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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报任安书》让我难以置信的是，如此血性文章，竟然植根于文坛成活，而且流传至今。难道这不是奇迹吗？专制者出于本能，肯定要把一切皆攫为己有，发表权当然也在攫取围之内。专制者理应效法秦始皇，不允许人们发出不同声音。特别是汉武帝已经“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堵塞言路已经顺理成章。《史记》中的大量言论均不在“儒术”之列，有的甚至可能震撼朝纲。将“异端邪说”扼杀于襁褓，既简单又可行，然而汉武帝没有那样做。确实是由于汉武帝的容忍，《史记》才得以流传于世。
第十部分第九十六章 总论（2）
《史记》是史。中国一向有治史传统，扼杀《史记》需要勇气与力量，也许汉武帝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做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所以作了让步。也许这种推断还勉强解释得通。然而，《报任安书》公诸于世，司马迁的不满与牢骚已经暴露无遗，汉武帝仍然不封杀《史记》，就难以让人理解了。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至少晚司马迁四年，有足够时间清除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影响，然而汉武帝并没有那样做，他让这封于他不利的书信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后人因为《报任安书》才对司马迁有了完整的了解，也产生了对汉武帝的憎恨。诚然，《报任安书》写出不久，司马迁就神秘失踪了。可以认为是汉武帝杀害了司马迁（被害乎、自杀乎？不得而知），然而就算是汉武帝杀了司马迁，但没有封杀其思想，可算是一种大失算。诵读《史记》，感慨良多。
感慨之一，中国历史，特别是司马迁所详细记载的那一段历史，刀光剑影，寒气袭人，贯穿一个“杀”字。
为了霸权与江山厮杀倒也罢了，许多厮杀不过是为了得到游戏的愉悦或心理的平衡而已。“春秋无义战”，道破了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性质。为一句话、一件事、一个女人、一块宝玉、一座城池、一次占卜、一种天象，都可以发动一场天昏地暗的血腥战争。战争之“利维坦”百捉不僵，难于降服。每读到屠城杀降、人头落地、血肉模糊、哀鸿遍野的场面，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积久乃成条件反射，故读后不能不更衣，不能不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先秦形成的战争传统，并未因秦始皇而中止。秦灭六国之后，战争始终连绵不断，直到西汉盛世，仍有战争爆发。
按照世界惯例，“战争”与“杀人”并非同一概念，二者既有交叉一面，又有相异一面。但在司马迁笔下，每每出现坑杀俘虏与滥杀无辜的场面。白起坑杀赵国降兵与项羽坑杀章邯降卒的场面让人毛发倒竖。假如将被“坑”者放到一起，这个坑还不得如同一个露天煤矿那么大！这无疑是“杀人工程”的吉尼斯世界之最。“战争”与“杀人”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可怕的传统。
不是吗？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是杀人成嗜的魔王，见一杀单，见两杀双，为的竟是把天下人杀尽，让李自成当光杆皇帝这样一个卑鄙的目的。史家说张献忠杀人不眨眼并非孟浪夸张。张献忠并不孤立，他之前有黄巢，不入伙者皆杀之；他之后有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杀人之随意绝不在张献忠之下。他们之杀人就如赌徒之挥金、才子之浪情，只在举手之间。中国人对杀人者的批判并不激烈，相反，对杀人不够狠的，往往以“妇人之仁”讥讽之。
感慨之二，内讧内斗，无止无休。
