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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4节：最大规模的屠杀
战争开始前4个小时，海德里希在一封诀别信里将他的妻子立为惟一的遗产继承人，他临别嘱咐她，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教育我们的孩子们，要相信元首和德国，要忠于运动的思想，要严守党卫军的基本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对本民族的人民要善良、大度，对国内外的所有敌人要严厉。”严厉，严厉，严厉——海德里希的信仰。对帝国的敌人严厉是什么意思，海德里希的保安处突击部队在波兰进行了示范。在战争的头三天里，海德里希的手下就向柏林总部报告逮捕了很多人。但是，当9月3日所谓的“布龙贝格流血星期天”波兰人杀害了“德国人”时，突击部队在波兰的行动就加剧了。“猛烈扑灭燃起的波兰起义”的命令里也讲到了处决。两天后，在9月5日，约50名波兰人在布龙贝格市政厅里被枪杀。9月7日第一次公开枪杀人质行动造成400名受害者。听到国防军对乱杀人的抱怨，海德里希回答说，他认为“一切进行得太慢了”。他说，每天枪杀200人“不够”。“我们要保护小人物，但贵族、教区牧师和犹太人必须杀死。”要以战争做屠杀行动的掩护伞。根据记录，海德里希向盖世太保柏林总部的部门负责人们解释道，“应该尽可能不伤害波兰的占首位的人民阶层。其余的劣等人口不光要进行特殊教育，而且要采取随便哪种形式镇压下去。”要将领导层送进德国集中营。将犹太人集中在城里的犹太人居民点，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他们，便于以后运送。海德里希似乎如鱼得水：他现在是生死的主宰。
海德里希亲自在波兰实地考察他的突击部队的屠杀成绩，了解希特勒对波兰人提出的“澄清民族分歧”的要求和驱逐全部犹太人、国家日耳曼化的执行情况。希特勒规定了大体的方向，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具体执行。海德里希每星期从波兰飞回柏林报告，催要越来越高的枪决人数，向他的上司报告为波兰人制定的庞大的驱逐计划。首先要将犹太人尽可能快地赶出前波兰西部地区，集中在“波兰其他地区”的少数交通方便的犹太人居民点，直到能实施严格保密的“已计划的总措施（即最终目标）”。波兰的其他地区很快就叫做“保护国”了，那里出现了犹太人居民点。突击部队、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处的机构开始驱逐。但在接受区既不安排住处也不安排膳食。
战争开始后，海德里希的恐怖又受到一个新的大机构所操纵，柏林普林茨…阿尔布莱希特街8号的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海德里希创造性地将秘密国家警察（盖世太保）、刑事警察和纳粹党的保安处合并成一个中央机构，职能合并，协同合作，更有效地监视和迫害。特别是艾希曼的四处“犹太人业务处”，它是“恐怖中心”，是案头作案者之家，令人闻之丧胆。海德里希，这位最高灭绝长官，战争期间他几乎从不待在他的办公室里。这位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头目要亲自参战，在波兰战场上他担任机枪手坐在机舱里，后来甚至担任歼击机飞行员。飞行是除击剑外他最喜欢的活动。自1936年警察归希姆莱的中央领导、海德里希的权限延伸到了整个帝国领域以后，他就有了一架四座位的公用飞机。每天上班前他跟他的飞行员“学习飞行”，坐在飞机里学习飞升、翻跟头和转向。坐在架驶柄旁的海德里希也是一个爱走极端的冒失鬼。当他觉得教学飞机太小时，他在柏林附近的斯塔肯军用机场上拿较大的飞机偷偷练习。丽娜·海德里希回忆道，“有一回他降落在韦尔诺伊兴，一座空军歼击机基地。为了对他的行为保密，越来越经常地必须将文件送到那里。在简陋的房子里召开会议。”家人看着海德里希的冒险爱好越来越担心。自从希姆莱的一位副官乘飞机失事后，希姆莱也很担心。1937年5月希姆莱书面禁止海德里希，“在工作时间禁止驾驶飞机”。因为“飞行需要不断练习，但如果隔上较长时间再飞，那就不存在不断练习”。这条禁令对海德里希的打击一定很大，但阻止不了他继续飞行，他甚至弄到空军飞行证。
