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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人世的。对于小人而言，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纯粹自然化的知识和道理，人情世故是他活到老学到老永远啃不透的大书，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实在是一点不假。不过，小人的精研人事自然练就了他在人际交往中的灵活应变的能力，但他所谓的应变方式却往往和正常人不太相同，这就像玩脑筋急转弯的游戏，朴直的人据实回答，答得再精确也没人喝彩，偏要绕一个弯子解决，哪怕歪到不可理喻，却还能自圆其说，这便能够掌声雷动。小人恰是擅长这种弯弯绕绕的游戏的。
（1）根据力量的增长迅速调整立场和态度，这种应变能力对小人来说不可或缺。小人生性是要依附于人的，就像爬山虎是要攀附着墙壁生长，这面墙壁倾颓了就会自然而然的再去攀附另一面，否则就不能生存。小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决定了他必须对可依附势力的力量消长有天然的敏感，因为他清楚自己其实是根本没有什么根基的，一旦靠山倾倒他也就往往被压成肉饼，可能连树倒猢狲散的幸运都没有。因此，一旦可依附势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小人就必须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以利于变动来临时自己仍然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强者。按照小人的生存逻辑，这种立场和态度的调整丝毫不关涉道德纲常，唯一值得小人挂虑的，只是做出这种调整时达到目标的迅速与准确的程度。
小人案例之四：北宋宣和年间，辽国正呈日薄西山之势，而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却日益兴盛强大，很快对辽国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为了对抗女真的侵袭，辽燕王耶律淳组建了一支军队，由郭药师统领。郭药师智勇双全，率军多有战功，得到了耶律淳的赏识，很快被提升为卫上将军、涿州留守，可以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这一年（1122年），耶律淳去世，萧太后秉政，辽国内部出现争权局面。这时国势也大不如初的宋王朝在宰相童贯的提议下借机出兵，准备一举攻下辽都。身为辽国卫上将军的郭药师虽拥有重兵，却不思戌边卫国，宋军刚一出兵，他就萌生了反意。郭药师清楚辽国的实际情况，以其虚弱的国力、腐败的统治绝对免不了葬身于宋军马蹄之下的命运，他郭药师纵指挥千军血洒疆场又能如何呢？这样一加权衡，郭药师断然离弃了已没有任何拥戴价值的辽国，率部八千人投降了宋军，并献出了涿州和易州。童贯自然大喜，上报宋徽宗，很快进封郭药师为恩州观察使，同年底，郭药师得以进宫面见徽宗，得到皇帝的厚礼相待。感激涕零的郭药师跪在廷下哽咽难语，徽宗很受感动，再三嘉奖，委以守燕山府重任。徽宗又命郭药师追捕辽天祚帝耶律庆禧，以彻底灭除辽国残根。郭药师听罢，立刻收住眼泪，做出一副果断而庄重的样子，陈说不愿追捕旧主的缘由，说完又泪下不止，一副忠义的样子。徽宗见了，自然又受感动，不但不怪，而且解下随身所佩的珠袍以及金盆两只赐给郭药师，以示宠爱。从此，郭药师在宋王朝站稳了脚跟。
郭药师在燕山府任职期间，骄横跋扈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百姓虽然不满，却只能忍气吞声。在此期间他一面把各种奇巧珠宝奉献给权贵宦臣，以求口碑，另一方面却加紧扩充兵力，以掌握军权。对于郭药师朝野上下虽有微词，但徽宗却不以为然，而且又拜他任太尉，大大加强了他对军队的控制力。
郭药师扩充军队自然有他的目的。原来他虽然弃辽降宋，又居官显赫，但对于宋朝的内外形势却始终保持着敏感和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宋朝虽然表面繁盛，实是外强中干，而金人势力猛增，兵强马壮，觊觎宋家江山已不是一天两天，一旦南下攻宋，恐怕自己刚刚凭依的一座大山又要倾颓，那时候徒然怀念今天的高官厚禄、美女金樽又能怎样呢？郭药师对于宋金两国力量消长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如果换上一位忠义爱国之士，可能会力谏皇帝加强生产，稳固边防，以备金人之患。但郭药师的反应却恰恰相反，他的小人本性决定了他要迅速依附到更强大的势力上去，以谋取自己更为长远的政治利益。