《史记》中没有出现“窝里斗”这个词汇，却不乏“窝里斗”的场面。齐景公重用田穰苴。田穰苴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军事组织才能，引起大夫鲍氏、高氏、国氏等嫉妒，于是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窝里斗。他们在齐景公面前极尽中伤、诽谤之能事，齐景公抵挡不住谗言，罢了田穰苴的官，田穰苴发病而死。这引起了田氏家族的强烈不满，导致田常杀死了齐简公，将高氏、国氏灭族。至田常曾孙田和，自立国君，取号齐威王。齐威王仿照祖上穰苴的战法，所向披靡，威振天下，各诸侯国纷纷朝拜齐国，齐国自此改为田姓。窝里斗引发江山改变姓氏，这一点恐怕齐景公也始料不及，否则是不会拿国祚开玩笑的。假如高氏、国氏等地下有知，也一定后悔不已。当初，高氏、国氏与穰苴既无过节也无怨恨，完全出于嫉妒。由嫉妒引发无端的中伤攻击，置功臣田穰苴于死地，最终导致江山易姓。
鲍氏、高氏引发的窝里斗只是无数窝里斗中的一个代表。如果说鲍氏、高氏引发的窝里斗属于无风起浪的话，大多数窝里斗则起因于睚眦之怨。总的说，中国人确实只善于争斗，不善于共存。一涉及共存便捉襟见肘、进退失据。
千百年来，治者只知道“以孝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节励天下”，面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或民怨四起的局面，无所措手足。不会心平气和地协调解决，最终往往采取“杀”之下策。对内，以窝里斗求平衡；对外则采取高压禁锢的政策。外部被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因此爆发时比炸弹还猛烈。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就在我们厮杀得红了眼的时候，西方思想家康德已经发现了一条伟大的原理：社会进步不在于“消灭”，而在于“保存”。康德原话大意为：惟有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其成员有高度的自由，而成员之间有高度的对抗，但社会却使这种自由具有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使每人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彼此共存———惟有这样的社会，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它赋予人类的全部才智禀赋，才能获得实现。显然，窝里斗是排斥“彼此共存”的，中国人很少考虑到自由的“规定”与“保证”这一比战争更重要的问题。
感慨之三，千年历史，所为何来，无非是争“一人之天下”。治国者为一人之利益而调动全国力量，而全国上下也甘心为其所调动东拼西杀数年，一人荣登九五之尊，而出力的众人则烹的烹，剐的剐，苟活者也绝不可能活得舒服。如果把战争成果比为一锅肉，出力者往往连一杯羹也分不到，这在西汉初年表现得淋漓尽致。韩信、彭越、英布等都曾为刘邦效力，最后却死于非命；周勃为刘邦旧臣，无缘无故被迫害而下狱，周勃之子周亚夫屡有战功，却被诬于谋反罪饿死狱中；萧何是刘邦的一只臂膀，功高盖世，然而也是仕途不坦，险象环生，若不是采纳了鲍生等人的韬晦之计，摆出贪金恋银、胸无大志的贪官姿态，后果就绝不是牢狱之灾，而是灭族之祸了。汉初的其余功臣，几乎没有一位能够独善其身的，张良称病杜门，行“道引”、“辟谷”之术，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亦真亦幻，躲过了刘邦的加害；曹参靠“日夜饮醇酒”，听到周围房舍的饮酒吆喝声“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和”，才勉强确保平安；陈平凭借超凡的智谋，才一次次化险为夷……汉高祖刘邦，一人耍弄众人，如拨算珠，如捏泥团，比行军作战更加游刃有余。打天下时是此集团对彼集团，刘邦不过是“军事首领”，他的利益似乎是与众人利益粘连在一起的；然而，一旦江山到手，立即开始执行另一套游戏规则，成果完全归一人所有，一人呼而万人应，一人威威而万人唯唯，一人将万人性命装入囊中。司马迁对这种政治症候是相当反感的，作为史家，他能做的就是利用手中资源，揶谕讽刺，表达己意。所以他才将鄙夷争权争国的伯夷、叔齐的事迹放到了《列传》之首。司马迁哪里知道，他之后，“一人天下”之争一直在持续着，形成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宿命。感慨之四，百家之学，归于“人治”。