海德里希这个官僚想在前线的天空上直接接触敌人。在占领北欧时，他驾驶着一架Me109。当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霍斯从事他的谜一样的英国使命时，海德里希参加了在联合王国上空的侦察飞行。进攻法国时，他在比利时和荷兰上空同皇家空军的飞行员相遇了。坐在飞机驾驶舱里海德里希也无所畏惧地认为自己是伤害不了的。1940年5月5日他在寄给希姆莱的一张明信片上写道：“请您相信我，野草不会这么快枯萎！”署名：“您的忠诚和感激的海德里希。”
这位高大的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头目不断进行高度危险的飞行冒险，一直在寻找自我证明，希望能作为成功的歼击机飞行员获得勋章。在党卫军的战争社会里军事奖章很有价值。希姆莱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解释海德里希的这一行为说：“当其他人在外面战斗时，他连续坐在办公桌旁。”他必须“做有关生死的决定”；自己因此必须“面对死亡，证明他的勇气”。海德里希绝不愿只做个案头工作者。他自认为是最前线的勇士，像希特勒一样，他似乎喜欢跳进深渊、将冒险游戏推至极限的感觉。袭击苏联时，上前线的冲动攫住了他。在地面，他的突击部队每天屠杀几万人；在天空，海德里希扑向敌方的飞机。可有一天他似乎高兴过头了：在贝里西纳东部他的飞机被击中了，他不得不迫降。海德里希失踪了两天。希姆莱最亲密的合作者落进红军手里了吗？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成为苏军俘虏，“苏联人一定会高兴坏了。”丽娜·海德里希说道。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5节：不留痕迹的大屠杀
从俄罗斯战役的第一天起，突击部队就根据海德里希的命令，屠杀共产党员、知识分子，尤其是将“政党和政府内的犹太人”作为潜在的“捣乱者”杀掉。在拉脱维亚的黎帕亚，德国人当时叫它黎堡，突击部队最早的屠杀典型地说明了各受害群体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糊和被故意抹去。1941年7月，枪杀人质在那里已经司空见惯。从6月29日起这座港口城市就落在了德军手里——在德国国防军袭击苏联一个星期之后，这座城市的保卫者，苏联的海军士兵和托斯马尔船厂的工人民兵才被打败。但德国占领军和被打散的保卫者之间还经常发生交战——对于第二突击部队的成员来说，这是让黎堡这座城市“安宁”的足够理由：用“最肆无忌惮的手段”。这是对他们的命令。地方指挥官、德国海军的一位少校向他们求助。也是他宣布了无情的报复措施：“每发生一次袭击、破坏行为或抢劫，就枪毙10名落在德国人手里的人质。”第一批人质于7月4日在第二突击部队党卫队小分队的帮助下在黎帕亚附近的沙丘里被枪杀——47名犹太人和5名拉脱维亚共产党员。3天后，为了报复，这位地方指挥官将每受伤一名德国士兵要枪杀的人质数提高到100名。德国突击部队在反对“世界公敌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战斗中，心甘情愿地充当希特勒的政策的执行者，他们完全清楚最好拿谁做人质：刚被占领的城市的犹太人。他们的受害人还是“符合兵役年龄的”犹太男子——这是对他们的命令。妇女、孩子和老人还受到保护。
在搜寻人质时搜捕小分队仔细搜查房屋，不加警告就将年轻的犹太男子从大街上抓走。他们是这些捕快很容易抓到的猎物，因为自7月5日以来地方指挥官就规定犹太人必须在胸脯和背上缝上黄布块。在这些日子里时年16岁的女中学生范妮－塞加尔也失去了父亲。他预感到了拉脱维亚的犹太人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有一天他回到家里，告诉我母亲，他们在海边挖坑。他说，‘我相信那坑是为我们挖的。’”他的担心在7月8日应验了，范妮－塞加尔回忆道：“我们在黎堡后面的一座军营里工作。5点钟德国人将我们送回了黎堡城里，我们必须申请，才能得到一张工作许可证。我们走进市中心。那里的一座大楼里有个大厅。我们有几百人，突然来了一道命令：‘所有的男人站出来！’我父亲哭了起来，他吻我，将他的手表交给我。他知道这下完了。”在德军占领的第一个月里一共有1000名犹太男子在黎堡被突击部队和拉脱维亚的“自卫队”处决了。