果然，由于徽宗的一味疏忽，终于使郭药师顺利地与金军勾搭成奸，并于公元1126年里应外合，一举攻破汴京，迫使徽宗狼狈南逃。此时的郭药师，刚刚降宋不足四年，却摇身一变成了金国大将，这恐怕是徽宗之流无论如何始料不及的。
正像郭药师一样，在官界的小人，对于政治气候的敏感是出众的，其判断也往往准确。依小人的这种能力，则他在商界、学界等各个领域也都应有准确判断局势的能力。只可惜道德与操守的缺失使小人在做出了客观判断之后采取的往往不是正当的措施而是卑下的手段：在官界，风向一变，想的不是先正己身而是如何转变谄媚的对象；在商界，一有波动，想的不是调整经营策略而是如何借机搞死对手；而在学界，一旦热点转变，则想的不是兢兢业业专心学术，而是如何鼓噪新的热点或是如何骂倒当红者以谋取同样的声名……敏锐的感知与判断是小人的优势，而在判断之后的迅速转向则使小人站到对一般人而言很不公平的位置上，一般人很容易就成为他转向的牺牲品。小人之小，也正是小在了这些方面。
（2）对他人心理变化的顿悟能力往往使小人轻易便能博取别人的欢心和信任。先秦时候，庄、惠二人曾有过著名的濠上之辩。惠子见濠中有鱼怡然游动，就说“鱼乐”；庄子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惠子反驳：“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于是两个人你来我去争辩个没完，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决的形式逻辑的难题。
其实，众多学者在对这个问题辨析不休的时候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惠子确是可以通过鱼儿摇头摆尾的神态来推断“鱼乐”的。要推断鱼是否快乐只要看它的动作神态即可做出大致不差的判断，但是要揣测人的喜怒哀乐则真是需要一点点顿悟能力了。小人强烈的迎合愿望恰恰使他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假若惠子是个小人，他也许不仅能够揣摩鱼的快乐，而且能够参透庄子的心理，让这场辩争以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场——假如非难他的庄子恰恰是他巴结的对象的话。
试想，如果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变化都能够为人体察，并且受到相应的投合与体恤，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无视那体恤者的存在？小人常常扮演的，就是这种讨人欢喜的角色。
小人案例之五：清朝末年，正值“老佛爷”慈禧六十大寿，挪用军费筹备的大庆使得京城里张灯结彩，一片红火喜庆的气氛暂时遮掩了清王朝内忧外患的现实。
这一天，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慈禧将在颐和园的佛香阁开笼放鸟，以图吉利。一笼笼的鸟摆在那里，由慈禧亲自抽开笼门，让鸟儿自由的飞出，腾空而去。这样放了一批，慈禧正在兴头上，宠信太监李莲英命人搬出最后一批鸟笼。慈禧照例抽开笼门，让鸟儿纷纷飞出，但见这些鸟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又喳喳的飞回笼中来了。慈禧又惊奇又纳闷，便问李莲英说：“小李子，这些鸟儿怎么不飞走哇？”
李莲英平日不离慈禧左右，对慈禧的性情癖好早已了如指掌。他知道慈禧爱听吉利话，今日正值六十大寿，借机颂德贺寿肯定能讨老佛爷欢心。于是跪下叩头道：“奴才回老佛爷的话，这是老佛爷德威天地，泽及禽兽，鸟儿才不愿飞走。这是祥瑞之兆，老佛爷一定万寿无疆！”
慈禧吃了李莲英的吹拍，心里自然舒服，但说“威德泽及禽兽”云云，谁都知道是无稽之谈，为了显示自己的“英明”，就怒斥李莲英道：“好大胆的奴才，竟敢拿驯熟了的鸟儿来哄我！”
李莲英本巴望主子欢心，给他几句好话，赏他几锭银钱，不想慈禧发怒，让他下不来台。然而凭李莲英对慈禧心思揣摩的精准，他一知今天是大吉大利的日子，自己又是慈禧的宠信，慈禧定不会把他怎么样；二知慈禧此时也不过是摆架子佯怒，拿他李莲英开涮，以求更大的奉承和更多的乐子而已。于是李莲英迅速转动脑筋，躬腰禀道：“奴才哪敢欺哄老佛爷，这实在是老佛爷的德威天地所致。如老佛爷执意降罪，请先答应奴才一个请求不迟。”
