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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信任。他当盐铁使、租庸使时，不管百姓死活，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当了宰相后更是大胆妄为，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他广占田地，建立十几所豪华的庄园，耗资巨大，代宗渐渐对元载的专权骄横无法容忍，便于大历十二年下旨抄了元载的家，并派吏部尚书刘晏审问他。
刘晏知道元载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党羽，不敢专断，代宗便让御史大夫李涵等人和他一起审理此案。刘晏秉公审理，将元载处死，元载的党羽之一、吏部侍郎杨炎也被贬为道州司马。杨炎自此便对刘晏怀恨在心，虽然被贬，但一直在等待机会报仇。
大历十四年，代宗驾崩，德宗即位。德宗因为当初被确定为太子时得到过元载的支持，所以想为元载翻案，因他爱好杨炎的文章，于是又提拔杨炎做宰相。
杨炎一朝大权在握，便想办法发泄他对刘晏久压在心头的愤恨。代宗生前宠爱独孤妃，喜欢她生的儿子韩王李迥，杨炎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对刘晏造谣中伤，说他曾密请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动摇德宗当时的太子地位。杨炎痛哭流涕地对德宗说：“幸亏祖宗保佑，刘晏对先皇和陛下的离间才没有得逞，现在刘晏依然握有大权，我身为宰相而不能治他的罪，实在是罪该万死。”
德宗对杨炎的话信以为真，幸亏几位大臣说这件事没有查明，不能得出结论，德宗这才没有发作，但他自此对刘晏的好感尽失。
对杨炎来说，不打倒刘晏绝不罢休，他见对刘晏的诬陷没有成功，便又生一计，他提出，各种专使分割了尚书省的权力，建议将盐铁、转运等使之职仍交给户部管理。德宗答应，并免去刘晏所领的各种使职，接着，又借口刘晏“奏事不实”，把他贬为忠州刺史。
但此时的杨炎仍是不依不饶，他任命与刘晏有矛盾的庾准为荆南节度使，作刘晏的顶头上司。庾准自然明白杨炎的用意，上任后不久便诬告刘晏与朱池通信，说刘晏怨恨朝廷，企图谋反，杨炎又火上浇油。德宗大怒，想降诏诛杀刘晏，又怕天下人不服，于是派亲信太监到忠州，将刘晏秘密杀害。
刘晏勤俭供事，廉洁奉公，他的政敌以为他执掌经济大权二十年，家里一定有金银财宝，便主张抄他的家，而抄家的结果却令他们感到意外，只有“杂书两乘，米麦数斛”。
刘晏与杨炎，一个为君子，一个为小人，刘晏为官考虑的是如何为黎民百姓多做些事，如何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出些力，杨炎做官却没有刘晏那样的理想和抱负，他心胸狭隘，睚眦必报，国家的兴亡、百姓的死活是不在他的考虑之内的，他考虑的就是如何搞倒那些与自己不睦的人。
刘晏为官多年，自然也有一些政治经验，也知道小人得罪不起，因此有时他委曲求全，这正是为了防止小人的陷害而不得已为之。但是，刘晏不可能将主要精力放在提防小人上面，他有许多正经事要做，而小人杨炎，他却寻找一切机会打击刘晏。为了打击刘晏，他可以不做其他任何事。这样一来可以说刘晏对杨炎防不胜防，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君子不能时时防范小人，小人却在时时寻找打倒君子的机会，所以小人总能找到打倒君子的有利时机，君子常常会因为小人的防不胜防而被击败。
（3）君子光明正大，小人阴险狡诈。君子一味追求自己的事业，他个人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在做事时能够做到光明磊落。他们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正义在自己手中，所以对待奸佞小人就毫不避讳，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时就当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发现小人的过错时敢于当面指责。多数君子直言不讳，却忽视了他们批评的对象，如果被批评者是小人，那么君子的麻烦就来了，那些小人一有机会，就会对君子进行报复。
