抱着一只鲜血淋漓的母鸡痛哭不已；她说鸡是被狗咬死的。那记者怂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赔偿；她说她不敢去；因为那人“是禹书记”。记者于是表示愿意代她伸张正义；她却更加恐惧地说；如果这样的话；她一家人今后就会更加倒霉。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惟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甚至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集团中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 导致禹作敏入狱的事件发生在1992年年末。12月13日；一 个名叫危福和的男人在大邱庄被禹作敏的一群下属活活打死。事情的起因是危福和被怀疑贪污公款；所以这些人便私设刑堂；严刑逼供。毒打持续了七个小时；危死时全身创伤多至三百八十处。此人是一个到大邱庄来做工的外乡人；他的贪污问题始终不能证实；所以这种野蛮的行径也许包含了富有狂妄的大邱庄人的排外情绪。 毫无疑问；依据法律该当惩处凶手。但是直到这时；禹作敏并无直接责任。禹的狂妄和愚蠢在于；他认为所有效忠于他的人都应当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且；他从来不认为私设刑堂、拘押殴打乡民是犯罪行为。他自己也曾亲自动手打人；甚至以金钱来奖励手下那些最威猛的打人凶手。现在；他在得悉危福和命案的全部细节之后；迅速指挥属下策划凶犯的藏匿和潜逃；同时又向警方作伪证说危福和是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群殴致死。他就是由此走出了通向监狱的第一步。 六名警方人员来到大邱庄勘察现场；这被认为是向大邱庄的挑战。恼羞成怒的禹作敏下令自己的保安队员将警察全部扣留。失去自由的警察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十三个小时；四名罪犯却在这时携带巨款逃之夭夭。这件事令警方极为震怒。他们早就想要惩罚无法无天的禹作敏；这一次绝不肯再加宽容。两天以后；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赴大邱庄；发出通缉令并且要搜查罪犯住地。据官方说警察为四百人；但是禹作敏对记者说至少有上千警察将大邱庄团团包围。他显然希望把事情闹大；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所有路口；与警察的自动武器相对峙；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他本人则以退为进地宣布暂时辞职。 事态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是这一次警察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决不与村民动武。他们只是要找禹作敏算账。禹作敏的藐视警方由来已久；但是这一次他闹得实在过分了。党的上级机关 和政府官员全都介入此事；纷纷责令禹作敏不得阻止警察的公务。连一向袒护禹作敏的高层领导人；也不能不公开表示对他的愤怒；其他禹作敏的保护者更加难以置喙。相持三天之后；禹作敏终于屈服；他一反自己从不迎来送往的习惯；率领大小厂长出面迎接警察进村。警察搜查了村庄；然后撤出；除了精神上压倒对方；一无所获。他们丝毫没有想到罪犯们就藏在村子里面。 禹作敏顶着警方的压力进入1993年；一边继续组织罪犯逃匿；一边收买京中内线为他提供情报；同时还在书写《大邱庄1993年发展规划》。旧历除夕之夜；他受到邀请出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向全国人民微笑；笑完以后乘着夜色回到大邱庄；一头钻进他的办公室；继续思考村庄的发展规划和他本人的前程。“我生产思想；下面生产效益”；他苦笑着说。他不会用电脑；但是整个二楼的“办公服务系统”都是为他服务的。他们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再变成白纸黑字呈送给他。“一个老农民变成了一个思想家”；一个记者这样写道；“一个只上过三个月私塾的农民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东西”。 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居中的一个房间；有差不多一百平方米；四壁如洗；空空荡荡；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办公桌；另一个角落放着一套沙发和两个小书柜。他每日坐在这里至少十二个小时；闭门谢客。杏黄色的纯毛地毯从他脚下延伸出去；一头儿伸向一楼；一头儿伸向四楼。他偶尔到上面去看看；那里有各种健身器材；但他几乎从不使用。 “我很孤独。”他突然这样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一定意识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过去几个月里像潮水一般涌来的记者；现在又像潮水一般地退回去了。他打了几个电话；希望他们来看他；有几个真的来了。他对他们说；这次事件；是天津市领导对他带领大邱庄人搞改革致富不满；是有意打 击报复他。还希望他们为大邱庄“说句公道话”；至少写几篇“内参”；让中央领导人知道。这是他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可是他却没有想到；北京的所有新闻单位都已接到上级指示；一律不准介入大邱庄事件；以免干扰司法。尽管在这个国家里党的官员干扰司法的事常常发生；但是这一次他们决定置身事外。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这个敢于向国家司法挑战的人；除了坐在家里束手就擒；别无他法。 与其说禹作敏是在与法律和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