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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和他的保安处暂时似乎没有从希特勒的“上台”获得好处。党卫军在纳粹的权力结构里还位于第二节。作为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首领，海德里希住在慕尼黑的警察署里。他现在是希姆莱的副手，像他的养父一样梦想着将全国的警察合并入党卫军。直到1934年4月希姆莱控制了政治警察。这一突破发生在1934年4月20日，赫尔曼·戈林将普鲁士盖世太保的领导权交给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反过来又任命海德里希为它的负责人。这下海德里希从柏林出发将党卫军的影响扩大到所有的德国警察。任期内第一次大屠杀时海德里希很快就证实了他是多么冷酷无情和肆无忌惮。
要清洗掉的恰恰是他的第一个儿子的教父、冲锋队首脑恩斯特·罗姆。海德里希和罗姆关系密切，但当牵涉到党卫军的权力要求时，这就无关紧要了。在所谓的“罗姆政变”中——这是这场屠杀行动所披的外衣，海德里希、希姆莱和戈林一起参与了制订清洗名单。海德里希办理了官僚的部分。对于他来说，1934年6月30日的这场大屠杀和他、和“他的”保安处、和自1936年在全国范围按党卫军原则重新组建的警察、特别是和“他的”盖世太保有关的其他许多恐怖活动一样只是“一种措施”。
早在戈林和他的第一位局长鲁道夫·迪尔斯的统治下盖世太保就打破了有效的法律条文，但直到海德里希才将这一机构变成一个“世界观的冲锋队”，变成了一个恐怖机构，对许多受害者来说它是“第三帝国”的代名词，和其他独裁的政治警察有着本质区别。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警察”，将他们的对手当成“民族祸害”；要从“生物学上”反对他们，根除他们。这支警察应该像一名医生一样保护“民族的身体”不患上“细菌”引起的疾病。拉尔夫·乔丹诺一共和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打过6次交道，留下了噩梦般的记忆，它们至今有时候夜里还让他从睡梦中惊醒。他说：“盖世太保无所不在。它是希特勒德国、纳粹德国、恐惧，是在我的生存意识里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死亡的密码。”
盖世太保传说是一种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章鱼似的密探系统，它赤裸裸的存在是要让每个人明白：反抗是无用的。而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是个人员配备很差的机构。比如1937年，拥有50万人口的杜塞尔多夫只有126名盖世太保官员在活动，在拥有65万人口的埃森只有43名，在门兴格拉德巴赫只有14人。大多数城市里只有一名盖世太保，有些地方根本没有。尽管如此，盖世太保似乎什么都能看到，什么都能听到，它真正成了神话。1941年海德里希满意地承认，“秘密国家警察和保安处被政治侦探小说的低声嘀咕和耳语的秘密所笼罩着。人们怀着一种敬畏和害怕的复杂感情，但国内由于它的存在有了一定的安全感，国外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喜欢说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冷酷、近似虐待狂似的不人道和丧尽天良。”海德里希说，“在国内，人们‘尽量不跟我们打交道’，这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告密者才充满信任地找到盖世太保。只是告密者真是太多了。没有这支诽谤者大军，“民族主义警察”将是瞎子和聋子。它们的“案子”有85％是有告密者的。用一句话就给不喜欢的邻居、工作岗位的竞争者或自己想伤害的其他人制造大批麻烦，让他们成为一个专制机器的无可奈何的受害者，让他们失去工作和未来，这在德国历史上从没有像在纳粹德国这样容易过。
