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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的缺失使小人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常常会做出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不合规范、不合常情的行为。小人之所以没有道德负担，恐怕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小人确实是具备着特殊禀性和质地的一种人，这种人天生具有很强烈的个人欲望，他追求物质享受、感官刺激的迫切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而更为糟糕的是，小人私欲强烈却又天然缺少爱心、同情心，他从不会因为珍爱他人的生活、事业而收敛欲望、节制手段，欲火燃烧的后果就是小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把道义原则挤出自己的视野。而在另一方面，客观存在的生存境遇又进一步强化了小人远离道义的决绝，长期的压抑、不得志造成的心理煎熬使小人丢弃了最后的一丝温情，铁硬了最后的一点柔软。小人如果坚定了这样的思想状态，那么即便行动上还不一定有典型的作为，而本质上却已是一个“小人”了。小人的这种没有道德压力的思想状态首先引致的后果就是小人常常能够无所顾忌地做出一些不合常情与规范的行为，生出一些在正常人看来荒唐无耻、大谬不然的事端。
小人案例之十八：公元前五二七年，楚国的楚平王要为自己的儿子娶一个媳妇，结果选中了一位远在秦国的姑娘。由于路途遥远，平王特地派自己的亲信——大夫费无忌前去迎娶。费无忌到了秦国，看到姑娘果然长得十分漂亮，当时心里想的也不过是“我国太子福分不浅”之类。可是，就在护送姑娘回楚国国都的路上，费无忌韵脑筋开始转起来了。
我们一般人恐怕无论如何也猜不到费无忌竟会在太子未来的妻子身上打出这么个“绝伦”的主意：既然这姑娘有如此的美貌，我为什么不把她奉献给国君呢？平王是一国之主，理应享用最出众的美人，更何况平王又“素爱美人”，这样一来岂不是一个请功邀赏的好机会吗？至于说君臣父子之间的人伦纲常，自然就不在费无忌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说做就做。尽管太子娶亲之事已是国人皆知，尽管迎娶的车队已离国都咫尺之遥，尽管王宫里的仪式已准备妥贴太子已喜上眉梢，但费无忌还是骑了一匹快马先赶到王宫。见到平王后，他先极力描述了秦国姑娘的美貌，说得好色的国君心旌摇荡，然后他便直言道，反正太子和姑娘尚未见面，大王何不先娶了她，日后再为太子找一门好亲呢？楚平王终于被说动了心，但他又清楚这事情关系到个人形象、社稷承传，马虎不得，就重重拜托费无忌周全操办。费无忌有了国君做后台，自然就更有底气，凭着小人所具有的不怕麻烦、高效率的办事作风，很快为平王办妥了这件事。就这样，这位原想来做太子夫人的姑娘，转眼间成了公公楚平王的妃子。
小人没有了道德负担，就必然擅钻礼法的空子，就像费无忌的这一场表演，有谁能够想到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中间还能够有这样的剧情发生？太子恼恨、众卿摇头，又于事何补？说他做得无可厚非吧，于情于理都是极大的忤逆；说他无耻下流理当治罪吧，你能说他犯了哪条法律？这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够感受到的那样，许多没有廉耻之心的小人在我们身边嘤嘤嗡嗡，分明在肆无忌惮地败坏着我们的生活和事业，可为什么就没有足够强大的法律力量或社会力量来遏制他们，惩戒他们呢？有时候甚至于出现像《水浒》里“杨志卖刀”的那种情况，明明是泼皮牛二纠缠杨志，可最终吃官司的却不是牛二而是一怒之下失手杀人的杨志，虽觉冤屈，却又无话可讲。看来小人的肆意妄为，跟拦路抢劫、杀人放火的恶人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
（2）小人眼里没有太多值得顾惜的事物，他不怕因自己的小利益而损害别人的大利益，甚至于不怕因此而毁坏大局。人所共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联系着人们对于这个世界诸多事物所持的基本态度，譬如他人，集体，社会等等。小人道义原则的缺失使他们对于外物缺乏最起码的认同感和契约意识，倘若这些“外物”无益于甚至有害于他们攫取利益的目的的实现，则小人通常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和打击乃至毁灭之的手段。小人的这一特征显示了他作为这个社会中的消极力量所具有的危害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有详细的讨论。
