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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滥觞于炎黄，故本纪以炎黄开篇。
中国人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文化大革命”时不认祖，不祭祀了，然而还是要偶尔提及炎黄，因为炎黄被视为中国人的底线，把炎黄掀翻了，“中国人”也就不存在了。
“炎黄子孙”之称谓反映了中国人对权力的服膺。炎帝黄帝彪炳史册，都是因为他们握有权力。正因为他们权重，后人才把一切光环都投射到他们身上，把一切发明创造也都附会到他们身上———炎帝（神农氏）尝百草，几乎发明了一切当时最需要的技术；黄帝（轩辕氏）“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这可能就是“内圣外王”最早的历史依据了。
奇怪的是，“炎黄”，以炎帝打头，而中国的政治血脉却是由排在第二位的黄帝那里承续下来的。炎帝在中国历史上最露脸的事情不过是在“阪泉之野”与黄帝打了一仗，然而炎帝被打得大败而逃（一说炎帝与黄帝合并，炎帝做了副首领）。要说惨烈，这一仗也没有“涿鹿之野”黄帝打蚩尤那一仗惨烈。炎帝居华夏祖宗之首，可能是因为炎帝与黄帝作战时炎帝已经占据了半壁河山，不过即使如此，还是说不通，政治上的事情从来以成败论英雄，既然黄帝战胜了炎帝，华夏祖先无论如何应该是“黄炎”，而不应该是“炎黄”。也许是出于炎帝的发明创造更多些，恩泽华夏，才将其名字排在了前面。不过这同样说不过去。因为黄帝也是杰出的发明家，为何将炎帝置于黄帝之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悬谜之一。黄、炎倒置，可以算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名不副实”，只是国人都已经习惯于这种阴
错阳差的错讹，没有人提出异议罢了。我以为这个倒置对中国后来历史的进程影响并不小，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先例，几千年历史中，“名不副实”的事情才愈演愈烈，以至春秋末期圣人孔子不得不出来正名。
值得注意的是，炎黄二人都是人，都没有跻身于“神”的行列。中国人喜欢以政治势力的兴衰读解与阐释历史，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发育出宗教，没有关于“人类”起源以及关于“中国人”起源的宗教假设，更没有形成普遍的自我寻根的宗教意识。给人以如下假象：有史可稽的“中国人”，起源于战争厮杀，起源于部落势力之间的火并，起源于优胜劣汰的战争杀伐。这是一种拦腰截断历史的作法，将错就错地以炎黄之战争作为华夏人起源的契机了。对此，后人只能接受，别无选择。因为除了炎黄，再无具有同样影响力的传说。其实，
世界上哪里存在这样黄帝像的事情：一场战争造就了一个民族。那样的话，战争岂不成为决定人类进步的第一因素？
当然，在中国也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九日等美丽的传说，然而这些传说一般产生得比较晚，而且基本上是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并没有反映出拷问“人类”以及“中国人”来历的朦胧意识。中国人想到“中国人来源”、“中国文化来源”等问题时，想到的并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炎帝、黄帝之间的杀伐与角逐。中国人由炎黄而来，成为基本不存在悬案的标准答案。很少有人关心炎黄以及与炎黄有关的故事的真实性。“信仰”与历史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你即我，我即你，一而二，二而一。
“炎黄”是人。从逻辑上说，中国人由人而来———如此解释，在全世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都认为自己起源于某种“神”，这是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与民族最大的不同之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民族，其原始祖先存在于教堂或寺庙之中，而不是在墓地或陵冢。比如，与我们近邻的日本人称自己的祖先是伊邪纳歧与伊邪纳美兄妹，他们生出了天照大神，日本人则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欧美则普遍认为最初的人是上帝造出来的，今人都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总之，把祖先定为肉体凡身的人，这的确是中国不同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地方。如果确有炎黄其人，那么，从炎黄至今的几千年中，我们中国人始终回避了一个本不该回避的问题：我们（包括炎黄在内）从何而来？中国人不仅回避了这个问题，而且回避得非常彻底，以至于没有人提出疑义。似乎将这一问题置之不理倒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是炎黄子孙”，这句话表征的是，我们有籍可考的祖先是炎黄，再往前就无籍可查了。事实确实如此。司马迁《史记》开篇就是“五帝本纪”，浩浩历史从炎黄写起———也许司马迁根本不了解五帝之前的事情，也许司马迁的时代有些关于中国人起源的假说，但司马迁对这些不感兴趣，有意地回避了。此耶彼耶，将成为永久的悬谜。
当然，炎黄也不是完全不具有神性。黄帝就在一定意义上被神化了（这与黄帝本身的虔诚敬神不无关系），但他终究还不是神。我们现在顶礼膜拜他，具有神祉膜拜的意思，但终究不是在膜拜神，而是在膜拜一个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先人。从这个事实出发，可以认为，“炎黄子孙”表征的是，中国人不在乎“人”的来历，也不在乎“中国人”的来历，不在乎“万物存在着”这个必然而又偶然的事实存在，不想究诘这个存在的终极。“炎黄”只对民族具有意义，对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起源”这个问题来说，意义并不大。
宗教在中国之缺位，自三皇五帝起，就已经基本被注定了。中国人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愫：那种公设的“人”的起源无论讲得如何娓娓动听，都不外乎是一种“迷信”，而中国人所膜拜的“炎黄”则是实实在在的曾经活跃过的生命，他们的业绩是“真实”的。就这样，宗教与世俗、政治、军事合一了。
