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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5）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6）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7）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1）
李昌平觉得自己实在感受不到“迎接新世纪”的欢乐气氛。他后来说；他是“在郁闷中”进入2000年第一个黎明的。这是他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任上第二十四天。像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这里也是捷报频传；大家都说形势大好；可属下官员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乡政府债台高筑；不是欠银行的———银行已经不敢借给他们了；而是从私人手里借来的高利贷。好多人围着他；不是索要工资；就是讨债；而他两手空空；一个钱也没有。新任党委书记那几天开着一辆“桑塔纳”到处游荡；脑子里面没有“新年钟声”；没有“第一缕阳光”；也没有“为明天祝福”；只想着怎样才能度过眼前这“年关”。直到旧历己卯年腊月二十七；也即阳历2000年2月2日；终于借来一笔钱。他拿出干部名册；查明属下等着领工资的人总计三百六十一个；于是不论级别高低和资历深浅；每人发给两千元；另附一张两千四百元的“白条”；说是政府欠下的；请大家和他共渡难关；然后回过头来；对堵在门口的债主们满脸赔笑；一边嘲弄自己；一边好话说尽： “你们看你们看！人家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却是新官上任忙赖账。” “真抱歉真抱歉！今天只能还个利息。” “本金？一定还一定还。”“政府不会欺骗人民！请放心请放心。”就这样说到腊月二十九下午；终于送走最后一个债主。他在心里叹一声：“这哪里是过年啊！”嘴上却又和最后一批下属告别；对他们说：“回家去吧；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这话要是放在二十年前；倒是祝福的。它表明革命年代里人们对传统习俗的妥协和改造；但在这种情形下说出来；可就有点讽刺意味。“假日经济”这个词还没有被媒体叫起来；“七天长假”已经实行；这年春节；城里人可以好好休息了。在乡下；依照老辈习俗；正月里是不去筹划新年生计的；叫做“猫冬”；可是新一代人越来越早地离开家乡向城市涌去。在所有连接乡村和城市的公路上；在所有东去的列车上；在所有南下的客船甚至货船上；挤满了肩扛手提、衣衫不整的男女。2月8日；正月初四；北京、上海和广州报纸的首页；已经出现“民工潮提前到来”的标题。对农民稍微有点研究的专家都说；这话不是夸张。有个记者还计算出农民们离家出走的时间：十年以前；要到农历二月；五年以前；要过正月十五；就算是三年以前；也还要过正月初十；可现在；才初四啊；怎么就走了呢？“走迟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烂和擦皮鞋的地盘；就会被别人占了。”一个村支书这样说。 第一列民工列车是在初五这天开进上海的。它来自安徽西部的阜阳；被报纸叫做“民工列车”；是因为车上全是外出打工的农民。车厢里严重超载；挤满了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叫声和男人的骂声；还有阵阵令人窒息的汗臭。根据当日公布的消息；有些人的钱包被偷走了；有些人在这数九寒天还中了暑。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他们还是幸运的呢———他们总算钻进了车厢。报纸上刊登的一幅照片证实；有一列火车的车厢顶上都坐着人。车站工作人员好言相劝；说那上面危险；列车会把他们都颠下来。上 面的人说不要紧；他们已经把自己绑在车厢上了。下面的人大声呵斥：“你们不想活啦。”上面的人都笑了。有个声音说：“就是想活；我们才出来呀！” 李昌平也是这一天走出家的。他想去看看自己治下的百姓怎样过这个“革命化的春节”。外面寒风凛冽；他的脸上挂着泪水；不过；这不是被风吹的；而是“一路上情景催人泪下”。他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不管是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人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装人；直到装得不能再装为止。” 