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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给王振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太后的严密监督下简直大气也不敢出。但是王振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有张太后和三位大臣执掌朝政，他王振要想翻江倒海确属不易，况且自己平日借代皇上传旨之便做了不少欺君枉上之事，此次能够保存一条活命已是不幸中的大幸。既然时机不成熟，那么也只能按捺住性情，等待时机再求一逞。这样，王振非但没有被这次挫折所击垮，相反，他倒吸取了不少教训，自此不再做明目张胆的坏事，而是一方面巴结英宗和众大臣，另一方面暗地里大量培植私党，势力逐步强大起来。这就为他后来擅权奠定了基础。
假如排除目的与手段的道德评判，我们必须承认像王振这样的小人所具有的挫折意识与屡仆屡起的精神也是许多取得成功的奋斗者们所共有的特征。事实上，小人的这种作为固然是与他在强大私欲支配下身不由己的事实不无关系，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小人的这种迫于生存境遇不得不坚挺柔韧的生存姿态还是多少为我们正常人提供了一点点启示。这其实也正是我们研究小人的意义之一。
（4）小人往往对形势有敏锐的判断，见风使舵的性情增强了小人在复杂形势下的适应能力。我们曾经讲过，无论是在官场、商界还是学界，小人对各种力量的消长都有着敏锐的洞见能力，加之天然的依附性，这就必然使小人无论在人际交往还是在人生选择上都表现出见风使舵的特点。如果把人生之旅比作船的航行，那么一般人往往是按照航线规规矩矩的前进，而小人则不然，他既无原则也无立场，任由风向决定航向，任由涡流引导而丝毫不惧触礁沉船的危险。而一旦绕过了暗礁险滩，小人则又往往航行到一般人的前头去了，哪怕是在这一过程中船身船帆已溅满了肮脏的淤泥污点。
小人案例之十五：1948年寒假里发生的一件事令姚蓬子颇为不安，那是1月28日晚上，儿子姚文元回家相当的晚，而且学生证也被警察搜去了。姚蓬子深感震惊：儿子竞参加学生运动去了！
当时姚文元正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同济大学成了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他们这些中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为了这件事，姚蓬子狠狠训了姚文元一顿，不许他再参加学生运动。特别是“一。二九”运动遭到镇压之后，他就更为儿子担心了。不久，姚蓬子便让儿子转入了另一所上海名牌中学——沪新中学。
父子二人都巴望着这一回可以安心读书以备将来考大学了，不料开学第一天，放学回家的姚文元就给父亲捎来了这样一个消息：“爸爸，今天我到沪新中学上学，一眼就认出我同桌的同学。他自己说叫‘崔震’，可我知道他叫崔之旺，是同大附中在‘一。二’事件中的学生领队，后来被学校开除了，我也就再没见过他。他是共产党……”
姚蓬子的心猛地紧缩了：他好不容易让儿子离开左倾色彩浓厚的同大附中，如今又跟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坐在了一条板凳上，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姚蓬子开始耐心地向儿子询问详细情况。当他得知崔震并不认识姚文元，而姚文元也并没有把事情说穿时，他再告诫儿子绝不能让崔震知道这件事，千万要老老实实地读书，专心为考大学作准备。
明白事理的儿子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父子间的谈话结束了。但是姚蓬子却还是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合眼脑海里浮现出坐在儿子旁边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他干脆下了床，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反反复复的捉摸报纸，仔仔细细地权衡，几乎调动了自己以往的所有经验：政治经验、投机经验、商业目光……终于，他停住了脚步，一个决定在脑海中形成了。
第二天，姚蓬子把儿子叫进卧室，关上房门，问道：“你能肯定崔震真的是共产党？”
“看样子，八九不离十。”
姚蓬子点了点头，低声说：“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你就跟他接近，争取参加共产党……你知道吗，依据我的估计，明年的这个时候，上海恐怕早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在这方面并不缺少悟性的姚文元恍然醒悟。
从此后，姚文元常常故意在课上翻阅高尔基、鲁迅等人的革命作品，并且做出专心致志的痴迷样子，这自然引起了崔震的注意，跟他聊了起来。姚文元添油加醋地把当年父亲在重庆开进步书店、与许多左翼作家交往甚密的事情描述了一番，还说自己受父亲的影响，对民族解放早就心向往之……崔震听后虽然不动声色，但暗地里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姚文元的名字也就很快被列入沪新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名单中。
几天之后，姚文元偷偷把入党申请书塞到崔震手中。
从畏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到向年轻的地下党员拉关系、套近乎、寻求人党机会，姚氏父子的这一转变不可谓不重大。在他们看来，加人哪一个政党并不在于这个政党所介导的政治纲领、价值体系是否与自己的观点相投，而只在于这一政党在当前是否拥有相对强大的实力或者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选择政治立场如此，选择其它事关个人长远或眼前利益的观念和实体也是如此。小人的人格就是这样的飘泊无依。这种飘泊假若加之于一个正常人身上恐怕将是难以言说的痛苦，因为作为一个有着完善自我道德之心、具备着“做好人”自发愿望的正常人是很难坦然面对自己道德体系的支离混乱的，但对小人而言，却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适应能力，大大帮助了他维系其近乎动物式的生存。