小人做事时却不像君子那样光明正大，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可告人，所以就不能将自己做的事公之于众。他们喜欢做一些小动作，暗地里捣鬼，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意图被别人发现。
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小人对君子放的是暗箭，所以君子在与小人争斗时常常会败下阵来。
小人案例之六十九：绍兴八年，宋高宗提拔枢密使秦桧为右相，此时，担任左相的是赵鼎。赵鼎与秦桧的关系一般，并非秦桧的心腹，所以，秦桧一上任便将赵鼎作为他打击的首要目标。
当时，宋金正在交战，赵鼎对于抗金不是很积极，他也主张宋金议和。但是，赵鼎的议和策略与秦桧的全面投降却不相同。
金国派使者乌陵思谋与宋议和，宋高宗和秦桧派人给乌陵思谋送一份厚礼，命宰执大臣和乌陵思谋在都堂议事，但是后者却得寸进尺，要求宋朝的宰相到他的住所商量议和之事。赵鼎对此坚决反对，乌陵思谋没有办法，只好来到都堂，可是他来都堂时想给宰相行客人之礼，赵鼎制止了他，让他行了从官之礼，这才重重打击了乌陵思谋的嚣张气焰。
后来，王伦出使金国，赵鼎特别嘱咐王伦说，高宗登位已有很长时间了，宋朝和金国君臣关系早就确定下来，这次不能改变原来的礼节。关于地界划分问题，应当依照钦宗时订立的盟约，以旧河（黄河旧道，位于山东省）为界，不能以新河（黄河新道，位于江苏省）为界，如果金国对这两件事不答应的话，那么就拒绝与金国议和。
正因为赵鼎这些主张与秦桧无原则的投降不同，所以秦桧更要将赵鼎排挤出朝。
于是，秦桧便开始了他的黑箱操作。他先推荐肖振作侍御史，肖振一上台，他便指使肖振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说他“不以孝闻于中外，乞赐罢斥”。这件事明着是对刘大中，其实是针对赵鼎的，肖振弹劾了刘大中后，又到处放出风声，说赵丞相不久也会离任。一时间，关于赵鼎罢相的议论铺天盖地而来。其实这些谣传都是秦桧让人造出来的，目的就是动摇赵鼎的地位。
接着，秦桧又利用立太子这件事狠狠地黑了赵鼎一把。原来，宋高宗体弱，又因为在与金兵作战中过度惊恐而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膝下无子。于是，他便选了宋太祖七世孙赵伯琮、赵伯玖进宫抚养。伯琮被封为建国公，原想让他做皇位的继承人。过了一段时间，高宗又封伯玖为吴国公。当时几位大臣商量这件事，都认为不合适。因为伯琮的封地建州，不过是一郡之地，而伯玖的封地吴，却是一个大都会。他们认为弟弟的封地不能超过兄长，赵鼎也这样认为。
于是，赵鼎等几位大臣想联名上奏皇帝，让他取消这一决定。秦桧答应参加，可是当赵鼎将奏折写好后，刘大中署名，秦桧却变卦了。赵鼎说，还是三人联名上奏为好，秦桧却说：“我明日再奏。”赵鼎没有办法，只得在没有秦桧署名的情况下将奏折呈上。
第二天上朝时，赵鼎说：“建国公虽然没有被正式确立为太子，可是天下人都以建国公为太子，所以在处理封地这件事上应当慎重。”此时的秦桧却一言不发。
退朝之后，枢密副使王庶对秦桧的奸诈行为非常气愤，说赵鼎做错了事，不该信任秦桧。秦桧也怕这么做会遭到群臣的非议，便说第二天再单独面奏皇帝。
可是到了第二天秦桧单独面见皇帝时，他却说了另外一套话，他说：“赵鼎急着想立皇太子是因为皇上现在没有亲生儿子。皇上应该等有了亲子之后再立太子。”阴险的秦桧明明知道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却故意说这样的话刺激宋高宗，使宋高宗对赵鼎极为不满。
事后，赵鼎知道高宗对自己成见太深，便上书请求辞职。绍兴八年十月，宋高宗罢免了赵鼎的相位，把他贬到绍兴府去了。而此后的秦桧独揽相权，变得更加独断专行了。
赵鼎之所以不敌秦桧，就是因为秦桧能暗地里使坏，赵鼎在明处谋事，而秦桧却在暗处谋人，赵鼎的一言一行秦桧了解得一清二楚，对于秦桧的所作所为赵鼎却丝毫不知，在争斗起来时，小人秦桧能够在暗处给赵鼎以沉重的打击，而赵鼎却只有挨打的份儿。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做起事来光明磊落，敢做敢当，就是与人争斗靠的也是自己的实力，这都是君子的性格所决定的。而小人做事却不讲光明正大，他只要能将对手击败，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搞阴谋更是他们的特长，君子之所以常常被小人打败，就是因为君子的阳谋敌不过小人的阴谋。