海德里希组建他的间谍国家的法律依据之一是1934年12月20日的所谓《阴险法》。该法律规定，可以惩罚“公开发表对纳粹党领导人的仇恨或造成卑鄙想法的言论”的人，“它们会损害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这就为诽谤彻底打开了大门。一股卑鄙的浪潮涌过全国。这一洪灾的痕迹以国家和州档案馆里的数千档案的形式幸存了下来。
1940年2月5日威斯巴登盖世太保分局的一份侦查档案就是一个案例：“武尔夫同事1940年1月31日对我们讲过：‘昨天元首讲话时我关掉了收音机，我无法听他嘶喊和大骂，而且我也没有兴趣听。战争的责任在于希特勒，无论我们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们都是一个可怜的民族。’这是事实。”有三名“同事”同时向盖世太保说这位汽车钳工的坏话。“武尔夫同事”被判处了4个月监禁。放在3年后他肯定会被弗赖斯勒的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2节：魔鬼、朋友和救星
仅在1937年，这种“阴险的攻击”就导致17168人受到指控。拉尔夫·乔丹诺也被指控了——被他所信任的那些人。他刚好在1939年9月1日被捕，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整整被审了5天。怎么回事？“和我一起长大、在街头一起玩耍的玩伴们，多年来记下了我的敌视国家的言论，然后通过他们的父母及他们的祖父母交给了街区管理员，他又报告了盖世太保。”谁因为什么如何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去——增加了盖世太保无所不知和一句不善的话就有被送上刀口的危险的传奇性。不信任和害怕的气氛笼罩着全国。最严重的情况下被揭发的受害者不是被关进监狱，而是被作为“民族祸害”关进集中营或落到刽子手的铡刀下。
1935年，瑞士人卡尔·雅各布·布克哈特率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想去了解德国集中营的大门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如所预料的，有此想法的布克哈特遭到了德方的反对，他们制定了一个参观计划，只允许当着集中营指挥官和党卫军军官的面同犯人交谈。布克哈特拒绝了，并以动身返回日内瓦和一场国际性侮辱相威胁。在科堡公爵家安排了一个澄清的晚宴。布克哈特记下了他目睹的海德里希的出场。他的报告出色地揭露了一个几年后将成为大屠杀建筑师的人的心理：
“他露面之前，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地紧张、沮丧、压低了声音讲话。然后弹簧门打开来，海德里希穿着我第一次从近处看到的黑色制服出现了，高个、金发、轮廓分明，苍白、不对称的两半脸完全不一样，蒙古人种的眼睛突起于脸上。这位著名的刽子手动作利索，柔软而病态地走进公爵的客厅。”
席间，海德里希坐在布克哈特左首。“他的双手引起了我的注意，拉斐尔前派的线条分明的双手，天生适合伸出来扼杀人。这位警察头目引用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一段话开始讲起来，但他认为无论米歇尔·科尔哈斯还是洪堡亲王都靠不住。然后他换了话题，正面进攻道：‘在你们那个小国家，共济会员是师傅，情况一定不一样，不然你们也完了。’
“‘您认为这个组织有什么作用呢？’我问他道。
“‘共济会员，’他回答道，‘是犹太人复仇的工具， 在他们的寺庙的最里面有一个绞刑架，放在那面遮盖圣体的黑色幕布前面。只有高级人员才能进去，幕布后面只有一个词——耶和华，这是个名字，这就足够了。’然后又狂热地：‘万一元首的千秋事业失败了，万一我们毁灭了，那么一切就都会暴露出来，那就会欢庆胜利，残酷的狂欢，和它们相比希特勒的严厉将显得很适度。’”布克哈特感觉“看到了一个正在跌倒的人伸手抓向突出的湿岩石”。
宴席撤走后，海德里希和布克哈特在隔壁房间里单独交谈。“海德里希飞速地左右望望，看看窗帘——习惯——然后他头一回盯了我一秒钟。一种厌恶感让我感觉像是有两个人在同时看着我；海德里希只盯着我的脸看过一次，就一瞬息。”海德里希拒绝了布克哈特自己选择集中营访问的愿望。“您不该忘记，我们正在斗争，元首正在和全世界的敌人斗争。不仅是要让德国重新健康，我们还必须拯救世界让它免于精神和道德的沦丧，你们这些人还不理解这一点。好吧，不行，国家领袖回答说不行。请您访问我们向您建议的营地。”
