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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否拥有物品本身，而更多表现为品牌和价格上的区别。只有像洗碗机、近年来购买的新品牌的冰箱、汽车等物品才具有一定的分层标志。此外，拥有个人电脑也是区分部分具有较高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的标志。
形成俄罗斯中产阶级经济行为和经济价值的重要因素是对待工作的态度及其满意度。中产阶级大体上满意于自己的工作，其肯定评价随着社会等级的上升而相应增加。大部分人的兴趣集中于工作方面，而不是日常生活及消费上。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有兴趣的工作”给他们展现了最具价值意义的内容，这是一个本质上非享受型的迷恋工作与劳动的阶级。工作的发展前景、创新精神与能力是中产阶级上层主要的评价因素，其他阶层则主要为工作兴趣。上层对工作的不满在于它们“令人疲惫”，而其他阶层，尤其是下层则不满于工资报酬，技术工人更多抱怨不卫生的工作环境，年轻人则比其他人更少对工作的兴趣。小企业里的职员和技术员、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感到工作没有前途。中产阶级对待工作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文化程度、职务地位以及在国营或私营部门工作。一般说来，文化程度越高，正面评价越多，文化程度越低，负面评价越多。许多中产阶级在经济活动中担任领导者和组织者，并形成了与下属最为普遍的几种行为方式：伙伴关系、同胞式关系、官僚式方式和家长式风格。它们受到工作者所处地位、所有制形式及企业规模的制约。而前两种形式明显受到被调查者的偏爱。官僚式方式（这里一切我说了算！）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来自私营部门的企业家，通常是不超过10名工人的小企业，这说明在俄罗斯私营企业并不总是民主管理文化的发源地。伙伴关系较多体现在大型国有及股份制企业的领导人及1/3的私营企业家身上，同胞式关系在1/2的家庭经营组织里占了上风。领导人文化程度较低，倾向于同胞式关系，官僚式和民主式两种相反的管理方式都出现在接受高等教育者身上。而物质状况与管理作风之间呈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物质富裕程度高的人是官僚式管理方式的坚定拥护者，中等富裕者接受伙伴关系，而低物质保障者和穷人则显示他们完全与管理方式无关。
第十二部分：转型中的俄罗斯中产阶级三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特征（4）
由于中产阶级的工作种类和性质各不相同，社会地位和物质状况差别较大。因此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上出现了难以整合的非同质性与不稳定性。在对待市场经济和改革的自由主义模式问题上，中产阶级各个阶层态度明显不同，并在如何看待俄罗斯经济制度上形成了四种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社会主义、调节的市场经济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其中中产阶级上层和中层选择调节的市场经济者占了首位（385％与415％），上层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者为302％，居第二位，中层选择市场的社会主义者有375％，居第二位。下层和穷人均是选择市场社会主义者为多（50％与474％），其次是调节的市场经济（349％与266％）。穷人中选择计划经济的也有117％。Там же С154Таблица 410企业家、物质富裕者、青年人较其他人更乐意于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退休者、技术工人、物质匮乏者及穷人多选择计划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除了不同的经济状况、职业和社会地位对上述经济模式选择的影响外，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出俄罗斯大部分中产阶级对待改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偏爱自由竞争的原则，拒绝接受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却寄希望于国家，在整个经济领域特别是在工业生产中加大影响，但同时又轻视国家及工会在解决社会劳动问题上的作用。从个人方面来说，债务是中产阶级心中的难言之痛，由于借贷对象主要是亲戚、朋友和熟人，债务合同多为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一旦发生债务纠纷，按照法律程序解决的数量很少，主要通过协商方式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法律在解决债务纠纷中作用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多的债务合同是与影子经济相关联的。企业家、物质富裕者、私营部门的工作者最缺乏奉公守法的精神。参与私人企业活动的程度越高、经济活动的不透明性和非法程度越大，双重道德下的行为也就越多。因此在新的现实里，中产阶级的经济行为伦理和生活准则已变成了“没被捉住就不是贼”的信条，对不合法的致富行为表示理解和接受，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身体力行。法律的虚无主义是俄罗斯中产阶级对损害自身利益的国家法律的一种保护性反应行为。在西方各国以奉公守法为法律和道德准则的中产阶级形象，在俄罗斯变异为以机智灵活的方式与国家和法律周旋，以不合法的途径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另类”中产阶级。这一现象令人关注其背后不同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对此仅作道德评判并无多大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决俄罗斯社会转型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结构性转换，确立起法律的权威地位，建立一套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游戏规则，来保障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从而改变“另类”中产阶级产生的社会条件。
