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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忠臣贼子
作者： 陈平原
那时的东京，〃西乡〃是个热门话题。不断有人出示有关西乡的文物；王韬也就不断发表严正而又迂阔的评论。翻阅《扶桑游记》中此类不着边际的〃高论〃，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除了〃深明大义〃，没什么别的见识。后人单读王韬的游记，也能感觉到其时的日本人对西乡的态度相当复杂；而王氏不屑于去理解其中奥秘，只顾顺着原来的思路作长歌：
功高赏薄寻常耳，何不角巾归闾里？
坐令一死鸿毛轻，昭代宏勋等流水。
直到有一天应谷干城中将之招，读其诗，听其言，王韬才略有所思。谷干城乃当年决战时官军的主将，重修的熊本城里建有其塑像。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没想到谷君言谈之间，对西乡不但没有辱骂，反而颇多敬畏：
中将曾有诗咏西乡云：〃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此吊西乡之功而叹其不终，二十八字中，有无限感慨。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枭雄，维新之建，多资指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其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这段话非常重要，起码让我们知道，战事刚刚结束，京城中已有不少为西乡开脱的言论。就连现任军事首领，对叛军头目也颇多同情。也许正是这种〃民心〃，使得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平反建铜像而不谈论西南战役，应该说是一着高招。可惜王韬从谷干城诗中，只读出政府的宽宏大量，因而其和诗仍是〃忠臣贼子〃黑白分明。
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并在东京与王韬结为莫逆的黄遵宪，其《人境庐诗草》中也多处提及西乡隆盛。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西乡星歌》，一改何、王讨逆之高调，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此长歌开篇奇崛，顿生满纸风云之气：
人不能容此崎磊落之身，天尚与之发扬蹈厉之精神。除旧布新识君意，烂烂一星光照人。
诗前有小引，说明呼彗星为西乡星，乃日人传说；可据《左传》〃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来〃识君意〃，明显有为日后西乡的举兵反叛开脱之意，与王韬所复述的〃略其迹而原其心〃之说相通。长歌的最后四句，更是直接为西乡这位失败的大英雄招魂：
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
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这么说来，国人也有不囿于〃忠臣逆子〃之成说者。但先别高兴，现在通行的《人境庐诗草》中，此歌虽与其他在日所吟诗编在一处，却系晚年归乡后补作。
黄君虽好学深思，初渡扶桑，其实也不理解日本人对待〃叛军首领〃西乡隆盛的态度为何如此〃暖昧〃。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宫岛诚一郎刊行有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作序的《养浩堂诗集》。出于对黄氏的尊敬，诗集中附有其零星评语，其中涉及西乡一则耐人寻味。宫岛在西乡举兵前曾和其诗，称颂其〃高尚之志〃，末语为：〃若使此心长爱国，江湖何与庙堂殊？〃西乡兵败自杀，宫岛刊行集子时居然不删不改；倒是黄遵宪看不过去，出来〃主持正义〃：
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从王韬的〃功高赏薄〃，到黄遵宪的〃愤爵不平〃，都是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凭我阅读《西乡南洲遗训》及其诗集的经验，这种说法似乎很难成立。引两首西乡所吟汉诗，以见其志向之高大。两首都是《失题》，前者见其王学根基，后者则是生平自述：
学文无主等痴人，认得天心志气振。
百派纷纭乱如线，千秋不动一声仁。
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砖全。
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
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自然也可能有许多毛病，但所争不会只是爵位。时人之所以〃略其迹而原其心〃，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不愿意相信西乡会为了个人功名而不惜生灵涂炭。
但是，不管敬惜西乡的人如何借〃原其心〃为其辩解，西南战役事实上不能不使得〃生灵涂炭〃。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当年日本第一流的知识者是如何思考的？这种思考又如何影响大众对西乡的评价？这都是很有趣的问题，可惜我没有能力解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挑选几条史料作为思考的线索。
东京人对西乡隆盛多有好感，很可能是念及其对〃江户无血开城〃的贡献。今日东京有不少名胜，专门纪念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与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的这一历史性会见。胜氏也因此成为西乡的莫逆之交，并在其战死两年后，为其立诗碑于净光寺。此诗碑据说至今仍在，可惜我没能访到。倒是在《西乡南洲遗训》的附录里，读到一首胜海舟咏西乡的五古，后半截可作为前引〃略其迹而原其心〃一说的最佳注脚：
只道自居正，岂意紊国纪？
不图遭世变，甘受贼名訾。
笑掷此残骸，以付数弟子。
毁誉皆皮相，谁能察微旨？
唯有精灵在，千载存知己。
先以〃岂意〃开脱，后有〃微旨〃垫底，即便〃紊国纪〃，也都情有可原。不只是西乡不以世人之〃毁誉〃为意，诗人似乎也更看重此〃千载存知己〃。与中国人讲政治立场，动不动〃大义灭亲〃不同，胜海舟以及上述的谷干城、宫岛诚一郎都不避嫌疑，甚至有意渲染其与〃叛军首领〃西乡的友情。将〃政见〃与〃友情〃分开，更注重〃心情的纯粹性〃，而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姿态〃，这种价值观念使得西乡兵败后能够很快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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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大义名分