这席“谈话”暂时没有结果地结束了。“我们同时起身。”布克哈特回忆道，“海德里希站到我面前，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左肩，压低声音说：‘国外都认为我们是嗜血成性的人，是这样吗？对个人来说是太强硬了，但我们必须像花岗岩一样强硬，不然我们的元首的事业就会毁掉，很久之后人们会为我们所做的感谢我们。’”海德里希说完就离去了，布克哈特感觉是遇到了一个“年轻邪恶的死神”。两天后海德里希重新召见布克哈特，在希姆莱的回话后同意代表团参观集中营。
布克哈特碰到了一个有着封闭世界观的人。这位敌人不可动摇。对海德里希来说这一点毋需怀疑。他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谁这么想，就能白天在办公桌旁签署屠杀令，下班后做个忠诚体贴的家庭之父——一位心安理得的凶犯，眼睛始终盯着敌人。在为“黑色兵团”所作的“论我们的战斗变化”的系列文章里，海德里希于1935年秋天对“部分德意志人民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进行两年之后就开始对犹太人无所谓了”表示了不满。但党卫军看到“犹太人一直坚定不变地努力实现他们的目标是：统治世界，消灭北欧民族”。这场世界观战斗需要严厉。“因为如果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由于太客观太人性而不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任务的话，人家并不会因此认为可以为我们减刑。他们会说：他们没有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因此就不再有“国家的敌人”，而只剩下“民族的敌人”；种族主义的对手。海德里希1935年概括说：“敌人的动力永远是一样的：世界上的犹太分子，世界上的共济会成员，和一帮大部分热中于政治滥用宗教知识的高级神职人员。”海德里希认为犹太人是“所有北欧的领导民族和人种健康民族的死敌。它的目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通过一个或多或少可以看得见的上层社会来统治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会利用任何手段和任何组织形式，不管表面看上去多么愚蠢多么可笑。道路始终只有一条”。就像海德里希的遗孀丽娜所证实的，她丈夫“深信不疑，必须将犹太人和德国人分开。在他的眼里犹太人是没有故乡的掠夺者，他们只想为自己谋利益，最后像血蛭似地黏附在外国民族的身体上”。他在无数次谈话中向她解释过：“反犹太主义不是政治，而是一种‘医学问题’。”丽娜·海德里希说：“犹太人对莱因哈德的妨碍既不是政治性的也非社会性的。它们出现在我和他的心里，在心灵里，难以忍受。”谁这么讲，他就是因信仰而作案的案犯。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3节：水晶之夜
1938年，奥地利“并入”帝国是对该方案最早的大考验。为了更快地驱逐更多的犹太人，海德里希在维也纳的助手阿道夫·艾希曼让人在普林茨·欧根街上的前罗特希尔德宫里设立了一个“犹太人移居中心”。想出去的人虽然8天之内就能在这里拿到所有的证件，但代价是一大笔钱。私人财产被没收。为了必须“申报的钱”——外汇，移居者不得不以令人晕眩、匪夷所思的兑换率兑换。海德里希及其帮凶靠驱逐犹太人捞到了数百万。一位应邀来参观该“中心”的柏林犹太人官员记录这个像流水线一样运作的机构道：“那位还有一点财物、一家店、一座工厂或一个银行户头的犹太人从一侧走进。然后穿过整幢大楼，从一个柜台走向另一个柜台，从办公室走向办公室。当他从另一边出去时，他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身无分文了，但他拿到了一本护照，上面写道：‘您必须在14天内离开本国，否则您将被关进集中营。’”海德里希及其执行者甚至不让党卫军或保安处人员来进行这一有组织的掠夺。在长桌后面，坐有文化机构的犹太员工，将图章很响地盖在表格上。就这样受害者成了帮助者——一个荒唐的体系，这一目了然是海德里希的手笔。
