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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就急不可耐地等待理宗下旨罢免董槐的相位，一直等到了半夜，仍不见上头的动静。丁大全没了酎陛，仗着自己权大势重，在朝中的众多党忌，竞亲自调集士兵百余人，持刀露刃地围住了董槐的府第，以台牒驱迫董槐出来。董槐绝料不到堂堂的右司谏丁大全竟会率领家丁包围丞相府，而因毫无思想准备，听了声嘶力竭的叫唤，就出来看看有什么事情。董槐刚一露面，丁大全就下令众士卒一拥而上，围住董槐。丁大全假传圣旨，命董槐随他去大理寺，等到出了北关，又高喊几声，率众人一哄而散，把董槐扔在了路上。董槐心中无鬼，缓步走人大理寺接待室，但没想到等到的竟是昏君理宗的罢相之旨，不禁摇头长叹。
丁大全以近乎无赖的举动逼迫丞相董槐下台，马上进升为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等职，从此更加目空一切，倨傲非常。
通过实例，我们接触到了两个不同类型的小人，两人的性格虽有所不同，一个外向，一个内敛，但其最终的结果却是殊途同归，那就是“得志便猖狂”，逃不出一般小人的人生模式。不过好在不论何种社会，猖狂者似乎都没有好的命运，而像小人这样飞扬跋扈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损失之上的人则更是不会有长久的好运，不但公众会有怨恨，天长日久恐怕就连小人所依附的靠山都会有受到威胁之感，到那时小人倾覆的结局就已经不远。我们认识到小人低微的目标是如此铁硬地注定了小人速朽的命运，则对待小人就更应添加一分耐心和信心，对于不幸而让他得了势的小人，注意以自己的正气之身和舆论的力量进行牵制，尽量不让他的阴谋更多地得逞，尽量缩短他本就速朽的权力生涯，其间甚至于也不怕寻着他的纰漏穿他一回“空子”，让他也晦气一番，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应对办法了。
2。小人的目光短浅
我们在形容人目光的短浅时常常用到“鼠目寸光”这个成语，可谓形象而又生动。应当说，老鼠这种动物虽然因其偷窃的习性而深为人所厌恶，但他每次偷窃时都要小心翼翼的绕过鼠药、鼠夹和花猫的利爪，一旦被掳则必死无疑，风险可谓大到极点，单就动物的生存方式而言，老鼠还是蛮辛苦、蛮勤奋与蛮勇敢的。不过，老鼠再勤奋再勇敢也还是老鼠，它无论怎样也还是目光短浅，只能猥猥琐琐地在它的小圈子里生活。小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尽管他也一样的劳劳碌碌，不得安生，甚至于其付出的脑力、其承受的压力及其负荷的担忧惊吓还要较我们一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所有这一切的辛苦或是辛勤都仍然无法弥补他与生俱来的近视、弱视、青光眼。就像“寸光”与“鼠目”是必然的联结一样，小人则必定与坐井观天、管中窥豹这些字眼儿联系在一起，终其一生飞不出眼中狭小的世界。
小人的目光短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小人常常做出杀鸡取卵、因小失大的事情，结果为自己酿造了苦果。由于小人自身资质的限制，他虽然往往能够对于事物的发展变化作出某些直观性的准确判断，但是这些原本准确的判断在经过小人头脑中罗辑的推理之后则往往会面目皆非，导出狭隘的、错误的结论，同时也就相应的做出狭隘的、错误的行为决断。面对一种境况，一种变化，小人往往只能以暂时实现个人意图或个人利益作为决策的出发点，他狭镒的视界和因欲望而扭曲的轻微变化揣知未来的发展趋向，也更无法积极主动的创造条件、营造环境以养育、促成某一新生事物更好的发展。恰恰相反，小人所做出的事情往往是一时看起来也未尝是不合乎道理、不顺理成章的，可一旦时间、地点、条件发生变化，则恐怕就连小人自己都能看出自己究竟做了多么愚蠢的事情。历史上许多小人的可悲下场往往都是他们自己一手酿制的，有的甚至至死不能醒悟，足可见小人是何等短视。
小人的目光短浅还表现在小人常常成为牺牲品或替罪羊。