可见，中国历史只有“人”的历史，没有或少有“神”的历史。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里，“人”的生命历程自“三皇五帝”始，那之前虚无一片。
第一部分第二章 尧、舜、禹
尧、舜、禹晚炎黄多少年，无从细究，这一期间是“国家”的酝酿期。至禹建立夏，“国家”的轮廓就明晰化了。
“尧、舜、禹”，德政的化身。尧舜禹的传说向我们提示的是：国家是温和地建立起来的。司马迁墩此深信不疑。然而，学界有不同的说法。史家历来有舜囚尧篡权之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见”（《竹书纪年》），只不过此说始终未成主流罢了。
没有出土作证，一切关于尧、舜、禹的新说都难以击败传统旧说。有关尧、舜、禹的事迹，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作为信史的。毋宁说，把“尧、舜、禹”三个字放置到几千年皇权专制社会之中，使人感觉他们分明是一个耀眼神话。尧、舜、禹，这三位政治家使其后无数政治家的脸面无光。对他们的德政，我倒是一向主张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如果连这个神话也不复存在了，中国的政治史就过于苍白了，中国人也过于悲哀了。
按照司马迁的记述，黄帝打下来的江山是世袭的，黄帝死，颛顼即位，颛顼死，帝喾即位，帝喾死，帝挚即位，帝挚死，帝尧即位。
权力传至尧戛然而止。帝尧打破了权力的血缘传承定式，在观念上对“权力”二字做出了异样的解读。套用今天的话，尧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于自己不利、于国家有利的政治体制改革。
尧问众人：“谁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放齐说，嗣子丹朱很开明。尧说：“吁，顽凶，不用。”尧问，还有合适的人选吗？兜说，共工这个人怎么样。尧说：“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问，谁能治水？大家推荐鲧。尧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说到权力继承问题，尧又问四岳，你能不能继承我的事业？岳却说：“鄙德忝帝位。”众人推荐虞舜，于是尧“妻之二女”。三年之后尧对舜说：“三年矣，女（你）登帝位。”虞舜“让于德不怿”。但是尧老了之后还是提前“命舜摄行天下之政”。尧临死之前留下一句名言：“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舜又传位于禹，构成了完美的三位一体的神话。
好一个“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这分明是现代政治的施政准则，尧提出的这一准则把西方的政治远远抛到了后面（尧、舜、禹远远早于实施民主政治的古希腊）。万分遗憾的是，中国人过早地提出这个民主准则，也过早地抛弃了这个民主准则。实际上后来的历史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到了20世纪，慈禧太后等顽固的权力狂还在做着“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勾当，将政治视为私物，将个人权力的得失高居于“天下”的利益之上，甚至无耻喊叫“宁赠友邦，不给家奴”，慈禧大禹像太后还以极其轻蔑的口吻嘲笑西方政体，说西方国家连国库支出都要国会批准，愚蠢至极！在中国，与“天下为公”一样，“终不
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成为了反话正说的谶语，时隔数千年仍然鲜活幽默，让人哭笑不得。
尧、舜、禹，这段短短的三人历史，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与演化影响力之大，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以下情形特别值得注意：
尧、舜、禹的德政与同时期或其后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相吻合，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吻
合可以说是个难得的例外。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中，权力崇拜都是与权力恐惧同步的，甚至有时后者还强于前者。权力崇拜，不言自明。权力恐惧，指的是权力的执掌者由于不得不尽义务而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得到权力的同时意味义务加身，这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则。欧洲、非洲、美洲、亚洲都有权力与义务对偶的记载。中世纪阿拉贡王国臣民向国王宣誓时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些并不比你卑贱的人，向你这位并不比我们高贵的人宣誓，如果你能尊重我们的自由并遵守法律，我们接受你作为我们的国王和最高统治者，否则我们就不接受。
实际上，因履行义务不力国王被杀死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巫术盛行的远古时代，国王往往兼巫师，求雨不利，自身性命也难保。不用说业绩，就是子嗣传承不力，也有受处罚的
，远古，有些国家的国王仅仅因为性能力不足就被毫不留情地杀死。国王的权力最大，风险也最大。“权力”与“务”被工工整整地对应了起来。中国从五帝至西周这段历史，是政治发展较正常与健康的时期，权力与义务比较工整地对偶着。最有力的证据是鲧与禹父子二人治水：
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史记·夏本纪第二》鲧治水，拥有巨大的权力，但治水不力被流放羽山而死。有意思的是，鲧之死并不影响儿子禹继承其事业。禹用疏导的办法治水大获成功，结果获得了最高权力。权力与义务工对无误。禹并没有滥用权力，究其原因，并不像司马迁所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他的品德高尚。毋宁说，这与禹的品质丝毫无涉，完全是一种机制在起作用。这种机制，简言之就是权力与义务的对偶。只要这种机制存在，即使是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执掌权力，也难以乱为。传说尧利用“乐”治国：
