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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凶犯寻找借口，简单地将屠杀当作工作，不会改变性格。一位来自泰萨洛尼克的犹太人莫利斯·委内齐亚回忆说：“有这么一位党卫军成员，他是众人中最好的。他从没打过我们。有时他还给我们一支香烟，有时我们给他一支。我们交谈，我们一起笑……他确实是我们在那里认识的最好的党卫军成员。一个真正的高尚的家伙。可是当他们送来病人时，这经常是200名或300名，要将他们枪杀——那么对于他来说，走进地下室，拉开枪栓打死他们就是一种享受。”许多为高级党卫军刽子手服务过、以这种方法更了解这个领域的犯人们，都有类似的体验——他们将他们的性格随衣服一起换掉了：“当我帮施瓦茨胡贝尔脱去他的靴子和上衣，拿去擦拭时，他穿着内衣站在那里，那时他看上去什么也不像。假如他们不穿制服，他们全都什么也不是。而当我为他穿上上衣穿上靴子戴上帽子时，他一下子就像个魔鬼了。”犯人赫尔穆特·齐普利泽形容一位党卫军冲锋队小队长道。
年轻的达姆斯达特人汉斯·施塔克的自我价值观念也随着穿上骷髅头制服发生了飞跃。在霍斯的领导下他在奥斯维辛青云直上，先是作为管区负责人，1941年在“政治处”担任领导。他上升为集中营里最年轻的小分队队长。他的办公桌上方挂有一块牌子：“同情就是软弱。”后来长年担任奥斯维辛纪念馆馆长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卡什米尔·施莫伦回忆说，汉斯·施塔克所做的超出了他必须做的：“仅仅由于他属于政治处，他做的就比一名普通的党卫军成员要多——处决、用毒气屠杀、站台工作，这些繁重的工作都发生在那里。但他没有必要殴打犯人。可他打他们了。”施塔克真的是一名犹太仇恨者，施莫伦说：“如果进来的人中有一位叫Stark名字里没有ck的犹太人，他就会劈头盖脸地殴打他。”
骷髅头第53节：来自“社会中间”的案犯
施塔克既参与了枪杀也参与了使用毒气屠杀。在他中学毕业后6个月，达姆斯达特的犹太人也被运往奥斯维辛。这期间他的高级中学被用作运输的集中营地。有一回施塔克必须参加使用毒气屠杀：“我……同样接到……命令，将齐克隆B倒进孔里。”他后来在法庭上供认道，“这次又是要用毒气杀死200至500名犹太人，而且又是男子、女性和孩子们。由于这种齐克隆B……是颗粒形状的，倒进时它们像小雨似的落在人们身上。于是他们可怕地叫喊起来，因为他们这下知道了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他事后良心不安吗？施塔克显然不能完全驱散这些罪行。当他处决完回家后，他使劲洗手，一位犹太女仆人必须帮他将鞋擦得锃亮，然后他坐到他的写字台前，沉思上几个小时。他弟弟说，他后来老做噩梦。
事过21年后法官问汉斯…施塔克：“您当时有什么感觉？”施塔克回答：“永远不再干！”法官：“为什么——您认为它不对？”被告：“不，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人被枪杀，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使用毒气，这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行为，是胆小。”他至多也就是不满杀人的方式，而不是不满杀人的事实。汉斯…施塔克永远不会想到要去拒绝一道命令。
他承认他的行为。他不认为他那是在犯罪，因为他在犯罪时还不足21岁。1963年，按照《青少年惩罚法》，他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诉讼中为自己辩护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否认他们参与了屠杀。拉尔夫…乔丹诺作为受害人和新闻记者关注着这件事：“幸存者什么也没有忘记。作案人全忘光了。像集体屠杀犯奥斯瓦尔德…卡都克，像1947年在波兰被正法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两名副官罗伯特…穆尔卡和卡尔…霍克尔，像在站台上进行淘汰的卡佩休斯博士。他们中没有人承认有罪，谁也没有讲过一句后悔的话或有了认识。他们总认为他们就是那些善良的同胞，是他们被捕时的那个形象——家庭之父、职员、教师、医生、药店老板。”“卡都克爸爸！”他在那里做护理工的诊所的病人们这么喊这位“奥斯维辛恐怖大师”。