俄罗斯中产阶级的非同质性导致其内部世界观的分裂，以主张个人主义、人的权利和民主制为内容的西方价值观与强调国家主权、共同体利益和俄罗斯独立发展道路的民族价值观的对立，使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都出现了内在的分殊。中产阶级上层375％赞同西方式发展道路，333％赞同独立发展的俄罗斯道路；中层347％赞同前者，297％赞同后者；下层249％赞同前者，396％赞同后者；穷人分别为234％和429％。Там же С179Таблица 53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中产阶级内部形成了两大阵营，513％的人支持现政权，487％的人认为必须改变现政权；454％的人认为国家必须建立强权政治，546％的人则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民主权利。Там же С190Таблица 64这一情形既影响到全体成员能否形成一致利益的信念，调查显示，中产阶级各阶层认为不可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和谐一致的比例均超过了认为可能者。上层为344％∶323％；中层为427％∶269％；下层为399％∶252％；穷人为331％∶305％。Там же С178Таблица 52也妨碍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共同的政治诉求。尽管与全体俄罗斯人相比，中产阶级的多数人更倾向于一个具有民主制、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价值观的社会，中产阶级在回答希望在一个“社会平等”的社会还是一个“个人自由”的社会里生活的问题时，选择“个人自由”的比例达45％，只有26％的中产阶级选择“社会平等”，而选择“社会平等”的俄罗斯人多达54％，选择“个人自由”的只有266％，另有194％的俄罗斯人和29％的中产阶级选择很难回答。Там же С187Таблица 61 但在思想意识的一致性上依然差别悬殊。激进的市场改革的支持者在上层有229％，在下层只有8％，主要是企业家、经理等群体，而改革初期的知识分子支持者面对远离初衷的现实许多人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不少中产阶级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或是民族主义思想。而更多的人则表现出了对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认同的态度，其比例高达334％，每个阶层（包括穷人）的情况都相当接近。Там же С189Таблица 63 在1999年前后的政治选举中中产阶级分裂为三方：一部分人没有找到任何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力量，其中不投任何人的票和不参加选举的人数占中产阶级的305％，Там же С197Таблица 67其余的一部分支持“政权党”及其相关力量，另一部分支持在野的民主党。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和亚夫林斯基最受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亚博卢集团”和“祖国”政党相较其他政治党派博得了中产阶级不少的好感，基本反映出参加选举的中产阶级在右与中左之间较温和的政治立场。但由于中产阶级本身缺乏统一的思想意识和代表共同利益的政党，加之总体人数的局限和较高的弃投率，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对整个俄罗斯社会的影响并不明显，更未成为主导力量。即使是在自我组织与自我利益的保护上，中产阶级相较于集体和合法的方式（参加政党、工会活动，诉诸法律行为及各种抗议行动），多数人更愿意凭借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机制来进行自我保护，解决问题，另有不少人喜欢用钱摆平的方式。
上述情况表明，中产阶级在思想意识和政治选择上的分歧，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形：一方面各阶层之间因物质状况、职业背景、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主张；另一方面，在阶层内部也存在着种种难以统一协调的认识。两种情形的相互交织，造成了中产阶级在政治行动中的软弱无力和政治面目的模糊不清。目前这个正在发育中的阶级，还只是一个因物质状况、职业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不同分层而聚合起来的非结构化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俄罗斯社会发展的现实产物，只有当其思想意识的分歧逐步弥合，政治纲领日渐成熟之时，那具有独立意识的创造历史的主体历程才真正开始。
第十二部分：转型中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四21世纪的发展，或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未来（1）
俄罗斯中产阶级的调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说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结构要素的存在不会引起怀疑的话，那么它作为相对完整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在俄罗斯则远未完成。Там же С234其原因正如报告所分析的：第一，当社会中最猛烈的变动或是在中产阶级内部或是在它与社会的其他阶层间发生时，今天的中产阶级就处在一个独特的流动性的“十字路口”。因此，要试图准确地判定中产阶级的界限是困难的。
第二；在现今条件下，构成中产阶级的群体和阶层，无论是按照社会出身还是在社会劳动分工系统中的地位，都是最具异质性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员比重在俄罗斯中产阶级中相当大，而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人数比西方社会低。今天在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从一个方面说是最不稳定的，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则是一些社会职业群体的大杂烩，他们的利益在已有条件下很难将其归为“一类”。何况各种职业利益里还加上代际因素和最大范围的移民分化因素（对于稳定的市场社会来说这是非典型的）。
第三；中产阶级的各个阶层无论在自身地位的评价还是在国家当前地位及发展前景的评价上都有着本质的分歧。而且，与西方社会不同，那里的中产阶级下层构成社会大多数其实是绝大多数；而且是社会里满意称心的一部分人。而在当今俄罗斯的这一阶层，根据自身地位、收入、生活水平和质量、思维特征，相较中产阶级本身，更接近于穷人。
