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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制度、竞争和分工也将集中营的犯人们考虑了进去。党卫军故意将在集中营里监督和管理的任务委托给几名犯人。根据“绝对权力是等级权力”的原则产生了一种以内奸为主的精确制度。这么做是要让受害人也成为凶手。有些所谓的“犯人头头”残忍起来不让党卫军看守，另一些试图想办法缓和恐怖，保护同伴。
犯人等级制度的最高人员是集中营营长。区长受他管，然后是室长。另外还有大囚犯头头和囚犯头头，他们负责监视工作，无论是在采石场、建筑队、仓库、厨房还是车间里。集中营幸存者欧根·考贡对此写道：“这一集中营制度之所以稳定，首先靠的是一支囚犯头头们的协助队伍，他们维持日常生活，减轻了党卫军成员的负担，从而使得绝对权力无所不在。没有这支权力的代表队，纪律和监视的制度早就瓦解了。因此，为了让一派派囚犯精英互相对立，让他们产生依赖，党卫军欢迎他们争夺监视、管理和后勤岗位。于是普通犯人就受到双重的管制，即经常很少在集中营露面的党卫军和始终在场的囚犯头头。”
对集中营世界的“效率”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招募党卫军成员。希特勒和希姆莱早几年就为此任用了一个人，他的作用和意义长期受到低估：台奥多尔·艾克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党卫军屠杀计划的基础建设，他要为这个恐怖和灭绝的制度建立模范场所。他的名字代表了所谓的“达豪学校”。艾克使达豪成了其他所有集中营的榜样，在帝国内部，后来也在帝国境外。
是他为此创造了合适的“精英”；并取得了可怕的成功：他要将他的“骷髅头”成员培养成这个制度的绝对服从的执行者。艾克不仅亲自招收他的人员，而且也经常操练、训导和训练他们无情地使用暴力。他自己从没去过奥斯维辛。但他的学生们后来统治着这些集中营，在那里相互比拼，想超过对方。
艾克出生于1892年，是一位火车站站长的儿子。由于分数差他中断了学业，于1909年17岁那年加入了皇帝的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西线军需官，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像从前的很多军人一样，战后他的社会地位也大跌了。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失败是民族的屈辱，魏玛制度是外来思想的畸形产物，而且也是他的个人不幸的起因。他一段时间为警方当情报人员，后因反政府言论被开除。他永远得不到他所向往的正式的警察工作了。于是他接触了那些和他一样仇恨新局势的人。1929年他加入纳粹党。作为伊本化学工业公司的“保安委员”，他有了一份能维持家庭的收入。1932年他成为党卫军成员。这导致他第二次失去工作：他的雇主得知了他过于暴力的政治“活动”。但希姆莱正在寻找将“党卫军”锻炼成精英部队和希特勒的惟命是从的统治工具的帮凶。他发现艾克是合适的人选。他迅速扩充了第一营，经受了考验，又以他的攻击性行为再次引起注意。他被指控参与一系列政治谋杀和非法拥有爆炸物，于1932年被判刑两年并在希姆莱的命令下逃往意大利北部。希特勒上台后他返回来，和权势大得多的纳粹分区负责人比克尔发生了一场私人争执。比克尔轻而易举地就让人将艾克送进了维尔茨堡精神病院检查监视他的精神状况。即使按党卫军的标准来衡量，他的阴险、有时失控和无情的行为也不正常。
但是，当“党卫军国家领袖”有个麻烦位置需要人手时，就不管这些了。达豪是新的纳粹政权最早的关押政治犯的党卫军集中营之一，希特勒的帮凶们认为那里乱糟糟的。艾克似乎是维持秩序的理想人选——一个粗暴的人。他身上有很多特点让他适合这个位置：绝对服从领导，伟大的组织才能，影响他人让他们屈从于自己的能力，再加上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对一切“非德意志的”及其他东西的强烈仇恨——这是非人道主义精神必要的前提条件。
1934年7月1日，艾克以谋杀罗姆证明了他的冷酷的忠诚，奖赏随后就接踵而至。几天后他得到晋升：他得到了一个新设立的集中营总监和党卫军看守部队领袖的职位——晋升是对他参与国家罪行的报酬，尽管当时只有约2000名犯人，这个头衔并不“光荣”。
