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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king class）， 他们分成为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和下层阶级（lower class）。早期的英国中产阶级由大小不等的商业和工业资本家构成，他们对财富孜孜以求，借以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
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是那个后来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Third Estate）。同教士与贵族即所谓第一和第二等级相比，第三等级数量庞大，占到人口总数的97％，并且它的涵盖范围也很广。按托克维尔的说法，“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87页。但是，虽然第三等级包括了所谓“中产阶级”，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第三等级都是中产阶级。第三等级包括了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也就是说，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当然，也包括了中产阶级，或法国人所说的the petty bourgeoisie。如果需要解释的话，那么，第三等级中的富人是资产阶级，包括最有钱的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是小农场主、小店主，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中的10％的富裕者，以及为数不多的作家、医生、学者等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专业人员等；而穷人则是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等城市贫民。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日千里的发展，这个在政治上仍然处在被统治地位的第三等级，包括上述大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日常生活方式上已经对包括贵族在内的整个法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法国贵族阶级之间上演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相互模仿的“闹剧”：一方面，传统的贵族阶级对向上攀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鄙夷和不屑，甚至Bourgeois一词本身在贵族阶级眼里就是粗鄙和缺乏教养的代名词；Maza； Sara； “Luxury； Morality； and Social Change： Why There Was No Middle… Class Consciousness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9（June 1997）这种鄙夷和不屑使得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新兴市民阶级既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又对这种特权顶礼膜拜。在当时的法国，用金钱来购得贵族的身份几乎是每一个法国新富们追逐的流行风气，而莫里哀笔下的那个醉心贵族的小市民——茹尔丹先生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小市民或小资产阶级的真实写照罢了。另一方面，有着天生的商业冲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们，也像托克维尔所说，则拿着用各种手段获得的“财富这一特权来反对他们的敌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在贵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华富足”。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286页。像贵族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模仿对象一样，他们反过来也以后者为模仿对象：既要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阔气，但又不知生财之道，于是很快就产生了经济上的拮据，或用托克维尔的话说，其收入赶不上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贵族阶级在经济上的衰落，既是那场摧枯拉朽式的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起码是起因之一），也是它的必然后果。革命期间及革命之后，Bourgeois又开始具备了经济以外的政治特征，它和“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指激进的巴黎市民，包括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小店主以及一部分富人，与小资产阶级有十分相似的构成）一样，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
尽管德国不是中产阶级最早的发源地，但是就像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德国思想家们却是中产阶级理论的主要倡导者。确实，德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晚于英、法国，但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之后，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就齐头并进，到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英、法国，而它的首都柏林也“从一个相当偏僻、死气沉沉的市镇一下子变成为世界性的城市”。Coser； L； Master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7）； p203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短暂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尽管政治上的安宁一天也没有过，但是经济的发展和文化领域的活跃却为德国造成了一大批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期间，埃米尔·莱德勒和雅各·马沙克注意到了由薪金雇员和公务人员组成的所谓“新中产阶级”的出现，除了这两个主要的群体外，还包括私人教师，护士，在各种经济联盟、职业团体、工会和消费者协会中的高级雇员，劳动组织的秘书，保险公司的雇员，以及演员、歌手、音乐家、合唱队员、药店雇员、报刊编辑与记者等。尽管包括莱德勒在内的许多德国理论家们都认为，中产阶级在德国社会结构中的中间位置结束了社会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强了阶级之间的亲和力，但是1920～1930年代的德国却对这种说法提供了反例。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带来了整个德国的社会和经济的衰落，此时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边缘”或“低等”中产阶级终于发现，自己既不相容于资产阶级，也不相容于劳工阶级，他们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扩展感到压抑，另一方面也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崛起惊恐万分。这种两头不靠的“中间状况”或“中产阶级的惊恐”（panic in the middle class）终于使他们成为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西奥多·盖格（Theodore Geiger）所说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第一部分：序二中产阶级的历史脉络（2）
其实，在盖格提出上述观点的7年前，1923年卢杰·萨尔瓦托里（Luigi Salvatorelli）就以意大利为例，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出了同样的解释。 Quoted in Felice； Renzo De； Interpretations of Fasc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9这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的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认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埃里克·弗洛姆、弗朗兹·纽曼，意大利历史学家伦佐·德费利切，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威廉·科恩豪泽和塞默尔·马丁·李普赛特都是这一观点的积极拥护者。李普赛特在《政治人》中提出，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种类型，它们分别代表着劳工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不同的政治和历史环境下，每一阶级都会采取一种或是温和或是激进的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层阶级的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分别是保守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而中产阶级温和的和激进的意识形态则是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如此，在李普赛特眼中，法西斯主义是“中间派的激进主义”，“它从根本上说代表了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抗，对大型企业和工会的反抗。”Lipset； Seymour Martin； Political Ma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p131一句话，法西斯主义是1930年代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谈论中产阶级不可能不谈论美国，因为很久以前美国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吉尔伯特和卡尔，同前引书，第80页。