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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发起议论，移山走海，高风绝尘。如此写史，《史记》似为先鞭。论及百家之说，司马迁妙笔生花，挥斥八极，抒雅怀，明远志，喜怒哀乐形于笔端，天机云锦皆用在我，明写圣人，实去圣不远矣。读之，不禁汗出毛悚，快哉！快哉！在自序的开首，司马迁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百家学说的解读公诸于世，不惧诟病：《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且不论这段雄论文境练达高华，独树一帜，即使从纯学问角度看，司马迁也堪称千古一绝的方家。后世的学问家们只会诠释、演绎，与司马迁之差距绝不可以道里计。
司马迁的学术远见令人叹为观止。他对百家之说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个破天荒之举，符合现代“于不疑处生疑”（胡适语）的做学问原则。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在司马迁面前都是短拙毕现，无可匿藏。不能说司马迁说得条条都恰到好处（那样的话，司马迁就是神了），但均不太离谱。特别是对儒家的分析基本是准确的，儒家驳杂（以现代角度看儒家具有局限性，但在司马迁时代，相对来说儒家确实算是驳杂的），难以在实际中贯通。此说极是。儒家确实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难以与现实对号入座的弊端。守孝三年，有几个人做得到？然而这却西汉·马蹄金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讲仁爱，却不承认宗教是仁爱之家，把仁爱放置到一系列具体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下，使得一般的泛爱无有立足之地。儒学存在种种缺失，以至于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所以后世所谓的尊儒，不过是披儒学这张皮而已。如此说来，司马迁足足超前了两千多年！数一数与他同时代甚至包括他之前的人，有哪一位能有如此远见卓识？后世仍不乏抱一家之说以管窥天的蠢人，这些人在司马迁面前怎能不汗颜？司马迁的民主思想萌芽同样让后人嘬舌。
谋及卿士，谋及商贾，谋及史官，谋及庶人。《史记》的字里行间流露着这样的思想倾向。他不是回避政治，而是积极参与，所以才将百家之说置于股掌之间，把玩评说。这对于那些动辄把学问定于一尊的人（包括汉武帝）不啻一种揶谕与鞭打。权力潜规则第九十四章“史命感”截至汉朝，司马迁是创造性著述最丰的一位史家与作家。一部《史记》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气贯环宇而又博收约取；振笔直书而又文行忠信。记事时间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所涉内容上至帝王，下至血性武夫、朋党士子；雅有司马相如，俗有游侠、日者、龟策；有真切的记事，还兼有行文浑浑、藏蓄不露的虚笔，写至兴头，援古喻今，议论风发，剥茧抽丝，探讨寻绎，冀对当时世事有所箴规。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巨制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作者在受宫刑之后完成的，身陷缧绁，仍案牍劳形，以我注六经之气概，完成了“无韵之离骚”，令人肃然起敬。没有超常的毅力与求索精神，没有来自冥冥的助力，没有“史命感”激励，断难完成。
司马迁的“史命感”来自于祖传。他的家族世代做史官，留下了以修史为荣的传统。匈奴古墓壁画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来自于冥冥中的助力。
正是这种助力，使得司马迁生得恰逢其时———至少司马迁自己做如是观。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读到“小子何敢让焉”，不由得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年，孔子至司马迁又是五百年，孔子“正《易经》，继《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不恰恰是继往开来吗？浩然之志激荡胸间，所以当司马迁以“诬上”、“沮贰师”之罪被判死刑的时候，主动请求改为宫刑（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宫刑有甚于死刑，一般是宁死不“宫”），苟活以续己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汉武帝哪里知道，后人知司马迁者众，而知刘彻者寡。“汉武帝”三字代表的不过是年号而已，并不是代表一个有血有肉的精灵。刘彻怎及司马迁之万分之一二？！
