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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七章 西周的社会性质
西周的社会性质为何？毫无疑问，西周属于封建制。
封建制的第一特征就是分封政治权力，其次，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分封制度基础之上的。
“分封”这一制度决定着当时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对西周属于封建制的论述已经很多，在此不赘。分封制度，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以分赐宗庙祭器为保证，分封了诸侯。宗庙祭器是那时权力的主要象征，把祭器分给谁，就等同于把权力分给谁。分封不是口头承诺，有文书《分殷之器物》为凭，各诸侯分得的祭器都写得一清二楚。圣王之后都得到了重封，如神农氏后裔被封于焦国，黄帝后裔被封于祝国，尧之后裔被封于蓟，舜之后裔被封于陈，禹之后裔被封于杞……。功臣也全部受封：尚父受封于营丘（齐），周公旦受封于曲阜（鲁），召公受封于燕，叔鲜受封于管，叔度受封于蔡……几乎无有遗漏。
周公庙武王与周公的仁慈被司马迁渲染得淋漓尽致。武王问纣的旧臣箕子殷朝灭亡的原因，箕子羞于谈旧主不好，武王并不嗔怒，转而言他。殷并没有被分解，原样保留下来，并把殷完整地封给了纣之子武庚。武王死，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反叛的时候，武庚才被诛杀。但武庚被诛杀，周公还是立纣之兄微子启于宋以续殷后，没有斩尽杀绝。
分封制很容易出现强大离心力，比如拒绝朝觐、拒绝进贡以至于架空王室之类的事情。实际上周王室就是这样被瓦解的。这个问题在欧洲城邦制中同样存在，但欧洲封建制并未因此而被瓦解。这是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之处。中国历史在世界上是悠久的，但中国封建制在世界上可算昙花一现。不用与欧洲比，就是与邻国日本比，也短暂得可怜。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尽管出现过七位女天皇，但从未发生姓氏的变革（这只是就实质而言，实际上日本天皇是有名无姓的）。日本资本主义萌芽与具有分封制的“城下町”密不可分。日本的“城下町”酷似欧洲的城邦。至今日本的“自治”概念仍是以城下町为基础的。日本城下町的历史比中国分封制的历史还要长些，而且日本城下町是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的，不像中国，分封制只维持了短短的几百年，就转向了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社会，造成分封制与现代社会之间相隔两千多年这样一个严峻事实。
相对进步的封建制在前，相对落后的皇权制在后———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之一。
其中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以为可以列举以下三点：第一，中央王室虽自称“天子”，却缺乏强有力的依据。中国民间根本没有流行关于王室来自于“天”的传说，更没有这方面的文化渊源。比如在日本，就广泛流传着天皇是神的儿子的传说。而中国最初的政权不是产生于宗教，而是单纯世俗权力之争的结果。既然是世俗权力之争的结果，人人有得到权力的权利，同时随时有丢掉权力的可能。在得与失的双重激励下，君王很容易侵占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使得上下怨声载道，造成自己王朝的瓦解。《书经》称谓纣为“独夫，纣……”，纣“独”到了头，他的王朝也就“昏惨惨黄泉路近”了。
还是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嗣，他的神权不可侵犯。任何政治势力充其量只能成为“大将军”，没有觊觎天皇位置的可能。所以，大将军更换，而天皇不变。
中国的王室完全建立在现实权力角逐基础之上，建立得容易，瓦解得也容易，无法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从分封制建立的那天开始，就孕育着权力被个人吞噬的危机，早晚有一天会有强者把分封出去的权力悉数收回，实行一人而治天下的“独裁”。第二，中国的权力与权威始终是合一的，权力即权威，权威即权力，一而二，二而一。权力角逐的胜者不仅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富于人格魅力的———无论成事之前他是流氓还是乞丐。得到权力之后，一切都高于常人了。华夏第一位统治者黄帝就是两权合一的人物，他成为华夏文化奠基人绝非偶然。他早已给中国的历史演变种下了夙因。后来的历代君王的“外王内圣”乃这种两权合一的结果。“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就是这种两权合一的君王的心理写照。每一个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伟业与圣德昭于日月，与天地同在。实际上，无羁无绊的权力恰恰最终要将其基业推向覆灭。
第三，中国缺乏一种共存共生的文化。中国人始终不善于共享利益，不善于通过协商的办法分配利益，只习惯于通过武力争夺，确定利益名分，喜欢“赢家通吃”（项羽与刘邦争权就是典型例证）。利益格局确立之后，占有者愿意把多少利益让出，让天下人共享，那就凭占有者个人的好恶了。这里所说的“文化”包括法制，也包括为全体服务的“外形文化”（指信仰文化、节日文化、祭祀文化、礼仪、价值观等）。在中国，这两样都是欠缺的。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在中国，以共享利益为特征的分封的封建制度不能很好地存活与延续，而最终由一个强者将分权悉数收回。一人独享天下，而且延续几千年，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第一部分第八章 厉王的短见与幽王的荒唐