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骷髅头成员大多数悄悄地适应了战后的社会——一个想向前看，而不想向后看的社会。但众多凶手“被忽视”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不显眼的同代人，精通适应、服从、融入新的秩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究竟是什么促使凶手们这么做，这一问题从此就像病毒似的。这是些特定的在“正常情形下”也会犯罪的犯人吗？大屠杀之后两年欧根…科贡还将在集中营服务的那些人形容为“极度不满、没有成就……被冷落、各方面能力低的人，常常是社会上失败的人”。
我们今天知道，这只描写了真实的一部分。因为来自“社会中间”的案犯的数目比估计的要大。长期以来社会上都以为，在灭绝营的屠杀机器里和在突击部队里主要是以施虐狂、刑事犯罪分子、极端反犹分子或其他的社会渣滓为主：“普通的人们”可没有能力亲自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孩子或听任屠杀。事实表明这一希望乃是幻想。
神学家理查德…L…鲁本施泰因写道：“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成着魔或变态的人，这很吸引人，因为这种观点保护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幻想。如果我们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作或多或少普通的人，这并不表明我们原谅他们的行为或低估他们带来的危险。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了，道德和正直让人类集体免于彻底崩溃的束缚是多么弱小。”
武装党卫军第54节：极端部队
施塔克既参与了枪杀也参与了使用毒气屠杀。在他中学毕业后6个月，达姆斯达特的犹太人也被运往奥斯维辛。这期间他的高级中学被用作运输的集中营地。有一回施塔克必须参加使用毒气屠杀：“我……同样接到……命令，将齐克隆B倒进孔里。”他后来在法庭上供认道，“这次又是要用毒气杀死200至500名犹太人，而且又是男子、女性和孩子们。由于这种齐克隆B……是颗粒形状的，倒进时它们像小雨似的落在人们身上。于是他们可怕地叫喊起来，因为他们这下知道了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他事后良心不安吗？施塔克显然不能完全驱散这些罪行。当他处决完回家后，他使劲洗手，一位犹太女仆人必须帮他将鞋擦得锃亮，然后他坐到他的写字台前，沉思上几个小时。他弟弟说，他后来老做噩梦。
事过21年后法官问汉斯…施塔克：“您当时有什么感觉？”施塔克回答：“永远不再干！”法官：“为什么——您认为它不对？”被告：“不，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人被枪杀，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使用毒气，这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行为，是胆小。”他至多也就是不满杀人的方式，而不是不满杀人的事实。汉斯…施塔克永远不会想到要去拒绝一道命令。
他承认他的行为。他不认为他那是在犯罪，因为他在犯罪时还不足21岁。1963年，按照《青少年惩罚法》，他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诉讼中为自己辩护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否认他们参与了屠杀。拉尔夫…乔丹诺作为受害人和新闻记者关注着这件事：“幸存者什么也没有忘记。作案人全忘光了。像集体屠杀犯奥斯瓦尔德…卡都克，像1947年在波兰被正法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两名副官罗伯特…穆尔卡和卡尔…霍克尔，像在站台上进行淘汰的卡佩休斯博士。他们中没有人承认有罪，谁也没有讲过一句后悔的话或有了认识。他们总认为他们就是那些善良的同胞，是他们被捕时的那个形象——家庭之父、职员、教师、医生、药店老板。”“卡都克爸爸！”他在那里做护理工的诊所的病人们这么喊这位“奥斯维辛恐怖大师”。