《史记》中涉及学问思想的篇幅甚多。司马迁以说论说，自己并没有任何偏执。他自小就涉猎百家，所以他能以对待历史的冷静对待百家之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详细表达了自己的学问观点。
令我无限感慨的是：司马迁的纵横捭阖、自由言说，乃是秦始皇书禁之后的回光返照！这种暂短的“发言权”，在他尚在世的时候就被扼杀了。几乎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董仲舒向汉武帝献计邀宠：提出了“废百家，独尊儒术”，提出了“以教化为堤防”的全新统治术。至此，“教化”变为了“堤防”，百家之学，归于“人治”。像司马迁那样就学问论学问式的自由言说，再也不可能了。“人治”包罗万象，当然也包括学问。以人治学，言随人废，必然导致万众学舌于治者，治者怎么教，万众就怎么说。实际上司马迁在用“旧思维”写《报任安书》，而没有适应骤变的新思维。显然，司马迁对“较真”的后果估计不足，所以，那封一腔热血、满腹牢骚的书信一写出来，旋即神秘失踪了。我们可以假设，也许司马迁在死前醒悟到不该写给自己带来灾祸的《报任安书》，话一说出，驷不及舌，悔之晚矣。然而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司马迁想，反正《史记》已经杀青，心愿已了，一吐为快吧！于是郁闷悲愤犹如决堤之洪，一泻千里。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揭示出这样一个现实：在帝王面前讲真心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也许是由于“身在此山中”，司马迁并未敏锐地洞察到这一重要变化，这一点，通过他把董仲舒写成了堂堂的“正面人物”，而无一句诟病之语，足可见一斑。殊不知，正是自董仲舒献计开始，学术成为了帝王的私有财产，衮衮圣崽取代了思想者，阐释取代了创作，一家取代了百家，“争宠”取代了“争鸣”，顶礼膜拜取代了怀疑。亚里士多德曾深刻地指出，怀疑出哲学。但中国讲究“一言兴邦”，一切怀疑均被视为“异端邪说”，人书俱焚。这种情况始于司马迁时代，但是司马迁没有察觉到。感慨之五，中国历史，争起争息，循环不已。
我喜欢将争起争息、循环不已的中国历史比喻为“怪圈”。大禹建夏以还，夏灭而商兴，商灭而周兴；周室式微，引发春秋战国数百年乱战，最终统一于秦，秦祚不长，引发了规模宏大的楚汉战争，最终刘邦建立汉朝。
仁贤者祀，昏虐者替。中国的历代历朝帝王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只知道“替”而不懂“祀”。或许偶有明君政简刑措，布德偃兵，休养生息，对不友好的势力以怀柔出之。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周期”一至，不以意志为转移，还是重新卷入怪圈，陷入混乱之中。诚如一位我忘记了姓名的写家所言，外国曾有为宗教而战，为自由而战，但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为一个皇位而战！战争与杀伐，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无可质疑。每一个朝代的亡国君主都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梁书·邵陵王纶传》），丝毫不值得同情。应该质疑的是：历史天平的一端是战争，另一端是什么？
是社会进步？是经济发展？是人性复归？抑或是其他什么？天平是否是平衡的？……显然，司马迁的思维触角没有伸展到这一层次，但他似乎在努力向这个层次靠拢。《史记》对武功卓著的人不乏赞美之词，但更对那些与战争杀伐不沾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倾注了满腔热情。比如他写了后人争议很大的《伯夷列传》，歌颂了让权让国的伯夷、叔齐，并将其放置到列传“第一”的位置上，暗喻其重要。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物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可能是司马迁假托的，如果真是假托的，就更说明司马迁对循环不已的争起争息是相当反感的。