小人只顾眼前的利益，往往一点点金钱美色就能遮住他的双眼，让他看不到自己在攫取利益时面临着多么大的风险，更不知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往往身后已是万丈深渊却还懵然无知。小人在依附权势时，往往借着主子的名声势力为所欲为，在主子的外围惹下无边的仇恨，树下无数的敌人，一旦主子失势，小人也就必然成为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遭到众所诛之的厄运；另一方面，小人所依附的当权者需要小人为他做一些自己不能去做的有违嫠规范的事情，而小人也很乐意成为当权者的作恶工具，这样一来一旦事情有变，当权者为了保全自己，开脱自己，往往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使小人成为他的牺牲品、替罪羊。小人的短视使小人极易被利益牵着鼻子走，就仿佛一只山羊被屠夫手里的嫩草吸引到了屠场，往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小人可悲可叹的命运。
小人案例之四十一：明神宗在位时期，权臣张居正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进行赋税制度的改革，又尽心尽力辅佐明神宗执政，可谓一言九鼎，志得意满。但他可能想不到，短视的神宗竟会在他身后追夺他的官阶，毁了他的家产，使他的子孙死的死，散的散。若在天有知，张居正不知要怎样的悲叹呢。
张居正这个人为人刚正不阿，十分的有原则性，正是这一性格特点使得神宗对他怀有仇隙。张居正推行改革之时，明神宗还是个小孩子，但二人关系还是极为融洽的，神宗时常关注张居正的生活，有一次张居正生病了，神宗还亲自到暖阁调制椒汤赐之。张居正对皇帝也是一腔忠诚，尽职尽责。但或许是因为性格的原因，一旦碰上神宗有错，张居正对神宗往往颇为严厉。有一次，神宗朗读《论语。乡党》，不经意的把“色勃如也”错读成了“色背如也”，站在一旁的张居正马上厉声纠正：“应该读作‘勃”’！神宗给他的申斥吓得一哆嗦，敬畏之余不禁滋长了一些逆反心理，心想：“难道这是朝臣对君主谈话的语气吗？”神宗本是个性情纤细敏感的人，这样一来就把一缕恨意压在了心底，久久也不能忘记。，到万历八年，神宗已经是18岁的青年人，有了成人的独立意识，开始寻求生活中的种种消遣。但是，即便到这个年龄张居正还是拿他当小孩看待，一有错误就毫不留情面地训斥他，常常让神宗感到很没面子。有一次，神宗外出游玩，酒后要小太监唱曲子，因小太监唱的曲调不和谐，一怒之下将小太监鞭挞一顿，并且割掉了他的头发。这事情很快传到慈圣太后的耳朵里，太后马上把神宗叫去，罚其下跪，并受到严厉的训斥。这时候，张居正作为皇帝的老师，虽然表面上给皇帝讲情，可却提出处治邪佞内臣，杖打管事太监并把他赶出宫去。这样的惩罚，给已成年的神宗留下了极大的耳辱，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并且进一步在他的内心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张居正生前功绩卓著，备受国人敬重，神宗虽然有恨，但也不敢对其稍有违犯。到万历十年时张居正逝世，其生前的政敌纷纷上疏弹劾他，神宗才顺水推舟，追夺张居正的官阶，没收其家财，逼迫其子孙自杀或充军，以了却心头的怨恨。张居正生前为人正直，对国家和君主可谓尽职尽忠，正可谓为朝臣和天下百姓树立了一个为官的典范，神宗因为一点点个人的私怨就毁其全家，不但断了忠良的种子，助长了邪佞的歪风，而且大大失去了天下善良百姓的民心，正可谓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后来据说神宗也生出一些悔意，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也算是良心发现吧。
小人的目光短浅可以说是小人身上一个重大的弱点，像宋神宗这样的皇帝其实都在做着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他们自己酿制的苦果只能由自己吞食，他们的种种短视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皇位坐不安稳。的确，短视本身虽算不上重大的缺陷，但因为短视而引发的愚蠢行为却往往会带来致命的后果，特别是对于小人来说，他的短视足可以令我们陡增战胜之的信心与勇气，至少是增加一些耐心。当我们为小人的猖獗狂妄而无奈摇头时，冷静下来略略分析一番，我们就会发现小人现在许多张狂的作为放在长远来看其实都是在自酿苦果、自堵门路、自断前途，他们的许多看似得意的决策其实不需要我们动口动手就会被时间之水一冲而破，而一旦看清楚小人许多作为的愚蠢短视，我们就很容易心气平静的甚至于是满怀信心的面对我们曾经那么惧怕的小人。要想战胜小人，必须从信心与耐心开始，而要树立信心与耐心，就必须敢于、乐于花些时间和心思来看看小人的种种弱点，总之还是那句话，直视才是办法。
3。小人最缺乏的东西是忠诚