小人案例之十九：1933年底，康生到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当时，红得发紫的王明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会上作了报告，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高度赞扬。康生作为代表团副团长，抓住机会讨好王明，所到之处几乎言必称王明如何如何，且一提起来就万分激动的样子，这自然博得了王明的赏识。王明的赏识助长了康生在党内的威风，使得他加紧了排除异己的罪恶活动。
康生到莫斯科不久，中共中央某机关负责人武相景也到莫斯科疗养学习。一直以来，武相景就被康生认作是一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对他是个严重的威胁。因此一直怀有迫害之心。为了探明武相景对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态度，他在武来莫斯科之后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亲切的关照他要安心养病，并且说“我们之间情同手足，要互相帮助。”康生的这些言语使武相景十分感动。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康生带着水果、糕点特意去医院看望武相景，这当然令武万分感动。一番体贴的询问之后，康生开始貌似随意地跟武相景聊起天来。谈话间，康生提示武相景在莫斯科期间不要过多地谈以前在上海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对一些负责人，更不要说三道四，因为共产国际这边的情况也很复杂。”康生貌似关照武相景，实则害怕他把过去在上海工作时耳闻目睹的一些真实情况泄露出去，特别是康生当初靠整人才爬上去的事实。谈完这个话题，康生又问武相景：“在莫斯科这段时间，都听到些什么关于我的议论？”武相景是个直性子的人，根本没想到康生的话里暗藏着什么动机，于是据实回答了，说他以前以为康生是靠整人上去的，现在才知道是误解了他。至于大家的讨论，武相景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王明展开的，有些人认为王明心狠手黑，称王称霸，到了莫斯科也毫不收敛，很不得人心；还有人认为康生也在帮王明整人……听到这里，康生的眼睛一闪，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那么，你是怎么看的呢？”
老实巴交、心无邪佞的武相景此时真是把康生当作了好兄弟看待，出于对康生的一种负责，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个人也认为你跟王明跟得太紧了，这是不会有好处的。王明搞小集团活动，树立个人威信，这是一种分裂党的行为，其结果是我们都能预料的。”
康生终于诱武相景说出真实的看法，心里暗暗发狠，表面却作出一副深受启发的样子，说：“你这样肝胆相照，对我说出肺腑之言，真令我感激。我们毕竟是手足之情，彼此能够坦诚相见。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的。”
武相景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这几句“肺腑之言”，康生已将他列上了“黑名单”。“镇压肃反”运动一开始，康生就对武动了杀机，称这个人“是一个叛逆式的人物，必须想法除掉，否则后患无穷。”为此，肃反小组奉康生的指示，不分昼夜地围攻武相景，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兼特务。武相景义正辞严地反驳了康生一伙的逼供，但却最终逃不掉“铲除”的命运。很陕，在康生的命令下，武相景终于以“叛徒”、“特务”的罪名被送交苏联保安机关，不久被判处了死刑。
