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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莱非常公开地表示：“这不是世界观的问题。”1943年他在查科夫煽动道，“必须干掉蚤子。这是卫生事务。”
希姆莱的妄想第23节：种族主义
大批学者对大屠杀的决定具体是何时做出的、是谁做的争论不休。没有可靠的原始资料，因为为了不留下痕迹，纳粹领导层都是面谈所有问题中这一最棘手的问题。另外，很多和“犹太人问题”有关的事情都是用掩饰性暗语。“最后解决”、“特殊处理”、“疏散”——凶手们从没提过他们的大屠杀的真正名称。说到此事的决定，希姆莱肯定是这一程序的关键，同样肯定的是，当1941年夏天开始进攻苏联之后，随着突击部队的肆虐，这场屠杀就具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新规模，它使这场大屠杀成了罕见的罪恶。决定的大致时间无可争议，是在1941年夏末。如果年初时希姆莱的帝国中央保安局的人还在考虑将犹太人集体疏散往马达加斯加的计划的话，到年底，在苏联被占区已有数十万人被突击部队杀死了，建立第一批灭绝营的命令也已经下达了。究竟是希特勒在这一年的无数谈话中逼迫他的帮凶采取更极端的行为还是这些追随者反过来通过越来越多的建议“迎合”希特勒，有必要认真对待这一学术上的争论。因为所有当事人对一般的大方向意见一致。德国的集中营里已经专横而不受惩罚地屠杀8年了；自1939年起就以代号T4大量屠杀残疾人，屠杀时已经用上了毒气，在波兰及1941年夏在巴尔干半岛，党卫军和保安处的部队就准备好了巨大的死亡套索。在历史学确定的大屠杀开始之前，纳粹政权杀害的人数已经达到数十万。因此，对于要犯们来说，希特勒1939年就公开宣布过的“在欧洲灭绝犹太人种”的步骤只是个时间问题。
希姆莱从没有让下属怀疑过是希特勒做出的最后决定。战后奥斯维辛指挥官霍斯报告了1941年夏天的一席谈话。“元首命令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希姆莱向他解释说，“我们党卫军必须执行这一命令。”三年之后，在1944年5月5日，希姆莱可以在松特霍芬宣布，“犹太人问题基本上”已经由他的党卫军“毫不妥协地解决了”，他略带感伤地补充说：“但愿你们能想到，这道军令被下达给我，我出于服从和坚信不疑而遵照执行，我是多么难过。”其他场合他也抱怨过“元首”下达给他的这个“最困难的命令”。这些话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指挥凶手的人抱怨其行为的分量。希姆莱的按摩师克尔斯滕战后根本回忆不起来，他的病人向他讲过，他“根本不想消灭”犹太人和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和这相反的是充满仇恨的无数演讲和希姆莱在执行“最后解决”时的不道德的高效率。被迫执行命令的苦衷不适合他这样的人，他是出于坚信不疑而行动的。他的组织才华才造成这灾难性的规模。他对阴谋和欺骗的偏爱才使死亡营具有了阴森恐怖的特点。通过送受害者“淋浴”或“去蚤”将他们送进死亡，这种阴险出于这位党卫军头目奸恶的本性。
但对于后世来说最可怕的是很大程度上缺乏有罪意识。这位主犯不觉得自己是罪犯。希姆莱深深迷恋于他的幻想，他能极其严肃地告诉他的手下，这场大屠杀是值得赞扬的功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1943年10月4日对党卫军队长们的演讲。“在此我要极其坦率地向你们提到非常沉重的一章，”他在波森宫的豪华大厅里声音低沉地演说道，“我们之间应该非常坦率地讲它。我指的是疏散犹太人，消灭犹太民族。这种事情说起来容易。每个党员同志都在讲，‘要灭绝犹太民族’。我们来做，理所当然我们的党章里有规定。然后他们都来了，可爱的8000万德国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正派的犹太人亲友。这么讲的所有人谁也没有袖手旁观，谁也没有坚持住。你们大多数都知道，当100具尸体躺在一起时，当500具或1000具躺在那里时，那是怎么回事。熬过这场面，同时——撇开人类的弱点不谈——保持正直，这使我们坚强了。”这些章句否定了人的所有特性。希姆莱的“正直”事实上只不过是给巨大的破坏力披上外衣。这位黑色骑士团的统治者被迷信蒙蔽了，只有他的“世界观”才是通向一个更美好的“种族主义”世界的道路。实际上它只通向深渊。
