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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对印象派的接受在某种程度上对布迪厄的理论恰是个极好的注脚。不管是出身于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德加、马奈，还是出身于下层中产的雷诺阿、莫奈等，他们的作品无不以五彩缤纷的花草、车水马龙的大街、熙熙攘攘的庙会、小酒店里的农民、咖啡馆的布尔乔亚、黎明后的大海、夕阳下的树林、半裸的舞娘、撑阳伞的淑女等日常生活场景为表达的中心主题。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的都是一种优雅自然的美，除了最直接的愉悦感受外，不会让人有任何思考性的负担；特别是在雷诺阿的画中，你找不到对人生负面的反应与答案。然而这类反映中产阶级生活的绘画作品却触犯了正统的宗教思想，以致在当时根本不能获得官方的承认，自然也不会得到中产阶级大众的欣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景出现：在1874年印象派得以命名的一次展览上，观众寥寥无几；而1875年官方沙龙的展览，参观人次却多达40万！1886年，“巴黎印象派画展”在纽约获得首次成功。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印象派终于有权利在一间大厅里展出他们的作品。接下来的已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印象派绘画从另类归为正类，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流派。马振骋：《总统阁下，请留步，里面是法兰西的耻辱！》，辽宁：《万象》2003年第4期。
与法国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布迪厄也有着极强的精英意识。他认为，造就中产阶级文化的，是中产阶级和文化的关系——错误的认同与错置的信心。他们非常清楚合法文化不是为自己准备的，他们的渴望与焦虑，促使他们要牢牢地抓住它。布迪厄向我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今天的法国社会，贵族文化仍然是中产阶级的不同群体苦苦追求的目标。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法国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像美国那样差距明显，多数人的生活保持在相近的水平上。在这种几乎全民中产的情形下，仅从一个人的职业、教育水平、收入等外在因素着手，你无法准确指明他的阶级特性。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法国人的阶级意识较为淡薄，他们更为注重的是个人艺术修养与品位的差异，这在中层及中层以上的中产阶级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许这就是阶级消亡的观点会在法国出现的原因。在外人的目光里，法国中产阶级的身上，总是笼罩着一层精致的物质光环，伴随着这光环的，是温馨感人的浪漫气息与高尚优雅的行为举止。不管是在咖啡馆、海滩，还是汽车上、客厅里，人们谈论的话题似乎永远都是哲学、艺术、人生、爱情这类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即使涉及物质，也无关生存的必需，人们讲究的仍是它的艺术底蕴，用布迪厄的话说，许多被称作炫耀性的开支绝不是浪费，而是某种生活方式的必须因素。处于上升过程的中产阶级，与其他各阶级相比，更加乐于寻求与其他阶层间审美的区隔，他们会在所有便宜的物品中寻找出别致之处与独特意义，目的只有一个：强调自己不一般的艺术品位。所以，不同的审美性情倾向，不同的文化实践（消费），才是判断一个人所属群体的重要标准。换言之，在高度工业化的法国，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在决定个人的阶级属性上要更为关键；它指向的，就是文化的纯粹性所带来的高贵品质。Bourdieu；op cit；1984虽说经过历次革命，作为一个特权阶级，贵族在今天的法国已不存在，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贵族在法国一直就没有被真正推翻过，它的精髓已融入法兰西民族的血液里，至今仍无处不在，那就是：法国中产阶级。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一福利国家：新中产阶级的温床（1）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北欧指的是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和冰岛这五个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国土面积不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也有限，但由于这些国家二战后长年奉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发展策略，使其国家职能更倾向于强化社会功能，因此被称为“典型的福利国家”。
正因为如此，在中产阶级问题的研究上，北欧国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北欧国家既没有比尔·盖茨这样富可敌国的巨贾，也基本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人。街上偶尔有乞讨者，大多是吸毒成瘾者。在这些国家中，占人口比例最高的社会阶层是中产阶级。以瑞典为例，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人口比重的55％，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且，在北欧国家，人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中产阶级。仍以瑞典为例，尽管目前其中产阶级的比例还不到六成，但其国民对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率高达80％。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wwwdajuncn/ruidianshehuihtm。瑞典的情况在北欧国家中并不是唯一的，因为包括许多实证研究在内的结果都表明：丹麦、芬兰和挪威在社会阶级结构方面与瑞典有相当大的同质性。Hoff，Jens & Andersen，Jorgen Goul；“The Danish Class Structure”；Acta Sociologica，1989（32），p32
应当说，从各个方面来看，北欧的新中产阶级是中产阶级研究视野中的一个“理想类型”。本章将从瑞典、芬兰等国新中产阶级的研究入手，透视北欧国家的中产阶级景观。
一福利国家：新中产阶级的温床
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北欧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了黄金发展阶段。通过对二战的深刻反思，这些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方向性的调整。这些方向性调整为新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经济与社会层面的重要保障。