一个问心无愧的忠实的革命者，一个还将为革命事业奉献许多勇敢和才智的党的领导干部，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康生迫害致死了。对于一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对于党的革命事业而言，这意味着重大的损失，两者都是不可弥补、不可原谅的。但在康生看来，这一切都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基本道德感的缺失已使康生对“他人”的存在形成了这样的基本态度：于己有用的人，拉拢或巴结；于己无用的人，疏远或漠视；于己有害的人，排挤或毁灭。这是多么冰冷而残酷的划分！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或零星或群落存在的小人大多数并不至于像康生那样的作恶多端，我们所研究的是小人也并不是杀人放火的恶人，但为数不少的小人们都在自己所处的阶层里不知疲倦地以自我为中心作圆，对于有碍于其圆作得“圆满”者纠缠扰攘，极尽捣弄败坏之能事，想想其可怕程度也实在不亚于杀人放火了。
（3）羞耻感的丧失使小人能够自轻自贱到极其低下的程度。这恰恰是君子和正常人做不到的。有人称人类是懂得羞耻的两足直立动物，在众说纷坛的有关“人”的定义中倒也不失为一个很新鲜很有说服力的提法，因为“懂得羞耻”确实是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一大属差，这也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高明所在。提到羞耻感，我们当然并不仅指遮掩生理机体羞丑的本能行为，而更多的是指一个人在具有了完整的道德价值体系以后对于自己的错误行为所持的一种自觉的惭愧和羞赧。
由于小人所缺乏的正是完整的自我道德观念系统，因此其本能的羞耻感虽然存在，但对自我行为进行评价与约束的羞耻感却几乎匮乏殆尽了。没有了羞耻感的小人就如同因大剂量摄人麻醉剂而失去痛觉的病人一样，反倒不惧怕了医生的手术刀和开膛破肚的血淋淋，在向上攀援的过程中平添了不少能屈能伸的韧劲儿和自轻自贱的勇气，似乎倒也成了好事。
小人案例之二十：五代乱世时期，老百姓被走马灯般更迭的皇帝和朝代弄得苦不堪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连性命都保不住了。可就在这是非纠结、混淆不清的时代，却出了一个“五朝不倒翁”冯道。
冯道最初跟随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了后唐政权，明宗时开始出任后唐宰相。明宗去世后，其子李从厚即位，不到四个月，就遭到了同宗李从珂的讨伐，吓得李从厚慌忙跑到姨夫石敬瑭的军中，朝廷中一时群龙无首。第二早上，冯道和诸大臣按时上朝，却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从珂已兵临城下。冯道作为宰相，本应当召集群臣，商议怎样抵挡叛逆李从珂的进攻，向皇帝尽忠。但久经官场的冯道却另有打算，他思量当今皇上不过还是个孩子，成不了大事，而李从珂却拥有大军，且性格刚愎，将来这江山必定是他的。这样权衡再三，他竞作出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的决定。宰相如此，多数人也是无奈，只好随他一起去洛阳郊外迎接新皇帝。这样，冯道由前朝元老摇身一变，成了本朝的开国元勋。
不久，石敬瑭勾结契丹人，打败了李从珂，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冯道作为明宗时代的旧臣，被重任宰相之职。
“儿皇帝”石敬瑭要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这可是个忍辱负重的职务，其实质就是走狗一条。石敬瑭想让冯道去，但怕他不愿去，谁知一开口，冯道竟欣然同意了。其实，冯道也知道其中的屈辱危险，但要想官位坐得长久，少不得要多巴结巴结“父皇帝”，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到了契丹国，辽主耶律德光见这个老头儿倒也忠诚可爱，就留他多住了些天。没想到冯道拼命巴结辽主，希望留在契丹，不愿回国了。耶律德光强令他离开，冯道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石敬瑭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时间，辽主耶律德光就率大军南下，占领了汴京。冯道料想这一回天下是契丹人的了，就故技重施，派人主动投靠耶律德光，本想耶律德光会像以前的皇帝一样热烈欢迎他，却不曾料到北方夷族不懂中原的人情事故，对他一点也不客气。这可把冯道吓坏了。赶忙换上笑脸，小心侍候。耶律德光问：“你为什么要来朝见我？”冯道回答说：“我既无兵又无城，怎敢不来？”耶律德光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就调侃着问他：“你该算是一种什么样的老东西呢？”冯道回答：“我是一个无才无德又憨又傻的痴顽老东西。”耶律德光哭笑不得，也就没有为难他。后来因冯道吹拍得力，就又混了个辽国“太傅”来做。