俗语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讲的是一个忠诚的问题。儿子忠诚于母亲，这种感情发自内心，虽然平常却教人感动；狗儿忠诚于主人，这种性情与生俱来，让人对于看起来卑下的物种不由得产生几分敬重。在人类的观念中，除却“愚忠”之外，忠诚本身无疑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而我们所研究的小人最缺乏的东西恰恰就是忠诚。我们在前面的诸多实例中已经能够看到这世界上的背叛有多少是由小人自导自演的，而小人自己在这一幕幕剧情中又是那么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小人之所以会如此远离忠诚主要有两点原因。
首先，小人人格的不健全是他无法具备忠诚品质的内在根源。我们通常所说的忠诚，基本上是指社会范畴之内的忠诚，例如个人对集体的忠诚，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属下对上级的忠诚，巨子对皇帝的忠诚等等，可以说这些忠诚更多的是带有一种外在的“责任”、“纲常”的色彩，是人们基于自身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和外界的社会规范等建立起来的一种道德色彩、责任色彩较深的处世态度，其中含有个人感情的成分，但感情因素不能算是主导。但是忠诚这种品质究其根本还是源于人们对于“爱己”者产生的一种“爱人”的回报冲动，恰如母亲给儿子以乳汁和呵护，儿子回报母亲以热爱与孝顺；主人给狗儿提供居所和吃食，狗儿回报主人以日夜的守护和饿死渴死也不离不弃的忠心。也就是说，忠诚品质的养成，最初还是源于人类最基本的爱人之心，而这偏偏是小人所匮乏的。小人人格的不健全从根本上宣告了小人不可能具备忠诚的品质。
其次，伪装的本性也使小人不可救药地远离了忠诚。小人之所以伪装，一方面是为了掩盖其行为的无耻，手段的卑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种种真实的动机和意图。只有不忠者才需要伪装，一个襟怀坦白、堂堂正正的热血赤子学不会作伪；同时一个习惯于伪装的人也绝对无法具备忠诚的品质，特别是对于伪装已几乎成为生存本能的小人来说更是如此。
在前面，我们曾经把“小人没有道德负担”这一特点作为小人在竞争中的某种优势来加以分析，这其中当然包括小人的种种背信弃义的不忠之举。小人的不忠固然可以令他迅速获得占优势的当权者的赏识与信任，迅速获得许多原本不属于他的利益和权势，但是物极必反，优势在某些条件下也会成为劣势，当小人的不忠被公众揭露或者为当权者所察觉时，厄运就自然会降临到小人的头上，小人悲惨的下场就是对小人背叛行为的最好惩罚。
小人总是在力量的对比中，寻找并依附力量强大的一方，他不可能对任何人保持真正的忠心不二。
依附权势是小人基本的生存方式，形形色色的小人几乎是终其一生的无时不在寻找着可以巴结和投靠的对象。小人投靠权势有点像人们在社会中的择业行为，谁都希望能够找到更适合自己同时最好也是更嫌钱的职业，所以“这山望着那山高”，所以“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直到辞职跳槽另谋高就，其实都是元可厚非。权势之于小人其重要性就好像职业之于一般人，每个小人都希望能够在现在的基础上找到更强大、更稳固、更有发展前途的靠山，因此小人背叛旧主转投新人的举动在形式上就好像是人们在就业中的“跳槽”一般来得自然而又顺理成章。小人在投靠权势之初什么好话都说得出口，什么巴结的媚态都做得出来，但他一旦投靠成功就又不忘随时搜寻投靠对象的弱项和隐忧，以备将来“跳槽”时钳制、要挟、反叛、出卖的资本，可以说小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予主子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忠诚，只不过是在表面上忙忙碌碌地“尽忠”而已。一个主人收养了一个根本不忠于自己的奴才，而这个奴才最后还要给自己一个可耻的背叛，这样的主人也真可谓“悲哀”了。
小人案例之四十二：1928年6月，中央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都作了批评，最后更换了中央领导，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总书记。
