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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制主义的道德存在着虚伪性。道德，是专制主义的“遮羞布”，因为最爱讲道德的人，是最没有道德的，他们并不把道德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比如：皇帝是最爱训谕臣下子民要“忠孝仁义”，但是他们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却是最差的。残酷的皇权斗争演绎出无数的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血腥场面，而淫靡的皇宫之内则时不时传出公媳通奸、夺人妻室的丑闻。又比如，皇帝总强调百官要遵守法度，但是他自己却是个例外。因此上行下效，都高唱要“守法”，但不过是要别人守法，自己并不能算作其中。这样，在权力场中，道德与功利是两分化的：说一套，做一套；虚一套，实一套；阴一套；阳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这种官场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小人文化，它像一个染缸，把所有的人都浸泡在一种虚伪之中。在这种氛围之下，君子直士必然不能见穿，不能久留，而小人即是如鱼得水，八面玲珑，做起事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所以说，不改变专制主义的官场氛围，要想根除小人，只能是求而不得。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专制主义实际都为小人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生存土壤。可以说，小人是专制主义最坚定的拥护者，也是专制主义下最适宜生存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是专制主义造就了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迎合了专制主的需要，维护了专制主义的统治。
小人案例之四十四：明朝宰相严嵩，是个有名的小人，不仅被官修正史载人《奸臣传》，而且民间“儿童妇人皆能指出姓名，戟手唾骂”。那么，他为什么能够长期得宠于当政的皇帝呢？最后，他又是如何败亡的呢？如果我们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对封建专制制度下，当权者与奸佞小人相互需要又相互利用的本质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说，有其君必有其巨，专制统治既在主观上需要着，又在客观上制造着形形色色的小人。
在嘉靖当朝期间，只有在“大礼仪”和“赞玄”这两件皇帝最热心的事情上都得无可挑剔的朝臣，才能久宠不衰。而严嵩正是在这两件事上，以无与伦比的阿谀逢迎之术，捞足了政治资本，从而一步步地登到官僚阶梯的顶端。
“大礼仪”是明代政治和文化史上一件大事。
公元1522年，嘉靖帝继承武宗之位，正式登基，是为世宗。然而，世宗却不是武宗的亲生儿子。武宗英年早逝，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于是，便根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迎立了武宗叔父（兴献王）之子朱厚熄为帝，即嘉靖帝。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是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皇位的继承者；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分封为王。东厚熄只能算作是小宗之王，这样便产生了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也在礼仪上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是只继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等等。在嘉靖帝的发动下，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并持续了20年之久。