在中原人民的抵抗之下，契丹人被迫撤回。自此中原地区又开始了走马灯一般的朝代更迭。冯道凭着一身奴颜媚骨和一副痴形顽相又相继在后汉和后周政权中站稳了脚跟。甚至于就在他风烛残年之时，他还准备着为自己留条后路，以便在下一个王朝继续作官。公元954年，这个73岁的官场的“长乐老”，总算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从我们今天来看，封建政权的更替不过是兵强马壮者争权夺利互有胜负的一种表现罢了，其中倒也确实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分野。不过这也仅是我们今天看来，在冯道所处的那个时代，忠君爱国却是朝臣首要的人生信条，所谓“忠臣不事二主”，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思想意识中理所应当的道义原则，倘若为求生而背叛君主，就会被全社会的人唾骂为“奸臣”，对于一个封建官僚而言，这已经是最为沉重的骂名了，更何况卑躬屈膝、不知羞耻如冯道者。冯道如果不是已经彻底丧失了羞耻感，恐怕也无法终其一生做出这样至卑至贱的姿态来。想当年韩信能屈能伸、，可忍胯下之辱，但那忍也是颇有限度的，倘若那几个泼皮再提出更多的要求，。譬如说一边爬一边学狗叫等等，恐怕韩信也免不了大为光火，砍他一个两个。但如果换作冯道之流，我们可以想像他恐怕依然能够快然为之，因为其自轻自贱实在是已经到了正人君子和常人难望项背的地步。小人靠自轻自贱谋取利益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自我道德感的彻底丧失。而小人没有道德感即是小人最本质的内在特征，小人之所以小，也正是小在了人格操守的缺失上。
8。小人善于依附势力
就像爬山虎或菟丝子总要攀援外物，小人这种特殊的动物也具有依附的本性。依附权势是小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小人之所以要依附权势是由小人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同时也是有着必要的条件和心理基础的。首先，小人天生具有强烈的私人欲望，但是就如同爬山虎或菟丝子如果生在平地就只能葡匐爬行、萎顿不振一样，小人深知凭自己的独立力量还不足以成事，或者说虽具备着一技之长可以在社会上立人立事却仍无法满足其强烈的欲望，因此，小人如果不甘于在某一水平线上爬行而渴望向上登攀出人头地的话，他就必须要寻找可以凭藉、依靠的力量。小人要依附，其毫无道德负担的思想状态为他制造了无牵无碍的心理基础，而其善于伪装的本能又为他创造了良好的技术上的条件，所有这些都使小人都以肆无忌惮地向上攀附。
另一方面，小人之所以善于依附也有着客观上的促发土壤。当代作家王蒙曾经在他的一篇自省性短文里提到生活中的某些无奈之处，譬如在他任文化部部长期间，虽然自己一再地提醒自己、警示自己，但最终还是相信了、亲近了乃至于提拔了自己本不愿提拔的小人。王蒙的无奈与懊悔自然有他自己的特别之处，但是我们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但凡是历史上和现今社会里的大人物，只要其德其行还没有修炼到真“君子”的境界，就难免会留出一些空子给小人来钻。譬如说，大人物因为其特殊的名望地位，往往反倒会碰到一些特殊的限制以致于做不成事，而要做成这件事，就必须违反某些规范或者亵渎某些至少在大人物看来不宜亵渎的“神圣”，这恰是大人物不能或不愿去做的。于是，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一个颇有“需求”的“市场”，吸引有特殊！才能“的小人纷至沓来。小人没有操守，为所欲为，而且小人又是那么的善于捉摸、把握和满足主子的需要，这就使大人物虽然并不一定有意养奸却终于还是”相信了、亲近了乃至于提拔了“这样的小人，而本就需要大人物做靠山的小人也就自然高高兴兴的依附上来了。
小人案例之二十一：北齐天保初年，高湛得宠，被进爵为长广王，拜尚书令，不久又兼司徒，迁太尉，地位显赫，权重一时。这高湛乃是齐高祖高欢的第九子，由于生得“仪表瑰杰”，因此高祖“尤所钟爱”，并有立为太子之意。皇上的这种意图，早就被和士开揣摩出来，于是他便想方设法接近和巴结高湛，以备将来加官进爵。
高湛是个浪荡之徒，喜欢各种玩乐的把戏。当时流行的“握槊”（类似于后来的玩象棋）之戏就很为高湛喜欢。恰好和士开也精于此道，便常常找上门去与之对弈，两人棋逢对手，越玩越上瘾，关系也就由疏而密了。此外高湛还喜欢音乐，恰好和士开又能弹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