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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渎神的替代宗教得到了许多排挤，充分说明了当时群众影响的力量。基督教礼拜的仪式元素被无耻地移植过来，转变成了“日耳曼的”。在“帝国领袖”的遗作中有一篇按萨克森…伊尔明①式的自然宗教对主祷文的改写。里面写着：“主啊，你就是我们的以太。吉布尔就是以太的哈加尔和伊尔达！”想到希姆莱第一回如何坐在他的写字台前默祷这篇新“祈祷文”，人们就会摇头。他如此迂腐，事无巨细地过问他的新崇拜的礼仪规则。按照这些规则，成千上万名孩子接受了党卫军式命名——而不是基督教的洗礼。同时，在圣堂的中央有一座装饰着十字的祭坛，那里悬挂着一幅希特勒的画像，作为“新基督”。三名党卫军成员身穿战斗制服守卫在祭坛后面，两边是烛光和“常青树”。当孩子必须直接躺在希特勒祭坛前进行仪式时，参加的客人们“齐声朗诵”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的章节。对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支配欲在这个党卫军仪式里表现得再具体不过了。无论是在夏至——庆祝夏至都喜欢在帕德霍恩附近的天外来石这样的“有魔力”的地方——无论是党卫军婚礼、葬礼、希特勒的生日还是冬至节——本来是要在冬天用它取代圣诞节的，希姆莱都相信崇拜仪式对团结他的队伍的影响和精神力量。他让集中营犯人们将东威斯特法伦的韦威尔斯堡扩建成祭礼中心，为阵亡的党卫军军官修建了一个墓穴，还有一个贴着大理石的礼堂。战争阻止了它的使用，但建筑计划和模型显示，希姆莱想在“最后胜利”之后如何在这里建设他的黑色骑士团的精神中心。要在这座显小的城堡周围建一个庞大的圆形设施——一种党卫军梵蒂冈，作为“新道德”的中央祭祀和管理场所。
希姆莱一有机会就向他的手下强行灌输他的核心信息。党卫军用演讲、小册子和讲课，来培养其属下的“世界观”。这一“新思维”的中心不应是个人及其幸福憧憬，而是人民的幸福，种族的幸福。每个党卫军成员都应该认为自己只是祖先和继承者之间的链带的一个环节。比如，在12月份的冬至庆典讲话规定里希姆莱写道：“我们对祖先怀有敬畏之情。他们的血作为任务和义务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在场的众人都像代人祈祷似的回答：“您的光芒照耀着我们。”然后希姆莱继续讲道：“宗族用保持遗产的义务束缚男人。生存的意义是弘扬遗产结出果实。”——“您的光芒照耀着我们。”——“我们自己有一天将成为祖先。我们的孩子将见证我们的养育之恩和我们的行为。而我们的子孙将宣告我们的伟大。”——“您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这种极权主义信息的核心是放弃每个个体，放弃个人自由：“你是虚无，你的民族就是一切。”很多人愿意跟从这个以饰为标志的集体主义化，形成了希特勒独裁特别牢固的黏合剂。但它也是招募集体屠杀人员的前提条件。当“党卫军国家领袖”后来在讲话中将大屠杀夸大为“为民族和祖国所做的最艰巨的服务”时，这反映了党卫军的视角可怕地扭曲了。用屠杀为人种“服务”——凶手的自欺欺人是希姆莱的邪论的反常结果。