司马迁励行明节，言志抒情，并非始于宫刑之后。司马迁年轻时就已经自我磨砺，为修史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他习诵古文，游历四方，积累了丰厚的学识与扎实的生活经验。年轻的他就已经坚定了信念：继孔子修史者非我司马迁莫属。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增强了司马迁修史的信念，增强了他的“史命感”。“史命感”不独司马迁所有，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可以不崇拜神灵，但一般都会崇拜历史宿命。中国自商代就设“史”，掌管祭祀与记事，西周开始设“太史”、“内史”等，名目繁多。然而，同是治史，有所不同，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在繁杂的史实中整理出王道的头绪，以警后世。
司马迁的动机绝不像孔子那样单纯与明确。司马迁是道德高尚的职业史家，他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父辈与祖上传下来的“史命感”，忠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处世哲学，所以才能做到“恶不过，善必扬美”。
司马迁其人与《史记》一样，是个深不可测的迷宫。
第十部分第九十五章 《报任安书》
———《史记》篇外之篇
我一向认为，《报任安书》是《史记》最后一篇，而且是重要的名篇。司马迁自己不好将其放入篇中，但我们绝对不能不把这封信置之史外，这封信分明就是《太史公列传》！司马迁讲述了自己不幸之始末，道出了事情原委，满腔的冤屈与愤恨一下子倾泻了出来。
劳于愁思、累于感慨的司马迁把怨恨锁在心中，寻得契机，猛地爆发，犹如大水从堤中泻出，泱泱洪水冲出一个喜怒哀乐俱全的赤裸真身来。豁出去了，忧愤而后投书（而不是“穷愁著书”）。在书中，司马迁将忧愤与写作之关系抟为一个段落，为后人反复引用：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安书》读这段文字，如利镞穿心般地痛。司马迁终究是人，不愿意在默默中泯没，所以他以《报任安书》为《史记》作结，把郁结心中的最强音吼叫出来，让世人与其同怨同恨。公元前91年，《史记》接近完成时，司马迁写《报任安书》，向黑暗势力摊牌，对命运发出了严厉的驳诘，借此释愤抒情，吐而后快。此时摊牌，再无牵挂，完全将荣辱甚至生命置之度外。《报任安书》的写法与《史记》的写法大相径庭，分明是另一个司马迁，一个有血有肉、快意恩仇的司马迁，一个重义轻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司马迁。沉郁顿挫，笔挟风雷；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落此地步，也只有将自己入类以自脱了。每读至此，心湖波澜顿生，一掬同情之泪。司马迁在写完《报任安书》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神秘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司马迁来说，“史命”=生命。史命完成，生命就充分实现了其价值。所以，《史记》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生命也画上了句号。生命完全溶化到了“史命”之中。这不是一个宿命吗？
推源祸始，在人心惟危的情况下，司马迁袒露肺腑之言，触犯文网，致使龙颜震怒，才命人加害于他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司马迁仰天椎心，绝望自裁，这笔账同样应算在汉武帝头上，毕竟是汉武帝给了司马迁以难以忍受的屈辱。
班彪仅小司马迁几十岁，可算同时代人，对司马迁的下落应该是清楚的，然而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彪却对司马迁之死缺着未笔。由此可知，“龙颜”大怒之程度，史家也不得不为皇帝讳。司马迁一抒胸臆，无拦无遮，以死做最后的挣扎，换取尊贵的人格，不啻乎为多劫难多舛的士大夫辟鸿矣。遗憾的是，后来的士大夫很少有效法司马迁者，辜负了司马迁之美意。天意，岂是司马迁预见得到的。
第十部分第九十六章 总论（1）
论读《史记》，有五惊：一惊司马迁之天赋。
司马迁以其超人的天赋、思想、器识与历炼，写出流传青史的不朽之作。他摆弄史料驾驭文字，犹如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无不驾轻就熟。在某种意义上，得益于他洞彻达观的大智大慧，特别是他惊人的天赋。首先是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敏锐感觉，诸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范蠡经商、司马相如作赋、东方朔之滑稽等寻常史家看不上眼的事情，都进入了司马迁的视野。司马迁对“历史”之理解可以说是洞彻幽微，自成一系。
其次，司马迁具有非凡的文学天赋，非常人可比。这样的天才，中国几千年只有他一位。其文跌宕遒逸，条达舒畅，浑浩流转，纡徐简奥；推本春秋，考信六艺，无往不收，无往不尽；比物连类，慷慨陈词，错落有致，累如贯珠；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再次，司马迁具有超常“定力”，功名利禄，其来不喜，其去不忧。大难降临而不改其志，泰山压顶而不折其腰，《史记》完成而不隐其心迹。实乃真性情中人，顶天立地之大丈夫也。《史记》实泣鬼神惊天地的忍者心声，像司马迁这样的耐力与定力实在是世间难寻。司马迁的大智慧归根结底来自于他的天赋与思想。天赋是坐骑，思想则是骑士。思想得坐骑乃得自由，游心太玄而俯仰自如。被凌辱与监视的司马迁，其实心灵是自由的。二惊司马迁之道德涵养。