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由于考虑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源于私有经济发展的无序性，因此北欧各国普遍强调国家干预经济，强调国有化和其他形式国有资本对私人经济的直接参与。这种经济方式被称为“混合经济”。比如瑞典，其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成为典型的“混合经济”的代表。从社会的层面来看，考虑到贫富差距，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因而北欧各国普遍主张对遗产与收入征收累进税和实行转移支付政策，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更为均等，福利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慈善的形式出现。享受社会福利、确保人人就业和终生就业，抵御各种经济和社会风险，以及享受文明人应有的生活标准成为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些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了北欧各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保护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对于北欧五国来说，上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经过60年的发展，北欧诸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发展均具有较高的水准。以瑞典为例，2002年瑞典人均GDP为25400美元，经济增长率为18％，通货膨胀率为22％，失业率为40％，人口城市化率90％。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免费教育，国民识字率为100％，目前瑞典的大学生入学率为60％。女性平均寿命为8278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731岁。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wwwdajuncn/ruidianshehuihtm。北欧的其他国家也相当富裕。在2003年全球人均国民收入排行榜上，挪威和冰岛均名列前五。
北欧国家的这些做法极大地促进了本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使之一度成为世界各国效仿和研究的对象，其建设成就一度令整个世界瞩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发展计划时，经常以北欧国家的经验作为重要的参考对象。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一福利国家：新中产阶级的温床（2）
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北欧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在二战后的30年时间中，北欧国家原先以渔业、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结构迅速转变为以工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交通、通讯、医药保健、信息、环保等高科技产业以及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成为了北欧国家产业的重心。经济结构的变迁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占社会人口比例最高的农民和渔民阶层，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占社会人口比例最低的阶层。以农业和渔业产品闻名于世的挪威为例，据挪威中央统计局2000年提供的数据，2000年挪威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达3672％，石油业占2335％，制造业占914％，建筑业占353％，电力占173％，农业和渔业则分别仅占076％和07％，其他则为政府公共支出。正因为如此，那些以农业、渔业为生或者以手工业为生的老中产阶级阶层正在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新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则迅速上升。在芬兰学者苏尔肯所罗列的数据中（见表3…1）可以看出，从1960～1990年，北欧各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上升了1～2倍。
表3…1北欧国家专业技术人员增长（1960～1990）*19601970198019901瑞典129％192％258％318％2丹麦78％122％170％229％3挪威80％123％186％223％4芬兰82％119％170％238％*Sulkunen，Pekka；The European New Middle Class： Individuality and Tribalism in Mass Society（Ashgate Publishing pany；1992），p26
尽管许多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也大力推行福利政策，但真正福利国家的典型首推北欧国家。与其他主要欧美国家不同的是，由于采取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政策，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避免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还是以瑞典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国保持着较为惊人的高税率和同样惊人的名目繁多的福利。瑞典的纳税人所交纳的平均所得税达到其收入的31％，而雇主税的税率为33％。大公司的经理几乎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到85％。正是由于较高的税率，为各种福利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使瑞典的家庭都成为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一个家庭由一对父母和一双子女构成，人均收入不低于15万瑞典克朗（税后），人均住宅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杨宜勇：《关于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查报告》，wwwdajuncn/ruidianshehuihtm。
经济的发展以及福利政策的推行使一些社会底层的平民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成为中产阶级。根据苏尔肯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见表3…2），北欧国家约有2/3的上层中产来源于社会阶层较低的家庭，其父辈通常是一些低级雇员，如熟练工人或者半熟练工人。