内阁首辅、当权派杨廷和等人，极力主张应该既继统，又继嗣，即帝统与宗统一并继承。虽然多数朝臣都站在杨廷和一边，190余人次先后上疏，支持他的主张，但却惹得龙颜不悦，下令再议。正当这位少年皇帝孤立无援之时，从官僚集团下层冒出几位支持者来，他们以张璁和桂萼为主要代表，主张只能继统，不能同时继嗣，即只继承帝统，并要求对兴献王追封尊号。皇帝得到此疏如获至宝，高兴地说：“此论一出，吾父子获全矣！”经过一番威胁，群臣恐惧，兴献王夫妇被尊为“皇帝”和“皇太后”，但又形成了“两考”并存、“两父并尊”的尴尬局面，议礼之争仍不能结束。
就在此时，发生了左顺门事件，朝臣抗争皇帝更改尊号，约有220余人参加，一起向嘉靖伏阙请愿。嘉靖决定粉碎臣下的对抗行为，一道圣旨下去，群臣或被捕入狱、或被罢官戍边、或被夺去俸禄、或被罚以廷杖，许多人惨死杖下，请愿活动土崩瓦解。自此皇威大增，衣冠夺气。不久又来了一次清洗，把反对派势力翦除殆尽。嘉靖以议礼态度为标准，顺旨者昌，逆旨者亡，使朝廷内外处于一片恐怖之中，从此也酿成了政治上的谄谀之风，献媚取宠者日盛。
而隐居八年后，重新入朝的严嵩却一直没有发表什么引人注目的言论，但他对整个局势了如指掌。他对大礼议中攀龙附凤者一个接一个地扶摇直上甚为羡慕，一直在等待机会从中捞上一把。
嘉靖七年，严嵩奉旨前往嘉靖之父的寝陵——显陵祭告。严嵩借此机会，大行柔媚之辞，编造祥瑞谎言，并在上流中将兴献王比作开国皇帝太祖，将嘉靖皇帝比作永乐皇帝，这真是对正在深入发展的“大礼议”的巨大支持，而且他是朝臣中最早作这样比拟的，因此龙颜大悦，褒扬他的话皆“出自忠直”，从此日渐得宠。
嘉靖十五年，严嵩升任礼部尚书，在后来的6年里，他日夜不懈，殚精竭虑，为嘉靖的礼仪“中兴”做了重大贡献。在严嵩的积极谋划与操持之下，嘉靖帝终于达到了使其父“称宗人庙”的夙愿。促成“称宗人庙”成为严嵩仕途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成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严嵩藉此已不可动摇地取得了皇帝的宠爱。尽管抨击他贪污受贿、谄谀误政的声浪迭起，但是都因皇帝的保护而过关。
学者张显清先生曾指出，升任礼部尚书是严嵩发生质变的开始，而这一质变是有其外在原因的，他说，“从客观环境来看，升任礼部尚书之后已经进入朝政决策圈，便殿召见，面授圣旨。在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面前，作为九卿之一的严嵩或者俯仰由君，顺旨饰非，从而求得宠幸；或者刚直不阿，直言诤谏，从而遭到贬斥，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首鼠两端，壁上观望了。这是严嵩堕落的外部原因。”
“大礼仪”的实质是说明嘉靖帝的统治合法性问题。杨廷和派所坚持的大宗、小宗论事实上宣判了兴献王没有皇位继承权，也剥夺了嘉靖帝尊崇父母的权力，这必然会侵犯嘉靖皇帝的尊严，削弱他的皇帝权威。此外也很容易出现相权挟持、分割皇权的局面，因而是嘉靖皇帝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在嘉靖议礼中，谁能顺着皇帝的意愿把理由编织得圆满，谁就能够得宠，这已成为一条规律。严嵩正是瞅准和利用了这一规律，做到了彻底顺旨，绝对逢迎，所以才受到宠幸。
在议礼得宠的基础上，严嵩继续钻营，又靠着“赞玄”这一阶梯由礼部升入内阁，成为明代历史上最有名的“青词宰相”。
嘉靖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修仙皇帝，他供斋醮神，希望能得到神仙的保佑，并能长生不老。对于这种靡财废政的荒诞行为，正直忠正之士冒死相谏，而严嵩极尽谄谀之言，以玄文邀宠。曾身为国子监祭酒（即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的严嵩，学识渊博，笔有文采，在诗文艺术上颇有成就，但这一才华却被他用在撰青词，写祥瑞贺表上了。由于他文字功夫好，又苦心孤诣，一意奉迎，写出来的东西当然甚得主上欢心，恩宠日固，藉此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敌手而久居相位。此外，他还对皇帝修仙废政表示原则的支持，甚至亲自为皇帝试服仙丹，因此，在众人惨遭惩处之际，惟独他受到了皇上的嘉奖和垂青。
后来，严嵩耄老智衰，反应迟钝，做事已不如从前周全，加上纵子行凶，渐渐引发了嘉靖帝的厌恶。内阁首辅徐阶则乘机买通扶乩的道士，以“仙语”之名称严嵩为奸臣，最终摘掉了严嵩。严嵩儿子处斩，孙子充军，家产被抄，自己则削职为民，客死于荒效野寺之中。