这位出身于农家、又有机会领导他的父老乡亲的年轻人；本来怀抱满腔热血；现在看到这一拨拨农民绝尘而去；不禁悲从中来。因为按照杜润生的说法；这些到城里去寻找梦想的农民；“只能更加弱势；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罪的供应体。”他们满怀着结束自己艰辛生活的期望背井离乡；其实只不过是开始了另一段艰辛生活。 每条公路的尽头都连着一个小村庄。当李昌平走到那里去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过年的喜庆。一些农家的大门紧锁着；悄无声息；主人都在外面打工；过年也没回来。另外有些农家有人声；但不是笑声。“到处都是骨肉分离；拥抱泣别的场面。那些可怜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双腿不放。”这位党委书记的“桑塔纳”也被拦下。他打开车门；农民说想搭车；他一点头；就挤上来五个人。他问他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一个人说：“你们当官儿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他有点不相信；觉得这些人说话夸张；也许就是城里人常说的那种“无赖”；或者是官员们指斥的那种“刁民”；于是又到角湖村去查看究竟。他走进党支部书记李先进的家。后者是他少年时代的同学；也是好友；所以 他相信能在这里洞悉乡下的真实情况。结果他看到两间熟悉的瓦房；那是十五年前建的；已经破败不堪；如果没有七八根树干支撑西墙；也许顷刻间就要倒塌。李昌平还能记得十五年前这位同学结婚时的情形。“我参加过他的婚礼；当年置下的黑白电视机；今天仍然是他家最值钱的家用电器。”李先进的母亲也还认识李昌平；拉着他的手；摸了又摸。在他少年时代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端庄大方、知书达理的女人；可是现在；只有六十岁的人；看上去却像是城里八十岁的人了；让他不敢相认。“过去只愁没有粮食吃；现在好了；粮食不珍贵了；愁的事也多了。”这老太太说：“愁孩子读不起书；愁看不起病；愁穿不起衣；愁交不起税……”看来这是真话；李昌平上任这两个月来；亲眼看着他的亲姑妈和亲姑爷有病不治；慢慢死去；还亲耳听到侯王村的侯家老汉1999年交了七百元的“人头税”。他的上级说；这“人头税”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可是侯家老汉那一天跑了十几里来找他；就是为了问一句话：“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 凭着对家乡父老的了解；他知道这李家老太和侯家老汉永远不会是那种“刁民”；可是就连他们也是怨气冲天了。一个说：“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另一个说：“他哥哥；这个政策要变一变；再不变；老百姓可是没法子生活了。”这场面令党委书记震撼；直到多年以后还能记忆犹新：“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农民太苦了！太可怜了！面对他们；我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让他不寒而栗的是；他还感觉到农民对官员的敌对情绪。看来他过去听到的那些报告并非实情；下级正在糊弄上级；而他的上级不是真糊涂；就是在装糊涂。 组织的途径既然已经失去上通下达的作用；于是李昌平决定转而寻求他途。两天以后；他把十四个人请到办公室里；有干部；也有教书的、种田的和做生意的。不过；这些人有个共同身 份：都是他少年时期的同学。在中国人的一生中；地位、权力、名声和财富都是让人蜕变的因素；成就反会让人远离真诚。但是几乎没有人敢于在昔日同窗中卖弄自己的成就；所以同学聚会常常是寻找真情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也是所谓“校友会”、“班级会”能够在中国人中经久不息的潜在原因。李昌平显然深悟此道。他的同学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作为班子中的一员；我想对你说；做个好官太难；作为同学；我想对你说；做个糊涂官最好；作为棋盘乡人；我想对你说；棋盘需要清官！”阮仁德这样说。他是棋盘乡党委副书记；也是李昌平的副手。他说他在棋盘乡工作的十五年中；送走的党委书记前后有五六个。这些书记上任时；个个表白要当一个好书记；但最后总是身不由己；“都变成了昏官、庸官、贪官。为什么？”