以上五节我们探讨了小人所具有五点较为重要的特征和优势，但如果抛开目的和手段的道德因素不计，很显然这几个特征也是优秀人物取得成功的基本特征。以下三节，我们将继续探讨小人所独有的而且颇具小人个性特色的特征，其中伪装是小人的常用手段，缺乏道德感是小人最本质的内在特征，而依附权势则是小人根本的生存方式。作为小人的主要特征，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小人私欲强烈却没有道德负担，因此必须采取不能见人的手段攫取利益，为了掩饰其真实的动机和手段的不道德性，小人必须采取伪装的方式，这两者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小人只具备了这两点还不足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人，真正意义上的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而小人只有依附了势力，才能够借助外力无所顾忌地追逐私利，才能够将其仇恨美好事物必欲毁之而后快的天性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小人要找到可以依附的势力，其伪装的天性和无道德负担的心理又是必要的条件。
6。小人都有伪装的本能
在动物界，某些动物自我“伪装”的本领之高常常令人大吃一惊，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保护色”之外，有些动物还从形体、神态上自我“伪装”，譬如一些寄生在林木间的小动物会把自己“装扮”成花朵、叶片、茎条的形状，借以保护自己不被天敌识别、抓获。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动物的自觉，甚至于连本能也算不上，它们不过就是以这样的存在方式无意地逃过了一批又一批天敌的眼睛，并最终使该物种历经漫长的年代生存下来。相形之下，小人的善于伪装，固然也与其客观的生存境遇有很大关系，但更多了一些自觉的特性。小人虽然在人格上存在缺陷，但他并不缺乏正常的感知与判断能力，一方面他很清楚自己谋取私利的不道德性和危险性，另一方面他又明白自己倘想得志必须依附势力，这两者都迫使小人戴起伪装的面具，操起善变的言辞。小人自我伪装的伎俩操练到纯熟的程度，简直就成了动物条件反射式的本能，保护小人这一物种从古到今绵延不绝。
（1）小人总是依据时势和别人的爱憎来塑造自己的形象，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深藏起来，等待时机捞取利益。小人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对于小人善于作伪的这一本性我们怎样表达自己的气急与恼恨都不为过，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实在是耳闻目睹了太多这样的实例，我们自己也常常深受其害。往往，你身边最为信赖的朋友恰恰是一直深藏不露准备利用你、陷害你的死敌，当你被这样的“朋友”一脚踩在脚下时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沉重的打击？更何况在某些时候小人分明是利用了你、祸害了你却还能让你认不清面目、抓不住把柄因而发脾气都找不到对象。由此看来对于小人伪装的本性确实应当好好研究一番。
小人案例之十六：1958年对于张春桥来说可算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他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其实，早在这之前张春桥就已经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反右英雄”，凭着一支生花妙笔今天批这个，明天驳那个，颇有一些威风。只不过发表这些文章时张春桥总是用各种化名署名。什么“何泽”、“子执”之类，因此他本人的名字倒还算不上广为人知。
这一时期张春桥的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戏称“不管部部长”，意指这是个虽没有多大权力但也安闲的职位。不过对于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而言，张春桥乃是他作重大决策的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因为张文笔好，理论能力强，对于国家领导人的最新指示领会得准确迅速，这样的人才，当然十分难得。而张春桥每次发表文章，事先也总要请柯庆施指点，依靠柯庆施这棵大树，张春桥在上海这块地方虽藏匿较深，却可以轻易掀起风浪。
张春桥将自己伪装成默默无闻的“不管部部长”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很得柯庆施的信任，而柯乃是上海这块地方最牢靠的大树，他断不能因轻举妄动、风头太劲而失去这个依靠；另一方面，这个“政策调研室主任”的身份很便于他掌握和研究党中央、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这种研究的成果不仅服务于柯庆施在党代会上的各种发言和报告，而且直接服务于他自己在理论领域的“建树。”
张春桥深深知道，他张春桥要真正走出上海出人头地，能否吃透伟大领袖的“思想”至关重要。为此张春桥特别注意柯庆施每次去中央开会带回来的“最新指示”，往往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到晚上就反反复复地研究这些言论。终于，他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例如他从毛泽东的多次讲话中揣摩到了主席对于现今八级工资制的异议和对于红军时期供给制的怀念。摸准了这个思想脉络，他数易其稿，终于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张春桥深知这篇文章意义的重大，正是引起中央重视的绝好时机。于是，他第一次揭开了蒙在脸上的神秘面纱，端端正正的署上了“张春桥”的大名。