1941年8月，这位党卫军头目在明斯克考察途中在第二突击部队负责人，旅长阿图尔－内伯那里稍作停留。听内伯报告完他的手下进行过的集体枪杀之后，希姆莱命令第二天再枪杀100名所谓的“游击队员”，他要亲自观看。据卡尔－沃尔夫供述，此前这位党卫军头目还从未亲眼见过执行。于是，第二天上午，第8突击队和第9警察大队将100名囚犯运到一个新掘的坑前，其中有两位妇女。受害者必须一组组地爬下去，脸朝下躺着。然后执行队伍从上面开火。这时希姆莱从等待的犯人中发现了一名20岁左右，头发特别金黄的年轻人，他让年轻人走近自己。这一刻的目击者，党卫军将军埃利希－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描述了两人的对话。“您是犹太人？”那位党卫军头目问道。“是的。”“您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吗？”“是的。”“您有哪位祖先不是犹太人吗？”“没有。”“那我也就帮不了您啦。”那人被枪杀了。眼见枪杀后的尸体使坑越来越满，希姆莱越来越不安。他的神经吃不消了，他忍不住想吐。冯－德姆－巴赫…泽莱乌斯基趁机指出，他的手下在执行完这种行动之后是多么的“精疲力竭”。希姆莱随后做了一席简短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呼吁作案者，他们“身为军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命令，另外，承担“责任”的不是他们，而是他和希特勒。
希姆莱的妄想第24节：屠杀方法
从这时起，希姆莱特别关心他的凶手队伍的“道德”。他和下属讨论“更人道的”屠杀方法，让人尝试炸药、毒气和卡车、摩托车排出的废气。他要求最精确的报告；提出建议，颁布消灭的新细则。最后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出现了工业化的屠杀世界，使用了齐克隆B，将它抛进毒气室，希姆莱多次亲自了解这一最后解决的机械——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希特勒从未涉足过集中营一回。1942年7月17日，这位党卫军头目在奥斯维辛兴趣盎然地观看了2号监狱里的一批449名荷兰犹太人的到来和被毒死。随后，据集中营指挥官霍斯说，他喝着红葡萄酒度过了愉快的一晚。希姆莱也具体地关心突击部队和骷髅头队伍的行为准则，以遏止“不必要的粗暴”和“道德伤害”。他在一封通函中建议，下班后只能少量饮酒、用吃美食和听“德国音乐”来思考其他东西。他坚决反对案犯们有任何形式的中饱私囊行为，“我们有道德法”。他向党卫军指挥官们解释说，“面对我们的民族，我们有义务杀死这个想杀死我们的民族。但我们没有权利将一件皮毛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一支香烟或其他什么东西据为己有。”他补充说，谁拿了什么东西的话，就要判“死刑”。但突击部队和看守人员的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实际上，在希姆莱指挥的帝国里，一切能想到的各种形式的滥用职权、贪污和中饱私囊都有。这位党卫军最高层对所谓道德卫士一清二楚。他的以儆效尤的惩罚主要是做给外人看的。在内部，希姆莱必须靠定期提升、送礼和慷慨的经常是伪装成贷款形式的好处满足他的帮凶们的贪婪，他的集中营指挥官靠从他们的受害人那里掠夺来的财产生活得很奢侈，他对此只能不置可否，听之任之。另外，用来报答屠杀的捐赠款，也从所谓的“党卫军国家领袖的朋友圈子”大量流出，该圈子包括德国工业界大名鼎鼎的公司——从西门子到德意志银行。