尧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华书局，1958年版）康有为认为因为“才不足”，导致“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权其行者也”（出处同上）。
对“尧、舜、禹现象”（推而广之由五帝至西周）大致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那是一种假托（是由孔子、孟子与司马迁渲染而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实有其事。我偏向于后者，以为后者的可信度更高，或可备一说。如果是前者的话，中国就是世界上彻头彻尾的特立独行者了。实际上，中国在漫长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所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并非民族基因所致，而是独特的文化所致。是文化颠覆了尧、舜、禹至西周所形成的政治传统。在政治权力的发萌期，中国没有道理与世界格格不入。《旧约·出埃及记》就详细描述过摩西因未尽到
义务而遭受批评与处罚的情形，几乎与鳏被流放羽山而死如出一辙。尧、舜、禹及其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的所作所并没有出格，符合当时“历史潮流”，放置到世界大环境中，他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有在中国，尧、舜、禹才算圣人。
第一部分第三章 对权力义务准则的第一次破坏
经过短暂的所谓“德政”黄金期，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德政破坏者，那就是禹的儿子启。
相传启建立了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夏结束了“尧、舜、禹”的黄金时代。当有扈氏不服他的权力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用武力进行镇压。启还作了一篇叫作《甘誓》的讨伐檄文，召集六军将领，向他们发布讨伐令。结果在甘地消灭了有扈氏。
从此，政治协商（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基本不见了。出现不服从的政治势力，不是斡旋协调想办法消除不和，而是诉诸于武力，用武力统一分歧，求得强制性的一统———这一切肇始于启的征讨。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远古民主雏形，仅昙花一现就渐渐式微了。
其原因甚多，其中一条是，没有宗教的制约。没有宗教，没有高于人的神的制约，人（特别是政治家）是很难控制自己行为的。如果政治家被赋予了用武力征讨政敌的特权，权力与义务之间的平衡也就被瓦解了。权力就逐渐变成野蛮而又粗暴的单纯支配，权力的支配对象则全部沦落为附庸。如果权力与义务是对偶与平衡的，权力就难以实施野蛮与粗暴的支配，因为一旦出现野蛮与粗暴，自然会出现替代他的势力。而对此能够起到监视与维护作用的，非宗教莫属。夏，是个动荡的王朝。
夏启（画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沉湎于玩乐，被弈放逐。这本身就
说明血缘继承政治秩序先天的痼疾———无法避免不谙政治或恶德昭彰的人掌权。而这个问题，在民主政治中几乎不成为问题。太康死后，弟弟中康继位，中康执政的时候，大臣羲氏与和氏饮酒作乱，胤奉命讨伐。就这样代代相传，最后传到了桀。桀既无德行又凶暴残忍。
他囚禁了汤，但后来又放跑了他，这说明桀虽然残暴，但比起后来的政治家却温和多了。桀自己也对放跑汤后悔不迭，悔不当初一刀砍了汤。结果汤推翻了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商。
巧合的是，商的最后一代执权者———纣重蹈了桀的覆辙，囚禁了姬昌又放虎归山，结果姬昌父子推翻了商，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周。周颠覆商与商颠覆夏的过程逼肖之至。这样就引申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重复出现，是中国历史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两次教训使得中国一代代政治家深深懂得了“除恶务尽”的道理。政治角逐胜负的关键是武力震慑，以德威感召人是不行的（然而，后来还是出现了更大的仁慈者———项羽！）。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何以如此短促，何以消失了之后就永不再现了？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人把自己设定在价值坐标的顶端了，得到了权力，就与“天”平起平坐了（不像西方多数国家，权的上面还有神），脱离了管束，脱离了制约，可以恣意胡为。
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把游戏规则交给神来监督。换言之，由人来制定政治游戏规则，也由人来瓦解这些规则。用时下的话，运动员身兼裁判员。没有一个东西高居于“人”之上，监督人的一切承诺与协议。黄帝敬天，那属于个人品德问题，黄帝无法让他的后继者也像他一样敬天。黄帝恐怕想不到，掌管天地四时的大臣羲与和氏只顾享乐，把每年的四季节气都搞乱了。黄帝保证不了他的后人都像他一样敬天悯人，这便是症结之所在。在百姓与政治家的头上，没有一个通管的权威，让人服膺，因此，人所制定出来的规则，轻易就会被人瓦解。人的野性是自发的，人的自我约束则需要一种机制。
中国人对“人”的认识最典型的表述是“混沌初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并没有给“初辟”设置一个先验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发韧于“混沌”自开，给人以突兀而起的感觉。既然人是突兀而起的，人自己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终极，有权力附身之后，便不可一世，任性胡为，绝不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