在场的人见李莲英跟杀人同碾死个臭虫的老佛爷讨价还价，吓得脸都白了，哪个还敢吱声。慈禧也真动了气，铁青着脸道：“你这奴才还有什么请求？”
李莲英说：“天下只有驯熟的鸟，没听说有驯熟的鱼，要是鱼儿也顺遂人意，就证明老佛爷确实德威天地，泽及禽兽了。老佛爷可把湖畔的百桶鲤鱼放入湖中，如鱼不肯游走，就证明是天心佛意。要是鱼儿游走了，请老佛爷一并治奴才的罪。”
慈禧疑惑，便来到湖边，命人把鲤鱼倒人昆明湖中。说也奇了，那些鲤鱼游一圈之后，竞又纷纷游回岸边，且排成一排，远看似朝拜一般。众人也正疑惑不已，李莲英见时机已到，赶快跪在慈禧面前，高呼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随行的太监、宫女、大臣见此情景，哪个敢不跪下，于是一时间呼声雷动，真乃人、鸟、鱼共贺。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慈禧就是宠辱不惊的高人也禁不住心花怒放了。
原来，李莲英为了讨主子欢心，事先在岸边洒了一溜鱼虫。鲤鱼要吃鱼虫，当然就又游到岸边来了。
李莲英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够顺应主子的心理变化适时的做出相应的反应，最大限度的去满足慈禧的虚荣。其实，人都是多多少少有些虚荣心的，虚荣心被满足往往能带给人搔到痒处的惬意之感。即便是虚荣心很淡的人，也都有向人倾诉、以求理解的愿望，这样人的情感心绪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当导引疏通的途径。以琢磨人心为专业的小人恰恰对于人的这些心理需求特别敏感，并且他特别乐意去做别人的“出气筒”、“痒痒挠儿”，甚至是相知相惜的知已、无微不至的佣人。小人正是抓住了人性中渴望迎合的脆弱之点，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赢得了别人的信任。小人的这种能力，对于在人际交往中同样渴望给人好感、求得信任的寻常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启迪意义的。
（3）永远冠冕堂皇的借口使小人成为世界上最难以戳穿的一类人。作为一个正常人，在这个社会中为人做事，他必定要面对身外身内两重道德力量的限制：社会的公理和自己的良心。一方面，如果你做了坏事，触犯了法律，那么国家机器要毫不留情的捕拿你；另一方面，如果你虽然做了坏事，但并未触犯法律法规，也没有惊动社会舆论来讨伐申斥，那么你也并非就全然逍遥了，因为还有你自身的良心在审判着你。即便是自己给自己找来了这样或那样的借口，也仍然是无法说服自己的良心的。正是因为这双重的管束，一个正常人是不会轻易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的。
可是小人就不同了。小人对于这双重的道德管束有天然的免疫能力。首先，国家有法律，但小人基本上不会犯法，他的所做所为放在他所处的历史年代看来大多未尝不合乎正常的法令；更糟糕的是，小人自身基本没有自我道德的约束力量，他做坏事只要不触犯刑律，那么在他自己内心深处是没什么问题的，因为他残缺的人格使他缺乏自我价值的观照系统，他思想他做事都是同一个“自我”，都是同一个没有操守没有原则的“自我”。因此一般人往往会为自己的借口不能说服自己、甚至为找借口本身而愧疚着，小人却可以为做过的坏事任意的找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无须自责，他的借口是用来说服别人而不是用来说服自己的。因此小人毫无压力，这使得口才本来不弱的小人更加巧舌如簧。
小人案例之六：晋元帝在位时期，权臣石显为人伶俐，口才颇好，很受元帝的宠信。借着皇帝的宠信，石显经常在与皇帝谏议政事时不露声色的置敌手于死地。这种事情做得多了，自然树敌不少，因此石显自己也时刻害怕着别人的弹劾。他知道，要想从根本上立于不败，最有效的办法是取得皇帝的信任，因此，他绝不放过任何向皇帝表功显忠的机会。
石显经常替元帝四出传达诏命，有时晚上回来晚了就被关在宫门外，进去极不方便。于是石显就对元帝说：“我有时回宫晚了些，被关在宫外，耽误了服侍皇上。皇上能不能特准我晚上也可以开门进宫呢？”元帝觉得这是小事，马上就答应了他。过几天，石显又很晚才回宫，守宫门的官员按照规定不开宫门，石显就说皇上授权他可以打开宫门。官员无法，只好让他进去。这件事传开以后，显然有人上奏章弹劾石显，说他夜晚假借君命，私开宫门。元帝看过奏章，没有说什么，微笑着递给了石显。