2。君子不忍破坏大局，小人不怕破坏一切
君子和小人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正如前面章节中提到的那样，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不同的。不仅于此，在追求其奋斗目标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不相迥异的。
每个人在追求其个人目标的过程中，都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就是自己追求的目标常常会与外界条件产生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刻意地去追求自己的个人目标，自己的个人目标或许能够实现，但这可能会对外界，对其他人或者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自己不愿意给其他人或者整个民族、国家造成危害，那么自己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可能就会付之东流，出现这种情况时，小人和君子的不同就极为明显的表现出来。
识大体、顾大局是君子的特点，当个人目标影响到大局时，君子会全部或部分放弃自己的个人目标，以这种方式来顾全大局。在君子看来，他的个人目标实现与否，可能只影响到他一个人，而大局的破坏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当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君子还是以大局利益为重。所以，在两国交锋时，是君子身先士卒；在百姓有苦难言时，是君子为民请命；在皇上昏庸无道时，是君子敢于直谏；在路见不平时，是君子拔刀相助；在受人迫害时，又是君子能够忍辱负重。由此看来，君子是能够为了大局而做出牺牲的。
小人却恰恰相反，他在追求其个人目标时根本不像君子考虑的那么多，他每时每刻考虑的都是如何实现其个人目标，获取其个人利益，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其个人目标，获取其个人利益，他是不择手段的。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他不会考虑大局利益，甚至会以大局利益为代价换取个人利益。小人为了达成其目标，不惜出卖、毁灭一切，大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小到个人的生命。
正是因为君子在追求个人目标的同时要考虑到大局的利益，而小人总是专心致志地追求其个人目标，此外别无其他，所以最后成功的多数是小人，而失败的多数是君子。
小人案例之七十：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家喻户晓，这个故事教育人们只要有志向，能吃苦，励精图治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实际上，越王勾践最后能够打败吴王夫差，是与吴国的重臣中出了小人有重大关系的。
公元前496年，吴越两国发生战争，吴王阖闾战败身亡，死前叮嘱儿子夫差要为父报仇，三年后，夫差为报杀父之仇，以伍子胥为大将，伯韶为副将，统领大军攻打越国，越国惨败。
为了不被灭亡，越国大臣文种对勾践说：“现在我们只有求和才能保全越国，吴国的副将伯豁贪财好色，并非君子，大将伍子胥却正直无私，深谋远虑，两个人一直不能和睦相处，伯韶担心伍子胥功劳过大，自己永无出头之日，吴王夫差也对伍子胥不大满意，暗中庇护伯豁，我们只要到伯帮的军营，送上一份厚礼，再带上几名美女，贿赂伯豁，他肯定能帮我们办成议和之事。”
越王勾践现在无计可施，只好派文种带上八个美女，二十双玉璧，一斤黄金，到吴国的军营中拜见伯豁，并奉承他说：“将军您是吴王最信任的人，论功劳之大也非您莫属，吴国大事的决定权都掌握在您的手中，只要您在吴王面前美言几句，那么吴越就可以熄战火，讲和修好。”
伯韶瞟了一眼越国的美女和那些礼物，倨傲地对文种说：“现在整个越国都是吴国的了，难道我就值这么点儿金子吗？”文种何等聪明，一听伯韶话中有话，连忙说道：“将军不要生气，这些东西只是见面礼，只要您在吴王面前多多美言，使吴越修好，那么我保证越国的珍宝和美女将定期给您送来。”