西周建国不久，分封制基础不牢的端倪便暴露无遗。政治离心力越来越强，王室则越来越腐败孱弱。到厉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厉王与召公有如下一段对话：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
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第四》这又形成一种范式：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君王都是短见得只考虑扩张自己的权威与享受奢侈的帝王生活，而想得到国祚长久的多数都是用心良苦的大臣。好像权力属于统治者个人，国祚延续则属于大臣们的事情，二者是分离的。以上对话耐人寻味。
厉王因“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而洋洋自得，以为那是自己的威严与政绩使然，没有什么可忧的了，所以才兴冲冲地告诉召公：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召公这才向他发了一大堆议论，告诉他人人都不敢讲话了，不是好事，也许孕育着更大的危险。一旦像洪水似的爆发可不得了，那时再想防也防不住了。说实在的，厉王还专横得不够，否则可以仅凭召公的这番话就把他杀掉，留这么个碍眼之物何用？
召公说这番话仅三年，厉王就丧家犬般逃亡于彘。命运狠狠地与厉王开了一个玩笑。
幽王在厉王的刚愎自用的基础上又多了一条昏溃荒唐。只是为博得新王后褒姒的一笑，无敌情而点燃了烽火台，而且不是取闹一次，如此耍弄诸侯，做“狼来了”的游戏，幽王在诸侯中的骊山烽火台遗址威望一下子消失殆尽。申侯联合诸侯攻打幽王，幽王再点燃烽火台，已经失效，申侯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申侯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虽然江山姓氏没有改变，但内质发生了决定性的变更。西周衰亡，东周勃兴。进入“春秋战国”“无法无天”的时代，再不把周王室当回事的时代。
幽王之死给中国妇女带来巨大灾难。“女人祸水说”因此而更确凿无疑了，似乎凡女人参政，都要惹出是非。
东周已经不是西周那样的一统于王室之下的分封制了，几个强大的诸侯共同操纵着中央权力，王室逐渐成为傀儡与象征，形成了几个有实力的诸侯王轮流坐庄的局面。
在西周被解构的过程中，厉王与幽王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他们两人的作用终究是次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以仁德为衡量标准的人治政治框架下，合乎要求的君王微乎其微，成为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绝大多数人选是不合格的。所以，即使一个贤明君王获得权力，也意味着其权力随时有被他姓颠覆的可能性。如果一种政治体制完全寄希望于君王个人的人格与德行，那么这种体制无论如何也是脆弱的，不能不借助于暴力来完成更替。东周所“再生”出的政治体制已经大不同于西周，诸侯以服从王室、和平共处为主转为以互相争夺、互相竞争为主。这几百年在酝酿着强者，以最终由强者完成大一统皇权专制的事业。之所以这一事业需要漫长的几百年时间的过渡，是因为当时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非如此不能抵消部落氏族给地域文化打上的强烈烙印。当时，不仅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与图腾崇拜对象也不同，把这些统一起来，非超强政治势力莫办。而这种超强的政治势力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酝酿期。在酝酿期中，一方面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建立游戏规则。
既然实权转移到了诸侯，天子的贤明与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反之，既然诸侯的事情都是自家事，自然都会苦心经营。所以，在这几百年中，没有再出现厉王、幽王那么典型的昏君———毋宁说君王日益不被关注了。小的诸侯国被大的诸侯国吞并成为家常便饭。迫于形势，似乎励精图治的诸侯王多了起来，演绎出了一个个惊心动魄、快意恩仇的故事。
第一部分第九章 秦聚拢人才
秦本偏僻之邦，经十多代人的励精图治，建成霸业，多亏了贯彻重用贤良的国策。
秦缪公任贤使能是很有名的。公元前655年，晋国灭了虞和虢，俘虏了虞君与大夫百里奚，百里奚被当作奴隶送往秦国。趁管不严，百里奚逃到了楚国边境宛地，楚人捉住了他。缪公听说了，有心用重金赎回，又怕楚国惜才不放，就想出一计，派人对楚国说，我家奴隶百里奚逃到了贵国，我想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就交出了百里奚。缪公请教百里奚，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岂敢乱言。缪公说，虞君不重用你，所以亡国，这不是你之罪。谈了三天，缪公终于把国事交与了百里奚，称其为五大夫。百里奚又向缪公推荐了蹇叔，他说，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叔，只是没有人了解他罢了。我曾想事奉齐国国君无知，蹇叔阻止了我，结果躲过了政变之灾。我又想事奉周王子奚，蹇叔又劝阻我不要事奉他，我离开了奚，结果奚被杀，我又一次幸免于难。事奉虞君时蹇叔也劝过我不要事他，但我没听，才遭此难。缪公听罢，二话没说，就请蹇叔当了上大夫。从此秦国渐强。