表3…2北欧国家上层白领的来源*父辈的职业丹麦芬兰挪威瑞典1上层白领25％27％21％24％2下层白领19％14％18％25％3企业主13％5％13％6％4熟练工人29％22％21％27％5不熟练工人4％5％7％5％6农场主10％27％20％13％总计100％100％100％100％*Sulkunen；Pekka；opcit； p29
在另一项关于芬兰中产阶级的实证研究中，鲁斯和拉昆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指出，在完成了某种必需的教育后，某些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无论是与其父母比还是与自己原先相比，都有明显提高，这是芬兰新中产阶级发展的主流。但他们也指出，也有少数人经历了一个社会地位下降的过程，他们原先的社会上层地位现在变得难以界定，从而成为新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Roos；JP& Keijo Rahkonen；“In Search of the Finnish New Middle Class”；Acta Sociologica； 1985（28）；pp264～265
对于欧洲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北欧学者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经济和社会快速变迁的后果。“资本主义的结构重组，首先造成了流通（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业）、管理和经营领域的雇用工人数目的巨大增长，同时却削减了农业和工业人口。第二，在再生产领域，专业性劳务例如医疗看护、社会工作、婴儿保育，也经历了巨大的增长。第三，增长的消费能力要求越来越多的个人服务和文化产品。第四，越来越多的福利国家创造出大量的管理者。”Pekka Sulkunen，opcit，1992，p11
第四部分：北欧 福利政策下的新中产阶级二模糊的边界（1）
北欧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地位的迅速变迁，一方面极大地拓展了新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重，但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模糊了新中产阶级的边界。福利国家的经济分配特点，使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没有明显的贫富差距，因此其居民无论是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品位上都没有明显的区隔。由于无法廓清边界，这使得广大研究者在进行北欧新中产阶级的研究时遇到了许多困难。
对于中产阶级的界定以及对中产阶级边界的划定，历来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难题。
福塞尔将阶级的界定放在了财富及与财富密切相关的格调这两重维度之上。福塞尔强调，财富不是区分等级的唯一标准，“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意识。”〔美〕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3页。据此，福塞尔将美国的社会阶层划分为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等九个层次。在这里，中上层基本上属于米尔斯所说的老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则是指白领——即新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80％），而上层贫民是福塞尔所谓的“蓝领贵族”，他们构成了福塞尔所说的中层阶级。福塞尔的划分，看似具有两重性的特点，然而这种两重性并不是很和谐的。从以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为主要划分标准的划分方式来看，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收入差距并不惊人，可以都被划入中间阶层。而如果从格调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和下层贫民甚至“蓝领贵族”肯定不能被划入同一个中间阶级，他们彼此是不会认同的。福塞尔的划分看似很细致，但财富与格调标准的矛盾使他的划分在中产阶级这一部分出了问题，使人无法准确地摸到新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边界。
米尔斯的划分坚持以职业为主，这与他把新中产阶级视同于白领职业者有很大的关系，也与他把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对立作为他研究和界定新中产阶级的起点有很大关系。“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通常被视为坚韧的一群个体——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是一群可以迅速成长为像任何人一样强大的男子汉。20世纪的白领既没有农场主曾有过的那种独立性，也没有早先商人们的那种发财幻想。他们总从属于他人，或是公司，或是政府，再或是军队；他们被视为缺乏远大前程的人。”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xi～xii据此，米尔斯为新中产阶级划了一条职业边界。他认为，新中产阶级由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包括商店的内部和外部）和办公人员所组成。米尔斯对新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具有很大的影响，但米尔斯似乎并不认为他已经摸到了新中产阶级的边界。他指出：“如果说仅仅因为它不断增长的数量，新中产阶级就代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政治潜能的话，那么，从农场主、工薪劳动者、黑人甚至罪犯身上能够看到的征兆可能要多于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白领世界中的男男女女。甚至美国的人口统计现在也使要获得这些人的准确数量十分困难。同时，在旧有事实的基础上对中产阶级所作的理论分析也已过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于是，米尔斯也不得不求助于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再界定，指出：“白领人士必须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新阶层中的一员，而这个新阶层正实践着现代美国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Ibid；ppxix～xx
由于福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谈到北欧的新中产阶级，许多学者都认为其边界更是模糊不清的。“从一个方面来看，新中产阶级的某些特征更像是‘顺从的无产阶级’（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