对偶尔的怀疑或少许的同情，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首先要求“强硬”。在希姆莱的讲话和信件中要求“极其强硬”或“坚韧不妥协”的地方数不胜数。在他1943年10月4日臭名昭著的波森演讲中，他大体概括为：“血统，精选，强硬。自然法则是这样的：强硬的东西是好东西，强壮的东西是好东西，身体、意志和心灵上能经得住生存搏斗的就是好东西。”在训练党卫军新成员时这一原则不断地造成死亡，比如说在希姆莱的命令下使用实弹演习时，之后这位党卫军头目会在其他追随者的圈子里自吹，说这些死者是“最道德的牺牲者”，因为他们在战争中会阻止“流血”。按摩师克尔斯滕描述了和戈林的一席谈话，后者取笑希姆莱的“强硬手段”。这位帝国大元帅板起“极严肃的面孔”讲到武装党卫军的实弹演习这个话题：“亲爱的希姆莱，我也想拿我的空军这么做。我已经准备签署对空军进行勇气测试的命令了。”当希姆莱问命令里怎么讲时，戈林回答道：“很简单，小小地修改一下跳伞练习，两次带降落伞跳，第三次不带。”希姆莱听后有没有笑得出来，这没有传下来。
极端和无条件服从像一辆让人看不见最内部的装甲车一样包围着他。只有不断发作的胃痛向外界透露出体内的不调。外表的特别“强硬”似乎加强了这一自己披上的伪装。希姆莱在他的黑色骑士团内部执行特别严厉的以儆效尤，并且出了名。当党卫军法庭的判决送到他的办公桌上时，他几乎总是加判。1939年春天，他的司机尝到了这一严厉。他在一次出差时驾车和一辆摩托车相撞。虽然没有人受重伤，责任问题不明，但希姆莱不听解释就让人将他关了6个星期的禁闭。甚至不许这个可怜的人通知家里。外交官乌尔利希－冯－哈瑟尔听说他后来非常害怕，答应保密，被解雇了。在这种情况下，希姆莱好像会不顾一切相反的证明，陶醉于自己的权力。一个特别轰动的例子是对他自己的侄儿；党卫军突击大队长汉斯－希姆莱的死亡判决。后者酒醉后讲出了党卫军的工作秘密，被判死刑，后被缓刑，宽赦到“前线”当伞兵。但因发表“轻蔑的言论”被重新逮捕，最后，1941年，希姆莱亲自下令将他在达豪集中营里作为同性恋分子枪决。这位“帝国领袖”大概是要以此显示他的“正派”和“坚定不移”的思想——不庇护家庭成员，不搞裙带关系。如果希特勒命令他那么做，他可能真的会枪杀他的母亲。
希姆莱的妄想第21节：千奇百怪的狂妄梦想
研究这位案头工作者会让人不寒而栗。他的冷酷来源于彻底的盲目，他以为他是在为“种族”和“人种”完成他的“使命”。因此，如果他在一封屠杀令下签完字的一刻同样认真地研究他的离奇想法，这对于他是十分自然的。在旅途中派出无数考察队是他的特殊癖好。希姆莱派考古学家前往西藏，去发掘原始雅利安人的线索，然后又在黑森林里让人检查岩石的排列，看它们是不是庞大的史前防御工事，或指派专家去古老的城堡废墟里搜索圣杯。旅行的准备和成果都必须事无巨细地向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汇报。当然很少能发现有科学价值的东西。尤其是找不到能支持他的深奥历史理论的可靠证据。但党卫军研究人员一般都不敢公开讲他们的使命毫无意义。因此拼命造假，欺骗和隐瞒，以安慰那位强大的资助人。在这位恐怖组织者周围形成了一张江湖骗子和假学者的网，他们愿意为了思想任务牺牲科研的客观性。这方面的一个特别可笑的例子是奥地利工程师汉恩斯·赫尔比格尔的所谓“世界冰学说”；他的孩子保尔和阿提拉成了著名演员。赫尔比格尔所持观点同所有的先验认识相矛盾，他认为宇宙里存在大量的冰，它们和“灼热的太阳”进行着永恒的搏斗。落在地球上的冰雹是直接来自宇宙，是“世界冰学说”合乎逻辑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严肃的德国科学家们当然旗帜鲜明地拒绝了赫尔比格尔的论点。一位柏林教授认为它是“使德国的声誉深为遗憾地倒退”，一种科学研究的“原始的初级阶段”。但希姆莱却坚定地捍卫这一无稽之谈。他在一篇带有威胁腔调的文章里指出，希特勒“多年来”也是“世界冰学说”的一位“坚定的追随者”。他的“帝国领导班子”里有一位经办人，除了让人将重要的天文学家们批评赫尔比格尔的“学说”的文章寄给自己外他什么也没做，希姆莱却将他暂时停职，并“禁止穿制服和佩戴便服徽章”。陶醉于权力中时理智就消失了。