缪公死后，经过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等数代，国力又衰落了下来。到了秦孝公，再次振兴。商鞅像秦孝公重用卫鞅的故事非常有名。“商鞅变法”使秦国一举强大起来。卫鞅的最大特点是不畏权贵。他要把刺面的墨刑施于太子，太子不接受，于是让太子的师傅代受墨刑。当时，秦国是诸国中最接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权贵们的利益受损，国家却大大受益。
后来秦成霸业，主要也是因为一流人才纷纷涌向秦。像张仪，一会儿相秦，一会儿相魏，一会儿相楚，秦国并不因此而排斥他。秦的传统政策是：只要是人才，就人尽其用。秦统一中国之前，几乎所有的上将都集中在秦。这一点诸国都没有秦国做得好。秦之成功，在乎用人。
历史往往无情地嘲弄人。
一方面秦重视人才，另一方面秦也残酷地摧残人才。赫赫有名的秦缪公，不杀盗马贼，结果得到那伙盗马贼的救助，在一次重要战役中转败为胜。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仁慈的秦缪公，死的时候却安排了包括奄息、仲行、虎在内的177名良臣为他陪葬，残忍之极。直到秦献公主政（公元前384年）的时候才废除殉葬制度。
秦孝公重用卫鞅，但孝公一死，卫鞅便大祸临头。孝公死，怀恨卫鞅的人便刻不容缓地要处置卫鞅，卫鞅逃跑，未果，被处以残酷的极刑———五马分尸。秦国盛世的奠基者就这样惨死在秦君手下。卫鞅被杀死之后，卫鞅的思想却被秦完整地承继了下来。白起等名将几乎都是被自己的国君处死的。这些战功赫赫的名将大多成为青史中的冤魂。吕不韦该是何等狡猾的人物，最后也免不了惨死。
秦在残暴中崛起！在残暴中一枝独秀！在残暴中停止了诸国共舞，在残暴中结束了百家争鸣！
一个奇怪的现象凸现了出来：中国历史，表面看，君王越仁慈越有凝聚力；实际上恰恰相反，君王越残暴越有凝聚力，越残暴越有夺天下的可能性。秦的崛起构成了一个标准范式：一方面诸国都在喊“暴秦”，恨不得生啖秦王；另一方面人才纷纷涌入秦，使秦愈强愈暴，愈暴愈强。最终喊“暴秦”的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螳臂当车的少数几个人。
邪恶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因为靠暴力得来的权力里面充满了人性中最丑陋的贪欲与自我张扬，当人们看到这些东西时，不由自主地会与最后成功联系起来。而仁慈与宽容距离权力塔尖总是很远很远。越是投靠残暴不仁的主公，成功的概率便越大，只有冒着有可能被杀的风险，才可能收获荣华富贵———这就是暴君能聚拢人才的心理上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示范。后来，这样的悖论，在历史上无数次地被上演，杀人魔王越残暴不仁，越能够聚集乌合之众。比如有杀人魔王之称的黄巢（不入伙者———斩！）就一度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再如洪秀全心狠手辣，行匍匐礼不到位者———斩！他的队伍遇到年轻男人，不问青红，但看手心，手心红润者（不像受苦人）———斩！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却纠集了数十万之众，占据了半壁江山，半壁政权苟延了14年之久！
第一部分第十章 春秋战国无信义
春秋战国期间，出现率最高的字就是“义”字，然而，春秋战国又最不讲信义。在这个时期，作为人类普适的文化现象———信义，面临前所未有的被解构的危机。这种不讲信义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敌对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友好国家之间，甚至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承诺让出一个城池却不交割，答应出兵援救却又按兵不动，言称买对方的某种宝物却不付钱，将某某骗来却羁押起来，以为人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早的“自然法”———口头承诺或文书承诺几乎失去效力。例子俯拾即是：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
《史记·秦本纪第五》晋闹粮荒，秦支援晋，想必两国定下了口头承诺，待秦有急用，晋会反过来支援秦。然而秦真的闹粮荒的时候，晋非但不支援粮食，反而乘机出兵伐秦，不讲信义到极点。
秦的不讲信义的事情就更多了，比较有名的是秦索要赵国的和氏璧，答应割15座城池给赵，却不实施承诺，幸亏蔺相如机智，才得以完璧归赵。
春秋战国几百年，不讲信义的乱战登峰造极，食言、失信与欺骗，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部东周列国志，充满着血腥的斗争与杀伐。读之让人压抑，让人窒息，让人呆若木鸡。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不能不怀有愧怍之感。我们最应该躬身自省，我们自古就缺乏集体协作精神，缺乏通过非武力的方法实现利益协调的胸怀与技巧，遇到利益纠葛，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以至于产生了对武力的严重依赖性，无法摆脱，像吸毒者依赖毒品。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实例实在是太稀少了。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或是以腐败与不公正为代价拼命保持既得利益格局，或是坐以待毙，消极等待不知道从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