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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理度韩信像之，终为帝王所不容。萧何虽不谙自保之术，还能采纳门客之言，侥幸未罹大祸。张良创造性地发明了“道引”、“辟谷”、“从赤松子游”等自保之术，卓为有效，汉高祖、吕后等都基本没有找他的麻烦。
张良战战兢兢，时时提防，不敢有片刻的松懈。
韩信、萧何、张良以及曹参、陈平等一干人，把汉高祖与萧何的国君与相国的关系推广为一般的君臣关系，大大丰富了帝王的治人之术与大臣的自保之术，构成了近乎完整的中国式人治体系。曹参是位一石两鸟的专家。曹参用美酒布下迷魂阵，沉迷其中，本态不再，而是以醺醺醉态面君王，从而躲避开君王的注意。他的无为而治，看似一种治国策略，其实是一种自保策略。萧规曹随，包含着曹参稳健、保守（此处的“保守”为褒义）的一面，也暗含着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少做事总比多做事少些致祸的机会。某种意义上，曹参的“无为而治”不失为保持政治清明的一种办法。
自保之术也是“术业有专攻”，术必己出方才有效。如果陈平机械地模仿张良或曹参，醉酒踉跄，或使用“辟谷”、“从赤松子游”等已被用过的伎俩，必被狡诈多疑的刘邦识破，反而弄巧成拙。中国的皇帝很少事必亲躬的，大多数皇帝采取直接治人（具体说是臣）、间接治国的策略。治住了人，国（江山）就跑不掉了。具体的国事由臣僚们去操劳，皇帝落得个无事一身轻。当然，皇帝慵懒，也不是好事，明朝就是因皇帝慵懒而被李自成与满人颠覆的。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由于不可避免的改朝换代，每一个王朝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调整君臣关系等关乎社稷存亡的大事上，对于治理国家、开发民智、促进生产等几乎无暇顾及。君臣之间的掣肘，消耗掉大量的能量，这是几千年来专制王朝换来换去却始终在原地踏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谓忠臣、良将，主要是相对皇帝而言的，而不是相对社会发展而言的。可以说，在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中，从来就没有发育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这一点与西方大不相同）。在中国，只有“治世”与“乱世”之别，而无“落后”与“先进”、“进步”与“倒退”、“发展”与“停滞”、“保守”与“革新”（指社会变革意义上的保守与革新）之分，甚至“正义”与“邪恶”、“人性”与“非人性”等概念几乎是同一的，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从这个角度看，元明清三代，虽然距离汉朝有一两千年之遥，但一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六部分第五十四章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礼法。说白了，就是死也要给个说法。这似乎是人道的，实际上却成为滥杀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专制体制建立的初期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遭遇与结局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先河。杀戮是每一个皇帝都要做的游戏。一般来说，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帝权威的一种机制。无论刀子用没用，时间久了，就该磨一磨。皇帝久不开杀戒，权威就显示不出来。
周勃父子都算老实，性情直爽，缺计少谋。周勃不乏赫赫战功，按说明哲保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偏偏这个老实人，莫名其妙地被投入大狱，有口难言，有理难辩。周勃被汉高祖免去丞相，回到封地之后：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本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帽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事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周勃的自我防卫，被小人告发之后变为了“谋反”。倘若周勃没有与皇家联姻，命难保矣。周勃出狱后大为感慨地说，我曾经领兵百万，可是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平心而论，定周勃之罪，多少还有些牵强附会的罪名，他终究“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不免让人生疑，加之闲话的传递效应，话到皇帝的耳朵里，已有几分像真的了。周勃之子周亚夫的命运较之周勃更差些。梁孝王不喜欢他，常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景帝先是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恶感，然后终于爆发，赐予周亚夫肉却不给筷子，故意让周亚夫发火，设局让周亚夫入瓮。致命的一击在于捏造“谋反”罪名，而且是“在阴间谋反”。周亚夫的儿子在皇家用品的工官那里买了五百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成为“谋反”罪证。周亚夫下狱之后不服，五日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走样，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荒唐，越来越不可思议。遍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牺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何止百千。至于南宋，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下，直接以“莫须有”定罪。岳飞之死，惨绝人寰，无以复加。再往后………