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骷髅头成员大多数悄悄地适应了战后的社会——一个想向前看，而不想向后看的社会。但众多凶手“被忽视”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不显眼的同代人，精通适应、服从、融入新的秩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究竟是什么促使凶手们这么做，这一问题从此就像病毒似的。这是些特定的在“正常情形下”也会犯罪的犯人吗？大屠杀之后两年欧根…科贡还将在集中营服务的那些人形容为“极度不满、没有成就……被冷落、各方面能力低的人，常常是社会上失败的人”。
我们今天知道，这只描写了真实的一部分。因为来自“社会中间”的案犯的数目比估计的要大。长期以来社会上都以为，在灭绝营的屠杀机器里和在突击部队里主要是以施虐狂、刑事犯罪分子、极端反犹分子或其他的社会渣滓为主：“普通的人们”可没有能力亲自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孩子或听任屠杀。事实表明这一希望乃是幻想。
神学家理查德…L…鲁本施泰因写道：“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成着魔或变态的人，这很吸引人，因为这种观点保护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幻想。如果我们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作或多或少普通的人，这并不表明我们原谅他们的行为或低估他们带来的危险。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了，道德和正直让人类集体免于彻底崩溃的束缚是多么弱小。”
武装党卫军的组成异常复杂，但它首先是纳粹帝国末期的产物。有可能这也是它吸引一些新闻工作者的原因。1944年年底它共有90多万人，而1938年才7000人。研究他们的根最能解释他们的特点。这些根是：
——“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1933年组建的负责希特勒安全的卫队；
——1934年由党卫军上层“政治后备队”组成的党卫军占领军；
——负责集中营看守的党卫军骷髅头部队。
1939年秋天，这三支队伍统一合并成了武装党卫军，从此这个名称才首次出现在材料里。在它的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眼里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党卫军国家领袖”要将他的党卫军扩建成一个全面的国家保卫团体。这些人应该同时分布在各种可以想像到的岗位上，无论是做秘密间谍，还是在集中营或在前线，同纳粹国家的敌人斗争。相应地，在巴特托尔兹和不伦什瑞克的贵族学校里，党卫军进行统一的“领导培训”。在这里对那些年轻人进行思想和军事上的训练，然后不仅将他们派上前线，还派他们去集中营、保安处或党卫军管理机构。作为党卫军的一部分，武装党卫军是纳粹党的武装部队。既不能将它降到政治范围也不能将它降到军事范围。武装党卫军的成员很大程度上是军人，但又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军人”。希姆莱十分反对将武装党卫军当作“仅是军事部队”、只是“纯偶然地穿上黑制服的陆军师”。它们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士兵，在“我的荣誉叫做忠诚”的座右铭领导下，他们不仅像国防军士兵们一样反对一个明确的外来敌人，而且是在一场政治运动斗争中同时反对国内外的敌人，而明显的是以军事功能为主。
1933年还不能预见武装党卫军部队会上升为陆军的竞争组织。1933年3月在希特勒的直接命令下组建的“阿道夫…希特勒亲兵队”只是一支100多名成员的卫队。它主要由从前的冲锋队员组成，由普鲁士州警察局支饷，接受精锐的德国国防军第九团的军事训练。在此前从未有过的雌雄同体的队伍，其规模之小根本就不会引起国防军领导人的怀疑。
党卫军占领军一开始也是准备用作纳粹党国内政治干预部队的，军事上的使用暂时尚在其次。而根据其指挥官台奥多尔…艾克的定义，党卫军骷髅头部队根本就不是军事部队。但希姆莱是坚决要将他的党卫军部队组建成十足的军事部队的——要求国防部长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支持他，布洛姆贝格于1934年9月24日批准组建一支包括情报处在内的兵力为三个团的党卫军占领军。这样一来，德国国防军为国内惟一携带武器的军队的垄断就被打破了——就在1934年6月挫败了讨厌的竞争对手冲锋队之后。
