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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轻易激动。唯其〃含蓄〃，才耐看，才能容纳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痴男怨女金戈铁马，也才能留下无边无际的怀念与遐想。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傍晚完稿于蔚秀园。时感冒未愈，文思困顿，如此短文竟写了五天，惭愧之至。
文学碑
东瀛访学，常常碰到这样的提问：中日两国文学的最大差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无法回答，只是为了不让提问者太扫兴，偶尔也搪塞几句。比如说文学之有用与无用，便是一个可以即席发挥的话题。后来干脆避实就虚，就从不讲〃文章救国〃的日本反而大建〃文学碑〃说起。不懂比较文学，直到今天也没弄清什么是〃最大差异〃。不过，关于〃文学碑〃的感触却是真实的。
都说日本人讲实用、重功利，缺乏理论兴趣与超越意识，这话或许没错。可在日本旅游，观赏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文学碑，你又隐隐约约感觉到其内心深处超越世俗生活的强烈愿望。自古以来，文学在日本基本上〃无用〃；但或许正是这种不大介入现实政治生活因而无用（相对于中国文人而言），使得文学保持某种独立性与超越性。世人对作家的推崇，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名人崇拜外，还包含了对另一种更具审美意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褒奖诗人，不排除附庸风雅或出于发展旅游业的考虑；但文学碑多而政治家的功德碑少，还是颇能说明一个民族的趣味的。
日本朋友说，立文学碑是从中国学来的，因为中国人将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很怀疑这种说法。在中国，有〃文庙〃（〃庙〃自然比〃碑〃更有气魄），但只属于孔子一人；有〃文冢〃（〃冢〃上不妨有〃铭〃），但那只是如唐人刘蜕〃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想来想去，找不到专为纪念诗人文学成就而立的碑。碑之为制，古已有之，颇受历代撰文、辨体者重视。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有一段话专讲〃碑文〃，值得一引：
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
如此琐碎的分类，尚且没有〃文学之碑〃。不知是中国的诗人过于自信，真的认定〃纸墨之寿寿于金石〃呢，还是〃不朽之盛事〃云云，乃文人之聊以自慰。为什么文人非托〃古迹〃，即因〃功德〃，方才能在碑林觅得立锥之地？真不明白中国人到底是否真的重视文学。
那么遍地〃文学碑〃的日本，文学就备受恩宠了吗？不敢说。只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惭愧得很，不敢冒充专家），文学碑的设立，为我的阅读日本文化提供了很多便利。每次出游，访碑便成了必不可少的项目。当时沉湎怀古，不曾认真考察文学碑的建制；等到落笔为文，眼前晃动的只是几个印象格外深刻的场景。就从这几个场景说起吧。
上大学那阵子，无产阶级文学吃香，小林多喜二（一九○三一九三三）是我阅读最多的日本作家。中文系的课程里，外国文学本就不太重要；轮到日本，就只剩下《源氏物语》和小林君了。那时候国门刚刚重新打开，外国文学译本不多，能找到的都读。何况小林的《蟹工船》、《在外地主》、《党生活者》等，还是课程规定的必读书。物换星移，如今的大学生当然不会再把小林当作日本文学的代表；只是偶尔听到有人用轻蔑的语气谈论小林君时，心里总是感觉不舒服。小林的文学成就不高，这我早就明白；让我敬佩的是其作为知识者的道德勇气。在我看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功过，与小林君为反抗统治者压迫而献身，两者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因为时世变迁而丧失其光辉。旅居东京时，曾到过拷打小林君致死的筑地警察署遗址凭吊。北海道之行，自然更少不了拜访小林就读并开始文学创作的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因为听说那里有一块小林的文学碑。
从北海道的首府札幌乘快车到小樽，只需四十分钟。那是一个海港城市，面向日本海，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开通日本第三条铁路后，成为北海道开拓物资的集散地以及商业中心。当年曾经领尽风骚的银行街建筑以及运河边的石造仓库群，如今已成为观光者流连的历史遗迹。旅游指南上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后者正是《蟹工船》里所描写的制缶工场。客运码头边，有一家酒馆，干脆就叫做〃蟹工船〃。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小樽人毕竟没有忘记小林。小樽文学馆的印章上，镌刻的正是小林及其同学伊藤整的画像，展品也以这两位小说家的著述和生平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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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门前冷落车马稀
作者： 陈平原
