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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协调党卫军和警察部队的“合作”，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设置了“党卫军和警察部队高级指挥”（HSSPF）一职。突击队队长们也受这些“优秀力量”管理。其中的一位是德国刑事警察首脑阿图尔…内伯。他虽有党卫军军阶，却是警察出身。领导突击部队的清洗者们真是一群稀奇古怪的人：有些根本不属党卫军，很多人是通过拐弯抹角的途径加入党卫军的。谁看到这个名单，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学者——有两个博士和部级官员、一名天主教牧师和一位歌剧演唱家。
骷髅头第45节：权力欲很强的德意志人
热忱的警察内伯早在魏玛共和国时就怀有一个固执的想法，不仅要和犯罪作斗争，而且要将它彻底根除。成为冷漠的典狱长之后他就无法再去过问公民的自由权益了。思想上，他实际上不属于国家社会主义者，但他很大程度上同意党的理论：他误信了那种妄想，以为可以“从生物学上消灭”犯罪，可以不让犯罪分子“将他的邪恶的遗传特征传播到人民之中和顺利地制造罪犯”。内伯觉得，杀死“讨厌的生命”不仅是允许的，而且很有意义。身为帝国刑事警察局首脑，他在屠杀残疾人时提供“技术”援助。他提供化学物质用来毒死他们。
没有资料说明，内伯为什么主动报名担任第二突击部队的领导。他是希望给海德里希留下深刻印象吗？有书面证明说他患有一种“简直是病态的虚荣”。在内伯领导的4个月内，第二突击部队共杀害4万5千多人。
从1941年8月起，突击部队负责人每天都将“突击部队的活动和形势报告”发到柏林。在所谓的“事件报告”中详细报告了别动队和突击小分队的“工作成绩”。
根据报告，截止到1941年10月15日，第一突击部队已经屠杀了118430名犹太人和3387名“共产党员”。另有5500名犹太人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大屠杀中丧生。第三突击小分队指挥员、党卫军分队长卡尔…耶格尔也报告了他的战绩，它由于罗列仔细被作为“耶格尔报告”收入了大屠杀编年史。在1941年12月1日的报告中他讲到137346名被肃清的犹太人。8月份该数目急剧上升。现在，甚至将每次处决时被杀害的孩子的数目也单列了出来。比如他在1941年8月19日的报告中写道：“在乌克默尔格：298名犹太男人，255名犹太女人，88名犹太儿童。”9月2日：“亚诺瓦：112名犹太男人，1200名犹太女人，244名犹太儿童。”10月9日：“斯文切安尼：1169名犹太男人，1840名犹太女人，717名犹太儿童。”
该表格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耶格尔最后写道：“今天我可以肯定，第三突击部队实现了为立陶宛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目标。除了工作的犹太人及其家庭，立陶宛再没有犹太人了。我本来也想干掉这些工作的犹太人及其家庭，但遭到民事管理部门（帝国特派员）和国防军的激烈反对……”
其他地区也提供了死亡骑兵连的报告。第二突击部队报告，截止到10月31日共枪杀43467人。
截至1941年12月，在第四突击部队的活动范围内共死亡54696人，受害者中90％是犹太人。这支突击部队（D）的负责人得以特别“迅速地”升迁。而奥托…奥伦多夫还是老党卫军成员。战争结束后他在纽伦堡接受审讯——简直没有谁留给法官的印象比他留下的更矛盾的了。许多观察者都觉得，可怕的是奥伦多夫给人的印象是极其“正常”。雅森…韦伯尔评论说，“善良的同类和冷酷的指挥员，无情的行动和无辜的意识，他同时体现这两者” 的方式和方法令在场的人震惊。他的起诉人本杰明…费伦茨回忆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冷漠的诚实人，聪明、受过教育、外表英俊，5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直言不讳地承认，在他的命令下有9万，对，有9万无辜的犹太男女和孩子被杀害了。”判决书中写道：“如果人类的朋友和突击部队头目融合成一个人，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处理的是个……同《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Dr。Jekyll and Mr。Hyde）里的人物相似的人。”
