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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所杀。直到洪武十四年，决意用武力占领云南，分派傅友德沐英蓝玉三将军分两路鼓勇继进。
这时的云南在政治地理上分属三个系统：一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梁王，直属蒙古大汗；二是以大理为中心的段氏土酋，政治上隶属于蒙古政府，享有政治权利；三是其他区域和南部非汉族诸部族的土司地域。前两者区分为路府州县。就汉化程度而言，一者最深，三者最浅。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时，和湖南接界的贵州土人头目思南宣慰，和思州宣抚先后降附。到夏国平定后，与四川接壤的贵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贵州宣慰和普定府总管即于第二年自动归附。贵州的土司大部分归顺明朝，云南的梁王政权也就随之失去了东北两面强有力的屏障。
明兵由东北两面同时发起进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乌撒。这个区域是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接处，与梁王主力相呼应；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直捣昆明。东路军一路顺风仅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就于洪武十四年年底平定昆明，梁王兵败自杀。昆明既下，东路军又迅速回师与北路军会攻乌撒，附近东川乌蒙艺部诸夷族完全降伏，昆明附近诸路政府也都以次归顺。第二年二月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和云南都指挥使司，树立了军事统治中心。着手大力改善交通状况，开筑道路，设立驿站，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通讯联结起来，建立军卫，控扼粮运。然后以大军西向攻占大理，经略西北和西南部诸地，招降各少数民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云南为５２府５４县。云南边外的各国政府也纷纷遣使修好，敬表臣服。明廷又设缅中缅甸和老挝八百诸宣慰司，以示慰抚。朱元璋又加封大将义子沐英为西平侯，统兵镇守云南。沐家世代英才，在云南三百多年，竟与明朝国运相始终。
纳哈出是元朝世将，朱元璋当年攻取太平时，将其俘获，后放遣北还。元亡后拥兵虎踞金山，养精蓄锐，伺机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军及扩廓贴木儿的西路军，互相呼应，形成三路钳制明军的局面。
在东北，除纳军以外，辽阳沈阳开元一带都有蒙古军屯聚。洪武四年元辽阳守将刘益归降，朱元璋遂建辽东指挥使司，统辖辽东军马，以次征服辽阳沈阳开元等地。同时又从河北陕西各地出兵大举深入蒙古，击败扩廓主力，并进攻应昌，元主远遁漠北。到洪武八年，随着扩廓的死去，元军失去了一只最强大的攻击力量，西路军和中路军也日渐衰困，无力南顾，再也不敢深入内地剽掠财物了。
朱元璋则乘机经营甘肃宁夏一带，招抚西部各羌族回族部落，给以土司不同名义或王号，极尽分化瓦解，拉拢利用之能事。在长城以北今内蒙古内，就各个军事要害处，建立军事据点，逐步推进，用武力压迫蒙古人不得不退缩漠北，不敢靠近边塞，扰乱边境群众的经济生产和安宁生活。
至此，西北的问题算是很好地解决了，朱元璋回过头来全力解决东北问题。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朱元璋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军出征纳哈出。
为了保证大军的粮饷供应，同时也作好持久战的准备，冯胜等将领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方针。大军从长城松亭关开出，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等四城，储备大量军需粮饷供给前方；同时留下相当军力屯守，严防粮草被劫。然后以主力部队东向由北面包抄纳哈出。老纳势穷力竭，孤军无援，只好投降。辽东全境遂告平定。