第六部分第五十五章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冲突
西汉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哲学思想的“无为而治”或许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作为政治学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真实有效的治术。将二者混淆，只能导致事倍功半。这一点，汉朝的当事者以及司马迁都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迁延至今，仍是一团混沌，并未得到认真的梳理。
最初，“无为而治”统治策略的弊端并未充分暴露出来。大家还盛赞曹参“无为而治”的成功。殊不知，曹参推行的“无为而治”中已经孕育着政治危机。王权正一点点被皇权吞并，已经露出权力归于一统之端倪。
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在中国实行分权的政治体制，实行哪怕是不充分的地方自治，都是很难的。其中原因之一是缺乏文化上的支持。王权受不到约束与监督，恶性膨胀，很快就会威胁到中央的权力。此时，中央集权便得以名正言顺地绞杀地方权力。具体说，王权不遵守“礼治”、“礼法”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王权没有被约定俗成的范式所框定，随意性极强。一旦为王便为所欲为，超越王权的范围，这个问题，从刘邦封王的那一日开始，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梁孝王刘武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王宫豪华、珠宝无数，只是一个方面。梁孝王行为的不检点远不止于此。在皇帝立太子的问题上，梁孝王怨恨袁盎等议嗣大臣，暗杀了十多位。梁孝王刘武哪里还有半点自我约束，哪里还像王，分明是未有名分的皇帝。
梁孝王的儿子济东王刘彭离子承父性，骄纵凶悍，打劫杀人，掠夺财物。被他杀死的人，有案可稽的就有百人以上，弄得一时间无人敢夜行外出。经告发，刘彭离被贬为庶人，迁大河郡。（出处同上）
临江王刘荣被立四年，“因侵占宗庙墙外土地扩建宫殿而获罪，畏罪自尽”。（《史记·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鲁王刘余“喜欢建造宫殿、苑囿，畜养狗马……”。（出处同上）汝南王刘非“喜好使弄力气，建造宫殿，招纳地方豪杰侠士，十分骄横”。（出处同上）
刘非之子刘建是西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纨绔子弟。他为王七年，坏事做尽。易王死去，尚未发丧，刘建就看中了易王的美人淖姬，夜晚派人把淖姬掳来，与她行云雨之乐。刘建与自己的亲姊妹也有奸情，皇帝知情后，刘建畏罪自杀。（出处同上）胶西王刘端“为人残暴凶狠，又患有阳痿病，一接触女人就病几个月”，自己不能布云施雨，于是对偷情犯事的处罚极其残忍，这已属变态。他手下的郎官有淫乱行为，诛杀他倒也罢了，刘端却将其儿子母亲一起诛杀。他自己则“屡次触犯朝廷法令”，对于守法的大臣，只要到了他胶西的地盘，总是找他们的“罪过”报告皇帝，找不到的就用药毒死了事。（出处同上）赵王刘彭祖“为人巧诈奸佞，卑下奉承，表面上谦卑恭敬，内心却克薄阴毒。喜好玩弄法律，用诡辩中伤人。”（出处同上）
赵王彭祖的太子刘丹与胞姐通奸。江充告发了刘丹，刘丹才被废黜。（出处同上）中山靖王刘胜“喜饮酒，好女色，有子孙一百二十多人”。他的亲人都指责他：“中山王只是每日淫乐，不帮助天子抚慰百姓，如何可以称为藩臣！”刘胜却在位42年安然无事。（出处同上）……管窥以上各王之一斑，可知王之全豹。为王则骄，得势则淫。王之腐化堕落远甚于皇帝。分封制在中国之行不通，被封者不能自我约束，是个重要原因。地方势力永远是政治动乱的源泉。不过，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从来都没有认真考虑过真正分权给地方，让地方得以真正地自治。没有真正自治，地方又总想自治，僭越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吴越反叛之后，中央开始往回收权，撤除丞相，改为相，佩戴银印。诸侯王只能享有租税，其他权力皆被解除。穷的王只能乘坐牛车了。造成这一结局，固然是“王”们咎由自取，但也不能不说是政治体制的一个缺陷。
第六部分第五十六章 伯夷、叔齐
———两位国宝级人物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列传之首，可谓独具匠心，意义深远。司马迁写伯夷、叔齐是“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其事并不重要。对于影响深远而又史料不详的历史人物，我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保护历史资源。远古的历史，信史与传说是难以区分的。神话本身是虚的，然而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实的。伯夷、叔齐这两个神话式的历史人物，备受孔子称赞，孔子为他们发出过真诚而又悲壮的啸音。既然司马迁立志“穷天人之际”，当然不会放过半神半人的伯夷、叔齐。