很快，这篇文章在《解放》杂志上发表，并迅速寄到了毛泽东手上。毛读罢大加赞赏，指令《人民日报》转发，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不仅在上海名声大振，而且引起了毛泽东和全中国的注意，为他以后“飞上枝头成凤凰”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张春桥自己十分清楚，他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力量，因此必须暂时依靠象柯庆施这样的靠山。既然柯庆施喜欢拿他当秘书使唤，那他就干脆老老实实地作他的“政策调研员”，把柯最为欣赏的一面拿出来，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连发表文章也从不用真名，可谓一时一刻不松懈，作伪到家。而一旦机会来临，他自然不会再甘心作隐士、专为他人做嫁衣了，而是毫不犹豫地踩着别人的肩膀爬上去，绝不会有一丝的胆怯或羞赧。总之，像张春桥这样的小人不论在别人面前呈现出什么样的形象，都是他依据时势和别人的好恶作弄出来的，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遮掩面目的，具有不折不扣的虚伪性。
（2）小人总是找合理的、符合公共道德规范的借口来掩盖动机、遮羞蔽丑。为了达到目的，小人不仅要时时作出“君子”的气度，而且还要时刻为自己的种种作为寻找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不经意出现的漏洞，遗下的把柄编织搪塞的谎言。一般的人在偶尔撒谎之前总要经历一些或大或小的思想斗争，撒谎之后也常常会因为道义的谴责而久久不安，而小人撒谎却可以达到脸不红、心不跳、脱口而出而又教不能不信的境界。这就像一种名叫负鼠的动物，一旦遭天敌追杀就会发自本能的迅速作出僵死之状，骗过不食腐肉的敌人，而后一跃而起溜之大吉。小人靠欺骗来自我保护也差不多达到了同样的本能状态。
小人案例之十七：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军阀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当时日军正沿着平绥路节节进逼，阎锡山慌忙派61军李服膺部10l师守天镇，200旅守阳高。这个李服膺是个贪生怕死之辈，日军刚一进犯天镇城东的盘山，就下令弃城而逃。天镇被日军不战而占，无异于给整个儿山西守区捅了一个大洞，其余晋军都被迫撤退，把雁北地区拱手让给了日军。阎锡山的不抵抗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一时间舆论哗然，声讨激烈。
阎锡山知道自己是犯了众怒，在舆论上下不来台，心里也有些烦恼。但他非常清楚雁北沦陷绝不仅仅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要说最大的祸首，应当追究到蒋委员长的不抵抗政策那里去，他阎锡山也不愿把原本姓阎的山西地盘全部给日本鬼子占领，但是他得听蒋委员长的，这有什么办法？只是目前民怨沸腾，他这个司令长官威望大跌，说什么也得想些办法才成。想来想去，他决定采取“借人头平民愤”的办法，而这个“人头”就非李服膺莫属了。很快，李服膺被押赴太原司令部，由阎锡山亲自审问。只见阎锡山煞有介事地厉声问道：“你这个民族败类，为什么不抵抗就逃跑？”李服膺连喊冤枉，声称：“我是奉命撤军，罪不在我！”阎锡山害怕李把接到司令部撤军命令的实情说出来，立刻沉下脸训道：“你还敢狡辩！想当初我一路提拔你做了军长，你却拿这样的败仗来回报我，你对不起我也就算了，你对得起千千万万山西同胞吗？！”越说越怒，一挥手示意执法士兵将李服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阎锡山以抗战长官之名行不抵抗之实，却还可以“义愤填膺”地骂部下为“民族败类”，小人的脸皮之厚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既然把脸皮堆厚堂而皇之地撒几套不露形迹的谎言，就可以使“君子”的美名得以维系，小人又何乐而不为呢。小人要伪装，就离不开谎言，谎言之于小人就像一日三餐之于我们正常人一样不可或缺，甚至小人的谎言比餐桌上的饭食还要色味俱全、佐料丰富，小则障人耳目，大则欺世盗名，简直成了小人在正直人群中行走的无往而不利的宝剑。小人精于伪装的本性通过谎言得到了最为直接和充分的展现，小人也正是靠着一张由谎言、假笑和种种远离诚实的伎俩编织起来的伪善的面具赢得了在竞争中毫无公平可言的优势地位，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这是可鄙的，同时也是值得警惕和注意的。
7。小人没有道德负担
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向伪装很深的小人一旦抓住机会有所作为，那作为往往是令一般人触目惊心的。面对小人做事的方式及其引发的后果，我们惊诧、愤怒之余往往也会伴有深深的不解：“这些人竟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难道他们自己的良心就不会谴责他们吗？难道他们得逞之后就能够浑若无事心安理得吗？”然而，这样的疑问对于小人而言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像我们正常人一样的道德负担，自然也就不存在良心谴责与否的问题。如果说人们能够成就多大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排除外界对他的限制和约束的话，那么小人能够将在正常人看来至关重要的道义原则轻易地抛之身外，则在面对社会、面对他所渴望的种种利益时小人自然多出了不少的自由和轻装上阵的爽利，而这也就成为小人成事的又一大内在优势。
（1）道德的缺失使小人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常常会做出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不合规范、不合常情的行为。小人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