第四；如果说在西方中产阶级主要的资源是他的职业经验和知识，他的“人力资本”，那么在俄罗斯这一逻辑是变形的：对于许多人特别是中产阶级上层来说，走向成功之路不是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不是通过勤奋劳作，而是通过接近“大款”和运用人际关系。中产阶级的大多数代表实现其社会需求的不可能性，阻碍了一个稳定的主要是共同赞成的行为模式的形成。结果中产阶级代表的形象——勤奋的工作者、善良的顾家人、忠于职守的纳税人、奉公守法的公民还没有形成。
第五；从自我组织、相互作用、保卫自身利益的程度方面看，在中产阶级内部还没有形成群体一致性的明显征兆。争取合法渠道捍卫自身利益的水平极其低下，每个人都仅指望依靠自己、自己的力量以及最亲近的人。正因此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在国家的社会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里实际上我们都没有听到中产阶级的声音。中产阶级——他们不是幻影，但在今天——却是沉默的少数。Там же С234～236
中产阶级的上述情形是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症结的现实反映。事实上，它的发展始终受到俄罗斯精英阶级和上层社会追求自身集团利益的国家行为的制约。由执政官僚和经济寡头构成的俄罗斯统治阶级，在缺乏国家发展总体目标和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情况下，大资本所有者与国家高级官员的结盟，使俄罗斯的发展政策不是致力于国家利益和大众利益的首要目标，而是以狭隘的集团利益为主要动机。在俄罗斯经济寡头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垄断资本与政治权力如何结盟，在苏联解体及其后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中，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成为了投机资本和大规模掠夺时代的象征物。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表现在，一方面经济寡头的来源之一为原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如七寡头之一的霍多尔科夫斯基1980年是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波塔宁是苏联的一名高干子弟，“天然气工业”公司原董事长维亚西列夫从1986年起就担任苏联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来源之二是与权贵结盟的成功者，如古辛斯基与卢日科夫、新生代的阿布拉莫维奇与别列佐夫斯基和叶利钦政府、普罗霍罗夫与波塔宁等的结盟。另一方面资本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共谋和转换的关系，寡头与政府有着密切的私人联系，或是政府中有其代表，或是其领导班子中有前政府高级官员，或是自身角色在两者之间转化。1996年的政府改组中，维亚西列夫被任命为能源电力部长，原部长沙夫兰尼科成为秋明石油股份公司总裁。切尔诺梅尔金，曾在叶利钦政府里担任总理要职，目前拥有一家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原来供职于叶利钦总统经济私有化改革班子的丘拜斯，为“俄罗斯国家统一电力”公司总裁。1996年总统大选，七大寡头联手，使叶利钦反败为胜。此后，别列佐夫斯基被委任为处理独联体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和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波塔宁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古辛斯基也进入政府内部任职。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以集团利益操纵俄罗斯社会的改革，对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一方面中小企业发展得不到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和资金帮助，同时还得面对高额税金的收缴、垄断大企业的挤压以及黑社会的欺诈，小企业家和小商人的数量未有实质性的增长；另一方面知识与科学的优先地位未能成为俄罗斯发展的头等战略，直接导致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承认，许多人生活状况恶化，沦为穷人。无论是以小企业家为主体的老中产阶级还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中产阶级，在俄罗斯都还不能成为不依赖于国家，自由从事商业或企业活动，或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独立存在的具有自我保障能力的阶级。这种经济独立性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在政治领域中中产阶级的集体失语和“软骨病”症状。
第十二部分：转型中的俄罗斯中产阶级四21世纪的发展，或俄罗斯中产阶级的未来（2）
那么，俄罗斯中产阶级未来发展的希望究竟会在哪里？这个问题引发着每一个关心它的人们的思考。从现实的情形看，中产阶级在俄罗斯改革的艰难困境中的生存能力，昭示了它未来的发展可能。1998年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中产阶级，但令人欣慰的是，中产阶级并没有消亡，尽管它遭到削弱，人数降低，但并非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饱受失去工作之苦和金融危机之痛。实际上，中产阶级经受的最大损失是工资不变情况下的物价上涨，而失去工作的比例极小，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主要局限在企业家和食利者阶层。面对危机，大部分人通过节省开支、寻找第二职业、辅之以家庭经济以及从事企业活动，改善生活条件，努力保持住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也就是说，俄罗斯中产阶级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生存能力。“他们是‘自己建立起来的’，他们依靠自身的首创精神，在相当复杂的生存环境中取得一定成就。” Ли阿巴尔金主编，同前引书，第224页。 改革年代俄罗斯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使46％的人社会地位向上或向下变化了大于两个等级的位置。虽然社会地位的流动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家庭、地域等因素对个人的影响，但众多改革前9～7等级的人上升为5～4乃至3～1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