辽东既定，大明的江山一统算是真正完成了。和前朝一样，大明帝国拥有许多属国和藩国，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独步天下了。洪武廿五年，东面的高丽发生政变，大将李成柱推翻了亲元王朝，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并宣誓永世效忠大明王朝。藩国东南有琉球国，西南有安南镇腊占城暹逻及南洋群岛的诸岛国，内地和边疆则有许多部族和土司接受封赠，听从王朝节制。
按照旧制，藩属国必须在接受帝国新政权的印授册诰的同时缴还先朝的印授册诰，尊奉帝国大统正朔，然后遣使称臣入贡，永做藩臣，万世通好。帝国承担藩国遭受危险时的保护义务，对其内政则从不干涉，任其自立。帝国政府特设立三个市舶司管理沿海三个通商口岸：宁波市舶司指定为日本通商口岸，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南洋诸国。
朱元璋吸取元朝屡屡兴兵海外，而得不偿失的教训，确立了致力于大陆经济发展，子子孙孙不要海外扩张的政策。他在《皇明祖训》中郑重告诫儿孙们：四方诸夷皆险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中国子孙侍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综观历朝历代，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总是奉行一种保土安民，努力防御而非积极进取的和平政策，这是一种黄色文明的鲜明特征。这一方面固然是几千年崇尚 “温良恭俭让” 的儒家传统文化强烈影响的结果，不可否认也是一种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优势心理体现，同时也同人们对海洋的经济利用价值认识肤浅密切相关。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总是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自我感觉中陶醉，逐渐失去了独步世界的锐气，不断丧失了自己的海洋权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
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地方土司，朱元璋则恩威并施。
一是不吝封赐。对于土司酋长封以官位。允许其有一定的辖地和土民，利用他们倾心内向，维持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征缴赋税。土司衙门有宣抚司宣慰司招讨司等，封官可以世袭。
二是实现“改土归流”。“土”即“土官 ”，指当地部族酋长，土司长官；“流”即“流官 ”， 指由朝廷派任的一定任期的非世袭的地方官。实际上也就是用流官监视土官，将其政治经济行为尽力纳入朝廷规范。对于极边远的地区，朝廷采取放任自流的愚民政策，只要土司肯听话，军政大事全凭其定夺。在内地则取积极的同化政策， 如派流官协同治理， 开设官路驿道，选拔土族子弟到国子监读书，如此潜移默化，逐步将其改建为朝廷直接治理的州县。
治理西北羌族等少数民族也有两种办法：一是用其酋长为卫所长官，世代承袭；一种因其土俗，建设寺院并赐与蕃僧封号，利用宗教来统治边民。羌族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边的国防就可高枕无忧了。现在的西藏和西康当时都是喇嘛教中心，僧侣兼管政事，明廷仍袭元制，封其长老为国师法王，令其抚安蕃民，定期朝贡。为了永图入贡和通商利益，就得世代保持袭官和受封的权利，因此僧侣法王都表现得服服贴贴，尊奉朝廷。明朝三百年，西部羌族大体平静，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乱。
二 改组军队 扼守长城固国防
洪武二十年，随着辽东平定，江山一统；同时，对少数民族的分化治理也取得一定成效。国泰民安，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由于帝国规模的扩大，军事形势的发展，国防和国都问题也就愈显突出。
基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几千里的海岸线的暴露，时时都处于被倭寇侵掠的危险境地；长城以外是蒙古的势力，元帝北走沙漠，仍有强大军力，如不在险要处屯兵，则铁骑奔驰，黄河以北便不可守。可是若把边塞重兵军权托付诸将，又怕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造成藩镇割据，如以重兵直隶中央，则国都必须扼驻国防前线，才能收统辖指挥的功效。东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北方又必然是全国的军事中心。国都如建设在东南，依附经济中心，则北边空虚，无法堵住蒙古人的入侵；若建在北方与军事中心合一，则粮食军需仍需靠东南大量供给，劳民伤财，极不划算。