严嵩的一生，史有公论。《明史》对他的评价是：“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其最终的结局也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然而，考察一下严嵩与嘉靖皇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嵩现象的形成决不仅仅出自于严嵩本身，而是与嘉靖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既柔媚又残毒，既贪财又爱权，这是严嵩品格的特征。而嘉靖皇帝的性格基本上可概括为独断专专行、猜忌多疑、喜怒无常，而这些特点又都来源于树立“英明之主”绝对权力的需要。“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严嵩正是迎合了嘉靖的政治需要和用人口味，才得以获宠。《明史纪事本末》中称：“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两人“竞称鱼水”。严嵩利用了嘉靖的心态，满足了嘉靖的政治需要，所以虽然群臣参劾，依然毫毛不伤。正如嘉靖所言，“嵩能附我，我自当怜嵩”。但是，无论严嵩怎样善于逢迎谄媚，也不可能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符合皇帝的意愿，利用价值的逐渐丧失会使皇帝另结新欢；并且放任严氏父子擅权乱政，贪财误国，也不利于皇帝的最高统治利益，如果皇帝觉得必要，自然会收回恩宠，清算老账。在嘉靖时期，当朝权臣均无善始善终者，所以，严嵩也不能免。
2。人性的某些弱点助长了小人的生长
确实，专制主义需要小人，也造就了小人，但是，小人却并不只存在于官场上。事实上，在我们身边，在远离权力角斗场的地方，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小人，当我们看到那些忘恩负义、两面三刀或搬弄是非的人时，我们常常会说：“真是个小人。”仔细地想一想，你便会发现，小人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哪里有人群，哪里存在着社会互动，哪里就会有小人。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小人是人类群体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分支，它的存在，就像人类长得有美有丑那样自然而然，那样不可避免。只要我们承认人类是不完善的，小人就会产生，就能够生存下去。
小人把他们全部的聪明才智和精力都用在了琢磨人、取悦人上面了，所以，他们是最了解人类心理的精微变化、最瞳得如何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的。抛开人类最正常、最普遍的那些心理需求不提，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都有着非常多的性格缺陷和心理弱点，这就更使得小人的生存大有市场。小人捕获人心的惯用手段是“糖衣炮弹”，它华丽的外表，令人眩晕的词藻最容易造成人心的迷惑，除非我们有着足够的理性、信息和清醒，否则，我们是很难将之与善意、真情等区别开来的。人类固有的某些弱点更使得这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如果要想把人类的全部弱点都清楚并罗列下来，恐怕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就把小人们最常利用的一些弱点作一个简单的罗列和分析，希望藉此能够引起善良的人们的警惕。这些弱点包括：
（1）传播流言。人类易听信流言，也爱传播流言。这种传播常常是无意的，但也可能是有意而为之。莎士比亚就曾指出，流言出自于人们的空想、忌妒和想象。比如：有关社会知名人土的流言就要比极其普通的老百姓的流言传播得要快、要广。心理学家则认为，流言从某种角度可以满足个人需求，流言之所以流传，是因为流言能对事物作某些解释，能消除心理不稳定造成的紧张感和不安。还有人认为，流言是人们寻求发泄不安和敌意的表现，只要人们有好奇心和探听新闻的愿望，流言就会有市场。
而小人呢？他们往往最爱制造流言，散布流言，鼓动流言的传播。利用君主的疑心和人们对流言的轻信，小人常常会运用造谣中伤、煽风点火等手法，制造不利于政敌的舆论，并乘乱取胜。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善良的人们用他们无意的行动帮助了小人实现目的，助长了小人的气焰和威风。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小人作恶的帮凶，这实在是人性的一种悲哀。
（2）喜欢奉承。喜欢别人赞美，爱听积极的、正面的、表扬的话，这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格健康的表现。但是，如果，一个人缺乏足够的自知之明的话，就会放纵自己对好话的需要，就会去寻求那些超过了实际情况的，夸大了的溢美之词，就不能清醒地辨别出在别人的奉承背后所存在的那些真实用意和真实感受。一旦一个人失去了清醒的客观的自我评判，奉承之言就会乘虚而入，像鸦片一样麻醉人的神经，使人们在美好的陶醉之中丧失对谎言的辨别力，久而久之，连自己也信以为真了。