在列传篇中，司马迁以《伯夷列传》开首，以《货殖列传》结尾（《货殖列传》同时又是全书结尾），寓意深长，耐人寻味。司马迁高度评价了以范蠡为首的货殖家，赞扬了他们以钱生钱、勤劳致富的事迹。似乎司马迁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货殖家们的所作所为比兵家的所作所为意义更大些。
读《史记》就是读中国、读祖宗、读我们自己，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与事件，怎能不让我们惊叹与感慨呢？
第十部分后记
《史记》是史，也是文学巨著。无论将其当历史读，还是当文学读，都是横亘在今人面前的高不可攀的高峰，都需要以登山者的虔诚来面对它。登上巅峰，并不代表征服了它，只代表你所选择的路径可以抵达顶峰。即使抵达了顶峰，你对山的了解仍不过万分之一，原因很简单：你只能选择一个路径登山，而不可能脚踏山的整体。造物主造出了时间，造出了时间的顺序法则，但造物主自己并不受这个法则的限制，它制造出这样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有时时间是倒流的，高尚与伟大的在先，愚蠢与龌龊的在后，先人反让后人高山仰止。
执是之故，向有读古人书之说。诚如卡夫卡所言：“大多数现代书籍只不过是对今天的闪烁耀眼的反映，这点光芒很快就会熄灭，古典的东西都是把它最内在的价值表露到了外面———持久性。时新东西都是短暂的，今天是美好的，明天就显得可笑，这就是文学的道路。”
有些东西，古代的好。这是一种规律。你叫它“复古”也好，叫它“怀旧”也罢，它是客观存在。孔子就是“复古”与“怀旧”大师。《史记》则是让中国人产生“复古”与“怀旧”的动因之一。
历史向前走，社会向前发展，文明由低级走向高级———这些都是不争的。还有一个同样不争的事实：历史中有些东西，是难于超越或根本不能超越的。有些事物是前后倒置的。这种逆时间的人或事，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出现过，只不过人物类型与时间性质有所不同罢了。西方有苏格拉底、耶稣、但丁，中国有孔子、司马迁、李白。今天，如果有一位诗人，宣称他的诗超过了李白，那么十有八九他是个疯子。同理，如果有一位史家说他写的史在文学性上超过了司马迁，我只能回敬他两个字：梦呓！
凡此种种，说明人文世界（自然世界另当别论）不存在绝对的事物。人文的发展可以不受时间轴的制约，天才可以过早地出现。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家、文学家兼思想家，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司马迁是造物主逆时间的杰作，是造物主送给中国人的珍贵遗产。中国是因为有了司马迁，才使混沌未开的鸿蒙有了清晰的轮廓，才使后人看清楚了先人走过的轨迹。
我不赞成绝对的历史进步论（人类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进步，文明水平越来越高）。毋庸置疑，自然科学是这样的，人文科学的一部分领域也是这样的，但不能一概而论。在艺术方面，在道德方面，在神学方面，在意志修炼方面，在灵魂洗礼方面，在文字表达方面，在自我把握方面，存在大量今不如昔的事情。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作为史，《史记》是无法超越的。《史记》流传至今，百读不厌，每一诵味，须襟顿涤。不仅今人再也不可能写出《史记》这样铺采文、体物写志、韫蓄广厚、境界高阔的巨制，而且能够读懂这部巨制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总结读《史记》感想的话，以上就是最大的感想。
《史记》神闲气定，笔墨如生，不是死物，而是灵物。它载圆履方，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几乎涵盖司马迁之前的天地万物，丑恶善美。须声明，我读《史记》，首先不是为了治学，而为是为了治病。奇书治病：警世发聩，治我麻痹；春秋笔法，治我愚钝；神气毕贯，治我无采；激昂峻拔，治我消沉；疾声厉色，治我软弱；崇论宏议，治我平庸；执着创格，治我守旧；放达形骸，治我拘谨；谑浪笑傲，治我呆板；补残钩沉，治我狭隘；爱心逾火，治我无情；见诬不申，治我鸡肠……读《史记》，无病不可以治矣。
既能治己病定能治人病。将心得写出，以飨亲爱的读者———这便是我写本书的初衷。
希望引起读者共鸣———也许只是个奢求而已。
王文元
2004年7月月12日于苇子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