向当地人打听小林文学碑，说是在山上，不大好找。只好包租一辆出租车（否则上得去下不来），沿着山路，转到原小樽高等商业学校背后的山上。离文学碑几百米处停着好些汽车，不过与小林无关。那里有座展望台，是看小樽全景的最佳处，常有游客光临。也幸亏冷清，文学碑显得庄严肃穆。绛红色石头砌成五六米高的两面墙，像是一本打开的大书，也像紧闭着的监狱大门。左边自上而下依次是小林头像、碑名及题辞，右边则在方形洞中嵌着青铜头像，一脸刚毅，大概象征着无产者。初夏时节的小樽，太阳不晒，碑后的白桦林嫩黄中夹着雪白，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坐在碑前，眺望远处碧蓝的日本海，遥想半个多世纪前，从这里走过的文学青年。
司机告知，收费以小时计，还有剩余时间可以访问石川啄木（一八八六一九一二）歌碑。短命的天才诗人啄木，曾在北海道流浪一年，如今小樽、札幌、函馆等地都有其歌碑，与其生前的穷愁潦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歌碑立在另一座山头的小樽公园里，大意是：
小樽是座悲伤的城市，小樽人的歌声苍凉忧郁。
与小林碑的寂寞截然不同，啄木碑前围着大群少女，正怀着甜甜的忧伤，摆着各种姿势照像。
访小林文学碑是蓄谋已久，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都有心理准备，包括〃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尴尬，都在意料中。这样的访古，〃也无风雨也无晴〃，基本上是圆梦或还愿。我更喜欢意外的〃发现〃，突然间面对一块你不大熟悉的作家的文学碑，需要调动一切积累，并向周围的朋友请教，那既是怀古，也长知识。所谓寓学于游，借访碑了解日本文化，主要指的正是这种场面。但这样有趣味、有性灵、有情致的机会其实不太多，要不作家太生僻，引不起兴致；要不碑太俗，无法产生美感。对于访古的人来说，碑的年代几乎与其价值成正比。而我却竟被荒山野岭上一块刚建的新碑迷住了，说来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还是先从我与幸田露伴（一八六七一九四七）的〃缘份〃说起。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演讲，曾谈及现代人的〃文〃、〃学〃分离。日本朋友告知，在日本，最后一位学识渊博的大作家是曾任教京大的幸田露伴。此前，曾在神保町买到大正四年出版的露伴等人讲述的《新论语》，赶快取出拜读。露伴受过系统的日本古典及汉学教育，其小说《风流佛像》、《五层塔》中刚强执拗的男主人公，与其说是张扬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如说是混合儒佛以及武士道的〃大彻悟〃。《新论语》中露伴训解的是〃为政〃、〃八佾〃两章，看他发挥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名言，实在有趣。不过也就是翻翻而已。对于露伴，我基本是既不〃学〃也无〃思〃。
那天与朋友开车游日光山，黄昏时候，来到枥木县与群马县交界处、海拔二千米的金精岭。此地高寒，因冬季积雪而封闭的国道刚刚开通，路两边残余的雪堆有一人高。正赞叹着雪尚未化尽而墨绿的唐松已生气盎然，忽见冷寂的路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赶忙停车观赏。约四米高两米宽的原生石上刻着〃幸田露伴文学碑〃几个大字，下面是一段文章的摘录。读了碑背的说明文字，方知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露伴由日光经此地，写作了充满奇异幻想的小说《对髑髅》。片品村教育委员会于小说诞生百年之际，立碑纪念。此碑已立四年多，以日本资讯之发达，手中刚出版的旅游指南不该漏记，不知是否因立碑者〃级别不够〃。别人感觉如何不得而知，我对这块碑很有好感。立意及制作工艺均不错。更因其独立天地间，山色苍茫中自有一种大度与尊严，更使得荒无人烟的群山峻岭顿添生气。立碑者在旁边还辟出一片空地，让匆匆开车赶路的过客得以从容休息；至于能否领悟露伴文学的意境与情趣，那就得看个人的悟性和修行了。
除了专门为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立碑，还有在名胜古迹，选择与其相关的诗文片段立碑。这种文学碑数量甚多，不少变成高级的〃景点说明〃，不大有趣。但也有相得益彰者，比如东京净闲寺里的永井荷风诗碑。
永井荷风（一八七九一九五九）是周作人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其《荷风随笔》、《东京散策记》、《江户艺术论》等经常出现在知堂文章里。我对荷风了解不多，除了〃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过目不忘，再就是他对浮世绘的赞叹，对已经逝去的江户风情的迷恋，对花街柳巷的兴趣后两者促成了《隅田川》、《墨东绮谈》这两部名著的创作。此次东游，颇醉心于江户的流风余韵，多少次徘徊于隅田川边。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往日风流〃不可能再现，所谓的〃乡土艺术〃，很容易演变成为旅游纪念品。
东京保留了不少真真假假的江户遗迹，唯一不能恢复的是〃游廓〃。昔日骚人墨客寻欢作乐的柳桥、新桥和吉原，是江户作为繁华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场景。尤其是一六五七年开设的新吉原，是幕府公认的唯一〃游廓〃，最盛时游女超过三千。三轮桥附近的净闲寺，葬有江户时代之游女两万余人，故谚曰：〃生在苦界中，死于净闲寺。〃
说不清是出于旅游者的好奇，还是喜谈风月乃文人习气，晚清以后来日的中国文人，像王韬那样终日寻花的固然不多，但在诗文中故意牵涉一点异国青楼的却不少。自一九五八年禁止卖春法实施，结束了新吉原三百年繁华梦，到此一游的雅士也就难得一见。如今的吉原，起码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特异之处。我访吉原那天，首先拜访的是净闲寺；倒不是有何深意，就因为这样走起来路顺。寺庙在重修，大门紧闭，但游客可从旁门出入。在临时搭起的工棚边转来转去，终于绕到寺后的墓地。墓地不大，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加上细雨，陡然让你觉得阴森森的。墓地中间是总灵塔，基部就刻着上引的谚语。一米多高的台基上，石莲花托着墓碑，上刻〃新吉原总灵塔〃六字。塔前香烟袅袅，游人奉献的鲜花已经枯萎，只有慰灵的长木排不怕风雨，仍傲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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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西乡铜像