奥托…奥伦多夫——这位成为集体屠杀的执行者，看起来“很正常的人”是谁？有书面证明他天生就不是个机会主义者，不是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不是蔑视人类、拿他突然获得的权力来反对同类的怪人。奥托…奥伦多夫是位有教养的再生科学家和经济专家。审理时，辩护人准备了500页的具结，要证明奥伦多夫的正派。诉讼时他是惟一公开承认他的罪行的人。
奥伦多夫的父母信奉新教，中产阶层，保守。1925年，他还是学生，就成了纳粹党和冲锋队的成员——最早的纳粹分子之一。两年后他就属于党的“知识分子”了：冲锋队将他推荐给了党卫军。奥伦多夫有事业心，有教养，聪明。1931年考试结束后他去了国外一年，这很适合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去了法西斯的意大利。
和他的同龄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奥伦多夫拒绝魏玛的民主。纳粹思想吸引了他，它的生活就是斗争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历史学家乌尔利希…赫伯特认为，奥伦多夫属于“实事求是的一代”。他似乎完全符合希特勒和希姆莱所宣传的“不屈不挠、权力欲很强的德意志人”，也是党卫军青年的楷模。
奥伦多夫1941年在乌克兰一接手第四突击部队的指挥权，就完善了这一屠杀手艺，由案头作案人变成了现场执行人。他不光是个冷漠地执行命令的人，而且野心勃勃，要将他的工作干得特别出色。他不在乎受害人，他主要关心凶手的幸福。因此他安排两名士兵枪杀一名受害人，想这样减轻枪杀小分队的心理负担。奥伦多夫似乎不仅相信他的任务是必要的，而且是心满意足地处理它。他给他的妻子写道，通过他的“人口政策的行为”，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贡献比在“帝国贸易组”更大。他要像经济政策的必要措施一样将大屠杀进行得同样有效。
奥伦多夫当然被判了死刑。但他直到处决都既没有意识到有罪也没有表现出后悔。“相反，”他的纽伦堡起诉人费伦泽告诉我们，“他的所有理由只有一个目的，甚至为屠杀孩子们辩护。”他回忆他拿着判决书去见被告的情形：“我问他：‘奥伦多夫先生，我还能为您做点什么吗？您有什么要通知您家庭的吗？您有什么要说要写的吗？我能帮您忙吗？’这时他发愣地望着我，说：‘美国的犹太人会痛苦。您会看到您干了什么事。’”就连被判死刑后也认识不到。
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五个月里，被突击部队屠杀的苏联犹太人的人数超过了50万。私人记录也惊心动魄地证实了这一到处肆虐的残酷兽行。比如，党卫军中队长费利克斯…兰道1941年7月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奇怪的是，我心里一点反应没有。没有同情，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这样一来什么都解决了。”另一处有这么一段：“我现在听着一段极其感性的音乐在给我的特鲁德写第一封信。写信时，已经在叫，快，突击小分队带上钢盔和卡宾枪，30发子弹……我们刚刚返回来。有500名犹太人列队被枪杀了。”
骷髅头第46节：种族狂热分子
屠杀作为感性音乐之后的讨厌的日常工作，“就这么回事”，不漂亮，但必须做——这就是言外之意。这段日记说明不了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和集体强迫，它是玩世不恭的例行公事的证据。