不同意布洛姆贝格这么做的陆军司令部随后坚持反对武装党卫队继续扩建，特别是反对他们拥有重武器。1938年他输了。希特勒接替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解除了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辞职。这一“军事上的夺权”排除了所有的障碍。1938年8月17日的“元首”令规定，从此党卫军也可以拥有重武器，要将占领军扩充成一个标准师。这下，暗地里早就计划好的战时的前沿部队就正式确定了。
相应地，1939年8月19日，对占领军近18000名成员和骷髅头部队的8000多名成员发布了总动员令。他们受陆军总司令部指挥，从9月1日起参与了进攻波兰，但这时它还不是一支独立的大部队。党卫军占领军的各团——包括“亲卫队”——被分到陆军各师，骷髅头分队“上巴伐利亚”、“图林根”和“勃兰登堡”跟在前线背后投入所谓的“安定”和“清洗行动”。
派到前线的部队真正是消失在了众多的陆军各师当中。布拉斯科维茨将军谈论摩托化的“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团道：“一支普通的队伍，还没有经验，没啥特殊的。”但有位陆军将军抱怨，“亲卫队”的士兵们胡乱开枪，在前进途中“例行公事地”焚烧波兰村庄。这支队伍是由最早的党卫军成员泽普…迪特利希指挥的。他是步兵的象征，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士他从未接受过军官培训，但战争中一直升至武装党卫军的上将。希特勒认为他体现了党卫军领导人的理想特征。但在陆军中，由于受教育少、举止粗暴，再加上他的残忍，迪特利希常受到嘲笑，甚至鄙视。曼斯坦因的参谋部的国防军军官胡贝图斯…冯…洪堡谈到过一次会面的情形：“曼斯坦因态度怀疑，因为他知道，这些党卫军成员的领导质量不能同我们的比。我们在总部同迪特利希举行了一次会谈。曼斯坦因对迪特利希的想法很惊奇，他说：‘我的手下这么做。’”相反，迪特利希的士兵们将他当作神一样崇拜。当年的“亲卫队”士兵霍斯特·克吕格尔回忆道：“我们只叫他‘我们的爸爸’”。如果需要为这支队伍的双面性寻找一个象征的话，泽普…迪特利希就是它的完美体现。
占领军能打仗，这主要是保尔…豪塞尔的功劳。他原为国防军中将，于1932年退役，但为了利用现成的飞黄腾达的机会，他于1934年加入了党卫军。他是职业军人，负责为希姆莱的手下进行基础训练。毫无疑问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虽然陆军方面反对很厉害，1939年党卫军成员的军事训练效果还是很大，使得他们能随陆军师一起参战。
当党卫军占领军被派上波兰前线时，三个骷髅头团的任务是，在部队背后消灭“敌人”。这些队伍似乎特别适合做这些事：台奥多尔…艾克从1933年起将达豪集中营建成了“模范集中营”；迅速升迁为所有集中营的首脑。他由看守部队，所谓的“骷髅头部队”组织了一个效忠于他的队伍。这些人对假定的国家敌人什么残酷手段都使得出来。在罗姆事件中艾克的集中营刽子手扮演了著名的角色，他在1934年7月1日夜里亲手枪杀了冲锋队头目罗姆。
武装党卫军第55节：镰刀行动
在波兰，骷髅头部队和党卫军非军事部队一起，屠杀所有被希特勒定义为“国家敌人”的那些人：首先是犹太人，也有波兰知识界人士。数千人沦为艾克手下的牺牲品。滥杀是如此的过分，布拉斯科维茨大将在一封抗议信里写道：“部队对党卫军和警察的态度介于憎恶和仇恨之间。在波兰犯下的这些罪行令每位军人厌恶和反感。”
“波兰战役”同时也是武装党卫军扩充人员的信号：从普通党卫军和后备警察里征召了数万人。1939年年底武装党卫军达到5万6千人（不包括骷髅头部队）。“亲卫队”被升级为摩托化步兵团，党卫军占领军被扩建成一个摩托化步兵师。由执行警察和陆军调派人员组建了一个独立的党卫军警察师。艾克也以已经增长到1万8千人的骷髅头部队的一部分组建了一个摩托化步兵师，由他亲自指挥，虽然他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剩余的骷髅头部队直到1941年4月才最终归入武装党卫军，随不同的党卫军部队投入到前沿阵地和前线背后。
这样，“法国战役”开始时，希姆莱指挥着一支拥有三个半师及一批还不能上前线的特殊部队的可观的军事力量。和157个陆军师相比，这些部队在军事上当然无足轻重。但它们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