这位“帝国领袖”从不放松让人从科学上证明他的奇怪世界观。早在1935年他就建立了一个“祖先遗产协会”，研究“北欧人种的印度日耳曼人的空间、精神、行为和遗产”——作为反对那些威胁德意志传统的力量的“活兵工厂”。在协会主席希姆莱的领导下，“祖先遗产协会”发展成了各种古怪的伪科学的聚集地。战争结束时该协会设有40个部门。罪恶地拿犯人进行人体试验和相比较而言无害的在南蒂洛尔的“民俗研究”都属于它的活动领域。奥匈军队的一位无比神秘的前军官成了希姆莱崇拜的关键角色。卡尔·马利亚·威利古特彻底满足了他对乌托邦、浪漫和神秘学的向往。1933年，这两个不平等的男人经人介绍相识了。威利古特当时已经67岁了——是希姆莱的双倍年纪——正如后来发现的，他在一家萨尔茨堡精神病院里待了将近三年。他告诉党卫军头目他有所谓的“遗产回忆”的本事，能召回早就过去的一代代的知识。他说他是出身于“乌利戈滕”氏族的一系列日耳曼智者的最后一名后裔。他的回忆证明，圣经本来是在德国写成的，日耳曼的古代史可以回溯到公元前22万8千年。当时天空还有“三颗太阳”；地球上生活着“巨人和侏儒”。别的人不管是谁，不管他是不是像希姆莱这样读过中学和大学，听到这里都会早就谢绝了，或叫来一位医生。但这位党卫军头目恰恰迷恋上了，他马上聘请威利古特担任他在慕尼黑的“人种和移民总指挥部”的部门负责人。不由自主地迷恋上威利古特的妄想，这让我们看到了两面神似的希姆莱的特点。他在办公桌旁清醒、迂腐、有效率，但转眼间又会沉迷于非理性的、浪漫怪诞的念头，好像他还是那个在梦想自己的世界的不成熟的中学生似的。
威利古特在党卫军里使用的是卡尔·马利亚·韦斯托尔这个假名，他成了希姆莱的私人拉斯普庭①。他可以随时进入上司的办公室，公开他的“遗产回忆”所暴露的秘密。他研究鲁内文，为他的委托人撰写有关宇宙学和玄学诗歌的小册子，或设计在希姆莱的遗作中发现的那篇祈祷文。他可以外出考察，寻找古老的“伊尔明”宗教的中心，伊尔明宗教是他从萨克森的世界白蜡树的传说《伊尔明苏尔》（Irminsul）编造出来的。威利古特也计划了韦威尔斯堡的设计和修建，说它是他在一次“先见性的”公开中认出的历史上的城堡，来自东方的“匈奴人冲锋”就是被这种城堡击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可希姆莱却迷上了威利古特，委托他为党卫军设计一枚荣誉戒指。威利古特显然出色地完全了任务，因为由希姆莱颁发的荣誉戒指从此除了缩写签名、一个十字和一个骷髅头之外还有一组鲁内文字，它叙述的是威利古特的家庭传说，希姆莱下令，要将阵亡党卫军成员的荣誉戒指保持在韦威尔斯堡的一只箱子里——“为了永远纪念”。战争结束时这只箱子估计是被盟军的一位士兵当作纪念品运回家了。
希姆莱的妄想第22节：基督教与党卫军
当希姆莱的副官卡尔·沃尔夫1938年11月在萨尔茨堡拜访威利古特的妻子玛尔温时，这位宗师的魅力就开始消失了。她告诉这位公使，她丈夫曾经威胁要杀死她，后被送进了一家封闭的精神病院。希姆莱虽然知道了这位“先知”被隐瞒至今的过去，但还没有采取行动。威利古特的精神意义再一次使一切怀疑都沉默了。但极大的酗酒问题和其他很麻烦的错误早就削弱了他的职务权力。比如威利古特曾经对“帝国领袖”的一位名叫加布里埃尔·戴琴的年轻貌美的妻子讲，希姆莱希望他生育后代，而且是同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对方被选中是她的荣誉。但那位夫人拒绝服从这位老翁，而且去找到希姆莱投诉。这位党卫军头目惊愕莫名。他从没有向他的“先知”颁发过生育命令。1939年8月28日，在袭击波兰前三天，威利古特时期以他正式退出党卫军而结束了。希姆莱要求他交回骷髅头戒指、匕首和剑，这些作为最亲密关系的象征由他亲自保管的东西。