作者： 陈平原
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总灵塔对面立着永井荷风的诗碑和笔冢。诗录自《偏奇馆吟草》中的《震灾》，并非专为此寺而作。据说荷风生前喜欢造访净闲寺，哀悼死去的游女。自留学归来着意寻求〃江户趣味〃，荷风经常出入青楼，且与艺妓结婚，离婚，自是最有资格为游女写悼亡诗者。日本文人历来不太〃道学〃，再加上江户游戏文学的传统，置荷风诗及像于此，想来本人不会尴尬，游客也觉得〃当之无愧〃。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于蔚秀园
【附记】
文章早就写完，一直压在箱底，不想拿出来发表，就因为述及露伴的文学碑时语焉不详。手头只有当初游览时拍的录像，碑文一扫而过，无法释读。来访的芦田君自告奋勇，回日本后给片品村教育委员会打电话，方才明白碑的正面刻着《对髑髅》开篇的几句话。现抄录碑文大意如下：
俗话说，出门靠旅伴，处世靠人情，然而我却从不知道那样的滋味。有一位仁慈的女人，给我述说了她的身世。但是，她所说的故事，显得有些可怕，也有些神奇。
西乡铜像
到过东京的人，很少不游上野公园；游上野公园的人，很少不瞻仰西乡铜像。引起我对这座铜像的兴趣的，并非其雕塑艺术，而是日本人对西乡隆盛的评价，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徘徊于西乡铜像之下，观察游人的神情，至今未见抗议或深表怀疑者。想来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意碑文的意见，视西乡为〃伟人〃。至于其明治十年之举兵反叛，碑文和旅游指南上都用隐晦的语言一笔带过。可我到过熊本城，也阅读了不少关于西南战役的资料，略为了解这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之惨烈。有趣的是，官方和民间至今没有为〃叛乱〃平反，可又努力为其首领西乡隆盛开脱责任。西乡兵败自杀后十二年，明治天皇追赠正三位；又过了四年，两万五千人集金修西乡铜像。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日本人对其〃开国元勋〃兼〃叛军首领〃的态度竟如此豁达当然也可以说〃暧昧〃。
相对来说，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从来都是立场坚定。闲来翻阅有关资料，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论》中，有一段话专论西乡隆盛，对其〃人格〃的历史作用推崇备至：
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戴乃〃日本通〃，此书又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对西乡如此赞扬一点也不稀奇。其实，在晚清的维新派或革命派的诗文中，西乡早就平反；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那时的中国人，关注的是明治维新，对西南战役知之不多或根本不想知道。既然铜像已经矗立，中国人自然随着日本的舆论转向。要了解中国人对〃功臣〃举兵〃反叛〃这一事件的真实感受，必须到铜像建立前在日中国人的诗文集中寻找。
说来真是巧合，西乡举兵那一年（一八七七），中国派出了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其行程还因为战事略为耽搁。正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币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这段话很符合何如璋这位翰林公兼钦差大臣的身份及其知识背景。骂〃寇首〃，斥〃好兵〃，赞〃减租〃，句句都是深明大义的儒生该说且能说的话。至于事件的叙述，大致不差，资料来源很可能是当地的华侨。其时何氏尚在长崎，未与当地官府接触，理由是〃使者入境，未递国书，不便私见〃。我对平乱〃费币至五千万〃一句尤感兴趣，想来叙述者和听讲者都对这条显然是官方公布的消息颇觉新奇。
笔者也有这种经验。第一次见到接待某国总统共花去多少日元的报道，是在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上，记得那一瞬间我的惊愕。中国人更习惯于算无法用数目字表达的〃政治账〃，而不屑于如此〃斤斤计较〃。比如，不管是清代的邸报，还是今天的《人民日报》，都没有告诉纳税人政府首脑外事活动的费用，也没有公布过甲午海战或者抗美援朝共花了多少钱。
不知是那时的大使文化修养高呢，还是公务不太繁忙，《使东述略》外，何如璋还撰有《使东杂咏》。其中咏及西乡，仍是义正辞严：
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
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唯一让诗人感觉困惑的是，何以此等〃贼人〃，也讲〃忠义〃，居然〃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何大使上任两年后，大名士王韬游东京。主人出示鹿儿岛战图，观西乡排阵结垒之法，王氏则大讲〃顺逆之势殊〃，故贼军不敌王师：〃呜呼！天下之枭雄渠帅，昧于大义，躬为叛逆，安有不底于亡哉！〃幸亏那时的日本人不大晓得王韬君曾上书太平天国，否则怎么向人家解释，为何从〃逆子〃转为〃顺民〃？或许上书时太平天国已成气候，大有新桃换旧符之势，故不算〃叛逆〃。若如是，则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