石显察颜观色，看到元帝的笑脸，知道皇上并没有生气，况且这件事也确实是皇上亲口应允的，奏章既说他“假借君命，私开宫门”，则不仅并不属实，而且有毁谤之嫌了，该治罪的不该是他石显，倒应该是那些弹劾他的官员了。换了一般人，也许也就顺随君意，不再多说什么，可是灵活机变的石显敏感的意识到这不仅是个呈表忠心的机会，而且也是打击敌手的好时机。于是石显假装害怕，立刻跪下，边叩头边流泪对元帝说：“陛下信任我，让我做些小事，我只知忠心耿耿的为陛下做事，以致于早晚进出，得罪了一些人。这样下去，我的命是迟早保不住了，陛下还是让我到后宫去干些勤杂零活吧，也好保住我这条性命。”石显这么一哭一说，不但推掉了可能的罪责，而且显得十分无助可怜就把本来就倾向于他的元帝弄得不安起来。元帝想石显一片忠心，竞遭人诽谤，也实在是难为了他。于是并不怪罪石显，反去斥责那些弹劾的官员。这样，石显一方面提高了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一方面也迫使自己的敌手慑于威力不敢轻易进言了。
像石显这类小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出差错、出纰漏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甚至于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只要有冠冕堂皇的借口，坏事情也可以变得无关痛痒，甚至还可以变成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因此，小人自恃他毫无道德负担的口舌与灵活机变的办事能力，他向来也不怕出现矛盾、产生麻烦，小人往往就是在化解矛盾、解决麻烦的过程中一步步壮大着自己，打击着敌人。小人的这种本事，简直使小人成了世界上最难以戳穿的人。
3。小人都有交际的天才
马克思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这说明人类不是独来独往的动物，再特立独行的人在思想上行动上也都无法完全脱离群体。人类集结在一起，产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站在群体高度来看其实都是人际关系相互作用、错综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基于这一点，卡耐基才提出自己的观点：“一个人的成功有百分之二十得自于业务能力，而有百分之八十靠的是成功的人际交往。”他这样说似乎是过头了些，而且不免有些让人沮丧：照此说来我们岂不是要拿出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人际关系上吗？且不说其中的烦难，光拿一般人的一般观念来看，在人际关系上动太多脑筋总是不大高尚且让人怀疑的。
小人在这个问题上则不存任何心理障碍。我们说过小人是完全人世的，可是他人世的方式和一般人又不太一样：一般人都渴望做些事情，在世上成就一番事业，同时也对这个社会有了自己的贡献；小人则不然，他没有事业心，捉摸人、依附人、利用人以实现自己的那一点私利就是他的全部事业，而如何把这点有关于人的事情操练得愈加纯熟精湛就是他对于“事业”的理想。小人不是投入百分之八十而是几乎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人际交往上，人群繁衍之地就是他得以纵横挥洒、尽展才华的乐园。小人的这项“事业”虽然对于社会群体不会有任何的益处，但小人自身却可以因此而扶摇直上飞黄腾达。
（1）只要是有利用价值的人，小人总要尽量交往攀附，并且挖空心思投其所好、博取欢心。这世界上的哪块地方小人密度最大？毫无疑问在那些有权有钱、有名有望者的周围最少不了小人的踪迹，这人世间许多热闹许多事端也正是在这一块领域里滋生的。想当年阮玲玉深受小人坑害，最终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撒手人寰，那教训不可谓不惨重不可谓不深远，可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或时下的名人身边小人还是像苍蝇一样嗡嘤不散呢？这恐怕也有名人自身的原因，名人功成名就，为人景仰，可是人最初求名的动因里绝不仅仅是有人景仰就罢了，他潜在的也需要着、欢迎着别人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