艾克用5年的时间将达豪建成了集中营蜘蛛网的中心——一部通过强制劳动、饥饿、疾病、迫害和屠杀折磨和灭绝“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的机器。他是集中营世界的建筑师——他招募凶手。
这位骷髅头部队的头目按自己的标准为集中营工作挑选党卫军军官和看守人员。作为党卫军看守，谁表示出同情，就被视为懦夫，显得没有用。艾克命令，谁过分接近犯人，自己就要被关进集中营。按照这位骷髅头头目的要求，不管受害人多么痛苦，在观看殴打时，在亲手殴打时，不得皱一下眉头。他亲自起草冷酷无情地对待犯人的指示，想出特殊的折磨方式。条纹囚服，这一标记是他的罪恶幻想的产物，也是平时虐待的标准。
骷髅头第43节：德意志民族的救星
欧根·考贡认为党卫军看守是“脚下失去了一切社会支撑的警棍和左轮手枪操作者、流浪儿、失败的搬运工、森林管理助理员、理发师、贸易职员、大学生、监狱管理员的”丑恶结合。说到领导集团他称之为“没有成就或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工作的巴尔干战士和自由兵团战士，国防军和警察官员”。
这一罗列结合了集中营幸存者的印象和战后对凶犯生平的最早认识。除了少量的基础文献之外，该题材至今都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女历史学家卡琳·奥特在她对集中营领导的研究论文中却解释说，从社会角度看，这一工作层次是一个相当均等的群体，它根本不必定居到社会边缘。这些领导人大多数出身于下层至中层的职员和官员阶层，在20年代的民族主义环境中长大，受其影响，当时的政治形势的特点是“背后一箭”，交织着对“凡尔赛耻辱”的愤怒和对外国人的仇恨。世界经济危机更使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发迹梦破碎了。最终，国家社会主义的上升似乎给失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大多数案例中，他们迅速爬上纳粹体制内的事业阶梯。有的先加入冲锋队后加入普通党卫军或“骷髅头”部队。
艾克诱发那些想比现状生活得更好的人，让他们以为自己属于“最优秀的骑士团”——是有着“正直性格”和“明确世界观”的“实干家”。他们是被挑选出来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应该成为“德意志民族的救星”。他要求严厉，同时又让新兵们感觉他们属于一个忠诚的团体。“艾克爸爸”象征着兵团精神。
这位集中营“总监”努力实现集中管理。达豪、布痕瓦尔德、弗洛森比格、毛特豪森、拉文斯布吕克和萨克森豪森的集中营变成了恐怖统治的中心，包括其他集中营和后来的分营。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对外试图隐瞒它们的功能。这里所进行的，是“创造新价值的艰巨工作，一种严厉、公正的处理。教育目的旨在指导他们重新学会工作、掌握动手的能力。统治这些营地的口号是：有一条道路通往自由。它的里程碑叫做服从、勤奋、诚实、秩序、清洁、理智、真实、牺牲意识和热爱祖国”。劳动和纪律是将民族迷失的儿子们带回国家社会主义集体中的必要手段——这就是“党卫军国家领袖”的讽刺性诊断。
集中营人员的数目不断上升。1945年1月15日的集中营兵力表在党卫军看守人员一栏里就标有：37674名男性和3508名妇女，这揭示了一个长期遭忽视的事实。
在集中营里服务的一般以男人为主。但也有数千名妇女在这里从事各种同犯罪多少有关的工作。无论是任女看守、女医生、女化验员还是女打字员——范围是多方面的，只有一部分属于党卫军。女性职员——如女秘书或女传真员——一定程度上只是苦难的旁观者，而党卫军女看守很大程度上却是同流合污。她们当中有时也包括男党卫军成员的妻子，如卢布林集中营的指挥官1943年3月1日所说的：“党卫军领袖命令——看守部队应任用没有孩子的党卫军成员的妻子担任妇女集中营的看守。”但不清楚有多少妻子服从了这一要求。
在认真地挑选之后，这些新生的女性力量接受“党卫军女看守培训”。这里也有“世界观和民族政治的方向”、“执行的工作内容和考验”或“个人态度和领导”这些课程。犯人们报告说，在培训时，常教导这些大多数年轻的党卫军女学生冷酷无情和公开施暴。