一想到美女和珍宝，伯韶禁不住喜上眉梢，但还故意装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文种说：“我们求和，不直接去恳请吴王，也不去右营找伍子胥，而是直接来找您，这是因为您更贤明，肯帮助那些处于危难中的人。”此时，伯韶才答应了文种的要求，同时又无所顾忌地说：“事成之后可要重重谢我，明日早朝，我领你去见大王。”伯帮早已将国家利益抛在了脑后。
第二天，文种由伯韶带着去见吴王夫差，文种一见到夫差便赶紧跪谢自责：“越王勾践年幼无知，得罪了贵国，现在非常后悔，愿俯首称臣，所以派我来向您求和。”吴王夫差大怒：“勾践杀了我父亲，占领了我的国土，我岂肯就此罢休？”看到这种形势，伯韶赶忙站出来为越国说好话：“大王，越国虽然战败，但会稽还有五千精兵，如果一定要打，那么吴国将士肯定会有大量伤亡。并且，如果越国逼无奈投降了楚国，那么吴国既得不到越国的财富，又增加了楚国的军力，使我们的劲敌又增加了一个。权衡比较一下，还是接受越国讲和为好。”
对于讲和之事，伍子胥极力反对，他劝谏吴王说：“斩草一定要除根，我们吴国和越国是邻居，几代以来一直是敌手，多次作战也是互有胜负，我们不趁现在的有利时机将其灭亡，将来一定会养虎为患，并且，勾践是明君，文种、范蠡又是难得的贤臣，他们被放回国后一定会卷土重来，到那时吴国就危险了。”夫差一听伍子胥的话，觉得也有道理，便问道：“既然勾践愿意作做我的臣下，那么他们夫妇愿意跟我回吴国吗？”伯韶连忙说：“勾践夫妇愿意到吴国伺候您，整个越国都是吴国的了，大王还是允许讲和吧。”于是夫差便听信了伯韶的馋言，答应与越国讲和，撤回了吴国的军队。
吴王夫差战胜越国后开始变得贪图享乐起来，越王勾践也趁机将美女、珍玩源源不断地送给吴王，使吴王玩物丧志。有一次夫差要修建一座姑苏台，勾践听说后，连忙派人到会稽山砍下最高最粗的树木，派人送给吴王，吴王看到这么高大的木料非常高兴，说大材不可小用，命令修改原来的计划，将原来的设计按木料加大。越国还派了许多能工巧匠来吴国帮助建造姑苏台，他们在设计和施工时，总是以最花钱，最费力，最华美为标准，吴国的百姓都要前来做工，百姓对此怨声载道。
这一切被伍子胥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多次上书劝谏吴王，说勾践有宏伟志向，不是庸才，别看他现在唯唯诺诺，其实是要休养生息，他送来的贡品没有一件不是供吴正享乐的，其真实目的正是为了让吴国放松警惕，一有机会便会攻打吴国。而吴王夫差却不以此为意，他说：“越国人口已伤亡大半，物资已被我占有，哪里还会有力量攻打我们呢？并且，勾践已对我称臣，哪有臣伐君的道理？”
伍子胥回答说：“当年夏桀不杀商汤，商纣不杀文王，到后来夏桀被商汤流放，商朝被周朝灭亡。当年大王同意与越国讲和，是一次错误；后来大王又不杀勾践将他放回越国，又犯了一次错误；现在越国正暗暗整修军备，施行弱吴之策，如果大王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那么恐怕吴国要步夏、商的后尘了。”
夫差听后觉得有道理，便想向伍子胥问计。可一直在收受越国贿赂的伯韶却说：“越国送木材、工匠是它臣服的表现，这对于我国有利无害，送珍玩美女，是供大王开心取乐，也不能助越国强盛。伍相国把大王与夏桀、商纣相比，虽然不是恶意中伤，但是否也太过份了呢？”夫差听了伯韶的话，对伍子胥成见更深了，他变得更加宠信伯豁而疏远伍子胥了。
伍了胥为了吴国的利益，并不顾及吴王对自己的态度，犯颜直谏，却得不到吴王的重视。伯帮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收受贿赂，宁肯祸国误君。伯韶不让吴王制裁越国有他自己的计算，因为如果吴越关系紧张，那就断绝了他从越国得到美女和财物的路子，如果吴王采纳了伍子胥的意见，那就显不出自己的高明，不利于巩固自己的权势。
伍子胥因为是一个君子，所以不能仅仅考虑吴王对自己的好恶，不能仅仅顾念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他对于国家利益的得失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而伯豁因为是一个小人，没有伍子胥所背负的过多的包袱，一门心思谋取个人私利，打击异己，并且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完全置国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