无论是党卫员成员还是调派的警察们犯罪，行为都是一样的。有时极其过火。1941年6月27日，第309警察营第三连连长皮波…施耐德尔率领他的摩托化队伍向比亚利斯托克驶去。当他和他的一些手下在城里发现了伏特加店时，他们不再犹豫——他们将库存抢劫一空，自己大喝一通。然后又极其有责任心地去执行他们的任务。营长恩斯特…魏斯少校命令他们在这一天对这座有8万人口的城市进行搜查，将所有犹太男子赶到一块儿——不能多也不能少。其他的事他听任他的连长自己决定。皮波…施耐德尔很清楚他该干什么。在他的部下眼里他是有名的“种族狂热分子”，他们都说，“一谈到犹太人，他就看到赤化了。”他的反犹思想和酒精作用相结合，上升为残酷的怒火。在追捕犹太男子时他在城里的街上至少打死了5名犹太人，连里的其他人都学他。一开始的集体迫害最后变成了有组织的枪杀。犹太人在一座公园里被一群群地消灭，直到深夜街上都枪声不息。幸存者被警察们赶进了比亚利斯托克的犹太教总会堂——人很多，被用枪托往里砸，直到一个也塞不进为止。吓坏的犹太人开始大声唱歌祈祷。然后皮波…施耐德尔指挥了那几个星期里最残忍的大屠杀之一：他让哨兵包围了这座塞满700多人的宗教会堂，拿汽油点着了这幢房子。从窗户向里面投手榴弹，增强火势。少数——身上已经着了火——想逃出会所的人，被机枪扫射倒了。
比阿利斯托克“行动”中至少有700名犹太人被烧死在犹太教会堂里，死亡人数2000左右，此次行动不是明确命令的结果，而是一些狂热的执行警察的自发行动。该警察营的其他人随大流或者“直觉地”满足了对他们的期望。愤怒的第221保安师的国防军士兵们找到醉醺醺的指挥官魏斯少校，他声称对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第309警察营的警察主要来自莱茵河比利时一带，他们服从过了头，成了屠杀犯。不是所有人都是皮波…施耐德尔这样的狂热的反犹分子或爱开枪的施虐狂。许多警察——和很多党卫军成员一样——是受团体的压迫行动的。他们觉得自己在战友中的名声比同受害人的人道联系感更重要。在他们看来，犹太人不属于让他们产生同类义务和责任的圈子。这甚至适用于汉堡的101后备警察营这样不同的单位。克利斯托弗尔…勃朗宁指出，很少有人找机会躲开某项特定的屠杀任务。
在党卫军中，“团结地”留在忠诚队伍里的强制性肯定还要大。于是党卫军小队长施文克尔无法请求撤销枪杀命令，因为据说他害怕其他人会将他“当作胆小鬼。我有故虑，担心我如果表现得太软弱，会对我的将来有所不利”，“其他人会觉得我不够坚强，不配做一名党卫军成员”。因此他试着使用其他方法，躲在屠杀小分队的背后。
由于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对付没有反抗力的平民，经常出现一种习惯效应。克利斯托弗尔…勃朗宁写道：“这场大屠杀最后之所以发生，因为一般情况下是个人较长时间地杀害了数千其他人。执行的凶手成了‘职业杀人犯’。” 他们中很多人在行动后用酒精麻醉自己。只有少数人逃避集体压力，拒绝亲手杀人。就算他们遭到了“战友们”的嘲笑，但没有案例证明这种拒绝招致了严肃的纪律处罚。也有人是自愿参加枪杀的。据他自己讲，在屠杀令下达后，党卫军突击队大队长恩斯特…埃勒斯的反应是：“这一宣布让我如遭棒击，我根本无法理解，会下达这种命令。我绞尽脑汁如何才能避开这次任务，我决定请我的上司、突击部队指挥官内伯解除我的第八突击小分队队长的职务。内伯满足了我的这一愿望，让我从此加入了他的参谋部。”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虽然不是明摆着的，但是——正如前纽伦堡起诉人费伦泽所断定的——许多凶手屠杀时是那样细心，即使在追捕逃跑的受害人时也是十分积极，使得很多此类论据都难以置信。
在这个狭窄的圈子之外人们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国防军的士兵们对这些屠杀活动持什么态度呢？在很多地方他们都是镇压犹太贫民的目击证人，看到了在村子附近的处决，观看穿制服的德国人屠杀无辜者。但他们也看到了，案犯穿着不同于国防军的制服和肩章。“这些不是国防军成员，而是党卫军的特种部队。”前军官彼得…冯…德尔…奥斯滕…萨肯回忆他第一次见到突击部队屠杀时说，“国防军占领一个地方后不久，他们就将犹太人驱赶到一起，赶到集市广场上。那场面令人毛骨悚然。很多士兵见了这一幕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措施？我们可不能支持他们呀！当时甚至能感觉到步兵们的反对。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很多人无所谓。”当时的415步兵团的二等兵卡尔…海因茨…德洛瑟尔在立陶宛的达格达目睹了党卫军的一次处决，它成了他的精神创伤。“我见到一个小男孩，也许6岁，他总是伸手向左边抓。我估计他父亲曾经站在那里。这时他身后的人拿起手枪，对着他脖子开了一枪，一脚将他踢进了坑里。这下我受不了啦。小男孩跟着我一直到今天。”德洛瑟尔从中汲取了教训：他后来救了犹太同胞，不让他们被柏林的盖世太保抓住。