1943年被任命为帝国内政部长后，一身兼多职的情况就更进了一步，其职能的特别多样化似乎带给了他的人格某种分裂的结果。研究一下他常在写字台前直坐到深夜两点做出的决定，就不由得会产生这一印象，这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希姆莱完全可以在一瞬间先是激动地宣扬他特别喜爱动物，它让他讨厌狩猎、规定动物保护协会享有警察权益，然后又会马上换到一席关于“疏散”一个犹太人居民点的工作谈话，其后果是数万人的死亡。他可以刚刚还在电话中对他的女儿做一个可爱忠诚关怀备至的父亲，然后又会在演讲中心平气和地解释，为什么有必要将犹太人的孩子们也杀死。有时候两种情绪之间只相隔几秒钟。有一回他将他的昵称“小丫头”的女儿古德龙带去了达豪集中营。晚上她在日记里记道：“我们看了药草园、梨树和囚犯们画的画，美极了。然后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当天她父亲还附带处理了其他完全不同的事情，会见了一名他最心爱的医生，那位在达豪工作的空军司令部医生西格蒙德·拉施尔博士，他在那里拿犯人做实验，他们到最后几乎全都死了。他不打麻醉给裸露的心脏动手术，将犯人关进一个低压室或在冷却池里将他们折磨致死。他和希姆莱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讨论如何能通过这些试验获取进行战争的认识。有一回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建议，给低温处理过的人用“动物的温度”进行增温试验，拉施尔不假思索地就用4名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送来的妇女进行实验。他强迫这些妇女，一丝不挂地皮肤挨皮肤躺到被冷却到零下30度以下的犯人旁边。1943年2月12日，他报告实验结果说，“动物”输送体温的效果“可惜”不比其他方法好。另外他建议，最好是在奥斯维辛进行其他的冷却实验，因为在达豪人们太注意此事了：“当他们很冷时，实验人员大喊大叫。”这位党卫军头目在他的总部观看拉施尔实验的影片，有一回甚至亲自观看了一次“低压实验”，他支持这位可怕的医生使用来自他的“祖先遗产”中的方法，面对科学工作者的批评，也坚决地维护他。希姆莱写道，“在这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圈子里，人们认为，一位年轻的德国飞行员理所当然地可以拿他的生命冒险，而一名罪犯的生命却太神圣了，不想以此玷污自己。”这位骷髅头教派的大师是德国医生在集中营和研究所里进行的众多既残酷又毫无意义的人体试验背后的动力。受害者达数千人——有的是作为用高剂量的激光强行结扎、注入致命病毒的试验品，有的是供孟格勒医生在奥斯维辛进行的臭名昭著的双胞胎研究。
另外，凶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西格蒙德·拉施尔医生，既是他的主人蔑视人类思想的作案人也是受害人。1941年他娶了希姆莱的一位老熟人——慕尼黑的音乐会女歌手卡洛琳·迪尔为妻。希姆莱一开始拒绝颁发结婚许可证，因为那位未婚妻已经48岁了，比拉施尔大16岁，显然太老了，无法生孩子。但卡洛琳·迪尔似乎创造了一个生物学奇迹。仅在一年之内她就赠给她的西格蒙德两个结实的男孩子，希姆莱表示祝福。这对生育能力强的夫妻因此成了“帝国领袖”较亲近的熟人，多次在希姆莱家用晚餐。但后来骗局暴露了。当卡洛琳第三次怀孕时，她丈夫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这些孩子没有一个像他？这位老姑娘的谎言大厦终于崩溃了。她承认和她的妯娌一起假装了怀孕。两人隐瞒了身份穿行于慕尼黑，贿赂了接生婆，说服被炸弹轰炸下的年轻母亲们，最后也从一家婴儿院偷取了一个孩子。生第三个孩子时卡洛琳根本没有用红颜色假装有效地在家生育。她丈夫大概太忙于他的人体试验了，没能揭露这个大骗局。这对夫妻在监狱里又重逢了。战争结束前不久希姆莱亲自下令将他俩处决了。
希姆莱的妄想第25节：恭顺的奴仆
卡洛琳·迪尔的例子证明了，希姆莱迷恋的为“统治人种”尽可能多地创造后代所造成的影响，当克尔斯滕在一次类似的结婚事务上反驳希姆莱，说他认识很多夫妻，他们没有孩子也很幸福时，希姆莱回答道，他关心的不是“穆勒先生和穆勒夫人是否幸福”，惟一重要的是民族的兴盛。国家多子正是纳粹政权的远大目标的一个前提。只有出生率的增长才能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同时为东方要移居的辽阔地域培养足够的“民兵”。为此希姆莱不惜一切手段。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呼吁他的党卫军成员生孩子——无论是婚后还是婚外的。他命令严厉迫害同性恋者，因为他们不能“增强民族力量”。他在他的“生育生命”俱乐部里接受符合他的“人种”标准的单身女人秘密分娩。而这个俱乐部的目的绝对不是像战后谣传的那样，是为了帮助生育。强壮的党卫军“种牛”帮助喜欢生育的德国姑娘为“元首”生孩子的故事就来自这一幻想。俱乐部的真实目的在于，尽可能避免将不受欢迎的孩子流产掉。健康的“生育生命”的孩子，凡他们的母亲不想留下的，都被交给党卫军家庭领养——或者当即由党卫军照顾。到1945年为止，在“生育生命”俱乐部里生下了1万2千个孩子。