随着战争的爆发，希姆莱的职责范围继续大增。老拿他的浪漫而古怪的爱好取笑他的最有效力的执行者的希特勒这下比过去更需要他了。对东方生存空间的阴暗幻想，先要赶走那里的人然后再“日耳曼化”；似乎终于成形了。希姆莱的工作人员开始制定如何能将德国的“民族边界”尽可能远地向东推进的计划。最后于1942年形成了“东方总计划”；它预计波兰和苏俄西部的300万人会饿死。反过来，大批住在“防卫村庄”里的德国移民要保护新的日耳曼边界。在袭击波兰时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就开始了最早的削减“东方民族”的行动。他们的突击部队跟在前沿部队后面追捕波兰的知识分子和犹太人，暂时还不是太系统性的。命令的等级制度总是相同的。希特勒先亲自找党卫军头目谈话，说明一般性方针，然后由后者向他的手下传达具体的命令。但这两位主犯的关系一点也没有周报图片所显示的那种友好默契的特点。对于希姆莱来说，每当必须走到他的“元首”面前时，他总是紧张得要命。按摩师克尔斯滕和私人参谋部负责人沃尔夫一致描述，希姆莱是多么害怕去见希特勒。“没有亲眼见过的人谁都不会相信，当接到去见希特勒的命令时，一个有着希姆莱这样权力的人会如此害怕。”克尔斯滕说道，“如果一切很顺利甚或得到了一声夸奖，他会高兴得像通过了一场考试似的。”那是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关系。当希姆莱向下属声称，“元首”永远正确，对于他来说这是超验的事实——虽然身为帝国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当然知道希特勒事实上也做出过各种明显的错误决定。但在这位执行者的幻想中，那位独裁者确实扮演着民族救星的角色。“他出现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他1940年赞美希特勒道：“他属于那些伟大的光辉形象，每当肉体、精神和心灵陷入极端的困苦时，他们就为日耳曼民族出现。歌德是精神领域的这么一个形象，俾斯麦是政治领域的，元首是各个领域的。他是由日耳曼的轮回为世界准备来领导反对东方的斗争、拯救世界上的日耳曼文化的。”出自希姆莱之口的这种病态的赞歌不是说说而已。对于这个认真对待威利古特童话的人，这个相信“三个太阳”和宇宙里的“世界冰”的人，将他的“元首”抬高得和上帝一样大概不是智力问题。另外这种无限的崇拜也满足了他内心深处对依靠、方向和安全的需求，一些观察家也从他的明显老得多的妻子这方面来论证这一点。对希特勒这个形象的特别关注是那么深，像党卫军旅长瓦尔特·舍伦贝格这些下属就观察到希姆莱的措辞和腔调同希特勒的明显相似。
1939年9月底——华沙之战尚未结束——希姆莱在被占领的波兰进行了一次视察，也参观了许多犹太人居民点。当时波兰的人口为3500万，其中有330万犹太人，是世界上犹太人比例最高的国家。彻头彻尾的反犹太主义者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问题，要“解决”它只能让他的党卫军去办。屠杀数百万人的决定尚未做出——但是，希姆莱和希特勒早就约定好了，和德国的剥夺犹太人的权利和折磨犹太人相比，在波兰必须进行得更极端。途中这位党卫军头目毫不掩饰他的充满愤恨的决心。他的一名陪同人员说，当几名“罪犯”被“带了上来”时，他用一根小棍子指着颤抖的老头们，取笑他们的鬓角的鬈发，骂他们是寄生虫。此刻他的党卫军成员已经枪杀了近2万人。希姆莱多年来就为现在开始的“战斗”做好了准备。他的人种妄想的中心点是将生命分类：人，“下等人”和动物。一有机会就告诫他的党卫军成员，犹太人是“下等人”，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是“人畜”。他的演讲满篇是对犹太人的故意污蔑，将他们称做“寄生虫”、“吸血鬼”或“叛徒”；用言语剥夺了他们的尊严。一步一步地，一个演讲又一个演讲，一张传单接一张传单，剥夺他们的人性，减轻了案犯作案前的良心不安。最后将犹太人不光彩地比作害虫，希姆莱非常公开地表示：“这不是世界观的问题。”1943年他在查科夫煽动道，“必须干掉蚤子。这是卫生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