能不能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呢？通过对历史的比较借鉴，朱元璋找到了一个确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建都于东南财富之区，封子弟于北边国防据点和全国军略重地。以此确保江山永固，社稷安定。
明初定都应天，主要是经济原因。第一是江浙富庶，“财富出于东南， 而金陵为其会”。 第二是吴王时代所奠定的宫阙，不忍放弃；若忍痛割爱，必然又是一番劳费。第三是从属将士大都是江淮子弟，不愿离乡别土。洪武元年攻取汴梁后，朱元璋曾亲往视察，觉其虽位置适中，但无险可守，四面受敌，还不如应天。但为了西北的军事进攻，必须有一个军饷和军力的补充基地，遂仿古代两京制，八月以应天为南京，开封（汴梁）为北京。
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图，形势改变，帝都问题再度提出。朱元璋力排众议：据南京形胜之地，虎踞龙盘，足以立国。且临濠前临长江后倚淮水，地势险要，运输方便。遂决定以临濠为中都，动兵修筑城池宫阙，从洪武二年九月到八年四月，经刘基坚决反对，才不得不放弃了建都的打算。洪武十一年才改南京为京师，正式定都。
京都虽然确定，朱元璋并未放弃迁都西北的雄心，选定的地点仍是长安和洛阳。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子巡视西北，比较两地形胜。太子回朝后，晋献陕西地图，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不料第二年四月，太子薨逝， 迁都大事遂至搁浅。 这时朱元璋已６５岁，从此不再轻谈迁都之事。
分封诸王的制度，决定于洪武二年的四月初颁发《皇明祖训》的时候。三年四月封皇二子到十子为亲王。但是亲王就藩，实际在洪武十一年定鼎京师之后，第二子秦王建国西安， 三子晋王建国太原； 十三年，四子燕王建国北平；十四年五子周王建国开封，六子楚王出藩武昌？？以后其他幼王逐一成年，先后就国，星罗棋布，分驻全国各军事要地，形成了可靠坚实的国防网络。
就军事形势而论，诸王国的建立可划为前方线和后方线。第一线意在防止蒙古入侵，凭藉天然险要，沿长城线散布，建立军事据点，有塞王之称。前线又可分外内二线：外线东度榆关，跨辽东，南制朝鲜，北联开原，控扼东北诸夷，以广宁为中心，建辽国；经渔阳庐龙，出喜峰口，切断蒙古南侵之路，以大宁为中心，建宁国；北平天险为元朝故都，建燕国；出居庸，敝雁门，以谷王驻宣府，代王驻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宁夏，倚贺兰山，以庆王守宁夏；又西控河西走廓，扃嘉峪，护西域诸国，建肃国。从开原到瓜州，联成一气。内线为太原的晋国和西安的秦国。后方诸名城则有开封周王，武昌楚王，青州齐王，长沙潭王，兖州鲁王，成都蜀王，荆州湘王等。
诸王允许在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仅比皇帝低一等，公侯大臣都得俯首称臣，不得均礼；但没有土地，不得干预民政。官府以外，悉归朝廷管治。
年俸一万石。有设置护卫的特权，少者３０００人，多者达９０００人。平时守镇兵由常选指挥统领，护卫兵从王调度；遇有军情危急时，并皆从王调度。然而守镇兵的调发，除御宝文书外，还必需藩王令旨，二者缺一不可。这里，亲王实际成了地方守军的监视人，是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严防地方守军轻举妄动犯上作乱。塞王每年秋天都要勒兵巡边，把蒙古部族赶得远远的，叫肃清沙漠。尤以晋燕二王多次将兵出塞，筑城屯田，屡立战功。
南征北伐，江山一统，靠的是军队；巩固国防，江山永固，还得要靠军队。军队是立国之本，是皇权利益的根本保证。朱元璋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完整的军事制度。
朱元璋在攻克集庆以后，与刘基一起研究比较了古代各种军事制度的优劣，确立了民军一体的卫所制。朱元璋的兵力来源有四种：一是从征人员，即郭子兴旧部；一是归降的士兵；一是因罪被贬的谪军，也叫恩军；一是垛集，也叫征兵，即按人口比例，五丁或三丁出一军。为了维持兵员的稳定，军人都是世袭的。
军人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有与户籍匠籍相平行的军籍隶属于兵部。民有一丁为军，可优免一丁徭役以为优恤。军士到卫所报到时，由家族治装。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粮支给，按月发放。马军月米二石，步军总旗为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步军一石。恩军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的四斗，衣服岁给等都由政府供给。