新的领导班子令江苏省委组织部的张耘（即康生）面临新的选择，他必须在党的几个主要领导人中选择一位可以跟踪的对象。按理说，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应当是他的首选，但是张耘知道这位总书记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他缺乏才少德，性格粗暴，处理问题鲁莽，根本就不是成大事的人，跟着他无异于“瞎子点灯——白费蜡”。张耘知道，党的实权其实是在李立三的手里，在李立三身上下功夫，将来准能名利双收。
恰巧在这时候，有人在会议上批评李立三，张耘马上抓住机会，在会上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反驳批评者的观点，并扬言：“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张耘这一番义正辞严的发言果然赢得了李立三的好感，李很快把他从江苏省委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张耘平步高升，正在得意，哪料得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新的靠山不稳了。1930年9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召开了党的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批评。
在会上，张耘被这场变故惊得瞠目结舌，生出一身冷汗。好险啊！一注押错，险些输得精光，现在必须当机立断，马上转弯，千万不能成为李立三的殉葬品。于是张耘“勇敢”地撕破面皮，开始批评李立三的路线：“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也曾给他提过意见，可他独断专行，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张耘甚至指着李立三的鼻子斥责自己原来拼命巴结的“旧主”，说：“你自己没有领导全党的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你知道你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多大损失吗？！”张耘背叛的丑恶嘴脸气得李立三浑身哆嗦，可又一句话说不出来。
张耘的反戈一击十分有效，不但保住了自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职务，而且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在党内的位子坐稳了，张耘开始寻求新的依附对象。李立三下台了，谁会成为掌握中央大权的铁腕人物呢？向忠发虽然名义上仍是总书记，但仍然是个窝囊废。于是，张耘看准了未来中央的实权派王明。
王明从苏联留学归国之初，还是一个默默无闻、孤芳自赏的小人物。当时张耘正在李立三的身上“下注”，从没给过王明好果子吃，一开始就让王明去一家烟厂担任党支部书记，把满脑袋美丽幻想的王明一下子打到现实之中。后来，王明被特务俘虏后因贪生怕死而暴露了身份，获救后也是张耘以丧失警惕为名，提议中央给他以警告处分。1930年7月，在一次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王明终于忍不住对李立三发起攻击。这次机会给早已决心投靠李立三的张耘抓住，为了向李表态，以进一步捞取利益，张耘不但狠狠批评了王明，而且建议给王明戴上“右倾”、“小团体活动”的帽子，并处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可以说，在王明掌握大权之前，张耘算是没少得罪他。
1930年度，王明摇身一变而成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一下子和共产国际划上了等号，并在党的六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掌握了党内的实权。张耘虽然借着批评李立三在党内站稳了脚跟，但一想到他曾经得罪过王明，一下子又失眠了。
思忖再三，张耘终于作出决定：亲自上门去向王明道歉。于是，一天深夜，张耘敲开了王明办公室的屋门，满脸诚恳的向王明道歉，说以前给王明的两次处分都是李立三的授意，他不敢顶撞；再加之个人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结果冤枉了王明，希望王明看在革命工作的份上原谅他的过失。最后张耘说：“历史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