阮仁德语气尖刻；自问自答：“干部的利益已经发展成为与老百姓利益无法调和的特殊利益；这使得在局部地方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成为自欺欺人的假话。乡党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从理论上讲是人民群众；但是具体到一级组织或一个人的权利基础；那就不一定还是人民群众；而可能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对于棋盘乡党委书记是应该提拔还是应该降职这样一个问题；棋盘乡的人民没有发言权；棋盘吃‘皇粮’的人有发言权；上级机关的党政领导有决定权。这总是事实吧？”李昌平听了这些；大吃一惊；但更叫他吃惊的还在后头。另一个同学是生意人；姓何；也说了实话：“既恨贪官；又爱贪官；既恨腐败；又爱腐败。希望别人做清官；希望自己的同学做贪官。”还有个姓黎的同学；是地道的农民；一开口就流露出满腔怨恨：“农民还有什么？有家；家不能归；有地；地不敢种；种地亏本；上有老人；不能尽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劳；我们净养活你们这些干部！而你们却反而不把农民当人看。如果有人领头造反；我会积极响应；哪怕是坐牢、杀头也无所谓。” 李昌平那年三十七岁；浓眉毛；小眼睛；头发总是立着；额头总是拧着。他在城里受过高等教育；又整天混迹于乡下人；脚上总有泥巴；身上却是一件干净得体的衬衣；还系着领带。一个常常受到官方批评但却拥有众多读者的报纸；《南方周末》；将他评选为“2000风云人物”；这可能有点过分；但若说他是中国农村的罕有人物；则有事实的根据。他不是明星；不是偶像；事实上城里人十之八九根本就没听说过他。这一年老百姓追捧的明星很多；有葛优、章子怡、成龙、王菲；年轻人还特别喜爱赵薇；可就是没有这个所谓“风云人物”；官方弘扬的模范也很多；可也没有他。在党的官员系列中；像他这样的乡党委书记有五万多个；乃是属于最低级别的干部；可是他们却是至少五百万个村庄和九亿农民的最直接的领导者。有时候他想到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是有罪的”；有一次还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自己“应该下无数次地狱！”可是他却成了英雄；在农民中间传诵一时。只不过；这位英雄具有悲剧色彩；因为在这一年；似乎只有他一人成了为民请命的代表；也成了他从属的那个集团的叛逆者。 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他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叛逆者”。他起初相信过他的上级组织；这有三年以前发生的“茶卜事件”为证。1997年春季监利县政府颁布命令；要属下农民将全年税费的四分之一在当年5月缴纳。按照既成制度；税费本该在收获以后交纳；所以监利此举显然违背成宪。可是在中国；实际情形总是千差万别；不是任何精巧的制度所能涵盖。当日乡政府财政赤字已经累积为一千二百万元；所有本当由政府举办之事；诸如维护道路、扩建学校、修复被洪水摧毁的坝桥闸渠、建设县城宾馆和机关干部住宅、购买官员轿车等等；全都不能实现；甚至连干部工资也不能足额按期发放。从官员的立场上来说；连续多年行此寅吃卯粮之举；实在是掩盖财政破产危机以及维系官员生存的 惟一办法。只是征税期限不能符合生产周期；适逢乡村青黄不接、又需投入大量生产资金的季节；政府与民争利；就不能不在农民的心理上引起强烈反感；一旦基层官员不能从容行事；甚至仗权欺人；就会在官员与百姓之间形成激烈对抗。 这在当地早有征兆。1996年7月；监利南部十个乡镇遭遇水灾；颗粒无收。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号召“举全省之力；抗监利之灾”。“灾民免缴皇粮”在我们国家是自古而来的传统；所以贾志杰又说要给灾区减免税费。无奈实行起来问题丛生：如今农民“税费”并非“皇粮”；而是地方官员的衣食；所以监利不仅不肯减免；反而要求农民提前缴纳八千万元；不得有误。茶卜村有个妇女朱长仙；也被勒令交出八百元；这就埋下“茶卜事件”的祸根。次年官员再度登门收费。朱长仙搬出省委书记“受灾免税”的承诺；要求政府先行退还去年拿走的八百元；至少也应将那一笔钱用来抵交眼前税费。这一要求从制度和道理上来说都可成立；可是她的那笔钱早被官员花完了；她若不肯再行交纳；则官员也就无可花费；所以干部的不允也是预料中事。朱长仙当然不能知道这些情由；于是发生争吵；直至打骂。干部在盛怒之下将她的丈夫捉起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