伯夷像奇怪的是，《伯夷叔齐列传第一》仅为袖珍小篇，故事情节也很简单，就是他们拒绝王位，让国出逃。反对武王伐纣，叩马而谏，未果。待天下宗周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后饿死于首阳山。要点有二：一个是让权让国；一个是扣马而谏，企图阻止武王伐纣。史家（包括司马迁）历来重前者而轻后者。我独重后者而轻前者。让权、让国，志虽高洁，终属个人道德价值取向问题，并不具有普世的意义。争权、争国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怎么个争法。中国的争权、争国———包括司马迁在世时的权力之争———是以残酷地索取性命为代价的。只要提及改朝换代，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血淋淋的场面，总要与无数百姓的牺牲联系在一起。为了权力换主，就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一点让伯夷、叔齐实在想不通，看不惯。于是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回避权与国。但谁会效法他们呢？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一定是寥若晨星。历代皇帝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讲述伯夷叔齐的故事，但丝毫没有减轻皇子之间的钩心斗角。尽管伯夷、叔齐的故事烂熟于胸，争权、争国时还是绝不手软。不能怨伯夷、叔齐的故事不够生动、典型，只能怨权力、江山太有诱惑力了，单薄的道德怎可以与之颃颉？有比伯夷、叔齐更早的鄙夷权力的清高之士：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瞀光而谋。瞀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乏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杀木周水而死。汤又让瞀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随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遂负石而自沈于庐水。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卞随、瞀光皆视权力如粪土，宁死不让权力附身。伯夷、叔齐的叩马而谏就不同了，触及到了“政治”本质。无论伯夷、叔齐是否历史上实有其人，他们反对武王伐纣的思路是极富价值的。他们反对的不是英明的武王，而是没有意义的“以暴易暴”。问题复杂在武王是个明君，而被他伐的纣王是个昏君，武王之举“顺乎天而应乎人”，乃“替天行道”。昏君不伐，他怎么会倒，昏君不倒如何救民于水火？无疑，这个诘问是很严厉的。然而还有一个更严厉的诘问：一旦形成了伐昏君的模式，如何保证伐昏君的人成功之后不是昏君呢？这太难保证了。一旦胜利者暴露出凶残的本质，伯夷、叔齐“以暴易暴”的偈语不就兑现了吗？如此，“易暴”就真的不如不“易”了，省得生灵涂炭，百业凋敝。以伯夷、叔齐的智慧当然解决不了这个超级悖论，但他们已经察觉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潜在危害，已属不易了。
是伯夷、叔齐杞人忧天吗？非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实了伯夷、叔齐担忧的巨大价值。后人———包括讥讽伯夷、叔齐的人———只知道沿着“以暴易暴”的思路走下去，并不知道“何以解忧”。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非暴力的政治途径是存在的）。从思想认识高度看，伯夷、叔齐远远高于他们的后人。
令我深思而又不得其解的是，假若当年武王不对殷纣施以暴力革命，该当如何？正常的作法是联合起来规谏，然而如果规谏者不以武力做后盾，必招致不测。这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归根结底，中国的政治是被权力充塞着的，没有留下丝毫的空隙，不容权力之外的因素置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完全封闭的体系一定会腐败。要瓦解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除了砸碎它，别无选择。然而砸碎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砸碎了旧的，新的马上变旧，并迅速地腐败起来，还得等待更新的势力来砸碎它。砸来砸去，把文化传统砸没了，把道德伦理砸没了，使民族凝聚力涣散了，让国家变得贫弱了。更恶劣的后果是，习以为常之后，人们就再也不去思考和平的、文明的、进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家的选择机制了，使我们错过良机，与先进文明失之交臂。
伯夷、叔齐的拒绝暴力思想，超前了三千多年，不失为华夏民族历史上最为璀璨的遗产。
第六部分第五十七章 能人政治
———中国政治之凸征
中国的政治，主要靠强力政治家布谋实施，调度左右，而非靠制度与规则惯行框定、规范、划一，所以随机性极强。遇到能人而昌盛，否则则谙弱———大率如此。
西周的兴起与强盛，就源于周文王、周武王的慧眼识人，使人尽其用。在争国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不在于哪一种政治势力代表先进的文明因素，而在于哪一个政治势力能够聚拢人才。聚拢人才的一方必胜，哪怕这一势力是反动的。春秋的齐国两度强盛，主要原因在于两度使用了能人，先是使用了管仲，后又使用了晏婴。
管仲成为了“能人”的代表。诸葛亮就是通过自比管乐（管仲、乐毅）昭示自己清高的。
“齐候”鉴管仲的智慧、人品与能力不容质疑，而且发现管仲的伯乐———鲍叔牙也确实是慧眼识珠。连管仲自己都说：“生我者父亲，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