1941年的这个夏天，黎堡各地都处于德国前线的背后。但有些因素让希特勒能够将他自己发起的残酷战争宣传性地归罪于苏军。无论是有计划的还是一时性起——在俄罗斯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不仅德方进行大屠杀。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内务委员会，也擅长残忍的工作——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反对力量，如政治家、知识分子、官员、教师、乌克兰和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在肖特科夫、塔尔诺布、里加、兹沃切夫这些地方，德军士兵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发现了血腥大屠杀的痕迹。在伦贝格（勒武韦）的3座监狱里德军入侵前关押有5000名犯人。国防军进攻之后，从6月24日到28日这几天，这里也发生了滥杀：斯大林的政治警察同样有组织地谋杀——苏联情报局局长贝利亚下令枪杀所有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数千犯人在他们的狱室里被枪击脖颈杀死，其他的犯人被用锻工锤敲碎了头颅。当犯人们想趁着德国入侵前的混乱集体大逃亡时，苏联看守架起机枪扫射，最后向仍然还满满的狱室里投手榴弹。
6月29日，德军来到伦贝格城外，苏联人撤出城市。伦贝格人开始在苏联人留下的开始腐烂的尸体堆里寻找亲人和朋友。他们想复仇。真正的凶手逃走了，他们迅速找到了替罪羊。匆匆组织起来的乌克兰民兵开始将全城的犹太人驱赶到一起。德军士兵们不打算阻止他们这么做——在场的突击部队的成员们更加不会：他们的任务包括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煽动集体迫害。22岁的波兰女子雅罗斯拉娃－沃洛斯赞斯卡亲眼目睹了在其34万居民中将近三分之一是犹太人的伦贝格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一场骇人的犹太人大迫害。他们在曙色中到来，将人们从房子里揪出来。最严重的是，他们也杀死了孩子们。真是骇人听闻！整座城市散发出死亡和腐烂的气息。”
突击部队的成员旁观这一谋杀行为——有些人则自己参与。这一切都符合他们扭曲的世界观。党卫军中队长费利克斯－兰道执行海德里希的命令，不干涉“反对犹太人的自净努力”，这结果正是求之不得。他在日记里记录了伦贝格发生的事件：“数百名犹太人满脸血污，头破血流，断手缺胳膊，眼珠挂在外面，在街上奔跑。一些血流满面的犹太人背着另一些昏倒的人。”
三天之内，有4000名犹太人被打死在大街上——被当地的民兵，被部分突击部队成员，被居民。而伦贝格并非个案。在第一突击部队首脑、党卫军旅长弗朗茨－施塔尔埃克的一封报告中，谈到1941年10月时写道：“在进驻后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虽有很大困难，还是让当地的反犹太力量屠杀了犹太人。盖世太保遵照命令使用一切手段坚决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必须让外界明白，当地人民是自发采取了这些最早的措施，这是对犹太人数十年的压迫和对共产党曾经的恐怖做出的反应。”海德里希命令突击部队要对进行得“不留痕迹”的大屠杀表示欢迎，首先因为人们希望；当地人的过激会减缓自己阵营和国防军的顾虑和反对。另外，民众的大屠杀令人高兴地使党卫军小分队的暴行相对化了。
1941年，整个7月《周报》（Wochenschau）都在报道所谓的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指明理论方向：“对肇事者、对犹太人绝不留情。”相关评论影片在帝国内履行它们的目的。在保安处7月7日的民意调查报告中称，看电影的人们“大多数坚定地说，在今天必须不断放映这些反映可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犹太民族的真实本性的画面”。