维也纳的这个中心将成为全国驱逐犹太人的榜样。相反，海德里希称1938年11月9日所谓的“水晶之夜” 里发生的野蛮骚乱和全国范围的大屠杀是一桩“巨大的猪猡行为”，是倒退到大喊大叫、醉醺醺的冲锋队乌合之众在街头抢掠殴打的时代。大屠杀是“自1934年以来对国家和党的最沉重的打击”。海德里希这样讲当然不是要同情受害者。他认为这些野蛮侵犯是非理性的。和他的上司希姆莱一样，他更喜欢不声不响的官僚恐怖，用图章和签字谋杀，由中央操作，像在流水线上一样机械化。
三天后，赫尔曼·戈林召集各有关部门的代表在帝国航空部开会，讨论“水晶之夜”的经济后果和从德国经济中排除犹太人的规定。与会者共100多人，海德里希也在其中。讨论结果也得到了海德里希的赞同。德国的犹太人应该支付一笔10亿帝国马克的“罚款”，必须强制性地将德国经济雅利安化，更强烈地歧视国内的犹太人；约瑟夫·戈培尔要求不允许他们再进入剧院、电影院、马戏场、游泳场所甚至“德国森林”。最后海德里希发言，强调了对他和保安处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将犹太人排挤出经济生活的同时，基本问题最终仍是让犹太人离开德国……我们经帝国全权代表批准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移居中心，靠该中心的帮助，我们在奥地利已经将5万犹太人送了出去，而在老帝国同一时间内才送出了1万9千人。”海德里希建议也在“老帝国”建立一个类似的移居中心，让犹太人集体居住，强迫他们佩戴一个标志，该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响应。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格强调，不能将犹太人的“社会无产者”留在这里。“因此目标必须像海德里希所讲的那样：能赶出去的统统赶出去！”
看一看海德里希的保安处的一位成员贡特·德阿尔奎恩出版的党卫军手册《黑色军团》（Schwarze Korps），就能看出海德里希是如何具体设想这一“解决问题的方法”的。1938年11月底的一篇文章深化了海德里希在11月12日的一次讨论中介绍的这一提纲：“必须将犹太人赶出我们的住房或居民点，安置在只有他们自己的同德国人尽可能少接触的街道或居民点里……让这个在各方面都自我满足的寄生虫在这种孤立中穷死，因为它既不愿也不能从事自己的工作……但是，但愿没有人会以为我们会听任这一发展。德意志民族根本不想在其领土内容忍数十万罪犯，他们不仅想通过犯罪保障他们的生存，还想实施报复！……我最不希望看到这数十万饿死的犹太人成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温床，成为政治犯式的劣等人的收容组织……因此，在这种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像过去在我们的秩序国家里消灭罪犯一样消灭这个犹太人的黑社会：用火和剑。结果将是在德国真正地和最终地结束犹太民族，让它灭绝得一干二净。”从1939年开始，海德里希被授权在从事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各部局之间进行协调，加快移民速度。对德国犹太人的压迫加强了。
柏林的犹太人被逼每天提供一封70个准备移民的家庭的名单。帝国总部很快报告了一项“记录”：“老帝国”的移民数由1938年的4万上升到1939年的7万8千，几乎翻了一倍。艾希曼在布拉格还将额外的近3万名犹太人送了“出去”。海德里希甚至和犹太人的抵抗队伍哈加那谈判，要强迫犹太人集体迁出。
但是，1939年8月31日晚10点，当电台为了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闻中断它的节目时，所有的驱逐幻想都不重要了：“20点左右，一支波兰叛军袭击并暂时占领了格莱维茨电台。波兰人强行进入播音室。他们一部分用波兰语一部分用德语宣读了一篇呼吁，但数分钟后潜入者就被警方征服了。”这条新闻是计划了很久的一次行动的一部分，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组织，他公开指示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为了外国新闻界和德国宣传工作，需要有证明波兰人进攻的真凭实据。”一支党卫军小分队身穿波兰制服假装袭击了一个德国电台，为希特勒进攻波兰提供借口。希特勒的帮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