1942年～1945年间，党卫军共接受3千多妇女，按“国家领袖”的要求将她们培养成了一个“有真正的信仰、充满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党卫军精神的女性党卫军兵团”。在这里酷行也是晋升的工具。拉文斯布吕克妇女集中营的幸存者娜达·黑贝尔曼说：“那些‘经过最大考验的’，大多数也是她们中最残忍的。”玛丽亚·曼德尔和伊尔瑟·埃利希就是这些“飞黄腾达型妇女”的代表。前者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1月撤离一直任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典狱长，后者从1942年10月起在卢布林…马伊丹尼克集中营任同样的职务。两人战后都因特别残酷被判刑枪决了。在战争过去50多年之后，当问她是不是认为做“错”了时，臭名昭著的贝尔根…贝尔森党卫军女看守黑尔塔·波特回答道：“我做错了吗？没有。错误是存在集中营。而我必须参加，不然我自己就会被关进去。这不是我的错。”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数十年后还挥之不去。
集中营里形成了自己的经济体系，特点是奴役和掠夺，尤其是犹太人的财物。党卫军集中营必须“自给自足”。只有实在没有办法时，才从普通党卫军的财产中给予补贴。
可是，利用犯人的劳动力，集中营党卫军可以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战争期间建设了数百座集中营外营。如德国石油矿产有限公司就是一座党卫军经营的企业，它在随后的几年里发展成了一家拥有很多分支的企业。14家企业里有一家是伯尔斯泰特的砖石建材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犯人们被强迫在这里做劳工。仅在1943年8月他们就在那里工作了46200工时。
一座集中营地址的选定经常都是有经济背景的，如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这里的德国石油矿产有限公司很快就赢利了。那里的花岗岩采石场开采的材料被高价卖给了德意志帝国。1942年～1943年麦瑟施米特飞机制造公司的工厂或弗利克、西门子、奥斯拉姆和荣克的工业企业也使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犯人生产的战争用品。这些外营分布在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萨克森。如果1938年只有少数党卫军成员在看管最早的犯人修建营地，到1945年，弗洛森比格的看守队伍就包括4千多名男子和500多名女性。
骷髅头第44节：死亡工厂
法本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IG法本；它和党卫军的合作臭名远扬。不仅仅是因为它生产屠杀用品齐克隆B，也因为这一条约决定了数万劳工的命运。早在1941年，法本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极少获准使用集中营犯人做劳工的德国私营企业之一。这家康采恩决定在上西里西亚的莫诺维茨附近建一家工厂。这座离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远的工厂一方面将用集中营的犯人生产“Buna”——人造橡胶，另一方面生产合成发动机燃料。
法本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领导层“缔结友谊”的基础是一桩交易：法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的代表答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提供扩建营地急需的建筑材料。作为回报，奥斯维辛党卫军同意提供集中营犯人做劳力，建设法本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1941年3月谈判时，将犯人的生产定额定为德国工人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工作时间夏天为10至11小时，冬天为9小时左右。