作者： 陈平原
〃甘受贼名訾〃，既写西乡之独立不惧，也隐约透出诗人对世人诬之以〃贼名〃的不满。这倒使我想起另一位明治思想家西村茂树对〃朝敌〃与〃贼〃的区分。西村的《贼说》发表于西乡〃谋反〃前两年，本与此事无关；但用来说明西乡身后遭遇，似乎很合适。西村主要论述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后世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以〃贼〃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民祸患者方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以〃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很长时间内，西村的〃贼说〃没有能够成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常识；但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朝野间道德资源的分配，这总比只是抱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好些后者实际上是对〃权力〃独占〃价值〃的默认。
没有材料说明胜海舟等人是否接受了西村的〃贼说〃，不过不把与政府为敌的西乡视为〃贼〃，却是确凿无疑的。或许更能说明明治时代知识者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对大义名分论的批判。西南战役硝烟未散，福泽撰写《丁丑公论》，直接针对的正是时人之以〃国贼〃骂西乡。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若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则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属非法。应以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衡量西乡之举兵，而不能只是斥责其反叛政府。福泽断定今日之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参阅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一文）。
福泽一生在野，着力于国民教育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政治上既非〃政府派〃，也非〃反政府〃，更不是左右逢源的〃骑墙〃。明治初年，日本举国上下奋发图强，舆论界一片叫好声。福泽则对引进西洋文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廉耻节义〃之丧失，〃抵抗精神〃之日渐衰颓，以及〃人民独立风气〃之未能养成深为忧虑。反过来，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值得钦佩。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角度，福泽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将〃民气〃与〃士魂〃的养成，置于一时一地政治决策之上，这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对西乡要〃略其迹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设与守护。就在上野公园西乡铜像的旁边，还有一座香火很盛的彰义队墓所，那是为纪念一八六八年上野之役中抵抗官军而死的彰义队勇士所建。在东京访古，经常见到江户无血开城的纪念物，可也有不少血战东征军的彰义队墓所。在日本人看来，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隐退，以及为避免生灵涂炭而下令放弃抵抗，乃是顺应历史潮流；而武士们不听约束，在大势已去的状态下〃以卵击石〃，为注定灭亡的幕府奉献其最后的忠诚，乃是坚守三河武士精神，两者同样值得尊敬。这种思路对于擅长分〃顺逆〃、辨〃正邪〃、讲究〃大义名分〃、主张〃路线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七日于京西蔚秀园
【附记】
据柳田国男称，在日本，作为个人而享受祭祀，除了德高望重，还必须是悲剧性死亡。而新政权为与政敌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抚失败者的亡灵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解读西乡铜像。
开国纪念
在日本各地旅游，经常可以看见有关开国的纪念物。日本人说〃开国〃，并非指某一政权的建立，而是从此前的锁国状态中挣脱出来，加入国际社会。具体措施是通过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开港开市。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始于一六三三年，主要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传播以及由政府垄断情报和贸易。即使在锁国状态下，长崎仍对通信或通商的朝鲜、琉球、中国和荷兰开放；因此，那里遍地皆是的〃西洋风景〃，其实与开国关系不大。倒是神户的异人馆、名古屋的明治村、横滨的开港资料馆，以及位于伊豆半岛的豆州下田乡土资料馆，在在提醒你日本人对〃开国〃这一事件强烈而持久的兴趣。
日本人讲起开国，眉飞色舞，似乎因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忘记了当初的屈辱，甚至对佩里（M．C．Perry）率军舰来航感恩戴德；而中国人提及帝国主义入侵，则咬牙切齿，只有虎门禁烟、三元里抗英，无所谓〃开国纪念〃。上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开始各自直面西方列强的挑战，其间策略有异，效果不同，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但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开国形象，竟然如此截然相反，确实发人深思。