人到无求品自高。为“一求”而放弃“诸求”，如果这“一求”是与天下苍生的命运与利益紧密相连，也就进入超凡入圣的道德境界了。司马迁生为修史，死亦为修史，别无所求，别无所恋，是为超凡入圣。为“一求”宁愿甘守枯寂，任人笑骂。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为鬼非鬼，为人非人，仍然毛吞巨海，芥纳须弥，以残疾之身而包纳天宇苍穹，以笔代言，无往而不胜。司马迁贞刚弘毅，百折不挠，勤力劳心，矢志不渝；曲而不屈，迩而不逼。尤其可贵的是，他风标特立，勇于闯学问思想之禁区。每每揭发帝王之疮疤，暴露佞臣之短拙，而且有惊世骇俗的史学创新与思想创新。先有平和，而后气吞龙虎。司马迁心平如一泓止水。他的心灵世界拒闻外界的喧嚣，拒纳世俗的欢乐。他有自己的做人准则与欢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司马迁，安知司马迁之乐？伍子胥复仇之前，曾忧心忡忡地吟唱道：日已夕兮，予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平静归平静，那是针对功名利禄而言的。司马迁的内里是焦灼的，他希望早日完成父亲的嘱托：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完成不了父亲的嘱托死不瞑目。司马迁之焦灼，一定在伍子胥之上。然而，伍子胥只是为报一己之仇，而司马迁却是为了千秋万世，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华夏传统的薪火传递。司马迁从来未曾想过报仇问题。在他心中根本不存在“报仇意识”，只要完成《史记》，其他都可以一笔勾销。
司马迁47岁受宫刑，至56岁失踪（去世？），这九年时间，他不仅要殚思极虑地写作，而且还要以百倍的毅力与勇气战胜自我，战胜屈辱，战胜外界对他的流言蜚语。高标见嫉，他所受到的各种压力是可以想见的。没有高尚的品德，别说写作，活下去也是困难的。清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反过来说，司马迁以诚待史，以诚待人，贵人人自贵，所以成为中国史家之翘楚、文人之楷模，成为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形象。那些热热闹闹地争权逐利、名极一时的权贵们，不配与司马迁站在一起，二者一为凤凰一为鸱袅，一为兰芷一为蒿萧，一为骐骥一为罢驴，怎可同日而语？
三惊《史记》史料之翔实、人物之鲜活。
《史记》史料翔实指的是，作者用52万字记载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无一遗漏，一共写了四千多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援古陈义，宽然有余，读《史记》而观止矣！让今人写，扩容十倍，给520万字的容量，也绝对容纳不下那么多史料。当然，今人与古人不完全具有可比性。以同时代作比照，设想，假如当时不是司马迁，而是其他人写，用52万字刻画一百多个人物（外加大量的略写人物），描述一百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外加大量略写事件），也是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具有如此的才能。以小博大，以少博多，确实是司马迁的绝活，无人可及。
《史记》所涉及的领域之宽，几乎无所不涉，无所不包。除了由政治、军事、外交组成的主线而外，还涉及文化、学问、经济、民族、宗教、医术、巫术、民俗、说客、刺客、游侠等领域与阶层。或抒情述志、阐发无遗，或踔厉风发、纵意而谈，或虚实交替、春秋笔法，或博收约取、吉光片羽……无一是平铺直叙，平白纪实。司马迁为后人烹制了一脔美味的精神美食。四惊《史记》体裁之新颖。
千年历史，兴灭继绝，征战杀伐，弑君杀父，兄弟阋墙，萧墙之乱，仁人志士，刺客游侠，儒法阴阳，歧黄之术，商贾货殖，日者龟策……千奇百怪人，千变万化事，浩如烟海，如何放舟？
司马迁以高超的文字驾驭术，使君臣佐使，各归其位。除了他的天赋与才华而外，有赖于他选择体裁得当。先秦的两大名著，《左传》以叙事为线索，《国策》以辞令为中心。司马迁不拘泥于前人窠臼，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开创了以人物为线索、以事件为背景的写法，将事件置于人物之下。因此，《史记》不仅是历史纪实，更是一部有声有色的文学力作，部分篇章与小说庶几近之，兼有“虚而灵”的诗人气质与“滞而实”的学者之风。以传记写法写史，始于司马迁，后人因之。迨至今日，仍富有强大生命力。五惊汉武帝刘彻之宽容。作为专制帝王，汉武帝有其暴戾的一面，也有其宽容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他的宽容，《史记》得以流传后世。实际上《史记》应该算作禁书，其中诟病帝王、讥讽权贵的文字，比比皆是。司马迁借助屈原之口，一抒胸臆，更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发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这分明是作者在比况自己，抨击那些势利小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痛快淋漓地道出了心里话。他为李陵说情，并非因为与李陵有私，而是因为看不惯势力小人顺水推舟。如果说司马迁写《史记》，为了发表的目的不得不施些韬晦之计的话，那么写《报任安书》则完全放开了手脚，心想笔至，毫不遮掩心迹：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