没有原则的、夸大其辞的奉承是小人们最常用的手段之一。这种手段非常简单，却十分有效。对有些人来说，初次听时不禁肉麻，甚至有些自愧，但长期地被这种语言所包围，就会习以为常、自以为是了，一日不听竞有些浑身不舒服了。小人就是要通过奉承来助长人们的自我陶醉感，加速良好自我感觉的膨胀，当你变得自满了，当你的警惕丧失了，他们就会构筑陷阱或者趁机提出各种不正当的要求。大概也正是由于人们都喜奉承的原因吧，许多小人常常都有一个好人缘，直到这些小人自我暴露，自我焚毁之后，许多人才如梦方醒，大呼上当，然而，很可能是大错已成，悔之晚矣。
（3）需要满足眼前的利益。毫无疑问，正是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创造了历史，并推动着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但是，这一结论，我们是从非常漫长的一段历史中得出来的，而决非出自对一个普通百姓的个人一生的总结和描述。实际上，我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目光短浅，只为眼前利益所驱动的。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远大的理想作为指导，整个未来就是非常不可知的，为各种偶然的和外来的因素所支配。此外，我们普通人还要为生计而奔波，盘算如何填饱今天的肚子、如何应付明日的早餐。所以，或者是出于个人素质的局限，或者是迫于生计，普通人更倾向于先满足眼前利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利用人们目光短浅的弱点，以利相诱，借以谋事，是小人常用的手法之一。小人们有时会抛出蝇头小利，有时又会奉上黄钟大吕，只要能够达到其目的，他们会针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代价收买人心。许多人很可能是贪图一时的眼前利益，或中了圈套，或上了贼船，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所以，人们对那些飞来之利、不义之财、无功之禄、非份之享要多加提防，小人们总是喜用一时之利作“饵”，放长线钓大鱼，然后鱼、饵并获。
（4）对个人利益的保护。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是人的自私本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个假设并不符合我们生活中的实际，但至少是指出了人陛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说，满足自身的生存和安全需要，保卫自己的既有利益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
过分地强调个人利益，便会导致人们思维的偏狭和目光的短浅。有些时候，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也会不择手段，不惜以损毁大局为代价。说到底，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只要存在着外部诱因，并达到了一定的强度，人性的弱点就会充分暴露，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被绳捆绑的那个恶魔就会被释放出来，驱动着人们去做错事、做傻事。
而小人就是那个恶魔的引诱者。他们在利用他人做某事时，总是先掩盖住自己的真实目的，装出一副关心他人，为他人着想的样子，分析利弊，指陈利害，故意扭曲或夸大事实，造成对方的不安全感。一旦人们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就会自然而然地采取保护措施，把矛头指向那个危险物，然而，这个危险物却并不一定存在，很可能是小人巧言编织的结果，小人巧借众人之力把祸水引向一人，居心险恶，目的不可告人。
（5）对帮派的需求。人类天生就是一种群体动物。苟子说，人之所以比动物高级，就在于“人能群”。志同道合者、情趣相投者必然会相互接近，走动频繁，并在某些问题上产生一致的观点或相近的行动，而且，他们之间可能会比别人更能相互容忍对方的缺点和短处，而这些缺点和短处在外人看来也许是不能予以谅解的。这样，小团体自然会形成，以恶名冠之便为“帮派”，以善名冠之则为“同志”。说到底，人生在世，总是要寻找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喜欢孤独的人要么是神仙要么就是野兽，而群体正好可以排遣孤独，带来归属感和安全感。所以说，人类对帮派的需求是一种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