直到斯大林格勒的战争转折之后损失戏剧性地上升时，帝国的这位最高人口养殖员才想到有组织地生育。他和同样很感兴趣的马丁·鲍曼一起，想要帮助成了寡妇的或找不到男人的妇女得到做母亲的快乐。他和鲍曼也考虑过让“有价值的”男人组织多重婚姻。这时希姆莱大概想到了他自己的处境：1942年他的情妇和前秘书“小兔子”海德维格·波特哈斯特为他生下了一个不具合法身份的儿子，取名黑尔格。1944年又生下一个名叫娜妮特的女儿。这位党卫军头目的恋情对“第三帝国”的舆论界是严格保密的。只有纳粹党领导层内部知道，希姆莱早就更喜欢和这个新家庭一起过他不多的几小时私生活，而不是和玛尔加和“小丫头”一起了。这似乎确实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一生中的伟大的爱情——尽管很难拿这种概念去设想这位世纪杀人犯的私人生活。在希特勒的山庄附近他为“小兔子”及其孩子们布置了一座豪华的房屋，第二个家庭和谐地适应了这个褐衫环境的社会。希姆莱甚至想离婚，但玛尔加拒绝了——主要是因为“小丫头”。
当他在私生活中不得不权衡自己和孩子的相互利益时，党卫军的警察们正在被占区抓捕孩子。他们主要是去孤儿院抓——但也从幼儿园、校园或游戏场所抓。他们的受害者主要是金发、蓝眼的男孩和女孩。按照“党卫军人种部”的标准对他们进行测量、比较，根据相貌将他们分级。如果他们是“可以德国化的”，就将他们运往帝国。1942年9月16日，在党卫军和警察领导人会议上希姆莱概括了这样做的目的：“我们要将世界上所有的优秀血统，所有的日耳曼血统收集到一起。”在另一次演讲中他又对他的部队领导人说道：“世界上所有的优秀血统，所有的日耳曼血统，凡不在德国一边的，有可能会毁坏我们。因此每个我们送来德国、培养成一名具有德意志意识的有着优良血统的日耳曼人，是我们的一名战士，而敌方就少了一名战士。只要我能够，我真的打算将全世界所有的日耳曼血统搜集来、抢来和偷来。”战争的一个特别感人的片段就来自这一返祖现象的工程。希姆莱的帮凶们抢来的孩子估计有数十万。大多数都没有通知他们的父母亲。仅从扎莫希克周围的波兰地区就被运走了3万名孩子，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至少运走了2万名。在德国为他们伪造了证件，交给忠于纳粹党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中有很多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真正命运。他们有的今天还生活在德国，有典型的德国名字，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希姆莱的人种妄想的受害者。
最迟从1943年开始，国内外的观察者们就将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视为纳粹政权无可争议的第二号人物了。在战争的命运终于开始转向的那个阶段他反而能够升迁，这不是偶然的。随着前线的失败，纳粹政权的统治越来越强硬——这由希姆莱负责。失败的战役有利于他的飞黄腾达。自1943年起他不仅控制这个恐怖警察机构的所有内部组织，而且控制着越来越大的武装党卫军，有时也控制着正规军队。另外，随着讳莫如深的卡纳利斯海军上将领导下的国防军情报处的瓦解，间谍和反间谍领域的所有职权也落到了他手里。希姆莱将令人害怕的众多权力集于一身——但他不利用它们。当他去见希特勒时，他仍然是恭顺的奴仆。正如克尔斯滕所说，那位独裁者可以用一个手势将他的党卫军头目的不同意见轻易地“否决”。没有听说过希姆莱坚持过哪一桩哪怕是稍微有点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希特勒甚至故意用伤人的话惩罚他的“忠诚的海因里希”；因为他知道这位追随者非常在意。1942年鲍曼在给他妻子的一