虽说同是内忧外患，同是被迫开港，可中日两国历史与现状其实大有差异。表面上都是闭关，日本的锁国以入国的统制为主，中国的海禁则主要是出口的统制；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但近世山鹿素行、本居宣长等人提倡的日本主义，根本不能与古已有之的华夏中心意识相提并论；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日本只是黑船的阴影，中国则是实际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都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没有沦为殖民地，日本因明治维新而逐渐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历经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风浪，经济发展始终不如人愿。但所有这些，都还不能解释何以两种开国观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异人馆与明治村都是洋化狂潮形成以后的作品，虽也精彩，但没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对幕末日本人如何接纳强大的西方感兴趣，因而也就对两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资料馆更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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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开国纪念
作者： 陈平原
冬日的下午，踏着积雪，和尾崎君漫步在横滨街头，指点着马车道和日本大道两旁残留的明治建筑，品味着一百多年前〃文明开化〃的流风余韵。横滨以开港而发展，也以开港而名扬天下。因此，游横滨不能不看开港纪念馆，开港广场和开港资料馆，其中最值得留连的还是资料馆。这幢风格典雅的灰楼，建于一九三一年，原是英国领事馆。中庭的玉兰树，据说是江户时代的〃老住户〃，曾目睹一八五四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此〃历史见证人〃的主干焚于关东大地震，现在见到的是残根长出来的新芽。
馆里收藏开港及横滨城市发展的资料十多万件，最吸引我的是各种有关〃黑船来航〃的绘卷。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下午五时，美国人佩里率领东印度舰队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抵达浦贺的海面，从此揭开了日本史新的一页。我感兴趣的不是幕府或勤王志士的态度，而是被〃船坚炮利〃惊呆了的普通日本人，是如何表达他们的见解。绘卷里的〃黑船〃威风凛凛，没有丝毫丑化的嫌疑，想来画师落笔时充满兴奋与好奇。这还不算，画面上的每艘船都注明船号、长度和宽度，以及所载大炮数目。不像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日本人普遍重实用，对奇器、奇术感兴趣，才能创作并欣赏此等〃正邪不分〃的画卷。据说，《望厦条约》签字后，中国代表以仁义之师不需利器为由，拒绝对方赠送的火炮模型和军事书籍；而据目睹日本开国的罗森记载，日美签约后，幕府代表愉快地接受了电话、照像机等各种〃奇技淫巧〃。中日两国对待形而下的器物以及异文化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其开国的进程。
为纪念横滨与上海结成友好城市二十周年，资料馆里正举行〃横滨与上海两个开港城市的近代〃专题展览，这正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展览由两国学者共同操办，其中数上海档案馆、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品多质量高。可惜都市研究非我所长，港湾设施、贸易关税、产业展开等专业性问题，明知十分重要，也只能〃外行看热闹〃。还是〃横滨居留地与上海租界〃、〃文化与情报〃、〃横滨与上海之风俗〃等，更接近我的趣味和知识背景。
作为非专业的读者，徘徊展厅，接受的并非专家所构建的〃完整的历史〃，而是一堆〃文明的碎片〃，以及若干相当个人性的奇怪联想。比如，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就在日本政府借修改条约而取消横滨居留地的同时，上海租界大扩张，并设置独立的行政机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居留地的行政权，这与中国租界之形成独立王国大不一样。或许正因为日本人在居留地问题上所感受到的屈辱不太明显，事过境迁，便主要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窗口〃来看待。
自认〃苦大仇深〃的中国人则没有那么大度，很难忘记曾经遭受的巨大创痛。一九○三年《苏报》案中，章太炎因公使团拒绝将其引渡给清政府而得以从轻发落；可章氏并不领情，称此为外人争租界权力，与他的革命宗旨毫无关系（《狱中答〈新闻报〉》）。一九○四年梁启超撰《治外法权与国民思想能力之关系》，许租界为〃新思想输入之孔道〃：〃取数千年来思想界之束缚，以极短之日月而破坏之解放之，其食此诸地之赐者，不可谓不多也〃；同时也指出，此种租借来的自由削弱了〃中国志士〃的意志与能力。长期以来，国人只从帝国主义强权以及中华民族的屈辱这一特定角度来解读租界，思路远比章、梁等晚清学者狭隘。近年学界开始转向，认真探讨租界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复杂作用。但愿不要一转就转过了头，将其改写成今日的〃经济特区〃或时尚的〃国际交流〃。
展品中最吸引我的，一是桃花坞木刻年画《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一是比果的讽刺画《发展之路》。前者的魅力，与其说来自中国年画特有的线条与色彩，不如说来自风俗画家对人情世态的敏感。面对四马路上拥挤的马车、人力车、自行车、双人脚踏车、独轮车，以及悠闲的行人和威风的轿子，瞬间的感觉是，此画面比史家的千言万语，更直接地使我回到那个华洋杂处古今并列的年代。说实话，以前看不起各种各样的〃胜景图〃，总以为未免太俗气，远不如文人画韵味深长。在阅读日本的过程中，逐渐由〃东京〃进入〃江户〃，这其间安藤广重等人的〃胜景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类风俗画对于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似乎目前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充分重视。
比果是一八八二年来日的法国画家，其发表于一八八八年的《发展之路》，简直就像一则预言。画面右边是一着西装骑自行车的日本人，自称已经不再是亚洲人了；左边瓜皮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