这一讽刺性的计算不是法本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人做的，党卫军领袖算错了。由于可怕的工作条件，生产效率“只”达到了30％至40％。精疲力竭的犯人们不管在什么天气都必须徒步走去工作——距离不下6公里远，还要忍受着看守们的殴打。当红军士兵1945年1月赶到奥斯维辛时，他们见到了一座快要投入生产的法本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房，仅修建它就夺去了25000条人命。尽管野蛮——即使是在发现条约存在经济学上的不合理之后，康采恩和党卫军也不放弃约定。这家德国企业就是这样参与“通过工作灭绝”的。
在其他方面，这个集中营世界也不像人们长期以为的那样是密封的。这也体现在人员的扩充上。看守部队和管理人员绝对不是一支完全被隔离的队伍。虽然希姆莱在1934年就向艾克表示过要将集中营看守人员和普通党卫军分开，交给他这个“集中营总监”管理的愿望，但随着希特勒战争计划的新任务层出不穷，包括在铁丝网之外。1939年10月，这位战争统帅批准组建党卫军野战师（后来的“武装党卫军”）。这样一来，“骷髅头”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他们很快就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师。1939年袭击波兰时艾克就组织了3个党卫军骷髅头分队，他们在前线进行他们自己的残酷战争，在战线后方和别的党卫军“突击部队”一起屠杀犹太人和波兰知识分子。而年龄较大的党卫军成员被补充进集中营看守队伍。
1940年，随陆军作战的党卫军军事战斗部队被合编成“武装党卫军”。“骷髅头”师也同样被汇编进去了：现在，按照党卫军总指挥部的分配，集中营人员也正式属于武装党卫军了。艾克的师不仅战斗力要加强，而且要让这支集中营看守“在外面”接受考验，认识新的暴力规模，好在接受过这种“训练”之后，返回“国内的前线”。正如作者米洛斯拉夫…卡尼所查明的，党卫军骷髅头部队和党卫军战斗部队之间定期轮换，这样，约6万多名武装党卫军成员也在集中营里帮过忙。
另外，从1994年年中开始，年龄较大或负伤的国防军成员也被调进党卫军看守部队。因战斗起来特别凶狠和武艺不精而引人注目的骷髅头师的高损失率导致集中营里人员缺乏，这样，除了年龄较大的普通党卫军成员，也从警察部队和公共事业管理部门招来了新成员，尤其是德侨越来越多，最后外国志愿者和叛徒的数量也不断上升。
除了大多数犯人因苦难、劳工、处决或注射毒药在其中死去的集中营之外，战争期间党卫军还在被占的波兰修建了真正的“死亡工厂”。它们惟一的目的就是工业化屠杀，在贝尔泽克、索比堡、特莱布林卡和库尔姆霍夫（海乌姆诺）就是这样的。那里的凶手都是曾经参与过安乐死——“T4行动”的人——并非所有人都是党卫军成员。马伊丹尼克和奥斯维辛既是集中营又是灭绝中心，但仍然是骷髅头党卫军的领地。后两座谋杀工厂从集中营总指挥部要到了300名核心人员——真正的屠杀执行者。和党卫军看守队伍不同的是，这支队伍一直是和外界隔绝的。“工业化”消灭数百万人要偷偷地进行。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成了工业化大屠杀的同义词。
在“巴巴罗萨行动”前线背后开始通过枪杀进行有计划的屠杀——所谓的“疯狂大屠杀”；这里肆虐的也绝不仅仅是党卫军成员。在派出去处决数万人，尤其是犹太人的“突击部队”中，希姆莱的“骑士团”只占执行者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唤醒集体屠杀的决心，似乎不需要征用党卫军“精英”。因为小分队也包括同党卫军截然不同的单位，即所谓的执行警察（Orpo）营。 突击部队最初有500名执行警察，进攻苏联后又增加了5500名。这些生活在军营里的后备警察部队部分由年龄较大、不能再进入国防军服务的男性组成，但也有部分1939年招募的志愿兵，面对临近的战争危险，为了逃脱兵役，他们报名参加了警察。军官和下级指挥员由经验丰富的执行警察官员担任。这些警察中许多人都是“很普通的人”，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克利斯托弗尔…勃朗宁在他的同名权威书籍里所讲的，他们只接受了两个月的特殊培训，就被派去苏联执行新的任务。当他们决定走警察的人生道路时，他们谁也预料不到，他们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凶残的占领政策的执行者。但他们还是适应了这个系统地清洗“国家敌人”的计划。
为了协调党卫军和警察部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