在许多地方，国防军士兵被拉来担任集体枪杀的“理所当然的协助人员”。他们成为目击证人——不光是目击证人。不是所有人都参加了犯罪，不是很多人参加了犯罪，但还是有很多——尤其是在城里。有些人的反应是吃惊，另一些是厌恶，只有少数人抗议过。几乎没有一个人问过原因。不少的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罪行，只是一直忙于自己的生存。还有一些人为突击部队的这些屠杀活动叫好，鼓励案犯，污辱临死的受害人。有时士兵也自己屠杀——经常，但不是每次都是执行命令。在寄回家的书信中谈到屠杀犹太人的这个最初阶段的相对较少。但当这些士兵休假回家时，他们谈论了，经常是掩着嘴偷偷地讲。这样，东方集体枪杀的消息就渐渐透露出去了。
这期间突击部队大规模地屠杀。在第三军团的战报中称：“在大行动的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报复性措施。最大的行动就发生在攻下基辅之后：这里主要是使用了犹太人及其整个家庭。”这些官僚语言所掩饰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1941年9月29日和30日在基辅附近的巴比雅尔峡谷里有33771名犹太人被第三突击部队的4a突击小分队枪杀。
骷髅头第47节：屠杀者的道德
1941年9月29日，德军刚占领基辅，一条长长的队伍就朝着这个峡谷方向走去。怀抱着婴儿的母亲们、老人和妇女，青少年和孩子——3万多人排着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走出城去。他们顺从征服者们上午在基辅各地张贴的布告上的要求，聚集在规定地点。谁不听从这一要求，就会被立即枪杀。一座公墓旁的犹太人没有一个预感到了听从命令的人会发生什么事。疏散？拘留？那他们为什么必须脱掉衣服？当他们不得不穿过一条警察组成的胡同，听任棍棒雨点般地打在身上时，人们心里升起可怕的恐惧。可这才仅仅是开始。当他们在一路上的殴打之后进到峡谷里时，被分成一组组、一排排地趴在地上。接着开始执行枪杀命令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几铲子泥土，只将尸体稍作遮盖，下一组就被赶进峡谷。残酷的过程重新开始，不断重复，一小时又一小时。屠杀得精疲力竭之后，德国的屠杀小分队不得不换班工作，一小时屠杀，一小时休息——这样一直到暮色降临。似乎没有尽头。夜里那些活着的人被赶到一个空空的大厅里，有些还相信是要“移居”——直到第二天早晨，当他们没有抵抗地被休息充分的特种部队屠杀。
少数幸存者之一卢德米拉…谢拉…波利切楚克回忆道：“我和母亲被车子送到一个集合地点。我开始喊起来。母亲抓住我的双手说：“乖女儿，别叫，不然他们会杀死我们。如果你不做声，也许我们能躲过去。”
然后传出一声枪杀命令。但母亲未等命令就带着我跳进坑里，扑在我身上。别动队开始用尸体盖住我们。然后他们枪杀另一组。母亲感觉我在她身下透不过气来，拿两只拳头放在我的脖子下面，不让我被血淹死。然后我听到士兵们过来寻找幸存者。幸运的是一位士兵站在母亲身上，刺死了躺在她旁边的受伤者。他们走后，母亲拉出失去知觉的我，抱着我离开了。波多尔是基辅的一个地区，那里有家砖厂。她将我抱进那里的一间地下室。我们在那儿藏了四天四夜。”
这场大屠杀持续了36个小时，然后那些党卫军成员想办法消除他们的痕迹：他们拿炸药炸这座峡谷。屠杀者做了准确的记载。33771名受害者，150名凶手——从此巴比雅尔在整个苏联就成了德国恐怖的象征。据估计，仅基辅地区就有近20万人被处决、枪杀、打死和毒死了。
负责当地大屠杀的是突击部队领导人保尔…布洛贝尔，他也在布吉拉亚泽科夫组织了枪杀。他的父亲是比利时乡下的一名小手艺人，他本人学过瓦匠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