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Mills； C Wright；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12～13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1930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1956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1970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5∶4。”Bell； Daniel； The 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17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1860年中产阶级雇员只有75万人，而1940年达到1250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70年前他们只占15％），老式中产阶级则只有44％（70年前他们还占85％）。Mills； C Wright； op cit；p65 在此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也从1940年代的1000余万上升到1970年代的5000万，1980年白领占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引自吉尔伯特和卡尔，同前引书，第86～87页。而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Bell； Daniel； “Technology and Human Civilization”； Speech on Television i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 2002； May 20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Bell； Daniel； opcit；1999；p13 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主要景观。
无论社会学家们的论述有怎样的区别，在美国和其他也先后进入工业社会或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都开始出现了新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欧洲是这样，日本和东亚各国也是这样。1963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根据1958～1960年间在日本的田野研究发现，通过战后的重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日本，“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Vogel； Ezra F；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Second Edition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First Edition； 1963）； p4 10多年后，日本的现象也出现在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这个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东亚地区。和日本一样，东亚地区“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动，也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时间虽短，仍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 Taiw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1993）； p3 进入1990年代以后，社会学家的眼光又开始落在中国大陆，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但它的某些地区和某些部门已经出现后工业化的征兆。Pearson； Margaret M；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Goodman； David SG；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Goldman； Merle； & MacFarquhar； Roderick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秦言：《中国中产阶级：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上述研究及我们在本书的各章中提及的诸多研究，加之我们在《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一书中论述的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研究，确实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后工业化语境中的一个共同话题。
第一部分：序三新老中产阶级 一种类型学分析（1）
从近代以来中产阶级出现并引起社会理论家们的关注开始，有关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一直是中产阶级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种分析中，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将中产阶级分为老中产阶级（old middle class）和新中产阶级（new middle class）两大类型，而主要的理论争论又常常集中在新中产阶级的属性及其社会功能之上。
有关新老中产阶级的划分以及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问题，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甚至更早就成为中产阶级理论的关注焦点，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出现了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许多小企业被大的垄断组织所替代，代之而起的是散布于工业、交通、通讯、金融、建筑、商业、保险和不动产等行业领域的各种股份公司，而随着股份公司的出现和股权的分散，企业的管理权从早期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迅速庞大起来的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财会、公共关系工作的白领群体手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发生了分离；比如，在1960年代的美国，200家最大的、几乎控制着全国公司财产一半的公司中，44％就是由经理们而不是所有者控制的（参见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61～362页）。而现代国家的发展及功能的分化和扩展，也造成了大批的文职公务人员，这两个主要方面造成了大量白领管理人员的出现，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其二，上述变化自1920年代后之所以会引起马克思主义阵营和非马克思主义阵营共同的关注，是因为它不仅对马克思早期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观点提出了挑战，也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态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一切，就像瓦尔·布里斯所说：“在政治社会学中，很少有什么主题会像新中产阶级的性质与政治这样的问题能获得这样多的关注。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从事脑力劳动的薪水雇员的阶级位置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论战的中心。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起码能够追溯到1890年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它也是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法西斯主义分析的核心问题，今天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内部仍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在非马克思主义圈子中，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样不乏诱惑力。从索尔斯坦·凡勃伦和詹姆斯·伯恩海姆的专家治国论的预言，到C赖特·米尔斯的《白领》中的‘新小人物’（new litter man），再到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文·古德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每一代社会理论家都将对新变动的社会秩序的解释置于这一阶级的重新发现和解释上。” Burris； Val； “The Discovery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in Arthur J Vidich； op cit； p15
在新老中产阶级的类型学分析及新中产阶级的属性方面，除了前述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争论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伯恩海姆和赖特·米尔斯的理论值得一提。1941年，伯恩海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受社会学家凡勃伦的企业家和工业家两种资本主义阶级类型划分的影响，具体论述可以参见周晓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410页。 提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向以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标志的“管理社会”转变。在这一社会中，拥有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