军队组织为卫所两级：大致以５６００人为卫，设卫指挥使。卫辖５个千户所，每所１１２０人，设千户长。每千户所设１０个百户所，每所１２０人，设百户长。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总旗领小旗五，小旗领军十人。卫所依地理军事险要而设；小据点设所，关联几个据点设卫，聚合一个军区的若干卫所设立都指挥使司，为军区最高军事机构，长管为都指挥使。洪武二十五年，全国共有１７个都指挥使司，内外卫３２９个，守御千户所６５个。全国１７个都指挥使司又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军需粮饷大部靠屯垦自给。先在边区开展，后普及到内地卫所。以每军受田５０亩为一分，由官府供给耕牛、农具。一般开头免纳税租，到地熟以后每亩收税一斗。规定边地守军七分屯种三分守备，内地八分屯种二分守备。
除军屯外，也有商屯，这主要是为了减轻边地守军的粮食供给和运输压力。开始是让商人运粮到边地，拿到收据再到政府领到等价的盐，允许自由贩卖，获取重利，也叫开中法。后来商人们干脆雇人在边地屯垦，供给军队粮食，然后换取政府的食盐。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军粮所需，增加了政府收入，繁荣了边区经济；商人又减少了几倍的运输费用，获利更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军队统率权归五军都督府，军令则由兵部号令。
平时，军人在卫所屯粮练兵，战时动员令一下，各地卫所集合为军，由都督府指派官员充任统军总兵官，统带出征。战事结束，军士立即复员到原来卫所，将军要交回印绶，仍回原任。将不专军，军无私将。唐宋以来的藩镇大将拥兵割据的弊端得到有效防治。朱元璋对于战争进行往往都要进行具体指导，诸军统帅只能在一些细枝末节上灵活处置，大的原则一般是不容改变的。如吴元年四月八日给徐达的手令，在处分军事正文之后，又说 ：“我的见识只是如此，你每见得高处强处便当处，随着你的意见行着，休执着我的言语，恐怕见不到处，想难行事 。”怕将帅束缚手脚，也同时给予一些鼓励，不要拘泥于教条，须审势度时，灵活处置。
三 严酷训导 官僚新成国子监
朱元璋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全国平定天下，但是要治理统治这个国家，需要一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和各级政府官僚。从朝廷到地方，从部院到州县，少说也要十几万人，白手起家的朱元璋，去哪里寻找这么些忠实于新王朝，愿意赤胆忠心为新政权鞠躬尽瘁的服务文人呢？
至于元朝的旧官吏，非贪即奸，干净的没几个。有能力有眼光的早来投效了，剩下的不是老朽不堪，就是隐迹不露。用不了也不能用。
还有一些做过官的读书人，他们大部分对元朝怀有旧情，对新政权患得患失，又以为“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加上严酷的法律， 稍有差失，即自取其辱，不是不得已，又谁敢做官？
任用地主做官，亦称举荐。有富户耆民孝弟力田税户人才等，有一出来就做朝廷和地方大官的，最多一次达３７００多人。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再说这些地主官僚的行为思想，也不完全符合新朝的要求。千思万想，倒不如自我培养大量忠实的新兴的官僚人才。于是国子监应运而生。
国子监的教职员，从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到监丞。都是朝廷命官，任免出于吏部。政治和教育一体，官僚和师儒合一。祭酒虽是衙门校长，只起严立规矩，表率属官的作用，并无任免教官的权利。监丞品位虽低，却参领监事，凡教官怠于师训，生员有戾规矩，课业不精，并从纠举。学校办公处叫绳愆厅，特备有行刑红凳二条， 拨有直厅皂隶二名，专事“教刑”。监丞立有集愆册一本，各堂生员敢有不遵学规，即便究治。初犯记录，再犯打篦五下，三犯打篦十下，四犯发遣安置。监丞对监生有生杀予夺之权，监生决无申诉反抗之理。膳夫由朝廷拨死囚充任。有三遍不听使令，即处斩刑。
生源分官生和民生两类。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发的，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外夷子弟；民生是由各地方官保送的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