海德里希的统治第36节：越来越可怕的局势
这些宣传从理论上支持了党卫军的肆虐。从8月中旬开始，突击部队在被占东部地区各地普遍逾越了选择性恐怖界限，在那之前它主要是针对符合服役年龄的犹太男性，后来也针对女性。如今整个犹太民族的人民被不加区分地屠杀。孩子们也得死。大屠杀开始了。
一座城市的名字成了它的象征：贝拉亚泽科夫，位于基辅以南70公里。8月中旬，第295步兵师的成员开进这座乌克兰小城——据说是为了“轻松轻松”，因为他们已经进行了连续数星期的艰苦战斗了。这些步兵累坏了，只有一个愿望：“休息”。但贝拉亚泽科夫可谈不上休息。士兵们听到犹太人居住地传来枪声。师里的一位报务员弗朗茨－科勒尔想亲自查看附近的森林里在发生什么事。当他来到当地军营的射击场时，他不敢相信他的眼睛：“那里站着一群人，在同时翻跟头。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走进去，最后看到他们一个个都在被枪杀。全都倒进了坑里。”4a别动队的部分成员、一队武装党卫军和乌克兰民兵正在屠杀数百名犹太男女。科勒尔看到了可怕的事情：“有一位老人和两名女子，她们一定是他的女儿，这是最后三人了。他将两个女子抱在怀里，这时走来一位党卫军成员，拿手枪抵住脖颈，枪杀了他们。”当弗朗茨－科勒尔惊问这些人的孩子怎么办时，一位步兵回答道：“这和我们无关。我们只杀死14岁以上到老爷爷的人。孩子不归我们管。”
贝拉亚泽科夫的悲剧还没有结束，一星期之后卡车也将孩子们运来枪杀。士兵们报告了国防军神父，发出抗议。这一行动被暂时中止。90名孩子被关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屋子里，无人照管，没有水和面包。他们的呜咽和哭泣声绵延不绝。再次抗议也救不了他们。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第三帝国”的一位青云直上者，重复了他先前已经下达过的枪杀孩子们的命令：“我基本上已决定，必须将已经开始的行动以合乎目的的方式进行下去。”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的道德就谈这么多。这位当时的第六军团总司令同意并命令杀死犹太人的孩子，从而成了海德里希的屠杀行为的帮凶。
4a别动队的党卫军冲锋队队长奥古斯特－黑夫纳在纽伦堡法庭上陈述了由谁枪杀孩子的争论当初是如何爆发的，他和他的上司，那位因其高效率而臭名远扬的党卫军分队长保尔－布洛贝尔的争论：“他命令我枪杀孩子们。我问他：‘由谁开枪？’他回答：‘武装党卫军。’我反对：‘他们可都是年轻人，要他们枪杀小孩子，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他（布洛贝尔）听后说道：‘那您就派您的人去。’这时我也说：‘他们怎么做得出这种事，他们也都是孩子呀。’争执持续了10分钟左右……我建议，让野战指挥部的乌克兰民兵去枪杀孩子们。对这个建议无人提出异议。”
借别人之手屠杀，这越来越成为党卫军和其他参与者的办法。突击部队领导们确实越来越倾向于让那些由当地人中征集的后备部队干这“肮脏的活儿”——枪杀。此时德国人只负责封锁——有些人真的提到，他们这样做没有亲手屠杀，有罪的仅仅是当地的卖国贼。“外民族助手”的数目急剧上升，在战争过程中它将由3万人上升10倍达到30万人。这不仅成了为德国凶手开脱罪责的途径，而且也提高了屠杀的效率。卖国贼们被当成工具，经常表现得很愿意将他们在一些被占区弥漫的反对犹太人的怨恨向无辜者们释放。
拉脱维亚的犹太女子罗泽尔－戈登斯坦因亲身经历过枪杀小分队的残酷：“他们将我们孩子们赶到一起枪杀。有几人想逃跑，但当场就被打死了。”罗泽尔本以为她的生命已到了尽头，对于她，在数天至数星期的不安等待和孤独之后，走向埋尸坑差不多像是解脱：“他们枪杀了我母亲，我也想死，现在终于可以死了。我知道，我会再见到我母亲。”罗泽尔奇迹似地从这场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枪一响她就跌进了坑里，尸体跌倒在她身上，盖住了这个一动不动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